傅國涌：知識分子的公德心作者：傅國湧來源：南方周末一個民族，如果毫不吝嗇地把至高的榮譽都獻給那些整天受媒體追捧、到處被鮮花和掌聲包圍的文化人，跟在他們的屁股後面樂顛顛的，那才是最大最深的悲哀倫理學家周輔成先生是1911年生人，於兩年前的2009年5月22日上午11時30分，在北京友誼醫院逝世，享年98歲。今天收到北大出版社新出的《周輔成文集》2卷本，沉甸甸的。兩年前，北大三位老教授周輔成、季羨林和任繼愈先後謝世，季、任兩位先生的身後哀榮和周先生的冷清，讓我心有所感，曾寫過一篇小文。98歲的季羨林和93歲的任繼愈同日去世，尤其是季羨林的離世更是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媒體以鋪天蓋地的好詞好句為他們送行，可謂備極哀榮。這兩位老人在各自的專業上都是有建樹的，關於季羨林先生，廣為流傳的那個故事說他曾在路上為北大學生看行李，如果此事屬實，可以為老人的私德做一個小小的註腳。只是中華民族向來不缺對個人私德的要求，也不缺在私德上站得住的人，缺的是懷抱公德心，持續地為民族正氣、為文明進步孜孜努力的人。梁啟超先生一百多年前率先引入的「公德」這個維度，正是通往一個健康社會不可或缺的前提條件之一。這個公德就是一個人在公共生活中體現出來的德行和選擇，它已超越古代的節操、氣節，而有了現代的內涵。現代社會在評價一個知識分子時，應更多地使用公德的尺度。兩位老人身後的哀榮，使我想起另一位北大老人——98歲的倫理學家周輔成先生，想起他謝世後的冷清和寂寞。我當時只在北大哲學系的網站上看到一則訃告。原因何在?當然不是他的學術成就不夠，作為中國倫理學這個學科的重要奠基人，人性論和人道主義的倡導者，北大哲學系的資深教授，他在專業上同樣有出色的貢獻，他在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主持編譯的《西方倫理學原著選編》、《從文藝復興到十九世紀西方政治家思想家哲學家有關人性論人道主義言論選輯》，給國人提供了十分珍貴的精神資源和思想火種，受惠的不僅是那些專業研究者。就因為他追求浩然獨立的人格，就因為他的良知常常悖逆某些勢力的意志，他成了被冷落在一邊的人，很少在媒體露面，從而被北大和這個喜歡熱鬧喧嘩的所謂主流社會刻意遺忘了。周先生的關門弟子、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萬俊人曾感嘆：葬禮太簡陋了。周先生當然不會在意葬禮的冷清，更不會把那些獎賞、哀榮當作寶貝，他有自己的價值尺度，有自己的評判標準。生前的榮譽、鮮花和掌聲他尚且毫不在乎，何況身後。說到底，今天真正值得舉世尊敬的還是周輔成先生，因為他保持了中國知識分子最可貴的品質，不僅是私德上的無瑕疵，更重要的是他身上體現出來的公德心，他沒有背對自己所經歷的這個時代，總是直面現實，哪怕是在極為嚴峻的環境之下，他仍為一個現代中國仗義執言。這次出版的《周輔成文集》第二卷前面，有他1986年10月為北大學生刊物的題詞手跡：「社會良好風氣，是靠行為作出來的。養成良好風氣，首先，要反對『說的是一套，作的又另是一套』。如果有任何人居然是這樣，我們就要叫他是『偽君子』。其次，我們要提倡說真話，敢於說真話。如果有人自己不講真話，還要反對別人講真話，這種人，我們就稱他是『假衛道士』……」講真話並不是什麼高調的標準，只是底線的要求，始終是他恪守的生活準則和不變的追求。1993年，他在《論社會公正》一文中指出：「人人需要公正，比每日需要吃飯還更迫切。」「公正原則，並不是什麼帝王將相或大學問家發明的，而是社會自然形成的，是人民的一致呼聲。大抵，社會上有了不公平，人民就要求公平……倡導公正原則，既然源自反對不公正，那麼，在實際生活中，站在鼓吹公正原則前列的，必然多半是受不公正待遇的善良人民」。他直言，「一個社會，如果整個機構，都帶有嚴重的不道德、不公正現象，就是說，整個精神文明出現了嚴重的墮落腐化，這時還罵主張社會公正論或道德振興論的人是『道德救國論』者，我看是大錯特錯了。」這位倫理學家的話，今天讀來依然可以引起我們的共鳴。那一年12月20日，聯合國大會通過「48/126」號決議，確定1995年為「聯合國寬容年」，以紀念聯合國成立50周年，弘揚聯合國宗旨的基本精神：寬容。1995年春天，他和王淦昌、樓適夷、楊憲益、吳祖光等在各個領域有影響的知識分子，聯合呼籲「寬容」，這是當年影響很大的一件事，對他而言，這只是又一次憑良心說真話而已。一個人只有懷著赤子之心，真正熱愛自己腳下這塊土地，才能做到不以現實利益的得失來權衡一切。他們為一個古老民族的文明進步而承擔自己的責任，呈現了中國知識分子在公德層面的擔當意識，大大彰顯了人格的力量。這位與辛亥同齡的老人，親歷過20世紀的一系列運動，這一切讓他對寬容，對人道主義、人的解放有了更深入的看法，這不僅是他的學術研究所得，更是他的人生體驗。1996年12月，他在《論人和人的解放》後記中，寫下這樣一番話：「知識是可貴的，道德是可貴的，文化也是可貴的。這些都是人民艱苦奮鬥、用血汗換來的成績。我佩服古往今來站在人民一邊，捍衛人民的權利與人格的有良心的志士們的氣節與靈魂。我手中只有半支白粉筆和一支破筆，但還想用它來響應這些古今中外賢哲們的智慧和勇敢，向他們致敬。」在北大朗潤園他家的牆上，有一張他親手書寫的條幅：「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他以孟子的這番話自勵，實際上，他不僅做到了孟子所謂的大丈夫，而且是一個現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他始終沒有低下過高貴的頭顱，保持著一個知識分子的批判精神。同為穿越了20世紀無數風雲變幻的學術老人，三個人身後哀榮的巨大反差，給我們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一個民族在向現代社會轉型的過程中，到底更需要什麼樣的知識分子?我們固然需要各個專業領域都能出現私德無愧的專家型知識分子，對他們的貢獻同樣要給予足夠的評價，但是，我們更需要周輔成先生這樣的知識分子，不光在專業上有卓越的建樹，而且熱切地關懷社會，一如既往地葆有純潔的良心，承擔自己該承擔的一部分，哪怕為此而被冷落。一個民族，如果毫不吝嗇地把至高的榮譽都獻給那些整天受媒體追捧、到處被鮮花和掌聲包圍的文化人，跟在他們的屁股後面樂顛顛的，那才是最大最深的悲哀。在變幻不定的現世評判標準之外，在人類的文明史當中，始終有不變的確定的尺度，無論生前死後你獲得了多大的人間榮耀，最終都逃不過這個不變尺度的衡量。隨著時間的推移，我深信，挺立在精神史上的將是周輔成先生這樣的知識分子。還是重溫一下周輔成先生說過的話：「歷史(或時代)是十分無情的：你愚而自用，腐化墮落了，蛻化變質了，誰也不能救你。」畢竟，現世的榮譽歸現世，歷史的榮譽歸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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