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九點多鐘，鹿張兩人身著戎裝，帶領20餘人的手槍隊進入皇宮。鹿向內務府大臣紹英宣讀了大總統指令，限溥儀在三個小時內離開皇宮。

紹英手裡拿著一紙公文，踉踉蹌蹌地跑進儲秀宮，氣喘吁吁地對溥儀說：「皇上，皇上……馮玉祥派軍隊來了！說民國要廢止優待條件，拿來這個叫簽字……」

溥儀正在和婉容聊天，一下子跳了起來，奪過紹英手中的公文看了起來。溥儀事後憶道：「老實說，這個新修正條件並沒有我原先想像的那麼可怕。但是紹英說了一句話，立即讓我跳了起來：『他們說限三小時內全部搬出去！』『那怎麼辦？我的財產呢？太妃呢？』我急得直轉」。

其時端康太妃剛去世，宮裡只剩下敬懿與榮惠兩個太妃。她倆說什麼也不肯走。紹英以此為由，去和鹿鍾鱗商量，結果允許延到下午三點。

過了中午，經過交涉，溥儀的父親載灃進了宮。見父親進了宮門，溥儀即叫道：「王爺，這怎麼辦哪？」

載灃聽見溥儀的叫聲，彷彿被施以定身術，嘴脣哆嗦著，半天才迸出一句：「聽旨意，聽旨意……」

溥儀又急又氣，扭身進了自己的屋子。過了不大功夫，紹英回來了，哆嗦說：「鹿鍾麟催啦，說再限二十分鐘，不然的話，景山上就要開炮啦」。溥儀只好答應鹿的要求，決定先搬到父親家裡去。

國民軍此時已給溥儀準備了五輛汽車。鹿鍾麟坐第一輛，溥儀坐第二輛，婉容、文綉、紹英等依次上了後面三輛車。出宮前，溥儀把清朝所有印璽都交給鹿鍾麟，並由鹿交與攝政內閣封存。500餘名太監和宮女都給資遣回原籍。紫禁城的守衛由鹿鍾麟派兵擔任。

車到什剎海醇王府門口，溥儀下車時鹿鍾麟走了過來，握著他的手問：「溥儀先生，你今後是還打算做皇帝，還是要當個平民？」

溥儀答道：「我願意從今天起就當個平民。」

鹿鍾麟笑著說：「好！那麼我就保護你。」又說：「現在既是中華民國，同時又有個皇帝稱號是不合理的。今後應該以公民的身份好好為國效力。」

張璧也說：「既是個公民，就有了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將來也可能被選做大總統呢！」

溥儀虛與委蛇，言不由衷地說：「我本來早就不想要那個優待條件，這回把它廢止了，正合我的意思，所以我完全贊成你們的話。當皇帝並不自由，現在我可得到自由了。」

話音未落，周圍的國民軍士兵就鼓起掌來。說完溥儀匆匆進入醇王府，在父親的書房坐定，心想這是進了虎口。據溥儀回憶：「我現在第一件要辦的事，就是弄清楚究竟我的處境有多大危險。」

傍晚時分，溥儀的英文教師莊士敦帶來一個好消息，荷蘭公使歐登科、英國公使麻克類、日本公使芳澤一起向攝政內閣外交總長王正廷提出抗議，反對將溥儀驅逐出宮。據莊士敦回憶：「皇帝在一間大客廳裏接見了我，那間屋子擠滿了滿洲貴族和內務府的官員……他們全神貫注地聽我說話，只有醇親王一人，在我說話的時候不安地在屋裡轉來轉去」。

莊士敦到了不久，鄭孝胥帶著兩個日本人也到了王府。鄭與竹本多吉大佐商定一條計策，由竹本的副官中平常松大尉穿便衣，帶一名醫生，假裝送溥儀去醫院，把他接到日本軍營。這條計策遭到王公大臣和溥儀師傅們的一致反對。

次日王府的門禁突然加嚴，只准進不準出。後來稍為放鬆一點，但外國人一律不準進府。這一下子溥儀一夥又全慌了神，既然國民軍不把洋人放在眼裡，那就沒有人可以打包票了。

正在這個時候，羅振玉從天津回來了。他是到日本駐屯軍司令部求援的。日本司令官要羅去找段祺瑞。這時段也接到了竹本大佐轉來的鄭孝胥求援電報。段為此發出了反對馮玉祥逼宮的通電。

溥儀看到了段的通電，又聽到奉軍將要和馮軍火併的消息，心頭不由得浮現新的希望。回時日本軍營轉來段祺瑞的密電：「皇室事餘全力維持並保全財產」，接著王府門禁更加鬆動，允許更多王公大臣以至宗室子弟進來。不久又傳來消息，馮玉祥被迫同意張作霖的主張，讓原皖系軍閥首領段祺瑞出山。

北京政變後，為了牢牢掌控時局，防止奉系張作霖到京奪取政權，馮玉祥與胡景翼等相約：不在城內駐軍，並示意攝政內閣作出決定，北京城內永不駐軍，所有不必要的軍事機關一律撤除。

張作霖當然不會讓馮玉祥控制的攝政內閣把持北洋政府。因此在馮、奉兩軍進入天津後，雙方在收編吳佩孚殘部的問題上互不相讓，衝突一觸即發。王承斌受黃郛內閣之託，到天津收編直軍第二十三師，收編後由他擔任師長。但奉軍卻搶先前來收編，嚇得王逃往租界。

張作霖

奉軍還沿京津路抵達廊坊，沿津浦路進兵德州。同時，國民軍第三軍則佔據保定。兩軍虎視眈眈，局勢極其危急。結果在段祺瑞的調停下，國民軍與奉軍劃定了各自的勢力範圍：京漢路為國民軍的擴展方向，津浦路為奉軍的擴展方向。京津路以楊村為界，以西歸國民軍，以東歸奉軍管控。

為了進一步緩解危機，段祺瑞邀請張作霖與馮玉祥在天津租界舉行會議。段祺瑞1920年在直皖戰爭中敗北後，便去職移居天津。此後皖系軍閥逐步被消滅，段本人則與張作霖及孫中山聯合反對直系軍閥的統治。

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後，段祺瑞派親信賈德耀到古北口鼓動馮玉祥反直。馮也希望有一位德高望重的人物幫自已維持局面。於是，馮與賈商定，政變後由段祺瑞出面維持大局。此前馮、段己約定來日「孫（中山）主政，段（祺瑞）主軍」。

1924年10月26日，馮玉祥以國民軍名義發出通電，推舉段祺瑞為國民軍大元帥，望「即日就職，命駕來京，表率一切」。

10月30日奉軍將領聯合發出通電，建議推舉段祺瑞為各路聯軍統帥，歡迎段入京「主持政務大計」，並表示「一切聽從段公調遣」。而段對驅逐溥儀並不以為然。

據馮回憶：「溥儀被逐出宮以後，段祺瑞從天津致我一電，說我在北京一切的措施，他都以為很對，唯有驅逐溥儀之舉，覺得有些欠妥。」（《馮玉祥自述》下）

北京政變次日，馮玉祥就通電全國各界，迎請孫中山北上，共商國是。10月25日馮玉祥、孫嶽、胡景翼聯名致電孫中山：「先生黨國偉人，革命先進，務祈即日北上，指導一切。」

27日孫中山回電：「擬即日北上，與諸兄會商。」

段祺瑞、張作霖及各省軍政要人也致電孫中山，請他速駕北上。

11月24日，段祺瑞在北京宣誓就任中華民國臨時總執政。誓言說：「本執政誓當鞏固共和，導揚民治，內謀更新，外崇國信。」

段祺瑞像

段祺瑞並不是作為皖系軍閥首領再度上臺執政的，而是受國民軍、奉系、直系餘部共同推舉而出任臨時總執政的。因此，臨時執政府是在馮、張、段三人既爭鬥又妥協的基礎上產生的，只是各派軍閥勢力緩衝的產物。

表面上段的權力很大，實際上夾在馮、張之間處於被支配的境地，只是一個空頭元首。大權徒有虛名無從發揮。奉軍將領曾提醒張：「段公可靠嗎？」張答道：「段合肥有什麼可怕！他不聽我的，就讓他捲鋪蓋迴天津去。」

當時有一篇文章這樣分析段、張、馮三人錯綜複雜的關係：

「段祺瑞知在東南諸省形勢未定之前遽行輕動，將自陷於不利。馮玉祥雖一時入京握有中央政權，然擁兵數萬，僅限近畿地方而無地盤，知難長久維持，乃求段氏出山，權依其名以號令天下，俾早日收拾時局。張作霖之目的，在於殲滅直系勢力，不予吳佩孚以再起之餘地，其所懼者為吳糾合長江之勢力，出於擁段之態度，而貽留他日之禍根。馮等欲利用段氏以固本派之地位，奉張亦欲利用段以收戰勝之全功。而段則乘張馮之擁戴，而握天下之實權，表面均標榜和平妥協而實則角智以兢取權勢。」（《論段、張、馮的外交戰》）

段祺瑞上臺執政後，鑒於皖系的軍事力量所剩無幾，執政府其實建立在國民軍與奉軍的刺刀之上，而段本人又不願做一個傀儡，故段一上臺就以「和平老人」的姿態出現，企圖在兩大實力派之外重建自身的實力地位。

由於段、張加緊策劃奪取中央政權的步驟，馮玉祥等又致電孫中山：「萬望速駕北來，俾親教誨是禱。」

11月8日孫中山複電：將於13日從廣州出發，經香港赴上海，然後再乘船北上，「共圖良舉」。12月4日孫中山偕夫人宋慶齡及隨員乘船抵達天津。

北上途中孫中山到處受到民眾的熱烈歡迎。在上海碼頭，歡迎的羣眾有萬餘人。到達天津時兩萬羣眾到碼頭迎接。在北京火車站歡迎的羣眾達十萬人之多。

孫中山沒有辜負人民羣眾的期望，沿途屢屢發表演說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軍閥，謀求全國真正的統一。同時反覆強調必須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收回租界，並堅信中國人「有能力來解決全國一切大事」。

中國共產黨在孫北上同時，在全國發起了召集國民會議與廢除不平等條約的羣眾運動，為孫中山北上作後盾。

孫中山離開廣州前就身體不適，加上旅途勞累，抵津後不得不臥牀休息。段祺瑞派葉恭綽、許世英代表他表示熱烈歡迎。孫中山在病榻上接見了他們。當他得知段氏執政府要「外崇國信」與召集善後會議時，怒不可遏，當著葉、許厲聲斥責道：「我在外面要廢除那些不平等條約，你們在北京，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條約，這是什麼道理呢？你們要升官發財，怕那些外國人，要尊重他們，為什麼還要來歡迎我呢？」

12月31日，孫中山抵達北京，受到各界民眾的熱烈歡迎。那一天朔風凜冽，烏雲低沉，前門車站被數不清的民眾擠得水泄不通。孫中山在隨從的護衛下走下火車，徐步走過歡迎的行列。歡迎的人羣揮動彩旗，孫中山含笑著答禮，然後同孫夫人及隨從分乘多輛汽車，徑赴北京飯店。

1925年元旦，段祺瑞派其子宏業及執政府祕書長梁鴻志到飯店向孫中山恭賀新禧。孫中山親自出來接待，力陳個人病體未愈，大約需要經過十幾天之後，纔能夠與段晤面，解決國是。段、梁辭出後，孫中山即派汪精衛代表他去段處答禮。

早在孫北上途中馮玉祥便囑咐時任京畿警衛總司令的鹿鍾麟：「孫先生到京後，一定要儘力保護，國民軍的隊伍就等於是孫先生的隊伍，應聽從孫先生的指揮。」但孫到京後，馮與孫一直沒有見面。這是為什麼呢？

據鹿鍾麟回憶：「馮之所以如此，是有其難言之隱。在北京政變剛開始時，從國民軍的行動上看，雷厲風行，真像有一番革命新氣象，但是後來局勢逆轉，政變的革命意義逐漸消失，北京的情況一天不如一天。馮玉祥不得已乃急流勇退。當孫先生到北京時，馮先生在天台山，後在張家口，兩地均與北京相距不遠，不是沒有可能與孫先生晤面，而馮所以沒有與孫先生晤面，是因為當時的北京，已經是段祺瑞的天下。段對孫先生用盡一切手段進行抵制，使馮感覺到如果與孫先生過於接近，必會招致段的更加猜疑和不滿。特別是馮很明白，孫先生所以北來，是由於他的真誠相邀，等到孫先生抵京的時候，北京局勢已與政變初期發生了根本變化，即使見了孫先生，又將從何談起呢？以至馮一直沒有和孫先生晤面。」

1月26日因病勢轉劇，孫中山移住協和醫院。當日即施行手術，醫生確定為不治之症--肝癌。

3月11日病勢危殆，孫中山得病後第一次言死：「本人此次北來，意在促成召開國民會議，解決國是，以期能達到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的目的，雖死九泉也可以瞑目了。」

3月13日上午九時三十分，孫中山溘然長逝！.

有意思的是孫中山與馮玉祥都信仰基督教。為馮玉祥立傳的美國教授薛立敦認為，馮玉祥與其他軍閥相比並沒有特別之處，唯一特殊的就是皈依基督教。1928年7月2日，繼吳佩孚、蔣介石之後成為美國《時代》雜誌的封面人物。記者一開篇就給讀者留下馮的形象：「他站起來足有六英尺高。他不是纖弱的黃種人，而是個頭魁梧，古銅色，和藹，《聖經》拿在手上或者放在口袋裡，虔誠的基督徒」。

更有意思的是，洪秀全、孫中山、馮玉祥三個領頭造清朝皇帝反的傑出人物皆為基督徒。

有一個時期，人們稱馮玉祥為「基督將軍」。馮剛入伍當兵時，常到保定福音堂聽講，也不懂講的什麼。據馮玉祥回憶：「那時教會中的味兒，總使我覺得不順眼，不入耳，不時跑去搗亂。光緒三十一年，我腹部生一瘡，到北京祟文門醫院醫治，一位陸鎮典大夫和兩位英國人為我診治。不久病好，我說謝謝他們。他們說：『不要謝他們，請你謝謝上帝。』」民國元年，有一次馮到崇文門內一座耶穌堂聽講。主講莫德博士講了一番博愛利他的道理，給馮留下很好的印象。「從此，我有空即去聽講，漸漸發生了興味。」「和教友們接觸久了，逐益明白他們的生活情形，有幾點深深打動了我的心。那些教友們，第一，無一個抽大煙的；第二，他們的子弟無論貧富，都能讀書；第三，他們都有相當的事業，從無遊手好閒者；第四，婦女沒有纏足的。」那時馮想：「全中國的人民若人人都能如此，國家必定慢慢地有辦法，社會必定慢慢地有起色，因此我對基督教的態度就一天天不同了。」「原來我到耶穌堂聽講，是偶然的，無意的。漸漸我就一變偶然而為經常，一變無意而為有心。為要進一層瞭解基督教的精神，我就開始讀《聖經》。初時不能入心，耐著性子慢慢講究。隨後又入查經班，在劉芳牧師家，常常查經。接著我就在北京美以美會領洗。」

蹊蹺的是，馮玉祥遇難於戊子年（1948年），也就是鼠年。

是年1月1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在香港成立，公推李濟深為主席，馮玉祥為政治委員會主席。7日蔣介石以「違犯黨紀，不聽黨的約束」為由，開除馮玉祥國民黨黨籍。14日馮玉祥在美國紐約召開記者招待會，發表聲明說：「蔣介石將我開除出他的國民黨，這並不使我感到意外，使我感到意外的卻是他還沒有像對李濟深將軍所做的那樣，對我下通輯令。」「我本人為被選入革命委員會的中央而感到榮幸。我保證同國民黨內民主派的同志們一起，為推翻蔣介石的獨裁製度，在中國實現和平與民主而奮鬥。」

同年5月，馮玉祥得知中共中央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的號召後，開始研究回國的路線。經反覆考慮，決定攜全家途經蘇聯回國。

不久，蘇聯駐美大使館通知馮玉祥，歡迎他們全家去蘇聯，並說蘇聯有一客輪將於7月來紐約，馮全家可乘此輪到蘇聯，然後轉往中國東北解放區。

7月30日，馮玉祥發表《告別留美僑胞書》表示：「玉祥這次回國是為了參加新的政治協商會議，籌備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組織真正民主的聯合政府」。

次日，馮玉祥一行八人登上由蘇聯駛抵美國的勝利號客輪。馮玉祥生前並不知道，這艘客輪是中國共產黨為了迎接他回國，經毛澤東、周恩來批准，特地撥專款租用的。李德全也是在195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後才獲悉此事的。

9月1日上午，客輪在跨越黑海時忽,然起火。是時馮玉祥夫婦在頂層頭等艙休息。馮半倚在牀上給兩個女兒講故事，李則收拾行裝，準備次日上岸。馮曉達先推門跑到樓梯口，即被火焰吞噬，馮玉祥衝出艙門，在過道被濃煙燻倒，窒息而死。終年六十七歲。李德全經搶救蘇醒過來。船上共有兩百多名旅客在烈火中喪生。

噩耗震驚中外。9月7日，蘇聯政府為馮玉祥舉行了遺體告別儀式。

同日，毛澤東和朱德致電李濟深弔唁馮玉祥去世。唁電說：「馮先生連年為民主事業奔走呼號，此次歸國，對於中國人民民主事業，定多貢獻，今忽遭此意外，實為國家民族之損失。」同時致電李德全對她丈夫不幸遇難，至深痛悼。

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也致電李德全：「驚聞馮先生及令媛遇難，謹致哀悼之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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