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外交是一門控制權力使用的藝術

2015-10-19 13:00:00 來源： 鳳凰讀書 作者： 基辛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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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身處熱核毀滅威脅的時代，不免讓人懷念那些較少採取嚴厲制裁措施的外交的時光，那時戰爭的危害是有限的，大災難幾乎無法想像。如此形勢之下，也難怪實現和平成為關注焦點，對和平的需求被認為是實現和平的推動力。

但實現和平不像渴望和平那樣簡單。因為歷史離不開復仇女神涅墨西斯的身影，她以另一種形式滿足人類的願望或過分實現人類的祈禱，從而將其擊垮。回顧以往，那些看似最和平的日子卻是最少尋求和平的時候，而人們似乎無休止地尋求和平的時候，反而始終無法獲得安寧。每當和平——即避免戰爭——成為一個或數個大國的首要目標，國際體系就處在了國際社會中最霸道成員的擺布之下。當國際秩序認識到即使為了和平某些原則也不可讓步時，至少還可能在實力均衡的基礎上建立穩定局面。

因此穩定往往不是追求和平的結果，而是產生於一種普遍接受的合法性。這裡的「合法性」不應與正義的概念混淆，它只是有關可行性安排的本質及外交政策上所容許的方法與目標的國際協定。它意味著該國際秩序框架被所有主要大國接受，至少一定程度上沒有國家過於不滿，沒有像《凡爾賽和約》後的德國那樣以激烈革命的外交政策來表示強烈不滿。合法化的秩序並不能完全阻止衝突發生，但它限制了衝突的規模。戰爭仍會發生，但將以現行格局的名義展開，戰後的和平會被認為是更好地體現了「合法化的」普遍共識。傳統意義上的外交，即通過談判協調分歧，只能在「合法化的」國際秩序下進行。

每當有一個大國認為在當下的國際秩序或使其合法化的方式中受到壓制，該國與其他大國間的關係就會發生變革。此時，不單是在既定體系下調整差異的問題，而是體系本身的問題。差異調整雖然可能，但會被認為是最終攤牌前鞏固地位的戰術策略，或是挫折敵方士氣的手段。當然，革命國家的動機很可能是防禦性的，聲稱感到威脅時很可能是認真的。然而，革命國家的顯著特徵不是因為它感到威脅——威脅是由主權國家建立的國際關係中固有的性質——而是沒有什麼能消除這種不安。唯有絕對的安全——壓制對手——才被認為是充足的保障，因此某個大國希望獲得絕對安全意味著其他大國將感到絕對的不安全。

外交是一門控制權力使用的藝術，無法在如此的環境下施展。認為只要有「誠信」和「達成共識的意願」，外交手段總能夠解決國際糾紛的想法是錯誤的。因為處於變革的國際秩序中的每個大國都會被其他強國看做是恰恰缺乏這些品質。外交官仍會會面，卻無法說服彼此，因為他們不再有共同語言。由於缺乏對什麼是合理需求的共識，外交會議充斥著對基本立場枯燥乏味的重申、對背信棄義的譴責或「缺乏理智」和「顛覆破壞」的指控言辭，變成了一場場煞費苦心的舞臺劇，意圖將尚未表態的國家貼上某個對立體系的標籤。

對於長期習慣於和平安寧又毫無災難經歷的國家來說，這將是艱難的一課。經過一段看似永久的穩定時期，它們幾乎不可能相信革命的國家聲稱要摧毀現行的體系架構是認真的。因此現行體系的維護方一開始往往如此對待革命的國家，好像它的抗議只是策略層面上的，好像它實際上接受了現行的合法體系，而只是為了討價還價才誇大了它的情況，好像只是因為心懷怨恨，想得到一些有限的安撫而已。那些及時對危險做出警告的人被認為是杞人憂天；建議隨機應變的則被認為是穩妥理智的，因為他們佔盡了所有充分的「理由」：他們的論據在現行框架下被視為有效。「綏靖主義」如果不是作為爭取時間的手段，那就是因為無力對付無限制目的的政策。

但革命國家的本質特徵是它擁有堅持自己信念的勇氣，願意甚至迫切渴望將它的信念貫徹到底。因此，無論一個革命國家能取得其他怎樣的成就，它也將產生侵蝕作用，即使不能改變國際秩序的合法性，至少會影響該秩序運行中的制約力量。穩定的秩序具有自發性的特徵，革命局勢的本質則是具備自我意識。在合法時期，責任原則是再理所應當不過的而從不被提及，因此該時期在後來者眼裡似乎膚淺和自以為是；而在革命的局勢下，原則卻成為關注焦點，一直是人們的話題。成效甚微的努力很快就耗盡了其全部的意義，雙方以同樣的詞語來援引各自有關合法性「真正」本質的版本也就很平常了。由於在革命的局勢下，比起調解差異，競爭體系更在意破壞忠誠的行為，所以戰爭或軍備競賽就代替了外交手段。

二

本書將以法國大革命的結束及戰後影響為研究範圍，在這十年時間裡，上文提及的問題尤為顯著。很少有哪個時期可以如此充分呈現革命的國家出現後引發的困境：詞語傾向於改變其涵義，甚至最熟悉的關係也傾向於改變其意義。一種新的思想大膽聲稱它將重塑現行的責任格局，大革命時期的法國展開行動來實現這一思想。「是什麼使得權力合法化？」被盧梭定義為政治的關鍵問題，而無論他的對手如何努力，都沒能消除這個問題。此後，爭執不再是在被接受的框架下的差異調整，而是框架本身的有效性；政治競爭成為學說辯論：貫穿十八世紀複雜運行著的權力平衡瞬間失去了它的靈活性，面對聲稱其政治準則與他國不相容的法國，歐洲均勢對大國來說貌似不再是充足的安全保障。但普魯士和奧地利三心二意地試圖恢復法國合法統治者原先地位的努力，只是加強了革命的幹勁。一支建立在甚至連最專制的王權神授統治者都無法想像的徵兵制度上的法國軍隊打敗了侵略軍並迅速佔領低地國家，接著出現了一位征服者，他試圖將法國革命的道義訴求變為現實。在拿破崙的影響下，不僅十八世紀的合法體系支離破碎，就連至少在同時代人看來作為穩定先決條件的實體防護都被毀於一旦。

儘管拿破崙帝國幅員遼闊，卻證明瞭不被屈從的人民所接受的征服是多麼脆弱。儘管拿破崙成功推翻了現行的合法概念，但他未能找到新的替代。歐洲從涅曼河至比斯開灣得到統一，但武力代替了義務，法國革命的物質成就超越了道德底線。歐洲是統一了，但只是消極的統一，敵對一個被視為異類(這是缺少合法性的最確鑿的徵象)的強國，「他者」意識很快被賦予了道義訴求並成為民族主義的基礎。

當拿破崙在俄國戰敗，構建一個新合法秩序的難題最直接地擺在歐洲人面前。反抗情緒可能製造廣泛的共識，或許甚至成為規模最廣泛的共識，但這個因它們討厭的因素而聯合起來的共識體的成員卻可能會為該用什麼來取代它而爭論不休。正因如此，本書以一八一二年作為研究的起始點。無論人們如何看待它——從對民族自決的道德辯護到英雄人物的悲劇性命運，已經有了許多詮釋——一八一二年記錄了這樣的時刻，證明歐洲不能依靠武力組織起來，然而其他手段遠不是如此顯而易見。顯然有散佈在世界各地的新勢力呼籲民眾參政議政，但同樣不言而喻的是，這些勢力要為這長達四分之一個世紀的動亂負責。法國大革命或許對君權神授觀念給予了致命一擊，但也恰是該觀唸的代表被召集起來結束殺戮的年代。在這種形勢下，令人驚奇的不是解決方法顯得多麼不完美，而是多麼有理智，不是如十九世紀史學自以為是的學說所評論的那樣多麼「反動」，而是多麼平衡和諧。它可能無法滿足理想主義時代人們所有的希望，但它或許給予了這代人更為寶貴的東西——穩定，使人們有機會去實現希望，而不至於受到一場大戰或長時期革命的阻撓。本書研究範圍以一八二二年為終止年，因為此時從革命衝突中浮現的國際秩序逐漸成形，並維持了超過一代人的時間。隨後的穩定時期最好地印證了一個所有強國都接納的「合法」秩序已經建成，因而此後它們都在此框架下尋求調整而不是推翻它。

歐洲之所以能從似乎混亂的局勢中穩定下來，主要是由於兩位偉人的努力：以談判促成國際和解的英國外交大臣卡斯爾雷以及使這種和解合法化的奧地利外交大臣梅特涅。這並非說國際秩序產生於個人的直覺判斷。每位政治家必須要在什麼被認為是合理與什麼被認為是可能之間進行協調。什麼是合理的取決於他的國家的國內體制；什麼是可能的則取決於國家資源、地理位置和決心，以及其他國家的資源、決心和國內體制。因此，卡斯爾雷因英國的島國優勢而深感無憂，故傾向於只反對公然的侵略行為，但梅特涅作為位居歐洲大陸中央的大國政治家，尤其力圖預先防範動亂。英國深信其無懈可擊的國內機制，提倡互不干涉內政的對外政策，而面臨民族主義時代本國脆弱體系的危機，多民族的奧匈帝國則堅持擁有普遍幹預權，無論何地出現社會動蕩時都有權出兵鎮壓。由於英國只擔心歐洲為一國獨霸，卡斯爾雷首要關心的就是建立均勢。但均勢只能限制侵略的規模卻不能防止其發生，所以梅特涅試圖通過建立一種合法觀念並使自己成為該合法觀唸的監護人來維持這種均勢。

兩人都各有得失：卡斯爾雷使英國永遠成為歐洲舞臺的一員；梅特涅始終堅持其嘔心瀝血建立起的合法原則。但他們的成就不容忽視：一個維持了近百年的和平時期，穩定安寧如此普遍，甚至於可能部分導致了災難。在這長期和平的時代，人們忘記了慘劇的悲傷，忘記了國家可能滅亡，忘記了動亂的損失可能無法挽回，以及恐懼能成為社會團結的手段。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歇斯底里的興奮席捲歐洲，這是一個愚昧時代的癥狀，但也同樣是一個充滿安全感的時代才會產生的現象。它表達了一個太平盛世的信念；希望世界都沐浴在愛德華時代的恩澤之下，人們安居樂業，沒有軍備競賽也沒有對戰爭的恐懼。若是早知道一九一八年的世界格局，更不用說知道如今的世界格局，哪位在一九一四年八月宣佈開戰的首相不會因為恐懼而退縮？有一個人具有這樣的直覺並且的確退縮了，當然，此人是英國外交大臣格雷勛爵。

如此世界面貌在一九一四年是不可想像的，這恰好印證了兩位政治家的作為。

本文摘自 [美]亨利·基辛格《重建的世界》，上海譯文出版社2015年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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