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社會理論的當代審視 來源：哈爾濱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作者：王雅林 時間：2015-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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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們如何對待馬克思的理論遺產

對於正在致力於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復興偉業的中國來說，要想使事業取得成功，很重要的一個條件就是加強思想理論建設，而具有登高望遠功效的頂層理論建設具有更大的意義。理論建設的必要條件是從中國國情實際、文化特點和發展實踐出發，在思想理論上採取開放的態度，勇於和善於借鑒、吸收人類文明所創造的一切有價值的思想理論遺產，並進行自主的創造，形成中國化的理論體系和話語體系。

中國的現代化屬於「後髮型現代化」，早在19世紀中葉以來，在西歐「早髮型現代化」國家就形成了許多解釋自身經驗的社會理論學說，其中被西方學者稱之為最具代表性的是馬克思、塗爾幹、韋伯三大古典社會學家，以及包括托克維爾、孔德、滕尼斯、齊美爾、斯賓塞等人的著作。到20世紀六七十年代以後，又形成了許多後現代社會理論。但在迄今為止所形成的各種解釋社會的學說中，最具影響力的還是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社會理論。吉登斯在曆數了諸多古典社會理論大家之後做出這樣的評價：「馬克思在當今所造成的影響遠遠超過了這些學者(如果從馬克思著作具有更深刻的知識內容的角度來說，情況也同樣如此)。」[1]2他還特別指出，即使到了「後現代」社會發展的今天，「馬克思的著作仍然提供了一種社會歷史觀念，相對於後來其他作者的觀念而言，它體現出彌足珍貴的價值」[1]4。我們贊同這樣的觀點：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不僅是哲學學說，也是關於現代社會發展的學說，是極為寶貴的社會理論遺產，對於我們今天在中華大地上開創人民生活幸福美好的現代化事業來說，仍會顯現出巨大的理論價值。但問題在於，我們同馬克思相隔著一百多年的時間，又跨越著東西方的空間，時空條件已發生很大變化，因此並不能把馬克思的某些話語當作理論公式拿過來套用，為今天的實踐尋找現成的答案，關鍵的關鍵在於我們如何以真正科學的態度開發這一思想理論寶庫。

在對待馬克思理論遺產的問題上，有兩種態度是我們必須反對的：一是西方自由主義理論家們的態度。他們認為馬克思的著作屬於社會思想的「史前階段」，已經過時和失去了科學價值，真正開創社會學和社會理論歷史的是塗爾乾和韋伯所屬的那一代學者。這種看法並不符合當代社會理論發展的實際。在馬克思逝世以後的一百多年間存在的一個現象是，不管某個學者對馬克思的理論採取何種態度，都繞不開馬克思「幽靈」，特別是在西方「後現代」社會理論中，馬克思的理論仍從不同方面和以不同方式得到回應和繼承，不斷提供著新的理論生長點，這說明馬克思在今天仍是「活著的思想家」。還有一種情況同樣說明馬克思理論的生命力是不可磨滅的，即在蘇聯和東歐解體和社會主義現實運動處於低潮時，一些曾經的馬克思主義擁護者紛紛離開馬克思，包括我們前面提到的吉登斯也對馬克思社會理論否定的成分多起來。但「每當資本主義國家貧富過分懸殊或重大經濟危機出現時(經濟危機的確經常出現)，馬克思主義就會以契合時代要求的某種理論形式回到人們的視野中，即使那些平日對傳統馬克思主義理論持批判或拒斥態度的人也無法拒絕」[2]。這說明，解決當代發展問題是繞不開馬克思理論的，人們會不斷回到馬克思，重新思考「馬克思為什麼是對的」。由於社會主義實踐在國際國內發生過一些嚴重失誤等情況，致使西方自由主義理論觀點在我國有一定影響，這在某些知識精英中有所表現。二是對傳統、僵化馬克思主義觀點的路徑依賴。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受前蘇聯很大影響，前蘇聯時期對馬克思主義的曲解給社會主義運動造成極大傷害，並嚴重敗壞了馬克思理論本身的聲譽。其理論至今仍以路徑依賴的方式對我國發生著實際影響。這種影響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表現，但都偏離了馬克思的理論精髓。用這些僵化教條的理論去批判西方自由主義理論則顯得蒼白無力；用它去進行理論教學和宣傳，往往會成為令人生厭的東西；用它去指導工作實踐，則會發生偏頗和失誤。所以在今天，僵化教條的理論同西方自由主義理論的影響在我國同樣有害，我們有責任清除它。

但是，以科學的態度來對待馬克思的理論，還要從認識論、方法論和具體的文本研究上具體解決一些問題。從根本上說，就是如何以馬克思的科學態度來對待馬克思的理論遺產。為此，筆者提出以下問題：

第一，堅持「實踐第一」的觀點，從今天生機勃勃的發展實踐需要出發，以自覺的、主體的意識去審視馬克思的理論遺產。今天的中國所進行的現代化事業同馬克思時代相比，歷史場景、實踐水平已發生很大變化，相比之下，我們更站在時空高處。馬克思思維的重要特點是，一切社會存在都具有實踐性、歷史性、暫時性，因而對處於不斷變化過程中的事物採取批判的態度，堅決反對把他的理論當作教條和絕對化真理。他曾戲謔地對把他的理論當成教條的人說，如果他們都是馬克思主義者的話，那麼我不是。「現實的人和現實的生活過程」始終是馬克思從事理論活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他說：「在思辨終止的地方，在現實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們實踐活動和實際發展過程的真正的實證科學開始的地方。關於意識的空話將終止，它們一定會被真實的知識所取代。對現實的描述會使獨立的哲學失去生存環境，能夠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過是對人類歷史發展的考察中抽象出來的最一般的結果的概括。這些抽象本身離開了現實的歷史就沒有任何價值。」[3]73-74因此，我們要站在新的「現實生活面前」，從今天人們的實踐活動和實際發展過程出發，發掘馬克思理論中有價值的東西，同時又勇於「接著說」和「再出發」。

第二，對待馬克思的理論要經過本土化的創造性轉換。馬克思關於人類解放學說的研究，是經過對世界歷史的考察得出的結論，但不少研究難免打上歐洲文明、特別是歐洲資本主義社會文明背景的印記。馬克思的理論同我們今天對它的研究相比，不但時代條件不同，而且往往面臨著不同的社會文明形態、歷史特點和文化傳統，因此我們今天對待馬克思理論的研究要下「本土化」創造性轉換的功夫，實現馬克思理論的中國化。

第三，對馬克思著作文本的研究，具體考察其寫作的學術背景和環境很重要。馬克思是一個嚴肅的學者，他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曾感慨地說道，他所做的研究像面臨地獄入口處一樣付出了巨大的艱辛。但受具體學術條件的限制，當時對某一問題的研究可能佔有的學術資料有限，又可能會受到當時歐洲具體學術氛圍的影響。還有一點是，在馬克思的浩繁著作中，有大量是在他逝世後直到20世紀上半葉陸續整理出版的，不少是草稿、提綱、讀書筆記等等。這些都留下了他探索的足跡，但這些著作並沒經過馬克思本人的嚴密加工和推敲，有些是後人整理的，因此我們今天不必拘泥於個別篇章和詞句。另外，馬克思恩格斯生前在他們幾十年的學術探索中，經常指出自己以往研究的某些不足和「過錯」。不無遺憾地說，今天我們雖然與馬克思相隔一百多年，但我們思想水平在很多方面還沒有達到馬克思的高度，我們仍需向他虛心求教，但作為嚴肅科學的態度，我們也不必迴避馬克思某些探索中的失誤和「過錯」，要依據今天的學術成就、認識水平和實踐水平加以訂正，這是捍衛馬克思主義理論財富應有的態度。

二、重釋《〈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的解釋框架

對於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的基本觀點，人們一般是根據1859年發表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以下簡稱《序言》)中的經典話語的概括加以理解的。《序言》對於歷史唯物主義理論來說具有標識性地位。在馬克思的著作中很少有像《序言》這樣對自己的觀點做了高度概括的經典表述的。這些耳熟能詳的觀點包括：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矛盾運動及物質生產力的決定性作用；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人類社會經濟形態的演進過程；等等。

對於《序言》的經典表述，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以及其他馬克思主義重要理論家都曾給予過高度評價。《序言》剛一發表，恩格斯就做出這樣的評價：《序言》闡述的觀點「不僅對於經濟學，而且對於一切歷史科學(凡不是自然科學的科學都是歷史科學)都是一個具有革命意義的發現」，只要堅持這些觀點，「並且把它應用於現時代，一個偉大的、一切時代中最偉大的革命遠景就會立即展現在我們的面前」[4]。列寧認為，《序言》對「推廣運用人類社會及其歷史的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作了完整的表述」[5]。在對《序言》的各種評論中，除了認為《序言》對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做了經典概括外，對後世最大的影響是形成了「物質本體論」和「經濟決定論」的解讀方式，歷史唯物主義的「物」被解釋成外在於人的實踐活動的自然之「物」，並把馬克思的「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範疇解釋成了「物質和精神」範疇。特別是在斯大林的《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著作中，人為地分割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關係，認為辯證唯物主義是馬克思哲學的核心，是「對自然現象的看法」、「研究自然現象的方法」，而「歷史唯物主義就是把辯證唯物主義的原理應用於社會生活現象，應用於研究社會，應用於研究歷史」[6]。由《序言》引發出的「經濟決定論」的思想，則只強調經濟因素在社會發展中的決定性作用，這種觀點早在第二國際時期就存在，但馬克思、恩格斯生前曾表示過強烈反對。而這種觀點對中國影響最大的是來自前蘇聯。普列漢諾夫把馬克思哲學總結為經濟一元論公式，認為人類歷史發展是同自然類似的機械發展過程，人類社會的所有環節都可以還原為經濟動因，只要掌握了經濟規律就掌握了社會發展規律。

全部展開對《序言》的討論涉及許多理論線索，本文的討論將聚集在一個最具問題意識的話題上：在人類社會的全部歷史發展過程中，毫無疑問，物質生產的發展都是「人類存在的永恆的自然必然性」，是社會的「壓倉石」，正如《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所說的，人們「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解決衣、食、住以及其他東西。因此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①但需要釐清的是，是否在所有的社會形態中經濟關係都構成社會的基礎，是否所有的社會形態都是具有經濟形態屬性的「經濟的社會形態」(或稱「社會經濟形態」)？進而追問，運用歷史唯物主義進行社會建構的精神至高點是什麼？這些問題涉及對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本質和對人類社會歷史演進過程的理解問題，我們的討論將聚集在這一點上。

國內外對《序言》的研究，長期以來就一直存在著不同認識和爭論，我們重新介入對它的討論，要想取得新進展，必須確立新的學術路徑，建立起合理的解釋框架。《序言》是從人類社會發展的宏觀層面對貫穿資本主義社會以往的全部社會形態所做的「一般原則」表述，這樣我們對它的解讀就涉及社會形態理論問題。人們通常認為馬克思的社會形態理論主要有兩種表述：一個是認為源自馬克思的基於生產方式演進的「五形態說」，即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的演進過程。但「五形態說」並不是馬克思的原意，而是斯大林所做的概括。從世界各國各民族的歷史發展看，並不都是按「五形態」順序演進的，而且把每種社會形態統統歸之於「社會經濟形態」(列寧的提法)也是不可取的。另一個是馬克思在1857—1858年撰寫的極為重要的《經濟學手稿·導言》中，從人的生命活動的社會形式及生存狀態角度提出的社會形態演進「三形態說」：

人的依賴關係(起初完全是自然發生的)，是最初的社會形態，在這種形態下，人的生產能力只是在狹窄的範圍內和孤立的地點發生著。以物的依賴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形態，才形成普遍的物質變換，全面的關係，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是第三階段。第二階段為第三階段創造條件。因此，家長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狀態隨著商業、奢侈、貨幣、交換價值的發展而沒落下去，現代社會則隨著這些東西一道發展起來。[7]104

上述「三形態說」是馬克思在《經濟學手稿》中以「既不同於資本主義前的各社會形態又不同於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的資產階級社會的一般特徵」為章節標題加以表述的。可見，「三形態說」不是馬克思的隨意之筆，而是對人類社會所做的明確的社會形態劃分。需要說明的是，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的本質並不是關於物質和觀念發展史的學說，而是以社會存在為研究對象的學說。而社會存在就是「現實的人和現實的生活過程」，就是人如何生產自身生活的實踐活動，因此「三形態說」更符合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脈絡和更具解釋力，它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科學認識論和方法論。按照「三形態說」，人類社會發生著從前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人的依賴」關係到資本主義社會的「物的依賴」關係，再到共產主義的「自由個性和人的全面發展」社會形態的演進過程。在每種社會形態中，人的生命存在的社會關係性質和發展動力都發生了質的轉變，即「社會軸心」發生了改變，我們稱之為「社會軸心轉換」。這樣，整個人類社會演進經歷了三個階段和發生著兩次「軸心轉換」。為此，我們對《序言》中提出的關於貫穿人類發展史「一般原則」的考察，就置放到人類社會「三個階段」、「兩次軸心轉換」的過程中加以審視和檢驗，以此作為我們解讀《序言》的分析框架。

三、《序言》理論邏輯的歷史邊界

為了回答上文中所設定的問題，我們首先考察一下馬克思在《序言》中提出的「一般原則」同「三形態說」中人類社會形態演進「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的契合關係。為此，我們從馬克思《序言》寫作的具體社會背景和學術背景談起。

公認為馬克思創建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的第一部成熟之作，是在批判黑格爾法哲學基礎上於1845—1846年間同恩格斯一起完成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但在馬克思、恩格斯生前這部著作並沒有出版過完整的版本。馬克思在《序言》中回顧這本書的寫作時說，當時的寫作目的主要是為了「自己弄清問題」。其書主要是從哲學角度做的研究。恩格斯後來在提到該書寫作時曾說，「表明當時我們在經濟史方面的知識還多麼不夠」[8]359。馬克思在完成了對黑格爾哲學的清算任務之後，他的學術興趣由哲學轉向了政治經濟學，開始了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系統研究工作。資本主義社會即市民社會同以往的社會形態相比，最大的區別在於形成了比較完備的經濟形態，以生產資本為基礎的經濟領域成為獨立的領域，經濟關係、物物聯繫成為社會的基礎並支配其他社會領域，因而馬克思認為解剖資本主義社會的關鍵在於政治經濟學，「對市民社會的解剖應該到政治經濟學中去尋找」[9]82，「政治經濟學是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的理論分析」[10]595。馬克思在英國倫敦擬定了包括《資本論》在內的龐大寫作計劃，《序言》就是他在研究過程「一經得到就用於指導我的研究工作的總的結果」[3]82。

通過上文對《序言》寫作背景的簡述，我們更加明確的是，正如馬克思所申明的那樣，《序言》的研究結論是通過對「市民社會」即資本主義社會研究得出的「總的結果」。資本主義社會是以剩餘價值生產為動機的社會，物質生產和交換價值的最大化是資本主義關係體系的特徵。經濟關係即市場關係對其他社會領域發生著支配性作用。比如，較早以前的一些西方學者就指出，從經濟和政治的關係來看，資本主義的特徵是「經濟和政權的分離」，「國家財政收入依賴於它本身並不能直接控制的資本的穩定(Valor Sation)和積累過程」[10]13。對於當今的美國社會，西方傳媒也給出了一個很恰當的比喻：一艘巨輪，真正決定船的航向的不是船長(總統)，而是坐頭等艙的人(大財團)。所以，馬克思說：「工業以至整個財富領域對政治領域的關係，是現代主要問題之一。」[11]8從經濟和社會的關係來看，資本主義經濟關係的建立，最根本地體現在僱傭勞動制度上，工人只有接受僱主控制的有報酬的職業，成為資本擴張的工具，才能維持生存，因而工人的生活和自身都是受制於經濟關係的。至於在精神文化生活領域，受贏利目的控制不可能真正形成人的精神性存在形式。當然在資本主義發展時期人類的精神文明取得巨大進步，資產階級思想家們高揚人性崇高的旗幟，但所有這些都不能從根本上消除物化邏輯起作用的範圍。所以，《序言》通過對市民社會的分析，深刻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形態屬性，就連對《序言》持批判態度的西方學者也充分肯定了這一點，比如吉登斯認為馬克思在《序言》中關於生產力和生產關係辯證運動的分析，對於研究「作為一種社會類型的資本主義具有特別的參考價值」[10]89。

但問題是，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形態的分析得出的結論是否適合於「第一階段」呢？對於「第一階段」即前資本主義社會形態，馬克思從生產方式的角度曾劃分為幾個不同類型的社會形態，但從「三形態說」看，則屬於「人的依賴關係」社會形態內的幾個歷史時代，同從「人的依賴關係」向「物的依賴關係」的社會形態演進並不對應。在馬克思看來，「第一階段」內部諸形態的區別要小於同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形態的區別。②

為了搞清這一問題，我們仍需回顧一下馬克思《序言》寫作的學術背景。在馬克思寫作《序言》的年代，考古學、民族學、人類學、地質學正處於起步不久的階段，歷史學的研究範圍也只侷限於有文字記載的西歐社會的歷史，最早也限於古希臘和古羅馬，所以馬克思能接觸的研究資料較有限。比如，由於對原始社會瞭解不夠，馬克思曾認為人類社會的初期也存在階級對立和階級鬥爭，所以他在《共產黨宣言》中做了如下表述：「至今所有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在階級對立中演進的，而這種對立在各個不同的時代又是各不相同的。」[12]489馬克思只是在後來看到新的資料後才做了修正。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依據西歐的歷史把人類社會形態演進圖式概括為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國家所有制、封建所有制、資本主義所有制和共產主義所有制。在《序言》中，馬克思由於接觸到印度農村公社和東方社會的資料，又把亞細亞生產方式排在第一位。在馬克思的認識中，亞細亞生產方式屬於最早的原始社會，而實際上亞細亞所有制並不是作為一種特殊類型的部落所有制人類社會開端的原始社會。直到19世紀70年代以後，馬克思接觸了摩爾根的《古代社會》以後，才系統地把握了原始社會的特徵。到了晚年，馬克思又發現了俄國「農村公社」的集體佔有制形式，在致查蘇利奇的信中提出了俄國不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的多元發展的可能性[13]。這些表明馬克思對前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認識是逐步深入和對自己的研究不斷做出修正的。

還要指出，在《序言》中，馬克思把通過政治經濟學批判形成的對資本主義社會結構及變遷動力的認識推導至前資本主義社會形態，並不是完全基於歷史批判的經驗基礎。按這種表述，人類社會成了自始至終由生產力為決定性因素、經濟關係居主導地位的線性的「經濟決定論」的進化過程，這不能不說是一種表述上的失誤，也同馬克思自己的其他研究之間形成一種張力。比如，在發表《序言》的同時，馬克思還起草了為寫作《資本論》做準備的筆記，這就是《經濟學手稿》(1857—1858年)。該著作中專門有一節是考察「資本主義生產以前的各種形式」的，一旦依據歷史資料進入了對資本主義前諸種社會具體的歷史形態的考察，得出的分析結論就不同於《序言》理論形態的邏輯推論。這些表述歸納起來是：資本主義以前諸社會形式之間儘管存在很大區別，但共同點是生產同「自然共同體」聯繫在一起，生產和經濟活動屈居於自然與個人共同體的社會關係之下，經濟領域並沒從社會共同體中分離出來[7]482-483。資本主義在人類史上第一次建立了資本—僱傭勞動關係，是以同以往社會形式的瓦解和斷裂為基礎的。以往的社會形態也存在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也有市場交換活動，以中國為例，雖然到宋朝市場交易活動已相當發達，但從來不佔主導地位，也沒形成完整的經濟形態，經濟形態只有到了資本主義社會才具有了成熟性，因此資本主義同以往其他社會形態的差異遠遠大於其他社會類型之間的差異，滕尼斯用「共同體」和「社會」加以區分。

在前資本主義諸社會形式中，經濟關係並沒從社會領域中獨立出來並獲得支配地位的情況，已為大量的社會人類學、歷史學的研究所證明。英國著名的經濟史學家卡爾·波蘭尼於20世紀40年代早期撰寫了名著《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書中在研究了大量人類學、歷史學資料的基礎上得出的結論是：「近期歷史和人類學研究的突出發現是，原則上，人類的經濟是浸沒(submevged)在他的社會關係之中的。他的行為動機並不在於維護佔有物質財富的個人利益；而在於維護他的社會地位，他的社會權利，他的社會資產。只有當物質財物能夠服務於這些目的時，他才會珍視它。不管是生產的過程還是分配的過程，都不曾與維繫於財物佔有的特定經濟利益相聯繫……一個小型的狩獵或捕魚的共同體中的這些社會利益，與一個巨大的專制社會中的相比，是非常不同的，但在以上每一種情況中，經濟體系都是依靠非經濟動機得以運轉的。」[14]39-40在這些社會共同體中，「沒有任何單獨的和明確的以經濟動機為基礎的制度」[14]41。「直到西歐封建主義終結之時的所有經濟體系的組織原則要麼是互惠，要麼是再分配，要麼是家計，或者三者之間的某種組合」[14]55，「再分配反過來也傾向於將經濟制度本身融入社會關係當中」[14]57。「經濟體系，從原則上說，是嵌入在社會關係之中；物質貨品的分配是通過非經濟動機來保證的，如互惠、榮譽等等」，「貨物和服務的交換通常發生在持續的夥伴關係之間，或者與明確的社會紐帶相關，或者與多種多樣的非經濟事務相伴」[14]232。因此，波蘭尼認為，研究前資本主義經濟，要把經濟作為社會「制度過程」來探討。

這種情況即使在中國改革開放前夕商品市場經濟尚未衝擊到的東北內陸農村地區也是可以看到的。20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筆者在黑龍江省肇東市昌五鎮從事農村調查，看到一個有趣的現象是，當農民自留地裏種的蔬菜自食有餘、又不作為商品出售時，那麼鄰裏之間常常可以在無需告知主人的情況下去採摘的，以互通有無；農民修房子或蓋房子，採取的不是經濟關係的「僱工」行為，而是鄰裏之間無酬勞的「幫工」形式[15]229-239。在中國長期的農業文明中，從經濟和社會的關係來看，物質生產是嵌入以家庭人口生產為基礎的倫理關係之中的；從經濟和政治的關係來看，經濟關係是屈從於封建宗法等級政治關係的。

波蘭尼還論證了，在前資本主義社會，社會其他領域發生的變化並不完全是由經濟因素決定的。在歐洲封建社會自犁被引入以後上千年時間中，生產手段並沒有多大改變，但在政治、智識、文學藝術上卻發生很大變化[15]39，所以並不能用經濟決定論加以解釋。

毫無疑問，「如果沒有某種類型的經濟，任何社會都不可能在任何時間段存活」[16]45。《序言》在對歷史唯心主義的批判中強調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與再生產是全部人類社會的基礎，無疑是正確地把對社會歷史的研究置於自然的必然性之上，因為人類只有不斷同外部自然界進行物質和能量的交換才能生存，但問題是經濟關係構成社會的基礎並佔支配地位的情況，並不是前資本主義社會所共有的現象，這些社會形式也並不屬於「經濟的社會形態」。

馬克思在《序言》中所做的推論，可能的情況是，除了反映當時對前資本主義社會的資料掌握不足外，也可能同受那個時代學術風潮的影響有關。

在19世紀，當古典經濟學、社會歷史學、政治哲學以及一般社會學興起之時，都以在對資本主義市民社會的研究中提出的假說推廣至全部人類社會為主要學術傾向。按波蘭尼的說法，這已成了那個時期各學科不言而喻的「公理」和「集體無意識」。波蘭尼把這種學術風潮歸結為「19世紀的偏見」[14]38。馬克思學說的重要來源之一是英國政治經濟學、特別是亞當·斯密的學說。但斯密從近代政治哲學對於人性的理解出發，認為人類天然具有「互通有無，物物交換，互相交易的秉性」，依賴於市場的勞動自古以來就存在，因而形成了後來「經濟人」概念和相互交換的原始人模型。「在經濟學的平臺上，斯密發現了透視人類社會和歷史變遷的全新的理論範式，這就是把經濟和財產權類型作為劃分不同階段的標準，社會體制是特定歷史時期的物質生活條件與財產制度的直接產物，全部歷史依據這個標準可以分為狩獵社會、遊牧社會、農耕社會和商業社會等四個階段。通過引入這一歷史性視角，斯密論證了現代市民社會關係的合理性……商業社會之所以是最好的社會，就在於它發乎於人的商業本性，是一種『自然的自由體制』。」[16]4-5。斯密對人類歷史的這種誤讀影響了19世紀歐洲許多經濟學、歷史學、社會學家，如斯賓塞、米塞斯等等，他們都試圖把市場經濟的法則奠基在人類的自然狀態所具有的永恆特性上，並以此為假說解釋人類的全部歷史。斯密的學說為後來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理論來源，但在敘述方式上可能沒有完全遊離於「集體無意識」，當然也可能是馬克思在批判黑格爾從理性漸進發展的角度解釋歷史的唯心主義社會觀、「使黑格爾倒置過來」時，卻沿襲了黑格爾邏輯表述的敘述方式。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19世紀前後的歐洲思想家、理論家們從合乎人的自然本性出發，把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法則解釋為自古有之的人類社會永恆特性，同馬克思揭示資本主義經濟關係具有暫時性的思想是完全對立的。對於把資本市場經濟關係視為人類社會天然合理的「自然的自由體制」的觀點，馬克思和恩格斯進行了尖銳而又辛辣的批判：「經濟學家們的論證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們認為只有兩種制度：一種是人為的、一種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為的，資產階級制度是天然的。在這方面，經濟學家很像那些把宗教也分為兩類的神學家。一切異教都是人們臆造的，而他們自己的宗教則是神的啟示。經濟學家所以說現存的關係(資產階級生產關係)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說明，這些關係正是使生產財富和發展生產力得以按照自然規律進行的那些關係。因此，這些關係是不受時間影響的自然規律。這是應當永遠支配社會的永恆規律。於是，以前是有歷史的，現在再也沒有歷史了。」[11]612

從上文的批判話語中我們可以看出，福山的「歷史終結論」，不過是現代版，歷史版早就有了。正是從終結「終結論」出發，我們以「三形態說」為參照系，指出馬克思《序言》表述上的過錯，指出《序言》理論邏輯適用的歷史界線，就有重要的理論意義了。

四、社會主義的歷史超越和新的「軸心轉換」

下面我們依據「三形態說」考察「第二階段」向「第三階段」即共產主義的「社會軸心轉換」。從「第二階段」向「第三階段」「軸心轉換」的過程在今天已呈現為現實的社會主義運動，因此考察這一軸心轉換是一個實踐性的理論探索課題。

基於此，我們首先要提出的一個研究路線是，研究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必須同科學社會主義學說密切結合，兩者具有不可分的內在一致性。因為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革命性就在於，在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中所要揭示的是「消滅現存狀態的現實的運動」[11]539，揭示新的社會形式出現的歷史必然性和合理性。這就是說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市民社會運行結構和過程進行矢志不移的研究，不是停留於學術興趣，而是要揭示這種社會形式的歷史暫時性。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的「內部聯繫一旦被瞭解，相信現存制度的永恆必要性的一切理論信仰，還在現存制度實際崩潰以前就會破滅」[17]。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揭示最深、最系統的著作當然首推《資本論》。這部鉅著考察了資本主義社會生產的動力，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運動法則」，指出資本主義是一個商品生產體系，而商品具有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兩面性」，資本主義生產體系的驅動力就是尋求交換價值而不是使用價值的最大化，交換價值賴以進行的方式就是市場經濟關係的建立。交換價值以抽象勞動為基礎，可以用一種抽象的量化比率來計算。資本主義生產體系的一切矛盾都直接來源於建立在交換價值生產基礎上的體制特徵上。

資本和市場是人類在資本主義文明中發明的經濟形式，馬克思充分肯定資本、市場以及資本主義在人類發展史中的「偉大文明作用」，他用「以物的依賴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表述「第二大形態」本身就說明瞭這一點。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指出，「資產階級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時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總和還要多，還要大」[18]277，更不用說此後資本主義的發展了。資本的偉大文明作用表現在它使社會中的人從前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自然共同體和人身依附的宗法制度中解脫出來，獲得了人的獨立性和個人利益的正當性，資本主義生產力巨大發展的動力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這種個人獨立性、正當性的確立。但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資本的兩面性和悖論性質，尖銳地批判了使人處於異化狀態的「物化」社會關係。資本主義社會是以「物的依賴」經濟關係為社會軸心的，通過商品生產和交換實現「物」的最大化和資本增值是這個社會的主要行為動機。因此，資本主義的市民社會是為資本的邏輯所支配的社會，人的社會存在不表現為直接的人的關係，而是表現為物化的商品貨幣關係，並使這種關係滲透到社會的各個領域。正如馬克思所說，資本主義的出現把市民社會關係轉換為純市場關係，它把以往社會的「神靈準則」變為「市場準則」，人被市場的經濟力量所控制，其結果是「一切神聖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沒有任何絕對價值，因為對貨幣來說，價值本身是相對的。沒有任何東西是不可讓渡的，因為一切東西都可以換取貨幣而讓渡。沒有任何東西是高尚的、神聖的東西等等，因為一切東西都可以通過貨幣而佔有。正如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一樣，在貨幣面前不存在『不能估價、不能抵押或不能轉讓的』，『處於人類商業之外的』，『誰也不能佔有的』，『神聖的』和『宗教的』東西」[19]，即它在「除魅」的同時，卻使社會被抽象的資本邏輯所統治。這正如我國的學者指出的，「『資本』作為『抽象力量』，首先意味著它是資本主義社會中統治人們全部生活的終極的『絕對存在』，它主導著人與世界、人與人以及人與自身的關係，構成全部社會生活的軸心原則。在此意義上，『資本』構成了資本主義社會中一切存在物的內在『本質』和『實體』，一切存在物都必須在資本面前證明其存在的『目的』和『意義』，否則就將失去其存在的價值和必要性」[20]。由此，「在資產階級社會裡，資本具有獨立性和個性，而活動著的個人卻沒有獨立性和個性」[18]266，個人的存在要屈從於資本的物化關係，個體存在的價值被置換為物的價值。

所以，資本主義的社會關係雖然使人獲得了獨立性和確立了追求個人利益的正當性，從而使生產力的發展獲得動力，但「個人」不等於「有個性的人」，追求個人利益正當性的確立不等於自由個性的確立，今天當我們清除封建主義的影響而推進人的解放進程的時候，把這兩者區別開來具有很大的意義。資本主義物化的社會關係把一個個人抽象的個體聯繫起來，但卻用與他們的個性完全相違背的枷鎖把他們束縛在一起。資本主義呼喚出巨大的生產力，但並沒有像啟蒙運動所宣稱的那樣真正實現人的解放，反而出現了自由個性同他們實際的個人生活形式脫節的局面。因此，馬克思認為，從人本身的發展史來看，資本主義不過是人類社會的「史前史」，而共產主義作為「消滅現存狀況的現實的運動」將開創人類的「真正的歷史」，社會的軸心將從物化的經濟關係主宰的社會，轉換到以「人的全面發展」和「自由個性」為軸心的社會形態上來。共產主義社會建立在個人與社會共同體之間相互依存的關係之上。該社會排除一切不依賴於個人而存在的東西，但也只有在社會共同體中作為「聯合起來的個人」，通過使用集體生產的勞動成果，人才能實現其個性化存在。因此，只有在共產主義社會，個人的特殊天賦和能力才能得到充分發展。這就是說，按著馬克思的說法，人類社會形態的「第三階段」雖然要憑藉「第二階段」的「創造條件」，但並不是沿「第二階段」的社會軸心軌道發展的，而是確立了新的質上完全不同的「軸心原則」。從這一新的「軸心轉換」中我們可以獲得的認識是：

第一，資本主義是在人類社會的三大形態中唯一的以經濟關係構成社會基礎的「經濟的社會形態」，共產主義將是消除經濟關係的統治地位、從物的世界回歸為人本身發展的「社會形態」。從性質上說，共產主義不是「經濟的社會形態」或「社會經濟形態」。由此，依據「三形態說」，人類社會宏觀變遷構成了「社會形態——經濟的社會形態——社會形態」的演進圖式。從經濟是否是在社會中居統治地位的人的生命活動形式來劃分，又可以把人類社會劃分為「前經濟社會——經濟社會——後經濟社會」三段論的圖式。根據這個圖式，只有資本主義社會是「經濟形態」，而「第三階段」雖然在更高層次上回歸為「社會形態」，但同第一階段相比，兩者有本質的區別。在「第一階段」的社會形態中，個人並沒有從「自然共同體」和政治統屬中獨立出來，而共產主義社會將是「自由人的聯合體」，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構成社會發展的前提。

但是，從受經濟必然性制約的「必然王國」到未來社會的「自由王國」要經過漫長的過渡過程。對此馬克思在《資本論》第3卷中有很好的表述：

社會的現實財富和社會再生產過程不斷擴大的可能性，並不是取決於剩餘勞動時間的長短，而是取決於剩餘勞動的生產率和這種剩餘勞動藉以完成的優劣程度不等的生產條件。事實上，自由王國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規定要做的勞動終止的地方纔開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來說，它存在於真正物質生產領域的彼岸。像野蠻人為了滿足自己的需要，為了維持和再生產自己的生命，必須與自然進行鬥爭一樣，文明人也必須這樣做；而且在一切社會形態中，在一切可能的生產方式中，他都必須這樣做。這個自然必然性的王國會隨著人的發展而擴大，因為需要會擴大；但是，滿足這種需要的生產力同時也會擴大。這個領域內的自由只能是：社會化的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將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把它置於他們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讓它作為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愧於和最適合於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變換。但是不管怎樣，這個領域始終是一個必然王國。在這個必然王國的彼岸，作為目的本身的人類能力的發展，真正的自由王國，就開始了。但是，這個自由王國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國的基礎上，才能繁榮起來。[21]

這段論述的後半部分關於把生產力的發展置於「他們的共同控制之下」的論述，馬克思實際指的是社會主義發展階段，而這個發展階段尚未消除經濟必然性的制約，處於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轉化的過渡階段，從性質上尚未脫離「經濟的社會形態」範疇而進入真正的「社會形態」，我們仍需運用物質的力量實現自身的繁榮發展。不僅如此，國家也將由一個站在社會之上的機關變成服務於社會的機關，並通過總體的社會組織實現對公共事物的管理，從而完成國家的辯證性轉化。

第二，隨著社會軸心的轉換，新的社會形態運行的動力系統也發生了改變。毫無疑問，共產主義社會只能建立在物質生產力高度發達的基礎之上，但生產力不再是外在的客觀力量，而是內化為人本身自我力量的確證，是人的本質力量的顯現和外化，正如馬克思所說，工業不過「是一本打開了的關於人的本質力量的書」[22]。在未來的社會，人們的勞動時間大大縮短，閑暇時間日益增多，生產勞動活動日益具有高智能化、個性化的特點，同時人的消費活動也日益具有了自我實現的性質，而生產滿足這些體現更高需求的產品只能是自由勞動和有個性的人的勞動產品。因此，未來社會深層根本動力，將是具有自由個性的人本身的全面發展及創造力的增強。這裡所說的人不是費爾巴哈抽象的人，而是「聯合起來的人」。到那時，社會不再僅僅是保證物質生產的手段，而是「具有創造性的個人以自身為價值的組織形式」[23]207，社會將成為展現個性積極力量的大舞臺。這將徹底終結「經濟決定論」。如果說未來社會有什麼「決定論」的話，那麼一定要把社會看成是主客體互動生成關係的產物，到新的社會條件所生產的人自身的發展和能力增強中去尋找，到社會資源和文化資源中去尋找。人的能力增強和個性發展對於社會發展的重要作用，就是在今天的發達國家和我國的現實發展中也已經清晰顯現，並不是虛幻的烏託邦。

第三，由於在未來的社會形態中經濟關係不再具有統治地位，人的全面發展需要憑藉全面的社會系統要素，因而在解釋社會發展的話語體系中經濟範疇的地位將下降，社會範疇、文化範疇的地位將上升；解決經濟的稀缺性和困惑的社會問題將減少，而解決社會、文化稀缺性和心理困惑的社會問題將上升，因此馬克思研究資本主義市民社會「到政治經濟學中去尋找」的局面將改觀，而對非經濟的人文社會科學學科發展的需求必然將上升。

需要一再提醒的是，我們基於「三形態說」所做的這種理論描述，絕不是要在現實發展中忽視經濟發展的基礎性地位，因為消除經濟必然性的制約的根本途徑恰恰是高度發展生產力本身。對於這個道理，美國學者英格爾哈特的觀點是有啟示的，他認為從全球化的角度看，人類社會正經歷從物質主義向後物質主義的轉變，但這個轉變是以雄厚的物質基礎為前提的，「按事物的自然本性，成為後物質主義者的往往是那些生來享有全部物質財富的人，正是這一點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他們為什麼走向了後物質主義」[23]214。

五、作為社會理論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結構的「三個層次」

闡釋《序言》，還有一個重要的馬克思的社會理論思想需要挖掘和闡述，這就是在經典話語中以理論預設前提出現的「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的表述。這一理論預設前提差不多為所有馬克思學的學者所忽略。下面我們把這段話完整地引述出來：

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③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係，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係。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產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係或財產關係(這只是生產關係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於是這些關係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了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9]82

迄今為止，人們對馬克思這段經典話語的解讀，主要是圍繞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矛盾運動、結構關係及引起的變化進行的，這樣馬克思的社會理論就成了描述純社會客觀進程的理論了。但正如我們在前面所說的，這樣解讀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社會理論是不全面的，因為馬克思對人類社會歷史的研究始終著眼於人的社會存在。我們說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是實踐的觀點，而實踐的觀點就是人如何在具體的社會環境中生活。馬克思並不把社會視為純客體的運動，而是從主體和客體、現實的人的活動和他們的活動條件相統一的觀點來揭示具體的社會歷史過程。因此，馬克思在闡述「四要素」的結構關係之前加了一個理論前提：「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這對理解馬克思的理論就十分重要了。因為恰恰是這一理論前提包含著馬克思、恩格斯反覆強調的非常重要的思想，例如，馬克思、恩格斯多次把歷史觀、社會觀表述為「人的生活的直接生產過程」[24]、「直接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25]、「滿足人的生活需要的生產」[26]、「社會生活的生產」[12]925、「生命的再生產」[8]65以及「生產生活」[8]42等等。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更是明確地把自己所建立的唯物主義歷史觀表述為：「這種歷史觀就在於：從直接生活的物質生產出發來考察現實的生產過程。」[8]42生產方式是馬克思社會理論的重要範疇，但馬克思把生產方式表述為人們「保證自己生活的方式」或「生活的生產」等等。恩格斯晚年又特彆強調地指出：「根據歷史唯物論，歷史過程的決定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與再生產，無論馬克思或我都從來沒有肯定過比這更多的東西。」[27]

馬克思的上述理論思想在不同語境中表述有所不同，但概括起來就是「生活的生產」。而現行的關於「四要素」矛盾運動的解讀方式是在忽略了「生活的生產」理論預設的情況下，對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理論體系做出的概括，單從文本解讀方式上看也是不完整的。馬克思十分強調物質生產在社會生活中的基礎性地位，但這種論述始終是從人的社會存在和實踐出發的。馬克思的社會理論繼承了黑格爾關於滿足人們的物質需要是社會生活的基礎的思想，強調社會是由生活需要和滿足這些需要所必需的勞動活動兩部分共同構成的體系。在這一社會體系中，生活需要、生命存在的需要本身和滿足生存需要的手段是兩個既相聯繫又相區分的過程。在《1844年手稿》中，馬克思把這兩個相區分的過程概括為客體的「實體生產」和「感性的人」的「自我生產兩個過程」[28]，也正是這兩個相聯繫的過程，構成人類實踐活動的概念，即人們的實踐活動不僅包括生活資料的生產活動，也包括運用生活資料滿足自身需要實現人自身生產的活動。所以，馬克思強調生產的基礎地位，但這是以生活的本源性為前提的。因此，《〈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的經典話語中作為「萌芽」的和未經充分闡述的「生活的生產」理論預設，實際上構成了生活和生產關係範疇的一個重要理論命題，應成為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理論體系基本架構的重要方面和有機組成部分。馬克思正是在這樣一個理論預設前提下才去談論人們是如何進行社會生產以及「生活的生產」的社會運作方式的，離開了「生活的生產」這一理論命題的規約，離開了生活和生產的關係，就不能完整地把握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理論思想。

為了進一步揭示「生活的生產」理論命題的蘊涵和生活與生產這對關係範疇的理論地位，我們再回過頭來對馬克思《德意志意識形態》另一個為人們所熟知的經典話語做一下解析。馬克思說：

我們首先應當確定一切人類生存的第一個前提也是一切歷史的第一個前提，這個前提就是：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東西。因此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同時這也是人們僅僅為了能夠生活就必須每日每時都要進行的(現在也和幾千年前一樣)一種歷史活動，即一切歷史的基本條件。因此任何歷史觀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須注意上述基本事實的全部意義和全部範圍，並給以應有的重視。[18]79④

對這段話語的理解以往也有誤讀，主要傾向是做了「物質本體論」的解讀。但如果我們仔細閱讀，可以看到馬克思的這段話提出了三個「第一」：

「一切歷史的第一個前提」：「能夠生活」；

「一切歷史的基本條件」和「第一個歷史活動」：社會生產；

「任何歷史觀的第一件事情」：由生活和生產活動所構成的「基本事實的全部意義和全部範圍」。

迄今為止對歷史唯物主義這段經典話語的解讀只講「第一個歷史活動」這個第一，而不講另外兩個「第一」。這「三個第一」綜合起來可以作為我們進一步探討的理論出發點。

首先，馬克思提出的第三個「第一」中表述了一個重要的方法論問題，即生活和生產活動相互關聯構成「基本事實」，因此任何以科學的發展觀、歷史觀為指導的研究必須解釋兩者相互關聯構成的「基本事實的全部意義和全部範圍」。其次，馬克思強調生活是「一切歷史的第一個前提」，這是因為生活是人的生命存在的特有形式，具有本源性，是構成人類一切活動和全部歷史的第一齣發點，人們從事生產等各種活動歸根結底是「為了生活」。再次，人類「能夠生活」是以生產為「基本條件」和必然性的，因而生產構成生活的基礎。之所以說生產是人類的「第一個歷史活動」，是因為只有生產活動才能構成人的生命的特有形態和本質。總之，在這段話語中，馬克思事實上是把生活和生產的關係範疇作為「歷史觀的第一件事情」加以確認的，解釋這段話不能只講生產、不講生活以及生活和生產的關係。馬克思在這裡所闡述的「三個第一」在本質上同「生活的生產」思想是一致的。當然，馬克思當時強調的是物質生活的生產，今天我們則更應強調全面生活的社會生產。

站在今天的實踐水平和認識能力的高度，我們在闡述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社會理論體系的基本結構架構時應當看到，在馬克思基於對現代社會經濟形態的分析所闡釋的「四要素」矛盾運動的客觀結構關係之上，還聳立著一個從人及其生活出發的理論結構，這就是「生活的生產」。前面所說的理論結構關係是「生產何以可能」和「生產的社會形式如何」的問題；而在這之上預設的理論結構實際講的是生產和生活的關係，回答的是「生產為什麼」的問題，包括生產在內的人類一切活動都要從生活的邏輯出發的問題。

為此，根據對《序言》經典話語中預設理論前提的挖掘，我們可以在原有的對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理論體系結構層次表述的基礎上，再加上一個結構層次，即：第一層次為生活與生產的結構關係層次，體現是社會的主體性原則，表明馬克思從來沒有把社會當成脫離人類生存及生活的客觀結構；第二層次為生產方式的社會結構關係層次和「生活的生產」的社會形式，體現的是社會客體性原則。由於有了「生活的生產」這一理論層次和理論前提，「四要素」的矛盾運動的客觀過程才建立起了與主體人的聯繫。所以，這兩個層次加在一起，體現的是社會運行的主體和客體、人的現實生活活動和活動條件(社會結構關係)的統一。這是我們對《序言》經典話語所做的解讀。

但是，包括「生活的生產」即對「生產為什麼」追向的理論結構層次在內的兩個「理論結構層次」，仍然不能全面概括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社會理論的結構。必須提示的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關於「為了能夠生活」，就必須每日每時都要從事生產活動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的表述，講的是人類社會生存活動的「一般邏輯」和物質條件的必然性制約，而不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特殊形態。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是關於人類解放的思想，如前所述，其有機組成部分應內在地包括科學社會主義學說。因此，通觀馬克思的學說，他的歷史唯物主義社會理論在「生產為什麼」(「生活的生產」)和「生產何以可能」兩個理論層次的基礎上，還應包括第三個理論層次，這就是「好生活的社會形式」。馬克思一生的學術探索並沒有停留在對資本主義社會內在結構及人類社會發展「一般規律」的認識上，他在對資本主義社會人的異化和社會關係物化批判的基礎上，探究了人類獲得「好生活」的社會形式，這就是「自由人的聯合體」，在文化形態上可能就是費孝通教授所展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其，天下大同」的境界。可以說，馬克思終其一生所探索的人類解放道路，實質就是回答普遍的自由美好生活何以可能。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就是這種人在新的歷史中獲得「好生活」的「好社會」形式，它體現為科學性和價值性的內在統一，社會客體建構和主體生活意義建構的內在統一，體現為社會建構的精神至高點。

以上我們提出了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社會理論結構的「三個層次說」，即包括「生產為什麼」(「為了生活」的生產)、「生產何以可能」和「好生活的社會形式」三個部分。「三層次說」的解讀體現的是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社會理論的自然性和精神的至高性的統一，是我們站在新的時代需要和新的社會主義現實運動需要的高度對馬克思理論的「再結構」、再建構，重要的理論出發點是，對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的表述不能沒有科學社會主義的高度。這三個理論結構層次具有內在邏輯一致性，但目標體係指向的是共產主義的理想和社會主義的現實運動。在對待人類社會未來發展趨勢的問題上，我們反對「目的論」的解說，但應探索「所應該是」的社會前景。

六、《序言》重釋與當代中國社會發展

以上我們依據馬克思的「社會演進三形態說」，從縱向度上對《序言》做了「三段論」的「軸心轉換」分析，又從橫向度上對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結構做了「三層次」的概括，這種宏觀理論構建始終面向的是中國人開創自己歷史性新生活的實踐活動和實現「中國夢」的理論需要。基於此，我們重點談從中獲得的以下三點認識：

第一，依據「軸心轉換」原理，社會主義處於以「第三階段」為導向的新型軸心轉換階段，其發展既要突出生產力的地位又要摒棄「經濟決定論」的影響，把發展的物質基礎性和社會主義目標至上性的內在統一，在「社會雙重轉型」中實現對資本主義的歷史性超越。如何準確判斷我國「軸心轉換」的歷史方位和社會形態的性質構成的重要理論問題。馬克思「三形態說」的社會形態概念，是以決定人的不同生存狀態和生命形式的社會結構性質來標定的。應當說「三形態說」是馬克思依據西歐歷史進程特別是英國的情況，提出的從「第二階段」向「第三階段」共產主義社會轉換的理論設想。如前所述，在人類社會演進史上只有資本主義屬於「經濟的社會形態」，共產主義則是消除了經濟必然性制約的「社會形態」，但這個轉換過程是漫長的，中間還要經歷一些過渡階段，即在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過渡的階段將建立一種新的社會主義社會形式，使人們「在最無愧於和最適合於他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進行這種物質變換」。但社會主義發展階段仍屬「必然王國」範疇，從社會形態屬性上未脫離「經濟的社會形態」的性質。

我國作為「後發展國家」同西歐不同，是在沒經過資本主義充分發展的歷史條件下而選擇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因此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體現的是「順時態發展」過程，在我國則具有「共時態」超越式發展的特徵。從生產力形態、社會制度形態、人的生存形態角度看都要經歷「雙重社會轉型」，⑤其中一個重要任務是發展現代生產力。沒有生產力的發展和科學技術的進步，新型的社會形態和生活方式只能停留在理論說明層面而流於空談。我國也有離開生產力的發展而搞「窮過渡」的歷史教訓。如果從理論形態上說社會主義歷史過程仍沒有完全脫離「經濟的社會形態」性質的話，那麼我國又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從社會形態屬性上自然更屬於「經濟的社會形態」，但同資本主義「經濟的社會形態」的根本區別在於，它納入了實現人本身發展的「真正的歷史」，是「在最無愧於和最適合於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變換」的「社會軸心」軌道上運行的，形成了新的社會發展目標體系。這樣，經濟的發展自身就不具有了自足性和目的性，在新的社會發展目標體系下它呈工具性。這就給擺脫「經濟決定論」提供了理論根據。依據「軸心轉換」原理和從我國的國情實際和歷史特點出發，我國各項政策選擇和發展戰略考量的根本出發點，應是把經濟發展的基礎性和社會主義發展目標的至上性內在地統一起來，在「社會雙重轉型」中實現對資本主義的歷史超越，既借鑒資本主義條件下發展生產力的一切文明成果，同時又縮小其不可避免出現的「物化」社會痛苦過程，從而實現惠及每個人的公正的發展。偏離了目標至上性的GDP主義和「經濟決定論」思想則喪失了發展的崇高性和精神至高點，其結果必然同自由主義的主張穿到一個褲襠裏去。蘇聯解體後，許多從前信奉唯物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搖身一變為自由主義理論家，或許能說明一些問題。同時GDP主義也必然帶來經濟與社會、文化、生態的嚴重失衡，致使社會醜惡現象滋生，嚴重危及人們的生存方式。

還需要強調的是，蘇聯、東歐解體後社會主義運動受到了巨大衝擊，以至西方自由主義思想家宣佈「歷史終結」，但事實上社會主義始終在行動中。社會主義的現實運動有兩種形式：一種是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所進行的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另一種是在一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如德國、北歐等國家)中生長的社會主義因素(如社會市場經濟、社會福利、社會公平政策和重視人自身的發展與生活質量提高等)，這些方面取得的成就並不是資本主義體制本身所固有的，而是歐洲一百多年社會主義運動的結果，他們社會政策的制定恰恰是吸收了馬克思的思想養分。世界的社會主義運動可以在不同道路、不同模式的互補互鑒中得到發展。

第二，在我國的現代化發展中，社會生活模式的選擇不能採用為市場原則所支配的「消費社會」、「經濟型社會」模式，要努力走出一條有助於人自身發展的「生活型社會」的路子。社會主義歷史超越性的發展，必須落實到採取什麼樣的社會生活模式纔有助於使人們處於良性的生存狀態上。在當今世界上，美國作為典型代表形成了以消費主義、物質主義為主導的「消費社會」生活模式。從人的生存狀態角度考量，消費社會具有悖論的性質，一方面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發生了消費向大眾化的轉變，人們生活品質的物質基礎有了很大提升，是社會進步的體現；但另一方面為「資本邏輯支配社會」生產關係所要求，使人處於物化、異化狀態，其模式不能成為中國人選擇通向幸福生活的諾亞方舟，中國人必須尋找新的社會生活模式，這個模式就是「生活型社會」。社會的實體是生活，「好社會」要落實到全體社會成員的「好生活」上。

對於「生活型社會」提出的根據和必要性，筆者曾做過論述：「生活型社會發展模式是在總結國內外發展經驗，經過理論與現實『雙重關照』的深入思考，在揚棄『消費社會』模式的基礎上，為我國走出『生產型社會』之後找尋的一條前進方向和社會模式。它的根本規定性是強調生活邏輯的貫穿性、人的自由和發展的至上性，並從不斷提升人的生存文明和生活品質出發，構建新的社會組織形式、運作方式和活動場域，從而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的全面進步。」[29]「生活型社會」仍將充分發揮資本的文明促進作用和市場機制的資源配置作用，但要克服其悖論效應和「雙刃劍」性質。

在社會機制的構建上應考慮以下六方面：一是不能用物質成就定義人們的生活優劣和是否幸福。「美國夢」不等於「中國夢」。「生活的生產」不限於物質生活的生產，而是全面性的生產，人的全面發展就依託在生活的全面性上。在人們的物質生活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以後，特別要注意精神的以及其他非物質的生活需求供給和提升。二是社會的生產要逐步實現交換價值的生產和使用價值的生產的和諧統一，生產和消費環節要同滿足人的「真實需要」聯繫起來。三是「生活型社會」中的人既不是為物質主義浸透的人，也不是韋伯所刻畫的精於計算的工具理性主義的人，不是「經濟人」和「工具人」，而是型塑「生活人」和具有自由個性與全面發展的社會存在體。四是在社會生活節律上，我們的社會不能只形成反映「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要求的「快節奏」，也要反映具有人文情懷、高雅品位的「慢生活」的要求，培育更注重精神文化價值的生活取向，建立科學合理的休假制度，淡化節假日「黃金周」的色彩。五是人的社會實踐活動既包括生活資料的生產性活動，也包括人們如何分配生活資料滿足自身需求的個人化活動，後者屬於生活方式問題。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活動應延伸到人們的生活領域，逐步提升中華民族的生活文明程度和「國民生活魅力度」。六是人們良好的生活、生命形態是同良好的生態環境密不可分的，因此「生活型社會」必然是「生態型社會」，生態文明建設是「生活型社會」構建的題中應有之義。

第三，在社會發展動力的配置上，要努力構建政府、市場和社會三者良性互動的、共同創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合三而一」的社會動力體制，消除資本和官本位特權對社會的傷害。按《序言》「四要素」矛盾運動的表述，社會發展是「一切因素間相互作用」的結果，體現為一種恩格斯所說的「合力」。從系統論的觀點看，社會各要素之間是「耦合」關係，並不是在一切歷史條件下經濟因素都起決定性作用，而根據「木桶原理」，有時解決「短板」問題可能是最主要的。但是在我國，社會動力的人格化承擔者主要表現在政府、市場和社會的相互作用上。在人類經濟社會發展史上，這三者的相對分離是一個偉大的發明，西方政治學、經濟學在論證三者關係時，往往以對立關係為假說前提。在我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框架下，三者關係不僅有矛盾的方面，也有協調一致的方面，可以協同三種力量發揮互補優勢，共同服務於創造人民美好生活、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總目標，即形成「合三而一」的社會體制。

三種力量及關係的存在是改革開放以來出現的事物，在這方面既有成功的經驗，也存在不少問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為了擺脫貧困落後的面貌，我國正確地選擇了市場經濟的發展道路，實現了連續30多年經濟的快速增長，人民生活大大改善。但是在隨後的發展中受市場自由主義思潮的某種影響，也陷入了市場迷信、GDP崇拜的誤區，物質主義、消費主義和享樂主義盛行，在人們的生活領域發生了異化扭曲現象。同時，我國是一個封建主義影響深重的國家，不受約束的官僚特權同資本合謀竊取了社會財富，造成了嚴重腐敗和貧富差距擴大的局面，形成了特殊利益階層，人們把這種情況稱之為「權貴資本主義」。另外，由於一些政府組織受到GDP主義的影響，在「政績指標」的考量下，在履行職能上發生了錯位、越位和缺位現象，在政策取向上往往更鐘情於資本增值這一面，發生了諸如徵地強拆、亂收費、破壞生態環境、教育和醫療等產業化和社會保障缺失等問題，人民羣眾的利益沒得到有效維護。而在三者關係的博弈中，社會力量處於弱勢地位。

在我國，做到三者關係的協同共進，除制度優勢外，還有傳統文化基因的條件。例如，在我國的傳統文化中，「家」、「國」是同構的，天下以國為本，國以家為根，兩者具有天然的親和性，並有儒家厚重的「民本」思想傳統和「儒商」傳統。除此之外，三者的協調一致關鍵在於確定每種「權力」的合理邊界。具體地說，市場經濟要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保證經濟運行的有效性和合理性，同時資本的邏輯又不能越界和無限膨脹，防止「市場經濟」變成「市場社會」；政府職能的發揮在三者關係中具有主導地位，它的屁股坐在哪一邊，往往決定了政體的實際走向。在我國，政府的核心職能不僅在於保證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而且更主要的是維護人民羣眾的根本利益，確保社會不受傷害。而社會的主體是人民，實體是生活，人民羣眾應是發展成果的受益者，在三者關係中其地位具有至上性，並且蘊含著無窮的社會動力。在我國應培育和發展社會自治組織，加強民主建設，確保人民羣眾在發展中得實惠，真正做到「民本」、「民享」，但根據國際經驗，在民主化進程中也要防止民主濫化為「民粹」。三者關係的理想模型應是，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目標下，實現經濟的合理性、政治的合目的性與社會的合價值性的內在統一關係。

注釋：

①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的相關經典話語，也是人們在表述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觀點時經常引用的，並視為經典話語，本文所做的討論也將多次涉及對這段話語的解讀。

②俄羅斯學者伊諾澤姆採夫在論述「三形態說」和「五形態說」關於歷史演進的區別時，使用了「社會革命」和「政治革命」兩個概念，認為「三形態」之間的社會演進屬於社會革命，而「五形態」之間的變革則屬於生產方式引起的政治結構變化，屬於政治革命。他認為，「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奠基人僅僅把那種用共產主義生產方式取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用共產主義社會形態取代經濟的社會形態的革命，視為社會革命。在這樣的背景下，導致經濟的社會形態內部一個個生產方式更替的那些革命性變革，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看來，屬於政治革命。」其觀點可參考。見《後工業社會與可持續發展問題研究》第一章，安啟念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③引文中標黑字體為本文作者所加。

④引文中標黑字體為本文作者所加。

⑤「社會雙重轉型」是本文作者提出的概念，指的是在當今世界全球化、信息化、知識化的發展趨勢下，傳統的「農業—工業」二分範式的社會轉型理論已容納不下中國現代化的發展要求，但中國的社會轉型同發達國家的「農業社會—工業社會—知識社會」順時態的轉型特點有所不同，而是在生產力形態、人的生存形態和社會制度形態三個向度實現共時態的「雙重轉型」過程。具體論述參見《信息化：生存與超越》第12章，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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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鏈接：http://www.globalview.cn/html/societies/info_78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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