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泰戈爾訪華時與辜鴻銘（右二）、徐志摩等人合影

在清末民初一位以外國文字名滿海內外，而又以怪誕見稱的，那便是辜鴻銘先生了。辜先生號湯生，福建人，因爲家屬僑居海外，所以他很小就到英國去讀書，在一個著名的中學畢業，受過很嚴格的英國文學訓練。這種學校對於拉丁文、希臘文，以及英國古典文學，都很認真而徹底地教授。這乃是英國當時的傳統。畢業以後，他曾在德國學過工程，也在英、法各地遊學，但他在愛丁堡大學獲得的是文學碩士。

回國以後，他的工程知識竟然沒有發揮的餘地。當時張之洞做兩湖總督，請他做英文文案。張之洞當年提倡工業建設，辦理漢冶萍煤鐵等項工程，以“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相號召，爲好談時務之人。他幕府裏也有外國顧問，大概不是高明的外國人士，辜先生不曾把他們放在眼裏。

有一天，一個外國顧問爲起草文件，來向辜先生請問一個英文字用法。辜默然不語，走到書架前拿下了一本又大又重的英文字典，砰然一聲丟在那外國顧問的桌上說：“你自己去查去!”這件小故事是蔡孑民先生告訴我的，這可以看出辜先生牢騷抑鬱和看不起庸俗外國顧問的情形。

民國四年，我在上海愚園遊玩，看見愚園走廊的壁上嵌了幾塊石頭，刻着拉丁文的詩，說是辜鴻銘先生做的。我雖然看不懂，可是心裏有種佩服的情緒，認爲中國人會做拉丁文的詩，大概是一件了不得的事。後來我到北京大學讀書，蔡先生站在學術的立場上網羅了許多很奇怪的人物。辜先生雖然是老復闢派的人物，因爲他外國文學的特長，也被聘在北大講授英國文學。因此我接連上了三年辜先生講的“英國詩”這門課程。

我記得那天他老先生拖了一條大辮子，是用紅絲線夾在頭髮裏辮起來的，戴了一頂紅帽結黑緞子平頂的瓜皮帽，大搖大擺地上漢花園北大文學院的紅樓，頗是一景。

到了教室之後，他首先對學生宣告：“我有三章約法，你們受得了的就來上我的課，受不了的就趁早退出：第一章，我進來的時候你們要站起來，上完課要我先出去你們才能出去；第二章，我問你們話和你們問我話時都得站起來；第三章，我指定你們要背的書，你們都要背，背不出不能坐下。”我們全班的同學都認爲第一第二都容易辦到，第三卻有點困難，可是大家都懾於辜先生的大名，也就不敢提出異議。

三年之間，我們課堂裏有趣的故事多極了。我曾開玩笑地告訴同學們說：“有沒有人想要立刻出名，若要出名，只要在辜先生上樓梯時，把他那條大辮子剪掉，那明天中外報紙一定都會競相刊載。”當然，這個名並沒有人敢出的。辜先生對我們講英國詩的時候，有時候對我們說：“我今天教你們外國大雅，”有時候說：“我今天教你們外國小雅，”有時候說：“我今天教你們外國國風。”有一天，他異想天開地說：“我今天教你們洋離騷”。這“洋離騷”是什麼呢?原來是密爾頓(John Milton)的一首長詩“Lycidas”。爲什麼“Lycidas”會變“洋離騷”呢?這大概因爲此詩是密爾頓吊他一位在愛爾蘭海附近淹死的亡友而寫成的。

在辜先生的班上，我前後背熟過幾十首英文長短的詩篇。在那時候叫我背書倒不是難事，最難的是翻譯。他要我們翻什麼呢?要我們翻千字文，把“天地玄黃，宇宙洪荒”翻成英文，這個真比孫悟空戴金箍咒還要痛苦。我們翻過之後，他自己再翻，他翻的文字我早已記不清了，我現在想來，那一定也是很牽強的。

還有一天把他自己一首英文詩要我們翻成中文，當然我們班上有幾種的譯文，最後他把自己的譯文寫出來了，這個譯文是：“上馬覆上馬，同我夥伴兒，男兒重意氣，從此赴戎機，劍柄執在手，別淚不沾衣，寄語越溪女，喁喁復何爲!”英文可能是很好，但譯文並不很高明，因爲辜先生的中國文學是他回國以後再用功研究的，雖然也有相當的造詣，卻不自然。這也同他在黑板上寫中國字一樣，他寫中國字常常會缺一筆多一筆，而他自己毫不覺得。

我們在教室裏對辜先生是很尊重的，可是有一次，我把他氣壞了。這是正當“五四”運動的時候，辜先生在一個日本人辦的《華北正報》(North China Standard)裏寫了一篇文章，大罵學生運動，說我們這般學生是暴徒，是野蠻。我看報之後受不住了，把這張報紙帶進教室，質問辜先生道：“辜先生，你從前著的《春秋大義》(The Spirit of Chinese People)我們讀了都很佩服，你既然講春秋大義，你就應該知道春秋的主張是‘內中國而外夷狄’的，你現在在夷狄的報紙上發表文章罵我們中國學生，是何道理?”這一下把辜先生氣得臉色發青，他很大的眼睛突出來了，一兩分鐘說不出話，最後站起來拿手敲着講臺說道：“我當年連袁世凱都不怕，我還怕你?”這件事，現在想起來還覺得很有趣味。

辜先生有一次談到袁世凱時代他不得已擔任了袁世凱爲準備帝制而設立的參政院的議員(辜先生雖是帝制派，但他主張的帝制是清朝的帝制，不是袁世凱的帝制)。有一天他從會場上出來，收到三百銀元的出席費，他立刻拿了這大包現款到八大胡同去逛窯子。北平當時妓院的規矩，是唱名使妓女魚貫而過，任狎妓者挑選其所看上的。辜先生到每個妓院點一次名，每個妓女給一塊大洋，到三百塊大洋花完了，乃哈哈大笑，揚長而去。

當時在他們舊式社會裏，逛妓院與娶姨太太並不認爲是不正當的事，所以辜先生還有一個日本籍的姨太太。他是公開主張多妻主義的，他一個最出名的笑話就是：“人家家裏只有一個茶壺配上幾個茶杯，哪有一個茶杯配上幾個茶壺的道理?”這個譬喻早已傳誦一時，但其本質是一種詭辯。不料以後還有因此而連帶發生一個引申的譬喻。陸小曼同徐志摩結婚以後，她怕徐志摩再同別人談戀愛，所以對志摩說：“志摩!你不能拿辜先生茶壺的譬喻來作藉口，你要知道，你不是我的茶壺，乃是我的牙刷，茶壺可以公開用的，牙刷不能公開用的!”作文和說理用譬喻在邏輯上是犯大忌的，因爲譬喻常常用性質不同的事物作比，並在這裏面隱藏着許多遁詞。

辜先生英文寫作的特長，就是他深刻的諷刺。我在國外時，看見一本英文雜誌裏有他的一篇文章，所採的體裁是歐洲中世紀基督教常用的問答傳習體(Catechism)。其中有幾條我至今還記得很清楚，如：“什麼是天堂?天堂是在上海靜安寺路最舒適的洋房裏！誰是傻瓜?傻瓜是任何外國人在上海不能發財的!什麼是侮辱上帝?侮辱上帝是說赫德(SirRobert Hatt)總稅務司爲中國定下的海關制度並非至善至美。”諸如此類的問題有二三十個，用字和造句的深刻和巧妙，真是可以令人拍案叫絕。

大約是在1920年美國《紐約時報》的星期雜誌上有一篇辜先生的論文，佔滿第一頁全面。中間插入一個辜先生的漫畫像，穿着前清的頂戴朝服，後山拖了一根人辮子。這篇義章的題目是《沒有文化的美國》(The Uncivilized United States)。他批評美國文學的時候說美國除了Edgar Allan Poe所著的Annabelle Lee之外，沒有一首好詩。諸如此類的議論很多，可是美國這個權威的大報，卻有這種幽默感把他全文登出。美國人倒是有種雅量，歡喜人家罵他，愈罵得痛快，他愈覺得舒服，只要你罵的技術夠巧妙。像英國的王爾德、蕭伯納都是用這一套方法得到美國人的崇拜。

在庚子八國聯軍的時候，辜先生曾用拉丁文在歐洲發表一篇替中國說話的文章，使歐洲人士大爲驚奇。善於運用中國的觀點來批評西洋的社會和文化，能夠搔着人家的癢處，這是辜先生能夠得到西洋文藝界讚美佩服的一個理由。

無疑義的，辜先生是一個天才的文學家，常常自己覺得懷纔不遇，所以搞到恃才傲物。他因爲生長在華僑社會之中，而華僑常飽受着外國人的歧視，所以他對外國人自不免取嬉笑怒罵的態度以發泄此種不平之氣。他又生在中國混亂的社會裏，更不免憤世嫉俗。他走到舊復闢派這條路上去，亦是不免故意好奇立異，表示與衆不同。他曾經在教室裏對我們說過：“現在中國只有兩個好人，一個是蔡元培先生，一個是我。因爲蔡先生點了翰林之後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現在還是革命。我呢?自從跟張文襄(之洞)做了前清的官以後，到現在還是保皇。”這可能亦是他自己的“解嘲”和“答客難”吧!

一九五六年一月五日於臺北

摘自《逝者如斯集》，原題爲《回憶辜鴻銘先生》

商務印書館，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