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深化結構性改革，提升發展質量
2015年11月1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上提出「要在適當擴大需求的同時，著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是去年最重要的一件事，也是「十三五」一個最重要的政策方向。
在近期於深圳舉辦的中歐合春秋專題活動暨中歐管理論壇上，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寶鋼經濟學教席教授吳敬璉教授強調：現在有一種說法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簡化為「供給側改革」，我覺得這一簡化的說法值得推敲。
作出供給側因素分析的重要意義在於提出了一種不同源於需求側因素（「三架馬車」）的分析，和不同的應對經濟增速下降的方略。至於結構性改革（structural reform）的原意，是指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經濟構架和政府規制框架的改革，即我們所說的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特別是政府職能的改革，不可與「調結構」混為一談。
吳敬璉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寶鋼經濟學教席教授
1、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主要挑戰是什麼？
十八屆五中全會《公報》指出：「我國發展仍處於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也面臨諸多矛盾疊加、風險隱患增多的嚴峻挑戰。」什麼挑戰？主要表現為「三期疊加」和「四降一升」。
三期疊加
第一「期」叫經濟增長換擋期。開車時經常要換擋，換擋講的就是增速下降。
第二「期」叫結構調整陣痛期。結構調整提出來至少有10多年了，但是調整並不容易，在調整結構的過程中要付出代價。調整包括投資結構、消費結構和三個產業結構的調整。
第三「期」叫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前期我們對付增速下降的辦法就是用需求刺激，主要是用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去增加需求，它們都會造成貨幣超發、債務增加這些相伴隨的後果。
四降一升
具體來說就是經濟增速下降、工業品價格下降、實體企業盈利下降、財政收入增幅下降、經濟風險發生概率上升。
一方面是工業品價格下降，按出廠價格來看我們現在已經處在通縮階段。工業企業利潤隨之下降，如果成本沒有大幅度下降，那麼企業就面臨很大的困難，這又導致了國家的財政收入下降。
另一方面，經濟危機發生的概率上升了。因為前期刺激使得債務增加得很快，大大提高了整個國民經濟的槓桿率，這樣在某些環節上就可能出現危機，出現經濟鏈斷裂。
2、兩種分析框架和兩種對策思路
面對問題就要找尋它的原因，找出對策思路。總體來說有兩種分析框架去分析產生這些挑戰的原因，和相應的應對辦法。
如果用不變價計算，這是一個恆等式。左邊是總需求，總需求等於GDP總量，也等於總供給。
需求側是三個因素：消費、投資和凈出口，三個因素加在一塊就是總需求。由需求側分析得出來的數據叫做實際經濟增長率。如果用現價計算，就可能出現總需求大於總供給或總供給大於總需求的情況。
供給側也是三個因素：勞動、投資和效率，效率（TFP）也叫全要素生產率。由供給側因素分析得出來數據叫做經濟潛在增長率。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後，需求側分析方法佔主導地位。需求側這三個因素在中國稱為「三駕馬車」。根據這種分析方法，經濟增長速度下降的原因是消費、投資、出口這「三駕馬車」力量不足，拉不動中國經濟這輛大車。要「保增長」，就得振作這「三駕馬車」的力量，叫做「擴需求、保增長」。
我們的媒體甚至說這是經濟學的真理，其實這只是凱恩斯主義分析短期經濟問題時使用的分析框架，經濟學並沒有這條「定理」。且不說經濟學界對於凱恩斯主義的宏觀經濟理論是否正確存在激烈的爭論，即使認為凱恩斯主義的宏觀經濟理論完全正確，用凱恩斯主義的短期分析框架去分析中國的長期經濟發展趨勢，也是一種誤用。
由於中國在相當長時期中採取凱恩斯式的刺激政策來拉動增長，造成了很多負面的後果，三個主要的負面結果是：
投資回報遞減
經濟學有一個規律叫做投資回報遞減的規律，常用增投資的辦法去刺激經濟增長，它的效果是越來越差。這條規律在我國表現得非常明顯。
從2009年一直到去年第三季度，幾乎每年都有一輪刺激，強度差不多，但是效果呢？2009年那次拉上去好幾個百分點，增長率到了10%以上，後來就每況愈下。到2015年刺激政策就完全沒用了，這就是經濟學所說的投資回報遞減的規律已經明顯地表現出來了。
槓桿率提高得非常快
在分析國民資產負債表的債務狀況時，通常使用兩個指標：一個是債務率（債務對總資產的比例），另一個是槓桿率（債務對GDP的比例）。一般認為中國現在總的槓桿率大概在300%左右，即我國一年的經濟增量的3倍。
一個國家的總債務包括三個部分：
第一部分是居民債務。居民債務在過去一直不高。
第二部分是企業債務。有兩部分，一部分是金融企業，另一部分是非金融企業，這個槓桿率在中國太高了。非金融企業的槓桿率歐盟的要求是90%以下，中國的非金融機構的槓桿率是125%。
第三部分是各級政府的債務。中國各級政府的債務也偏高。
貨幣超發導致經濟泡沫
許多經濟學家都認為，在分析一國經濟的長期增長趨勢的時候，應當從供給側的三個因素（勞動、資本和效率）尋找原因和對策：
1956年，美國經濟學家R·索洛(Robert Solow)提出一個假設：推動經濟增長的，除新增勞動力和投資之外還有一個余值。這就是索洛余值。索洛把這個余值的內容界定為技術進步，即運用資源方法的改進。也就是我們現在經常講到的「全要素生產率」（TFP）。對索洛余值的內容，Solow、Kuznets和Schultz的界定有所不同，但他們和大多數經濟學家一致，認為現代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量在於技術進步和效率提高。
這種分析對於中國過去的高速增長和目前的增速下降都有很強的解釋力。除了人口紅利和大規模投資以外，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的效率比起過去提升了很多。其原因主要有兩個：一個是勞動力和土地等資源從過去在農村的低效利用轉移到城市較高效率的利用（即所謂「庫茲涅茨過程」）；另一個原因是在我國和外國技術水平差距非常大的情況下，僅僅是採用簡單的購買外國設備、引進技術的方法就能很快提升技術水平。
3、正確的方針：用改革推動體制完善和發展質量的提高
到了21世紀初期，我們已經從一個完全的跟隨者變成了某些領域的領跑者，在這種情況下沒有創新很難再提升技術水平。
同時，隨著人口紅利的逐步消失，新增勞動力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也變得越來越小。人口增長率下降的問題不是三五年就能解決的，一般規律是生活水平越高、文化水平越高、出生率越低。
前兩年提出中國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是指如果找不到新的經濟增長動力，那麼就會停留在中等收入水平。要超越中等收入陷阱，重要的一條就是提高效率、優化結構。
總之，就是要實現經濟增長方式或經濟發展方式轉型，從主要依靠投資實現的粗放增長轉到主要依靠效率提高實現的集約增長。
從供給側分析得出的結論是我們應對挑戰唯一的出路就是要提高效率，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提高增長質量，優化經濟結構，實現發展方式轉型已經提出20年。但是過去成效一直不大。在2005年總結「十五」經驗時曾經仔細討論過，根本原因是存在政府仍在資源配置中起主導作用這種「體制性障礙」（可以參閱我在2006年的著作《中國增長模式抉擇》）。所以，關鍵在於要通過改革，消除這種體制障礙，建立起一套能夠激勵創新和創業的體制機制，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和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只有這樣，才能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型。
把以上的分析概括起來可以看到，正確的方針，是在穩住大局、保證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條件下，全力以赴，推進改革，以便提高增長質量，實現發展方式轉型。「十三五」提出要堅持發展是第一要務，以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為中心，加快形成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體制機制和發展方式。五中全會以後把它歸結為一句話，叫作「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什麼叫結構性改革？
結構性改革（structural reform）的原意，是指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經濟構架和政府規制框架的改革，即我們所說的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特別是政府職能的改革。
中國在20世紀末初步建立了市場經濟體制。但是它還很不完善。例如，「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問題就沒有完全解決。所以，還要強調推進改革的必要性。
今年的結構優化總體來說要「三去一降一補」（「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降成本、補短板」），但也主要要靠發揮市場力量的作用：（1）通過市場競爭使經濟資源從供過於求、低效運營的部門和企業流向供不應求、高效運營的部門和企業，實現資源的優化再配置；（2)建立兼容的激勵機制，培育創新創業積極性。
現在存在一種傾向，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由政府「有保有壓」、「有扶有控」地「調結構」混為一談。例如，主要用行政命令壓縮過剩產能，主要用政府投資和政府補貼去「扶持」新技術產業。我認為這種理解是不正確的。
【視頻】央視財經採訪吳敬璉教授
4、控制和化解風險，為推進改革贏得時間
現在風險積累是很明顯的，所以要用一些辦法保證不出現大的風險，不出現系統性的危機。一方面可以採取以下控制和化解風險的措施：
停止回報過低或沒有回報的無效投資；
停止對「殭屍企業」的輸血；
動用國有資本償還政府的隱性負債和或有負債；
對資不抵債的企業實施破產和重整，釋放風險；
停止「剛性兌付」；
盤活由於粗放增長方式造成的死資產存量。
再輔之以靈活的財政貨幣政策，維持宏觀經濟的基本穩定，防止系統性風險的發生是完全能做到的。
另一方面，儘管凱恩斯主義的短期政策不能根本解決問題，但是如果在短期內政府不採取救助措施，會在短期內造成難於補救的損失。所以，我們有時候還得使用短期政策來渡過難關。短期政策無外乎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
需要注意的是在出現了資產負債表衰退的情況下，貨幣政策的作用往往是無效的。因為在「現金為王」的情況下，用擴張性貨幣政策注入流動性，人們拿到錢以後更願意投在流動性高的股市而非流動性低、不易抽身的實業上，結果就造成了股市泡沫、房地產泡沫。而天下沒有不破的泡沫，一旦泡沫破滅，就會造成大災難。
所以應該更多地使用財政政策，財政政策簡單地說就是用赤字來增加需求。增加赤字有兩個辦法：一是增加支出，二是減少收入。從當前的情況看，我認為主要應該採取普惠性的減稅的辦法，因為現在中國經濟面臨的很大的問題是不少企業家對未來缺乏信心。當然，營商環境不夠好只是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之一，但降低稅收對於改善營商環境和提高企業家的積極性有好處，則是確定無疑的。
5、「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
有些論者把十八屆三中全會所說「也要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等同於一般地加大政府在決定資源配置和調整結構中的作用。我認為這是一種誤解。政府的主要職能是提供公共品，而不是操控市場、干預微觀經濟和直接「調結構」。
什麼是公共品？
提供良好的法治環境和平等競爭的經營環境；
建立良好的教育系統和基礎性科學研究體系；
用PPP的方式提供共用技術和牽頭組織產業聯盟開發新技術；
用「補需方」等方式提供補助，以補償正外部性和達到最低經濟規模；
組織對技術發展趨勢的討論和因勢利導，提供非指令性的產業規劃。
現在政府還是太多地干預微觀經濟，其實效果不好。
6、擰緊責任螺絲，抓緊搭建市場體系的主體框架
最後，推進改革才是解決根本問題的辦法。必須警惕「改革空轉」，「文件不落地」等消極現象。成敗的關鍵，在於能否實現中央深改小組第20次會（1月11日）和21次會（2月23日）的要求，「擰緊責任螺絲」，把改革的主體責任落實到位，使十八屆三中全會、十八屆四中全會規定的各項改革措施落地生根。
（本文根據吳敬璉教授在中歐合春秋專題活動暨中歐管理論壇上的演講整理而成，內容已經本人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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