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作家、學者梁鴻日前受邀參加倫敦書展。3月14日，她在倫敦光華書店參加此次英國之旅的第三場活動，主題爲“回到村莊：找尋失落的家園與記憶”。騰訊文化經授權刊發梁鴻在本次活動上的演講，以饗讀者。

寫作與世界的關係

——在倫敦光華書店的演講

梁鴻

寫作與世界的關係，就像魔術師與真相的關係。

真相從來只有一個：魔術師的表演不可能是真的。但是，大家卻仍然爲魔術師的表演所着迷，因爲那裏麪包含着人類的想象力，人類對自身及世界的渴望，它探求的是可能性。

梁鴻與譯者韓斌對話。圖片均爲作者提供

文學也是一樣，它的目的不是在告訴你，真相就是這樣，而是告訴你，它還有另外的可能性。這一可能性既來源於人類已經創造的事實——社會形態、文明結構和人性狀態，也來源於人類內部所包含的可能的方向。在此意義上，文學與世界是在一種悖反、錯位和隱喻中彼此彰顯的。

這也是我今天想要給大家分享的三個層面。

第一，悖反關係。

寫作不是簡單地解釋世界，而是背向這個世界。作家要走到陰影處，走到時尚、華麗的巨型建築背後，去看那裏世界的形態和道路的走向。並且，這一巨型建築——也可以說巨型話語——越具有確定性，越需要作家轉過去看看。這兩者是相互依存的關係，就像陽光和陰影，肯定與否定，巨大與微小。

在巨型話語中看到日常人生的衆生相，在喧囂中尋找沉默的、安靜的那一部分，並且，試圖發掘它們之間如何互爲生長，這是作家非常重要的任務。

《百年孤獨》中馬孔多小鎮的擴張是歷史的正面，是正在發生着的社會現實。在政治層面，它甚至可能是必然的，拉美的城市化、現代性，和中國的城市化、現代性在現代文明發展的過程中都是一種必然，但是，作家的任務不是要寫馬孔多發展的必然性，而是寫出這一必然性中所同時生長出來的百年孤獨。烏蘇娜、奧雷連諾上校，他們被颶風一樣的發展挾裹着，無法決定自己的命運，但又頑固地保持自己的存在。這一頑固性爲他們贏得了尊嚴，也無形中成爲一種力量和“歷史的正面”博弈。

閻連科的小說《炸裂志》《The Explosion Chronicles》也是同樣。他所描寫的是中國狂飆式的發展，在短短幾十年內，從一個村莊“炸裂”爲一個鎮，一座小城，到一個大都市。但是，你從中讀出卻是這一發展背後的荒誕性及在這一過程中人性的扭曲。

書店擺放的梁鴻作品《樑光正的光》

第二，寫作與世界的關係是小等於大，或者，小大於大的關係。

就像我剛纔講的《百年孤獨》，一個村莊可以是全世界，馬孔多從一個幾戶人家的村莊到繁榮的小鎮，再到哀敗，在此過程中，作者所描述的衆生相包含了人類很多的形象，馬孔多小鎮的命運也幾乎是整個現代拉丁美洲的命運。

一個人的愛情可以是全人類的愛情。譬如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書中有一個細節是這樣的。安娜和渥倫斯基吵架後，渥倫斯基獨自一人坐着馬車去彼得堡參加宴會。這時，安娜站在樓上的窗口邊，看着英俊、衣着整齊的渥倫斯基走向馬車，內心非常嫉妒、失落和不甘。他們一起私奔，但是，彼得堡的上流社會可以接受渥倫斯基，卻不接受她。她只能躲在家裏，任憑絕望吞噬自己。我想，在那一刻，安娜的痛苦不只是一個上層社會女性的痕苦，而是，所有愛情在現實面前遭遇壁壘的悲傷，是所有愛情都可能經歷的悲傷。

一個人的夢魘可以是全人類的夢魘。卡夫卡《變形記》的第一句話是“格里高爾清晨起來，變成一隻甲蟲。”我們都清楚，人不可能變成甲蟲，但是，每個人都經歷過這樣的時刻，恐懼、焦慮、擔憂，非常非常壓抑，卡夫卡把這種無形的情緒變成有形的語言給表達了出來。

回到我們的主題，今天我來到倫敦，坐在這個書店，給大家講樑莊及樑莊的人生。

樑莊是中國當代村莊，我的家鄉，它與英國，與此時正在傾聽的你又有什麼關係呢？

《出樑莊記》，梁鴻著

我給大家講一個小故事。以《出樑莊記》的結尾小黑女兒的故事爲例。

當時我正在老家做《出樑莊記》的調查。一個早晨，小黑女奶奶帶着小黑女到診所看病，一檢查，發現病情非常嚴重，我就趕緊開着車拉她們去縣城醫院。在醫生給小黑女兒看病時，我試圖聯繫我認識的一些人，派出所的、法院的，等等，看怎麼辦。所有的人，不管是醫生、警察還是法官，都說，報案肯定是對的，但不建議報案，根據以往的經驗，不報警肯定比報警的要傷害小黑女兒少一些。

那兩天是我極爲痛苦、煎熬的兩天。事情不斷回到原點。奶奶一會兒說要去報警，一會兒又揪着頭髮說對不起自己的兒子兒媳，把頭往牆上撞，不如死了算了，再或者，就是把頭低到腿上，默默地哭。奶奶心裏是怯懦的，她其實不敢報警，她怕和鄰居撕破臉，她怕人家倒打一耙，怕事情被人知道孫女將來找不到婆家，怕在村裏、親戚那裏丟人。

有一次，我無意打開電腦裏的錄像存檔，翻到採訪小黑女的那一段，我又一次聽到錄像裏我抑制不住的哭聲。當時，我正問小黑女，爲什麼那個鄰居老人第一次對她那樣做時她沒告訴奶奶，都那麼疼了。小黑女慢慢說，因爲她怕她奶奶傷心，因爲哥哥太調皮，她奶奶已經很累了，她不想讓她爲自己多操心。

隔了那麼多年，我仍然忍不住流了淚。她不知道她遭受了什麼，而導致她進一步受傷害的原因竟然是心疼奶奶。

聽着小黑女的訴說，再次看到她奶奶的花白頭髮，我想，也許事情發生的原因及處理的方式可能是中國式的，但那一刻，奶奶的痛苦一定包含在全人類的痛苦之內，它是人類永恆的痛苦和永遠面臨的困境。與此同時，小黑女兒因天真所遭受的傷害也是人類所有天真所遭受的傷害，它是真實的個人遭遇，但同時，卻也好像人類世界的內在形象之一，與你我都息息相關。

在這個意義上，樑莊就是世界的中心，它承載了全世界人類在當代文明中的命運。

也可以說，寫作與世界的關係是小等於大的關係，甚至，更大於這個世界，是小大於大的關係。

三、隱喻關係

寫作與世界不是反映與被反映的關係，而是隱喻和象徵的關係。當作家起筆寫一個人物或一個村莊、某個莊園、某個故事時，他並不是按照現實的模型來寫的，相反，它要把模型——這裏的模型指的是日常觀念中的現實認知——打碎，打成一個個元素，然後，再重新捏合。即使我們說《傲慢與偏見》是19世紀英國中產階級的風俗畫，也不能說它和現實一模一樣，如同日本的浮世繪一樣，把一些重要的人物突顯起來，讓他們成爲某種隱喻和象徵的存在。這也是故事之所以有價值的原因。

這是文學創作的基本起點。隱喻不只是一種修辭或創作手法，而是創造文學世界的基本起點，尤其是對於虛構文學而言。

如何既具有人類的衆生相，但同時又能通向隱喻性和普遍性，這是所有作家所追求的藝術方向。

書店現場的觀衆

如布爾加科夫的《大師與瑪格麗特》透過以化身爲教授的魔鬼撒旦考察人的靈魂爲起點，考察了當時俄羅斯的社會現實和精神狀態，這樣一種超現實的起點本身就有強烈的隱喻色彩。馬爾克斯、卡夫卡的小說都是這樣的起點。

但是，也有另外一種方式，就是通過對現實世界非常清晰的精雕細刻，最後達到一種強烈的隱喻風格。前天去倫敦國家美術館，看小漢斯荷爾拜因（Hans Holbein theYounger）的肖像畫，我被他畫作強烈清晰的風格所吸引。他的畫非常現實主義，每一個細節，哪怕是手上的褶皺，都會畫出來，但是，當你觀察整個肖像時，它們又具有強烈的超現實風格。人物像浮雕一樣在空間中凸顯出來，凌厲、強大，又孤獨萬分。

回到文學作品上，譬如像《傲慢與偏見》《包法利夫人》這樣的作品，小說本身非常現實主義化，但是，最終卻有強烈的隱喻風格。我想，這與作家對世界的理解，對人的理解都有很大關係。

我自己也剛完成一個小說《四象》（fourimages）。小說寫一個患精神分裂的大學生，返回家鄉河邊的墓地放羊。在這裏，他和三個人聊天、說話、學習，經過一系列事件之後，重返城市，被尊爲大師。最後，他的精神基本上恢復了正常，但是，他再也聽不到那三個人說話了。這三個人其實是墓地裏的亡靈。

表面看來，這個故事有一點點魔幻性質，但我的目的並不是要寫作一個魔幻現實主義的小說。在看荷爾拜恩的畫時，我突然想到，我追求的就是這樣一種風格：強烈的、清晰的真實性，這一真實性甚至是粗暴的，以至於最終能達到某種隱喻。所以，在我心裏面，我一直把這墓地的三個人作爲真實存在的人物來寫的，他們在那個患精神分裂症的年輕人那裏，也的確是真實存在的。

這個小說並不長，十三、四萬字，但我寫了兩年多，已經改到第四遍，目前還在改，我個人非常喜歡，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它與現實世界是這樣一種變形的、但又密切的關聯。

再回到開頭，文學世界是一個既不同於現實世界，但又一定誕生於現實世界的世界，它與現實世界之間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關係，是看似一個面像，但其實卻是由無數面像組成的關係。

我想，這也是寫作與世界之間最基本的關係。

謝謝。

2019/3/14於光華書店

《樑光正的光》，梁鴻著，人民文學出版社

《樑光正的光》簡介：故事以樑光正晚年尋親爲起點，其子女也被迫隨之回溯父親如西西弗般屢戰屢敗卻向光而行的一生。他是樑莊的堂吉訶德。四村八鄉聞名的“事煩兒”。卻篤信世間一切必遵循“道理”發生。如同一團孤獨的亂麻，熱情地席捲所有人，給子女空留下一地煩惱。在他棺材落地的一瞬間，人們才突然覺得，這世界過於空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