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啥是佩奇》火爆朋友圈，作爲一個宣傳片，其口碑和討論度都要遠遠超出正片。有人爲爺爺最後做出的那隻“蒸汽朋克版佩奇”而感動；有人從中看到代際關係問題重重；還有人質疑這樣的農村是否真實存在……這是不是導演爲了宣傳而虛構出的一個農村呢？

這個問題很難回答，因爲我們中的大多數人已經不知道農村是怎樣的面貌了。我們可能知道一些，從新聞裏邊，電視裏邊，從農民工、打工者、留守兒童身上，我們看到了很多詞語和符號，但是我們真的知道他們嗎？

可這個問題值得思考，畢竟生活並非永遠風清月白。主頁君分享梁鴻《斷裂時代的痛與愛》，看看在寫完《樑莊在中國》和《出樑莊記》之後，她又會如何看待樑莊呢？

梁鴻

斷裂時代的痛與愛

梁鴻

（本文選自《單讀17：人的困境》，未經授權，不得轉載）

當看到題目的時候，其實我有一個最直接的疑問 ：當說到“一代人”這個詞語的時候，你心中“你的一代人”包括哪些羣體？其實這句話我是在問我自己。我心中的我的一代人到底包含了哪些羣體？這樣一個不是問題的問題，在今天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是一個我們必須要面對的問題。

社會學家孫立平教授曾經在很多年前說過一句話 ：我們身處在一個斷裂的社會和時代。我想，“斷裂”不單單是指社會階層的分裂和固化，在更大意義上，其實他指的是我們心靈和觀念意識的斷裂，尤其在最近這一些年。我想跟大家分享幾個小故事，從這幾個小故事來講我的想法。

梁鴻曾經的家

2015 年的時候，我失去了我的父親。我們知道，失去親人一開始你是不知道悲傷的，或者說你是麻木的。有一天我站在我家的院子裏面，突然間覺得天地非常遙遠，我怎麼也找不到真實感。我看到落葉飛，好像找不到生存的感覺，非常非常孤獨，無法找到一種連接點。

就這樣一個人，如此地親密，如此地糾纏，但他永遠躺在黑暗裏面。所以我特別想爲我的父親做點什麼，我想爲他，及他那一代人做點什麼。在一天天的痛中，我突然意識到其實自己一點都不瞭解他，或者說當我感到一些痛的時候，其實都與他有關。

我們的很多痛可能都來自於我們父輩，但是我們並不瞭解他們，不瞭解他們的那個時代，以及時代給予他的影響。但是我同時又在想，如果不瞭解他們，我們可能就無法瞭解我們自己，無法瞭解我們是在一條怎樣的歷史河流裏面。

所以我就是抱着這樣的一種願望，當然也有其他的原因—創作有很多很多的原因—寫了一本長篇小說，叫《樑光正的光》。不是歌頌讚美父親，而是特別想寫出一個人，一個在生活的最低處，卻試圖發出光的人。他的那種可笑、荒誕背後交織着一種時代的痕跡，以及他作爲一個人的倔強的掙扎。

其實在這之前，我的父親是我的合作伙伴，我曾經說我們倆是非常好的夥伴關係。我們曾經花了五年時間遊走在樑莊，以及與樑莊相關的鄉村和城市。我和我父親有一年的時間非常親密，是這麼多年以來最親密的一段時光。他跟我一起去探訪樑莊在外打工的那些鄉親們，最後寫出了兩本書 ：《中國在樑莊》和《出樑莊記》。

《中國在樑莊》

《出樑莊記》

至今我還記得，當我完成《出樑莊記》的時候，是在一個小的出租屋裏面—我自己專門租了一個房子。在放下筆的那一刻，我特別特別傷心。傷心這個詞太直了，是悲傷，特別悲傷。我非常沮喪，被一種巨大的空虛所籠罩，還有一種沒有辦法去除的虛僞感。這是非常真實的想法。

因爲當時《中國在樑莊》獲得了一些反響，被很多人所知道，然後我由此好像得到一些聲名、一些採訪、一些資源。但是我並沒有爲樑莊做一點什麼。你用真實之名抵達了生活，最終你仍然遠離了樑莊。我沒有辦法處理這個問題。在我的思想內部我不知道該怎麼辦，我不知道我跟樑莊之間究竟是什麼樣的關係。

所以在寫完樑莊之後我又回到了老家，沿着我們村口的那條大河走了十幾天。有一天站在河邊，因爲是深秋的時候—秋天對我來講意義是特別重大的—突然間淚流滿面。

說起來好像有點矯情，但你看那滔滔的河水，不斷地奔涌，永恆地流逝，兩岸的村莊非常安靜，好像一直在那裏，但實際上裏邊的人是不一樣的，裏邊人的生活是你無法想象的。

就是在寫了樑莊之後才發現，那樣一種廣大、塵土飛揚的生活是我們無法想象的，或者說是我們很難真正知道的。我們可能知道一些，從新聞裏邊，電視裏邊，從種種農民工、打工者、留守兒童身上，我們知道很多詞語和符號，但是我們真的知道它們嗎？

在這裏我特別想講一下我堂嬸的故事。

2011 年，我和我父親到青島去採訪我在青島打工的堂叔堂嬸一家。我在青島待了八九天的時間。我自己要求自己每到一個地方，一定儘量跟我的鄉親們在一起住，如果不能一起住，也儘量在一個城中村裏，住在和他們相近的地方。這樣能夠和他們全天在一起，能夠真正瞭解他們生活的軌跡和情感的軌跡。

那段時間我每天晚上跟我的堂嬸躺在一張牀上。我的堂嬸一動不動，緊緊抱着她的小兒子，呼吸非常平穩，我覺得她沒有睡着。有一天我忍不住了，我說嬸子我們倆聊會天吧。她第一句話就是，自從寶兒死之後，我十二點之前從來沒有睡過覺。

寶兒是她的大兒子，在家裏跟着他的奶奶生活，2003年夏天的時候在河裏淹死了，就是我們村莊後面那條大河，我在《中國在樑莊》裏面寫了這個故事。去青島的那幾天我一點都沒有提寶兒，我們都沒有提，我的父親包括她的家人都沒有提。

但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可能這個話就在她嘴邊，她一直等着人來問她，但從來沒有人來問，她也從來沒有得到機會說話。那天晚上我沒有拿電腦、錄音筆，第二天早上我爬起來，清清楚楚地把她的話打了出來。到今天，她的話我幾乎還是可以背出來。

她講她怎麼失去她的兒子，她的表情，她的那種悲傷，非常真實。我覺得“真實”這個詞太清淡了，那是極其細微的豐富的內心表達。

我在想，我和我的堂嬸之間有關聯，好像又沒有關聯。有關聯是因爲我們同是樑莊人，沒有關聯是因爲我們的生活幾乎沒有任何相同之處、交叉之處。如果我不寫樑莊，如果我不走進他們的生活，我真的不認識她，或者說我會忘掉她。

那麼，在這個時候我們有否想到，我的堂嬸和我們在座的這些人，和我們在看直播的這些人，都是同一代人。老實說我沒有想到，還是在準備這個題目的時候我才突然意識到，她和我們，她和我，是同一代的人。

前幾天我和一個記者聊天。她是1992年出生的，她說因爲要採訪我的《樑光正的光》，跟她周邊朋友們聊，都覺得農村離他們太遠了，不會對樑莊或者是《樑光正的光》感興趣。當時我非常本能地回答說，不遠啊，我們還有八億農民呢。

墓地裏的昆生

即使到了今年，我查了統計局的數據，我們的農村戶還有六億人口。在這樣說的時候我突然意識到，她的社交圈裏面，已經幾乎沒有農村出來的人，尤其是從貧窮地區的農村出來的孩子。

那些孩子們很少有機會考上好的大學，更沒有機會從事好的職業。他們沒有上升渠道，因此也沒有辦法成爲我們這個社會階層的中等階層，更沒有辦法發出自己的聲音。

所以，看似今天鄉村也擁有了手機，也擁有了網絡，能夠和我們一樣迅速地知道發生在世界各地的資訊，甚至擁有了像“快手”那樣表達自己的平臺，但是他們仍然不爲人所知。世界來到了他們的面前，他們卻並沒有因此站在世界的面前。

階層的固化已經越來越嚴重了，嚴重到了以至於我們不知道對方的存在。

所以我說，樑光正沒有成爲他的同代人 ；那些農村出生的 90 後年輕人，沒有成爲那位 90 後記者的同代人 ；我的堂嬸也沒有成爲我的同代人。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實。這不是感性的，而是一個理性的存在。我們一定要對此有一個非常冷靜、理性的思索。

爲什麼？再重新回到 2012 年，當時我爲什麼痛哭，現在說起來好像也已經非常遙遠了。不是因爲你書寫了別人的生活就一定要揹負這樣的生活，而是因爲我始終不願意承認，我面對的是如此真切的遺忘，即使我寫了他們，我仍然遺忘了那樣的生活。那樣一種廣闊而艱辛的生活，那樣一種堅忍，那樣一種痛苦着又歡樂的勞動，那一個個人都在我們時代的內部，但是我們所有人都遺忘了他們。

2008年8月3日

所以我覺得，斷裂社會最大的特點就在於，一整個階層無法被包容到整體的社會結構裏面。他們被迫成爲漂泊者，被迫成爲社會的病症和問題。

就像我的嬸子，她的痛苦只能被作爲農民工問題來表述，她所有的愛和傾訴也只能被作爲農民工問題衍生出來的問題來被對待。她無法擁有獨立的價值，它無法成爲一個人的痛苦，這是最根本的問題。

就像樑光正——我指的是我真實的父親——他一生都不認命。他一生都在努力讓別人把他作爲一個人，而不是當做農民來對待。所以我在後記裏面說，這本書唯一真實的細節就是樑光正的白襯衫。我的父親一生愛穿白襯衫，哪怕幹農活他也要一塵不染，所以他成了樑莊的笑話，成了很多人的笑話。

當我在寫這個長篇小說的時候，我才突然意識到，他不願意被別人當做農民來對待，他希望超越於他的身份。當然，即使他最終死掉（我在書裏虛構了一下），他仍然非常倔強。

我想，這樣一個人，在他的內心深處，他希望能夠被納入到一種更廣闊的存在中，他希望他在一個基本的平面上生活，而不是被納入到某一個羣體，被壓縮到某一個地方。所以，只有理解了他這個訴求，你才能夠理解他種種荒誕的行爲，以及所謂的可悲和可笑。

當我們站在這裏，訴說我們的痛與愛的時候，我們想到的是我們自己。它幾乎成爲一種權力，因爲話語本身就是權力，擁有話語權就意味着本身擁有某種權力。我們沒有把堂嬸的痛與愛放進去，沒有把樑光正的痛與愛放進去。

我們的燈光是如此明亮，如此燦爛，我們的語言都非常華美。我也能夠操持華美的詞語，其實有的時候真的非常羞恥，但我又願意說，因爲我覺得需要來說，因爲你要珍惜你能夠說話的時刻。就像我們剛纔各位嘉賓都在講的，你要珍惜你說話的時刻，你要珍惜你的語言。

而我的堂嬸，她住在一座散發着發黴味道的老舊房屋裏面。她的語言是粗糙的、俗氣的，她說她的兒子要死了，她看見黑壓壓的蚊子落滿了蚊帳，她說火車上人太多了，她不想活了，她每天緊緊地抱着她的小兒子，就像抱着一個珍寶，她非常害怕再次失去。

所以這樣說來，並不是一定要讓我們每個人都要心懷內疚，連我們自己生活的愉悅、舒適都不能享有，不是這樣的。每個人都有權利擁有自己的幸福，每個人都有權利去享受自己生活中的那種小確幸，這些都毫無問題。我只是想說，我們要警惕這些小確幸，警惕我們所使用的日常詞語，要在觀念層面裏面有所意識。因爲我們的痛與愛被分出了層次，被分出了高低，被分出了優劣。

在我們的文化內部，生命本身並沒有價值，你的價值高低是被依附在你掙錢多少，你成功與否之上的。當你對這個社會沒有價值，或者價值比較低的時候，你就不被認真對待，你就不是那麼重要的人。這是我們文化結構裏面一個非常大的負面因子。

更進一步來說，爲什麼一個農民、一個垃圾工人、一個保潔阿姨、一個保安，他們不能夠過有尊嚴的生活？因爲這些勞動被認爲價值不高，因爲他們被分出了三六九等，並因此來管理他們。換句話說，他們的小確幸並非就是天然的，它是被包裹在整個社會運動的結構裏面，隨着這種社會運動的變動，隨時都有被拿走的危險。

我的博士生導師是王富仁老師，他是研究魯迅的專家，他曾經有一句話說 ：“人是有獨立存在價值的，他在沒有任何依附價值的情況下，依然有一個巨大的價值存額。”

意思就是，生命本身就應該是一個巨大的社會存額，它不應該依附於任何外在的社會價值。也就是說，哪怕他是一個小偷、一個流浪漢、一個癡呆的人，他都應該和其他任何一個人一樣，擁有同樣的權利和價值，擁有那樣一種同樣的被尊重的權利。

只有意識到這一點，或者說只有意識到這樣一種文化內部的問題，我們才能夠意識到，我們身在同一個場域，我們面臨着共同的失去，而並非是那一羣人的失去。我們在承受着同樣的壓力，但是我們卻彼此遺忘，這纔是我們最爲深切的痛和愛。

我們每個人都在擔心失去，當然，失去的層面是不一樣的。尤其在今天，再高超的想象力都沒有辦法想象出邊界。我們的生活總在超出我們思維的邊界。

在我們這樣一個時代，生活如此豐富，我們有很多享受，這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但我們每個人都要有一種基本的警醒，那就是，生活並非如此風清月白。不是說每時每刻都要這樣想，而是我們要有個基本的大背景，那種看似遙遠其實並不遙遠的危機，其實一直都在。

所以，作爲一個青年，作爲正處在生命中最強健時期的一位生活者，你該如何面對自我，如何辨析自我，如何在最常識性的話語裏面發現漏洞，這纔是我們最根本的任務。這需要學者，當然也需要一個最普通的生活者來辨析，因爲我們需要擁有某種理性，需要某種思辨的能力。

最後我也引用一句名言。蘇格拉底說過 ：“未經省察的生活不值得一過，也不是真正的生活。”我想套用這句話，未經省察的痛與愛也不是真正的痛與愛。

我想告訴大家，我的堂嬸，她叫朱貴麗，今年 43 歲，她已經回到樑莊了。她也應該是我們“這一代”，她的痛應該是我們的痛之一，她的愛也應該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愛之一。

我希望我們每個人都能夠擁有一顆寬闊而敏銳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