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重臣李鴻章氏，深切感受西洋的船堅炮利，內心深知此種局面，何止大清不是對手，就是放在二十四史中，實乃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應對亡種滅國危局的，前有林則徐、魏源，後有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縱使具有林公「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偉大情懷，在艱難萬狀的形勢面前，如何駕馭著曾經威震四海的「泰坦尼克號」，穿過急流險灘，進而跨越歷史的三峽，實在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也就是說，大清能否跨越「歷史的三峽」?也就成為清朝能否與時俱進，進而挽狂瀾於既倒的存亡絕續的歷史關頭。晚清四大名臣——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高舉林則徐「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偉大旗幟，開啟了器物——制度——文化的變革三部曲。洋務運動的領袖、晚清重臣李鴻章，「一生功夫糊裱匠」、「李二先生是漢奸」。前一句話，至少還承認洋務運動的工作，後一句話，只是一味追究李氏簽訂割地賠款條約。這裡，暫且不論李氏的見識和胸懷，也不論李氏的操守和境界，只是客觀和公正的立場，洋務運動縱使失敗和破產，儘管步履蹣跚，但是，清朝已經開啟了邁向近代化的步伐，這個過程，誠然是痛苦的，因為，中國屬於被近代化。湯因比氏所言「文明的挑戰與應戰模式」，委實有道理。中國歷史的演變，清朝不能不抬頭看看：到底生活在什麼樣的世界。既然中國已經開啟了近代化的步伐，那麼，近代史學，就已經濫觴。梁啟超先生作為中國近代史上的卓越人物，以深切的歷史意識，論述近代史，精彩紛呈，啟人心扉。百年之後，依然可以在《飲冰室合集》裡面，感受到歷史的看窾坎鏜鞳的聲響。梁啟超先生不僅通過《李鴻章傳》和《清代學術概論》，梳理近代政治史和學術史，而且，更加難能可貴的是，老先生所具有的全球視野，指出：中國經歷中國之中國、亞洲之中國、世界之中國三大歷史階段，從晚明開始，中國開始進入世界之中國的歷史，而晚清，只不過更加深切而已。梁啟超先生之後，呂思勉和蔣廷黻兩位先生，出於史家的自覺，對於中國近代史，都具有開拓性的貢獻，體現在《呂著中國近代史》和《中國近代史》(蔣廷黻)兩部著作裡面。蔣廷黻先生，中國近代史學的拓荒者，是近代編撰《海國圖志》的大家——魏源的邵陽老鄉。此種偶然的巧合，實在有趣!從長沙的教會學校畢業之後，1912年，來到美國奧柏林學院和哥倫比亞大學，受教於海斯先生。1923年歸國，任教於南開大學，1929年——1935年，任教於清華大學，擔任《西洋史》、《歐洲勢力擴張史》的課程。蔣廷黻先生，傳統文史的功底不夠強，積累了很多近代外交史的材料，很自然走上了中國近代史的路徑。這在當時，不能說石破天驚，但是，也是特立獨行的。因為，儘管清華的根底，是留美預備學校，淵源於1909年的游美學務處;但是，自從設立國學研究院，由吳宓主持，聘請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擔任導師，清華慢慢形成古今貫通、中西會通、文理融通的學術傳統。在這種風氣中，蔣廷黻先生學術研究的重心，也自然由西洋史向中國史的滑動，這就不難理解，何以新詩人聞一多、新散文家朱自清，在清華國文系，都要苦讀傳統經典?因為，國文系有劉文典那樣的國學大家。無奈，蔣廷黻先生很早就在教會學校，十分欠缺國學的根底，一時半會兒，也沒有辦法補課。今天，指出這一點，不是為了指摘蔣廷黻先生，只是為了說明，那時候，在文化古城北平，講近代史，是要冒著一點風險的。其實，直到今天的學術界，依然，存在著這種見識，那就是：搞古代史的看不起搞近代史的，搞近代史的看不起搞現代史的，搞現代史的看不起搞當代史的。更何況八十年前的學術界?正因為，蔣廷黻先生是搞世界史出身，所以，先天具有開闢中國近代史學科的優勢。無奈，從1935年始，蔣廷黻跟著翁文灝先生從政，1936——1938年擔任駐蘇大使，後來曾任善後救濟總署署長，中國駐聯合國首席代表，國民黨駐美大使。1938年蔣先生卸任駐蘇大使，在漢口有幾個月「賦閑」，在抗戰的隆隆炮聲中，蔣先生撰寫《中國近代史》，五萬字的篇幅，這在現在的學者看來，恐怕連一章的篇幅都不夠，蔣先生認為，這只是一個大綱，搭起了一個架子，還是輪廓而已，一直希望在此基礎上，寫一本翔實的中國近代史，無奈，成為遺願。因為，蔣先生具有世界史的素養和視野，所以，能夠剋制民族主義的強烈感情衝動，理性客觀地觀察近代以來的中國與世界。在蔣先生看來，不只中國，幾乎全球亞非拉，不管是部落還是朝廷，都遇到亡國滅種的危機，儘管不是「情所必然」，但屬於「勢所必至」。因為，歐洲文明的擴張，不以亞非拉的意志為轉移。譴責帝國主義的侵略，並不能挽狂瀾於既倒。蔣廷黻先生深刻認識，中國所處的世界，已經不屬於「天朝大國」的生態，以前，中國蔑視西洋人，把他們看得低人一等，現在，乾坤倒轉，西洋人蔑視清朝，把中國人看的低人一等。以前，「用夏變夷」，現在，「用夷變夏」。蔣廷黻先生只問：中國能否適應這個變化?「近百年的中華民族只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人能近代化嗎?能趕上西洋人嗎?能利用科學和機械嗎?能廢除我們家族和家鄉觀念而組織一個近代的民族國家嗎?能的話，我們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話，我們這個民族是沒有前途的。因為在世界上，一切的國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強，不能者必遭慘敗，毫無例外。並且接受得愈早愈速就愈好。日本就是一個好例子。」蔣先生寫於72年前的話語，現在閱讀，依然那麼激越，那麼慷慨!唐德剛先生把中國人近代化的過程，形容為「歷史的三峽」。那是，在「照著說」，而非「接著說」，不是說唐先生的學養和境界不夠，而是說，中國人跨越歷史三峽的任務，尚未完成。在蔣廷黻先生看來，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都是在追尋現代化的努力，都是為了趕上西洋人。呂思勉先生是和陳垣、陳寅恪、錢穆相媲美的史學大家，遺憾的是，有一段時間，被後學所淡忘了。筆者看來，這種淡忘，不是偶然的，而是有著深刻的因緣的。踉踉蹌蹌，步履蹣跚，意識形態的作用，限制了後學的視野和胸襟。如果說故意遺忘蔣廷黻，那麼，對於呂思勉，那是不自覺地淡忘。呂思勉先生(1884——1927年)，字誠之。長期任教於上海光華大學，院系調整之後，被調整到華東師範大學。從百年學術地圖的角度，呂思勉和小自己十一歲的蔣廷黻，大體上屬於第二代學人。儘管老先生國學功底紮實閱讀二十四史三遍，也沒有出洋，呂思勉先生著史，不僅誠懇真摯，而且具有遠見卓識，老先生不僅完成了《先秦史》、《秦漢史》、《兩晉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而且對於宋元明清史，也具有同情的了解和溫情的敬意，老輩的文化胸懷，令人景仰。《呂著中國近代史》(華東師範大學1997年1版)，得以窺見一代史學通才的縝密的思考和通達的識見。呂思勉先生將中國文化史分為三個歷史時期：中國文化獨立發展時期，中國文化受印度影響時期，中國文化受歐洲影響時期。如果說蔣廷黻注重從世界生態理解中國近代史，那麼，呂思勉先生，側重從中國心態體貼中國近代史，呂思勉先生治史，何止是史料豐富，何止是融會貫通，關鍵是把握社會變遷的內在肌理和節奏。呂思勉先生在講解中國近代史，深情地說：轉變，偉大的轉變。是啊!中國近代的主題實在是轉變，偉大的轉變!中國近代史的研究，由呂思勉和蔣廷黻兩位開山，這才符合中國近代史學的實際。1938年，武進呂思勉先生在上海孤島，堅持民族氣節;寶慶蔣廷黻先生在武漢撰寫《中國近代史》;而百年學術史上特立獨行的紹興范文瀾先生，隨河南大學輾轉來到雞公山，在遂平軍辦抗戰訓練班，僕僕奔走於桐柏山區，1940年1月，終於到達延安。范文瀾氏1917年畢業於國立北京大學，曾從黃侃先生學習《文心雕龍》，在平津任教於多所學府，是一位遠近聞名的「紅色教授」。這位國學根底深厚的紅色教授，來到延安，用紅色的觀點，撰寫《中國通史簡編》，近代部分，儘管僅寫到義和團，但是，伴隨著1949年的鼎革，形成了大陸長期奉行的中國近代史的書寫範式，影響中國近代史的研究，既深且遠。當然，胡繩《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劉大年《中國近代史稿》，對形成中國近代史的書寫範式，都有極大的貢獻。筆者1985年入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劉煉、桑咸之等老師，運用范文瀾範式，可謂駕輕就熟，遊刃有餘，所以，儘管自大學始，就開始對這種範式，有些「水土不服」，並在大三開始進行初步的反省，但是，筆者吸收的精神滋養，長期以來，都屬於「范文瀾範式」。這種範式，最終形成「一條線索、兩個過程、三次高潮、八大事件」。這裡的「一條線索」，指的是階級鬥爭。「兩個過程」，指的是帝國主義把中國變成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過程，又是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過程。「三次高潮」指的是太平天國、義和團、辛亥革命。「八大事件」，是指鴉片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太平天國、中法戰爭、中日戰爭、戊戌變法、義和團、辛亥革命。上世紀九十年代，隨著社會史和文化史的興起，「范文瀾範式」，開始凸現理路的缺失。但是，由於背後的意識形態的支撐，儘管，近代史學者進行了社會史和文化史的開拓，但是，「范文瀾範式」，依然在《中國近現代史綱要》的課本中，佔據主流地位。儘管1949年之後，國民黨退往台灣，郭廷以先生帶著蔣廷黻先生的理念，主持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弟子張朋園(1926年—— )，曾任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所長，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等。著有《梁啟超與清季革命》、《立憲派與辛亥革命》、《梁啟超與民國政治》、《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湖南省》、《知識分子與近代中國的現代化》、《中國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晩清以來歷屆議會選舉述論》，對於推進台灣的近代史研究，做出了切實的貢獻。大陸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1978年之後，轉製成為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由於劉大年長期主持近代史所，所以，堅守「范文瀾範式」，便成為這個所的第一要務。兩岸近代史研究人員，理念各異，方法不同，但是，都對辛亥革命持肯定態度。只不過，在很長時期之內，台灣遵奉孫中山先生為「國父」。而大陸，則稱孫中山為偉大的革命先行者。每年五一、十一，都要把孫中山的畫像擺放在天安門廣場，各地城市的「中山路」，寄予著對孫中山先生的懷念之情。辛亥革命，作為中國近代史的有機組成部分，儘管，符合歷史潮流，但是，也遭遇到了尷尬：固然，台灣把孫中山遵奉為國父，但是，台灣的學人，很長時期之內，既然已經神化孫中山，必然遮蔽黃興等革命家的貢獻。大陸盛行「范文瀾範式」，但是，辛亥革命畢竟屬於舊民主主義革命的範疇，即使高估辛亥革命，也不可能與以後的革命相提並論。儘管1955年華東師範大學陳旭麓已經出版《辛亥革命》的小冊子，直到1961年，由於華中師範學院章開沅的大膽提議，才在武漢舉辦紀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學術研討會。當年紀念辛亥革命的風聲很大，董必武、何香凝、宋慶齡、周恩來都在紀念大會上講話，朱德、吳玉章開始回憶辛亥革命。隨著四清和社教的來臨，更隨著文化大革命的來臨，學者惶惶然，大陸之大，哪裡有一張平靜的書桌?機緣巧合，富有趣味的是，文化大革命中，華中師範學院的章開沅，居然與末代皇帝——溥儀，成為牛棚的戰友，一起拔草，無形之中，辛亥革命史，在章開沅心中開始發酵。1979年，撥亂反正，章開沅走出國門，進行辛亥革命的學術交流，海外史家根本不承認，大陸居然還存在什麼辛亥革命史的研究!給在武昌首義之地，教書育人的章先生刺激之大，實在是如芒在背，如刺在喉。回國之後，章開沅倡議撰寫《辛亥革命史》，得到了多位學者的響應，特別是老朋友——林增平，兩位同心同德，同舟共濟，共同成就了120萬字的《辛亥革命史》，成為中國近代史學術研究中著名的「林章配」，不爭名、不爭利，得益於「林章」謙虛的品質。林增平(1923年12月31日——1992年12月27日)，出生於江西萍鄉煤礦。1947年畢業於胡先嘯先生主持的中正大學文史系，畢業之後，擔任中正大學助教，後來院系合併中，被調整到南昌大學，1954年前往湖南師範學院，從事近代史教學。而章開沅先生(1926年—— )小林增平三歲，1948年金陵大學肄業，前往中原解放區，隨軍南下，最後到中南師範學院。要不是林增平先生1992年遽然離世，那麼，中國近代史的湖湘學派，必然成為近代史研究的大本營，蔚為大觀。章開沅先生大氣磅礴，林增平先生平實樸素，章開沅先生酣暢淋漓，林增平先生綿密細緻，可謂學術研究的「絕配」。為了修訂《辛亥革命史》，林增平先生曾在北京，句斟字酌，整齊潤飾，達三年之久。但是，提到《辛亥革命史》的貢獻，林先生謙虛地說：襄助章開沅同志。至於林先生自己撰寫的那本《中國近代史》，編輯寫「林增平著」，林先生提筆勾掉「著」，改稱「編」，最後，編輯妥協成為「編著」。老輩學人的道德境界，吾輩連想都不敢想吧!1949年之後，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重鎮，多為百年中國學術地圖的第四代學人，這一代學人，由於遭逢特殊的歷史際遇，學術滋養的關鍵時刻，趕上了內戰，學術成長期，遭遇政權鼎革。哪怕是章開沅，主動投奔中原解放區，至少具有主動適應歷史潮流的「自覺」，在意識形態的漩渦中，也會有所不適。況且，中國近代史的主流範式，就是建立在濃厚意識形態基準之上的。但是，就在這種雙重困難的境遇之下，林增平、李時岳、陳旭麓、章開沅先生，在迎來撥亂反正的大時代，開始進行深切的反省，本著梁啟超先生「以今日之我戰昨日之我」的精神，嘔心瀝血，在反省的基礎上，重新移動自己的基準，開始了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再出發。這是何等的情懷!此情此景，怎不令人奮發!固然，第四代學者，學問普遍不夠大，但是，陳旭麓、林增平、章開沅、李時岳四先生，感召著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第五代學者，事實證明，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第五代學者，並沒有讓老輩失望，茅海建、熊月之、郭世佑、馬敏、朱英、桑兵、雷頤，成為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翹楚，決非偶然。陳旭麓先生為湖南湘鄉人，與近代史上大名鼎鼎的中興名臣——曾國藩，是老鄉。1938年，陳氏入已經西遷貴陽的大夏大學歷史社會學系，1946年始，擔任大夏大學、聖約翰大學教職，1951年院系調整，來到組建的華東師範大學。陳旭麓先生是從中國通史轉到近代史的，所以，陳先生在近代史研究中，具有難得的通識;同時，陳旭麓與哲學家馮契友善，經常探討哲學，所以，陳先生又具有歷史哲學的高度。陳旭麓先生著有《辛亥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近代史思辨錄》(廣東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浮想錄》(重慶出版社1991年版)、《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後來經過家屬整理，形成《陳旭麓文集》(4卷本)，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 實在是對中國近代史研究舊範式的突破，具有學術轉型的重大意義。陳先生對於自己信從多年的範式，進行深入的反省，這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特別是在冰點事件中，張海鵬氏對袁偉時的批判，就可以見出，時移勢轉，斗轉星移，陳先生去世將近二十年，而意識形態的慣性，是多麼殘酷地滲透在學者的內心深處。由此，更可以窺見，陳先生在八十年代，進行學術和思想的突破，是何等可貴!是何等勇敢!辛亥革命之後，何以是袁世凱，而不是孫中山成為大總統?由於，後來袁世凱復辟，海峽兩岸的學者，對於，這段歷史都刻骨銘心。所以，不能理性客觀地觀察與思考。而陳先生，由於徹底的反省，也由於早歲大夏大學的社會學素養，從社會心理學視角，得出自己的看法，撥雲見霧，耳目一新。陳先生娓娓道來：袁世凱有過開明的形象，有過保境安民的舉措，有過被滿清貴族壓制的情形，同時，也是通過選舉上來的，更主要的是，社會大多數人相信，袁世凱可以帶來安定，而革命家孫中山卻不能帶來。中國走向共和，確實經歷艱難險阻，但是，前輩確實往這條路走過。不能說袁世凱後來的復辟，來說當時選舉袁世凱，就是一個錯誤。而且，就是袁世凱北洋軍閥執掌政柄，思想也存在相對自由的空間，整個社會向市民社會邁進的態勢，儘管是初步的，但，也是非常可貴的。辛亥革命屬於資產階級革命，孫中山自然是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這在中國近代史的范文瀾範式裡面，屬於約定俗成，也可以說是「先驗判斷」。而林增平、章開沅主編的《辛亥革命史》，勢所必致，就要梳理近代中國資產階級的生長曆程。這可為難了樸素細緻的林增平先生。林先生給湖南師範學院歷史系78級學生開設《中國近代史》，班上有位兩次高考成績偏高，連遭冷落，最後僥倖來到嶽麓山的郭世佑，竟然被林增平先生平實的講課風格所吸引，擺脫了「本是河中一破舟，人生何必苦相求」的心理，對市民社會的問題，進行深入的閱讀，發現林增平先生的破綻。很倔強的郭世佑，想不通，直接到林先生府上，當面向林先生說出自己的疑問：《辛亥革命史》上冊第一章里，您說近代以前的中國社會已經產生市民階級;但您隨後不久發表的《近代中國資產階級論略》一文中，又闡明還沒有產生市民等級。您對這個問題究竟怎麼看?衡量中國市民等級產生與否的標準是什麼?面對如此咄咄逼人的問話，林先生卻笑著回答說：「你問得不錯。這個問題我還沒考慮好，你可以繼續思考。」(郭世佑《申江揮淚悼恩師》)遙想當年，筆者就讀於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劉煉老師開設的《中國憲政運動史》，對於梁啟超和張謇，不具有同情的理解，更談不上溫情的敬意，引發了筆者強烈的反彈，要為梁啟超和張謇平反，劉煉老師，極其親切，給我做耐心的思想工作：志浩啊!敢想是好的，但是，思想可不能建立在沙灘之上啊!在林先生的鼓舞之下，郭世佑對近代中國革命進行了深入的思考，主要集中在《晚清政治革命新論》一書(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郭世佑是書最可貴的地方，擺脫了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范文瀾範式，而將梁啟超、張謇立憲派納入政治革命的視線，摒棄狹隘的革命等同於暴力的思維慣性，拓寬了政治革命的研究視野，革新了近代史書寫的範式。當代中國學術地圖，章開沅帶出了很好的團隊。學術團隊的掌門人，必然具有學術魅力，這是題中應有之義，但是，僅有學術魅力還不夠，必須有人格的魅力，能夠散發人性的光芒。同時，師生之間聚合在一起，切磋琢磨，才能夠產生氛圍和能量。章開沅先生不僅具有學術和人格的魅力，特別難的是，章開沅先生具有陳寅恪先生所說的「學術預流」，對學術發展的大趨勢，具有預見性，而且，極具學術組織的能力。章開沅先生著述有：《辛亥革命與近代社會》(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開拓者的足跡——張謇傳稿》(中華書局 1986年)、《辛亥前後史事論叢》(華中師大出版社 1990年)、《辛亥前後史事論叢續編》(華中師大出版社 1996年)、《張謇與近代社會》(華中師範大學 2001年版)由於近代史家章開沅先生精心作育人才，朱英、馬敏兩位在近代經濟史的研究中，創穫極多，且義理、考據組合得非常巧妙，不露痕迹，水乳交融，成為近代經濟史學，有望成為祭酒之人物。朱英(1956年10月—— )、馬敏(1955年—— )都是章開沅先生所領導的學術團隊中的骨幹，深切體悟章先生的學術理念頭與史學興寄，皆有團隊精神，長期合作整理蘇州商會檔案，達十年之久。朱英、馬敏近代經濟史研究之創穫，皆非偶然。他們有廣闊的學術視野，在章先生循循善誘之下，切入中觀研究的獨特維度，視角獨特，學理性高，亦不失紮實貼切。他們的著述，有著典型的作用，有方法論之啟迪。朱英曾出版《辛亥革命時期新式商人社團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年)，《中國早期資產階級概論》(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年)，《晚清經濟政策與改革措施》(華中師大出版社1996年)。馬敏《過渡形態：中國早期資產階級構成之謎》(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3月版)。兩人合作《傳統與近代的二重變奏——晚清蘇州商會個案研究》(巴蜀書社1993年7月版)。曾看到章開沅、朱英、馬敏合作主編的《中國近代的官商紳學》，極有趣味。朱英、馬敏通過蘇州商會檔案的整理，掌握到了一手的資料，不僅可以體悟商人的文化性格，進而通盤思考市民社會的方方面面。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的華中學派，就呼之欲出了。中山大學歷史學系的桑兵，本科在四川大學、研究生在中山大學，博士畢業於華中師範大學，很少談論自己的師承。桑兵師從章開沅先生，章先生的主張「史學的參與、參與的史學」，不可能不影響桑兵。在華中師範大學，桑兵與唐文權先生合編《戴季陶集》，對於桑兵的學術路徑，似乎具有直接的影響。著有《清末新知識界的社團與活動》、《國學與漢學》、《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孫中山的活動與思想》、《庚子勤王與晚清政局》。桑兵在近代史研究的第五代學者裡面，向以功力深厚、材料翔實見長。章開沅先生給《清末新知識界的社團與活動》的評語是：抉剔爬梳，條分縷析，於縝密考訂功夫中馳騁宏觀思維，精深而不流於繁瑣，博大而不失之空疏，體現了嚴謹而又深沉的治學風格，識見精闢獨到，為時下不多見的史學力作。桑兵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能夠重現歷史，實在不是一樁易事。雷頤師從於近代史名家李時岳先生。在郭世佑看來，李時岳先生實乃近代史學界少有的才情、史識俱佳的第一流大家。李先生對洋務運動的重新思考，在那個時代，屬於難得的突破。雷頤1985年吉林大學畢業之後，分配到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這裡，可謂近代史學傳統範式的大本營，雷頤先生本著獨立的人格、進行著艱苦的思考。雷頤著有《取靜集》、《時空遊走：歷史與現實的對話》、《雷頤自選集》、《被延誤的現代化》、《歷史的進退》、《歷史的裂縫》、《李鴻章與晚清四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歷史：何以至此?》(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8月)。茅海建和熊月之屬於華東師範大學陳旭麓先生的得意門生。陳先生由於歷史的誤會，生前不甚得志，沒有指導博士的資格，所以，陳先生的門生，都很有志氣，碩士畢業於「陳門」，師傅既然已經領進門，那麼，修行全靠個人，何必再考取什麼博士!茅海建著有《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戊戌變法史事考》，都是蹲檔案館的實打實的材料，茅氏著述極為嚴謹，對於重構中國近代史，貢獻極大。陳門另一位弟子——熊月之，寫有《中國近代民主思想史》、《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都是大部頭，且能給人以啟發。熊月之主編的《上海通史》，實乃中國近代城市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上海的發端，在近代化的意義上來說，實在是中國近代化的發端。雷頤先生在近代史學界，特立獨行，這是人所共知的;雷頤先生具有公共知識分子的情懷，研究近代史，存在深切的問題意識。中國人民大學的張鳴先生，與雷頤一樣，具有問題意識，對當代社會，有著強烈的人文關懷。不同的是，雷頤對近代史的研究，比較冷峻，而張鳴，這位曾經的獸醫和拖拉機手，異常奇崛。張鳴著有《鄉土心路八十年》、《武夫治國夢》、《歷史的壞脾氣》、《歷史的底稿》、《再說戊戌變法》等等。遙想八十年代，那是一個具有文藝復興氣象的時代，五十年代美學辯論中，應運而生的李澤厚，可謂八十年代的思想領袖，《中國近代思想史論》(人民出版社1979年)、《中國現代思想史論》(東方出版社1987年)，每出一書，都會引發學界熱烈的討論，先生清通的文筆，通達的思考，令人過目難忘。而貫穿在李先生兩部書中的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深深鐫刻在讀者的心中，揮之不去。(2010年12月20日，書菜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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