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為：極右和激進改革不適合中國 國家發展主要是關鍵幾步。這幾步走對了，一切都會比較順利。 一個國家的發展，就像人的一生，主要就是關鍵的幾步。這幾步走對了，一切都會比較順利，前景會比較光明。這幾步走錯了，就會傷筋動骨，甚至全盤皆輸。回頭看一下中國走過的30年，不能說沒有犯錯誤，有些錯誤也不能說不嚴重，但是在最關鍵的幾步上，我們走對了。何以為證？我想橫向比較一下其它的選擇及其結果。改革開放從1978年底開始，回頭看來，如果不是鄧小平這位強勢領導人的主張和堅持，中國本來也可能選擇不同的路徑。我想到了以下四種選擇：不改革開放的「極左模式」、全盤西化的「極右模式」、古巴的「保守改革模式」和蘇聯的「激進改革模式」。由於篇幅所限，在這裡僅結合我走訪100多個國家的經歷，討論一下「極右」和「激進改革」兩種選擇。 像菲律賓那樣的「極右模式」，結果就是政府和人民的需求嚴重脫節，人民遲遲擺脫不了貧困，國家長期處於動蕩之中。 「極右模式」指的是走一條全盤西化、用一個親西方的政府取而代之的西化模式。我記得上世紀80年代，主張「全盤西化」的學者在大學裡演講，總是贏得一片喝彩。「中國最需要的是進口一個總理」，下面一片掌聲。連「最好讓西方把中國殖民一段時間」的觀點，支持者也不少。其實，在發展中國家，蘇聯的集權模式沒有成功，西方的民主模式也沒有成功，這是我走訪百國後得出的一個結論(從這個角度說，中國只能走自己的路)。 以菲律賓為例，大概沒有一個發展中國家的西化能比菲律賓更徹底了：菲律賓先是西班牙的殖民地，人們的宗教信仰都改成了天主教。後來又是美國的殖民地，很長時間內被視為亞洲的「民主櫥窗」。其政治體系和制度照搬美國，三權分立、政教分離，至今民主制度已確立了一個世紀之久，雖然其間有日本侵略和10來年的馬科斯政權獨裁，但1986年一場「人民力量」推翻了獨裁政權。2001年又是「人民力量」趕走了埃斯特拉達總統。但這個國家卻長期陷於政治動蕩，一個在東亞經濟曾僅次於日本的強國，一個「民主的櫥窗」，卻由盛轉衰，遠遠落後於「四小龍」，又很快地被中國超過。 我是前年夏天訪問菲律賓首都馬尼拉的，首先入目的就是大量的貧民窟。菲律賓全國30%的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平均每日的收入不到一個美元。現在每十個菲律賓人中就有一個背井離鄉，在海外打工，總計約800萬人，使菲佣成為菲律賓整個國家的「名片」。菲佣的匯款也成了菲律賓外匯來源的主要渠道。菲律賓機場都設有為勞務輸出人員開闢的專門通道。 因為我1983年底曾在北京參加接待過菲律賓前總統馬科斯夫人一行，我便問馬尼拉大學的一位教授，現在的菲律賓和馬科斯的時候比怎麼樣？她坦率地說，「現在更糟。什麼『人民力量』，都改變不了菲律賓少數聲名顯赫的家族控制菲律賓政治的現實，他們是既得利益者，通過自己的財力和人脈，影響菲律賓的各級政治。」她還談了這樣一個觀點：「過去是馬科斯家族和他的親信腐敗，他們貪夠了之後，倒也為老百姓做點事情。現在是換一個政府，就是新一輪貪污的開始。你怎麼辦？老百姓怎麼能富裕起來？」 菲律賓很多人現在說，菲律賓民主最後歸結為3G，也就是槍支(Gun)、金錢 (Gold)、 暴徒(Goons)。我的導遊對我說：「過去馬科斯當政的時候，只有馬科斯和他的親信可以這樣，現在誰都可以做這些事情。馬科斯一倒台，表面上看是民主勝利了，實際上，這三個g開始普及了。」我問他為什麼菲律賓自2001年以來已經發生了數百起政治謀殺，他回答，「政治職位是政界人物的財源所在」，所以，政客經常不惜鋌而走險，僱用殺手，謀害政治人物和敢於揭露真相的新聞記者。「政府連槍支都管不住，現在有40多萬槍支散落在民間。」 類似菲律賓這樣的模式，在第三世界比比皆是。經濟和社會結構是前現代的，上層建築是後現代化的，結果就是政府和人民的需求嚴重脫節，人民遲遲擺脫不了貧困，國家長期處於動蕩之中。老百姓為基本生存而掙扎，犯罪率直線上升，但國會裡面卻在討論向「文明國家」學習，廢除死刑，菲律賓也是在2006年廢除了死刑。 蘇聯「激進改革」違背了經濟規律，結果是災難性的：蘇聯迅速解體，經濟全面崩潰，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 至於蘇聯在戈爾巴喬夫領導下，走的是激進改革的道路，其結果大家都知道。但我們不能忘記在上世紀80年代，當戈爾巴喬夫提出「新思維」和政治改革壓倒一切，一時還引來一些國人的羨慕和讚揚。 如果比較一下中蘇兩國在改革戰略上的差別，中國在鄧小平的強勢領導下，走了一條「穩健的改革道路」。如果從政治與經濟互動的角度來看，中國的這個道路也許可以概括為：較大規模的經濟體制改革與較小規模的政治體制改革相結合，而政治改革重點是為經濟改革鋪平道路，這也可以稱為「經濟改革優先的模式」。這個模式產生的利弊大家有目共睹，但總體上利大於弊，中國避免了大的動亂，中國的經濟規模已經十倍於1978年，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提高，大部分人對國家前途持樂觀態度。 戈爾巴喬夫是政治改革為主，用經濟改革來輔助政治改革，結果成了首先要保證民主化這個政治進程不可逆轉，為此什麼都可以做，違背了經濟規律，結果是災難性的：蘇聯迅速解體，經濟全面崩潰，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人民多年的儲蓄隨著發瘋似的通貨膨脹化為烏有，人均壽命降到了60歲以下。 我是1990年6月訪問蘇聯的，當時就感到了戈爾巴喬夫的方法已經走入了死胡同。首先是蘇聯經濟非常困難，商品全面短缺。我去莫斯科最大的百貨商店Gum, 漂亮的俄羅斯傳統拱頂商廈內，買什麼都要排長隊，在皮鞋和大衣的櫃檯，只有一兩種式樣，排隊總有1百來人，而且需要護照才能買。莫斯科的天氣比我預期的要冷，我想買一件風衣，便開始體驗蘇聯式排隊。一個小時後輪到了我，一個服務態度非常粗魯的女營業員告訴我僅有護照不行，還需要有在莫斯科居住的證明，我只能作罷。中午又步行了一個小時，找不到一個吃飯的地方，餐館少，都排著長隊，營業時間又短。俄羅斯人很有幽默感，很能苦中作樂。我路過一家電視機商店，裡面都是俄羅斯自己生產的笨重的黑白電視機，我好奇地進去望望，陪我的蘇聯社科院朋友拉了我一下，說：「你可千萬別買這傢伙，它說不定會爆炸。我們這兒流行的說法是『蘇聯的電視機是專門為蘇聯的敵人生產的』。」 政治改革帶來的一個巨大問題就是政治參與迅速爆炸，而蘇聯的體制完全沒有為這種參與做好準備。激進的政治改革首先導致了人們質疑蘇聯共產黨的合法性，然後質疑整個蘇聯國家存在的合法性。接著，立陶宛率先宣布脫離蘇聯而獨立，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也緊隨其後。因為經濟形勢已經惡化，戈爾巴喬夫亂了章法，他本人的威望幾乎蕩然無存，誰都可以拿他當笑料。 我記得1993年「休克療法」的作者、哈佛大學經濟學家薩克斯曾來瑞士日內瓦大學做講座。在場的一位俄羅斯知名學者、原蘇聯的美國加拿大研究所所長阿巴托夫，突然站起來提問。他用很清晰的英文質問薩克斯，「我的祖國已經解體了，你高興嗎？」說完立即退場。薩克斯一臉錯愕。阿巴托夫退場後，薩克斯說：「不是我們的方案設計不好，而就是剛才提問的那麼一批共產黨的老朽在阻礙我們的改革，使得我們的改革方案受挫」。 但是，人們更要問的是：改革方案的設計怎麼能不考慮到各種反對因素呢？實際上關鍵還是這些美國學者不了解俄羅斯的國情，亂開藥方，而當時又迷信西方、迷信美國，結果導致國家解體的悲劇。 戈爾巴喬夫本人至今仍在西方受到推崇，但很多俄羅斯民眾不能原諒他。戈爾巴喬夫在自己人民心中的地位一落千丈。1996年他曾參選俄羅斯總統競選，得票率竟不到百分之一。 「穩健改革模式」雖然問題不少，但確實比其他模式好。不管今天中國社會有多少問題，中國還是處在1949年以來最好的時候，處在近300年以來最好的時候。 總之，比較中國過去三十年中曾經出現過的不同模式選擇，我的結論是我們的「穩健改革模式」雖然問題不少，但確實比「極左」和「極右」的模式要好，也比古巴的「保守改革模式」和前蘇聯的「激進改革模式」要好。 一個13億人口的大國，通過不到30年的奮鬥，經濟規模增長了十倍以上，近3億人脫貧，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中國已經成了世界第三大經濟體、第三大貿易國，而這些統計還是建立在人民幣被低估的基礎上的。西方人對中國有各種各樣的批評指責，甚至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但否認中國這些成就的已經大大減少了。如果說我們大約300年前開始落後於西方，現在我們是真正地趕上來了。我們這個積貧積弱的國家，從1840年鴉片戰爭到1979年的140年間，持續的太平時間最長沒有超過八、九年，我們現代化的進程總是一次一次被打亂。但從1979年開始，我們第一次保持了近三十年的持續發展。不管今天中國社會有多少問題，中國還是處在1949年以來最好的時候，處在近300年以來最好的時候，解決各種問題的資源和迴旋餘地也是前所未有的。 絕大多數的國人也都為此成功做出了自己的貢獻，甚至犧牲。 我今年8月在香港《領導者》雜誌上發表了一篇回憶鄧小平的文章，後來網上轉載，我看到一個帖子，只有一句話，卻使我很感動。帖子是這樣寫的：「鄧小平有功，雖然我下崗了」。沒有下崗工人所做出的犧牲，中國工業化、現代化、國際化這個關，闖不過去。我們應該通過教育，使大家尊重每一個為民族復興做出貢獻和犧牲的勞動者，包括現在的弱勢群體，並通過各種手段，使他們也能享受到改革開放的成果。在大變革的社會裡生活不易，互相尊重，互相理解，互相幫助，可以化解很多人與人之間的矛盾，人的心態也會更平和，生活也會更溫馨。中國是有希望的，只要我們自己不打敗自己，沒有任何一種外部力量能阻礙我們民族的偉大復興。▲(作者是瑞士日內瓦大學亞洲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 來源：環球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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