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無賴派」代表作家 太宰治:「斜陽」中窺看「人間失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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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宰治

餘揚1  「我曾經想死」,太宰治在他28歲那年出的第一部小說集《晚年》開篇中寫下的這第一句話,是一種懷想,更像一個預言。這位一生以毀滅生命為志業的日本作家,從20歲起四度自殺未遂,終於在40歲之前留下遺作《再見》後與情人投入玉川上水河,結束了燦爛悽美的一生。如同他對死亡的追隨和踐履,太宰治畢生的寫作都是以自身為藍本,讓自傳體式的回憶貫串其中。就是這樣一位作家,生前毀譽參半,死去六十年後卻被不斷追憶,他的代表作《人間失格》每年在日本都賣出10萬餘部,在名作中銷量位居前列,甚至連他的忌日都成為讀者爭相祭拜的節日。  過去的一年,太宰治誕辰一百週年。日本各地關於他的紀念活動層出不窮。他的作品《斜陽》等相繼重新編印;有CD出版商隆重推出太宰治全15卷本的作品朗誦;根據他小說改編的電影《櫻之桃與蒲公英》等先後上映,第二次被拍成電影的《人間失格》更是反響熱烈……  太宰治的作品為國內讀者認知,大約是1981年小說《斜陽》被引進,儘管它似乎被淹沒在罩著諾貝爾文學獎光環的川端康成的翻譯熱浪裏,以至於很長時期再也沒有中譯本出現,但卻悄無聲息地形成了一股雖不張揚卻持續湧動的「暗流」。顯然,與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不同,太宰治以更加個體和隱祕的方式闖入讀者心中某一片或許是被刻意掩飾的角隅。這不禁令人驚訝,究竟是怎樣的魅力,令這位「無賴派」代表作家的精魂時至今日仍一直徘徊,不斷重生?  2  日本文學評論家奧野健男一語道出了個中緣由。他說,無論是喜歡太宰治還是討厭他,是肯定他還是否定他,他的作品總擁有著一種不可思議的魔力,他筆下生動的描繪都會直逼讀者的靈魂,讓人無法逃脫。道理似乎也並不複雜,因為,誰也不會懷疑,真實是打動人最有力的道路。人們從他的道路上看到了恐懼和死亡,同時也看到了自己可能有的其他路徑。  本名津島修治的太宰治,1909年生於日本清森縣北津輕郡的一個大地主家庭。父親曾為貴族議員,並在本鄉兼營銀行,為防農民暴動家築高牆,這讓少時的太宰治有種內疚和不安感,加之日本戰前的家長制和長子繼承製,家中排行第六的他,幼年時舉手投足都要看父兄的臉色,這不能不讓他自覺是個多餘人,並對自己的富戶身份本能地感到厭惡。進入大學後,他投身左翼運動,後來因「轉向」而背上了背叛同志友好的惡名,在政治上屢受打擊,加上生活的放任自流,他無法抵受人間的種種壓力,唯有求死尋找生命的出口,反映在他的作品中,虛無和死亡的氣息肆意瀰漫。  被稱為日本版「櫻桃園」的《斜陽》(1947),描寫了一個貴族家庭沒落的悲劇———忍耐著生活艱辛但仍維持貴族風貌的母親在困苦中死去,參加戰爭後卻找不到生存之路的弟弟選擇自殺。與之相反,作品中的姐姐卻向殘酷的醜惡現實進行挑戰,跟弟弟的朋友———一個頹廢的作家發生婚外戀。幾個主要登場人物分別被賦予了太宰治理想與現實的分身,從中不難看出他因各種矛盾而動搖、彷徨、苦惱的內心世界。而寫於同年的《維庸之妻》,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他的心靈困境。弗朗索瓦·維庸是法國中世紀的抒情詩人,一生經歷了逃亡、入獄、流浪,詩歌中充滿了自嘲、悔恨和祈願。這又何嘗不是太宰治的自況。  如果說這兩部作品,更多是太宰治心靈激蕩的投影,時隔一年寫完的遺作《人間失格》,則蘊藏了他一生的遭遇與映射。太宰治於1929年第一次嘗試服食安眠藥自殺,據說是受芥川龍之介自殺的影響,但因吞服藥物的分量太少而活了下來;之後一年,因為學業荒廢被恥笑,他和在酒吧認識的女招待同居三天後就跑到海邊,雙雙殉情。然而太宰治被救活,女方卻不治而亡。他雖然沒有死,卻因為教唆少女自殺而被起訴,良心上受到深深譴責,後又因其家族背景免於受到法律制裁。與此相仿,和他本人一樣,《人間失格》的主人公大庭葉藏也自認天生是個「邊緣人」,後來因為與女優相攜自殺時,女方身亡而他獲救,所以被以教唆殺人的罪名短暫入獄;結婚後,純潔的妻子卻因為信任而遭到玷污讓他徹底崩潰;最後大庭葉藏完全憑感情行事,一步步由病弱無力走向墮落,直到完全不理解他人,同時恐懼棄絕世界,最終被送進精神病院。  幾乎沒有例外,太宰治的作品,即使是改編自各國神話或民間傳說的《跑吧,美樂斯》、《竹青》等,都是對自我生活的寫照,主題也頗多重合,大多一個落魄主人公的毀滅之路。因此,太宰文學又被譽為「弱者的文學」,他似乎是把懦弱作為一種出發點,甚至是一種武器,以退為進地向所謂的「強者」、向偽善的人生和社會公開宣戰。然而,他們終因無力反抗而厭倦自我,只得以頹廢墮落的「無賴」精神來抵制正統的價值觀,但理性思維與非理性行為總是在不斷脫節、拉鋸,最終生命在自我沉淪與放逐中跌入毀滅的深淵。  3  對於太宰治的作品,三島由紀夫曾批評其「氣弱」,人也很討厭。但他後來卻在文章中分析說,討厭看太宰治的作品,恐怕是因為他暴露了自己所不願意暴露的心情所致。其實,即使三島不說,當時也有人注意他們風格存在內在的一致性,三島窺見太宰治的不安,或許就如從他的作品中看到了另一個真實的自我。  恰如三島的感知,太宰治描寫了現代社會中出現頻率越來越高的自閉者、叛逆者、邊緣人或多餘人的悲劇,實際上直面的卻是人類、特別是現代人共同面對的普遍課題。他不惜用生命作為賭注,將自己置於實驗臺上以曝露現代人的恥部,追溯著人類最隱祕的真實性和最本源的生存方式。這種「追求」與其說是一種病態,毋寧說是心靈創造過程的必需之物,藉此,我們得以反省自身、重新認識自己生命的過程。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有論者指出,我們總能從太宰治的作品裡找到一個主人公,一個保持了純粹性卻長不大的「永遠的少年」。即便我們從封閉的自我走向了廣闊的社會,而不能不向他揮手作別,這個「少年」的形象也總是會在我們內心深處喚起一種深深的戰慄,讓我們管窺到人性的淵藪。這是因為———就像導演李安所說,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座「斷背山」一樣,我們每個人心中也必定潛藏著一個「永遠的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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