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塞斯說過無數正確的話，包括在《貨幣方法和市場過程》一書中說「文明的歷史就是爭取自由的不屈不撓的鬥爭」，「為自由而鬥爭的所有目標就是：約束保護和平的武裝力量、統治者及其警察。」然而，緊接著，他說得就很不靠譜了：「自由的思想，現在是，過去一直是西方獨有的……東方的民族過去一直未嘗有過自由的理念。」這一點他就不如學生羅斯巴德了，老羅在《自由意志主義在中國》一文中說道：「道家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批自由意志主義者，實際上相信政府不干預經濟或社會。」他很是到位地闡述了老莊思想中的自由理念。好辯而固執的米塞斯不知道會如何應答。

就如米塞斯所言，文明與對自由的爭取是息息相關的。生活在東方土地上的人們也懂得自我的權利，《擊壤歌》中所吟唱的「帝力於我何有哉」難道不是對免於政府暴政的自由的呼喚嗎？東方的中國人的歷史從很早起就是一部干預與反對干預的鬥爭。站在政府權力一邊的是法家，羅斯巴德正確地指出「法家……僅僅相信最大化政府的權力，並建議統治者如何擴大權力。」而站在自由一邊的則是道家。

其實，我是在苛責米塞斯老先生了，我現在也認為即便是中國最有智慧的哲人也少有認識到個人主義的價值的，而個人主義是真正的自由主義的基礎，沒有個體就沒有自由。且不去說那徹頭徹尾為暴政服務的法家，即便是倡導「民本」的儒家，雖然它的禮樂制度有助於對君權無限擴張的限制，但是孔子的憲政僅僅停留在探討如何有一個穩定的秩序和討論聖賢對民眾的教化，民眾在孔子眼中不是一個個獨立的個體，而是一個集合概念。也許孔子很是尊重整體意義上的「民」，但所謂的「民」只是維護統治的工具，就好像某人打著為人民服務的旗號肆意妄為，強姦民意一樣。孔子從來沒有關注過個人意義上的民。沒有個人主義，就沒有自由主義；沒有個人自由支撐的憲政最終也會成為暴政。法國革命就是如此，在法國革命家的眼中只有抽象的自由和抽象的整體意義上的人民。為了這些抽象的概念，一個個具體的有血有肉的個體可以犧牲。

一部老子的《道德經》作為中國古典自由放任主義的偉大作品，非常鮮明地闡發了反對政府干預，尊重自發秩序的理念。但是，沒有對於個體的關注，「民」仍舊是一個集合的概念，缺少對個人權利的表述。這是偉大的老子的缺憾。不過，如果羅斯巴德還知道另外一位奇特的道家人物，也許會更加高興，那就是楊朱，又稱陽子居。

楊朱的思想都在別人甚至是他的敵人那裡，他不曾留下片紙供我們學習。從擁護黃老之治的《呂氏春秋》那兒我們找到「陽生貴己」，從和米塞斯一樣容易激動的孟子那裡我們看到被孟夫子批作「禽獸」思想的「楊朱為我」。據韓非子和荀子交代，當時楊朱思想非常流行，這說明腦子清醒的人總能認識到個人自由的價值。然而，在中國思想史上，歷來反對楊朱的人說他是自私自利，讚揚的人也只認識到了亂世重生保命，卻沒有闡發他的個人主義。胡適只說是「極端的為我主義」，頗不到位。在中國哲人們的話語系統中，多有「君」「民」，哪裡能夠找到高揚著「己」和「我」的呢？《列子楊朱篇》雖然被認為是魏晉時人的偽作，不過這句話應當是靠譜的：「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因為孟子也有過類似的表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無數害人的思想都是拿著那些可怕的大詞兒，比如「國家」「天下」「民族」等驅人於鋒鏑之下。在中國歷代思想家中誰有膽略和見識能如楊朱那樣明目張胆地說，個人的身體和生命遠遠的高於家國天下呢？如果懂得個人的價值、個體的自由，我們就不會以城市發展的名義用推土機蠻橫地推倒那用於遮風避雨的私人住宅，我們就不會以城市市容的名義用卡車拉走小販們的水果攤，我們就不會以國家形象的名義用收容所囚禁的流浪者，甚至也不會以所謂保護兒童的名義剝奪貧窮悲慘的父母帶著兒女遠道出門行乞。在個人的自由面前，政府權力應當謙卑地止步。在這一點上，先秦諸子中唯有楊朱做到了。

好可惜啊！同老子一樣偉大的楊朱被絕大多數人遺忘了，就像我們總是遺忘每個個人的自由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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