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純老師首先從「自由保守主義」開始講起。他認為,中國在80年代社會思潮的分歧並不是很大,爭議是從90年代開始的,並且主要是「自由主義」與「新左派」之間的爭論。但他認為當時所謂的「自由主義」並不能代表自由主義的全部,他們的主流大多是「自由保守主義」。不同於此前思想界大多關於「自由市場與自由民主制度結合起來的問題」、「要照顧弱勢群體的問題」、「批判資本主義消費主義的問題」等觀點的爭論,「自由保守主義」並不強調這些。它的觀點在某種程度上和80年代甘陽對以賽亞·伯林的論述有很大關係(甘陽是中國最早介紹以賽亞·伯林的學者,雖然90年代後他自稱已經轉為「自由左派」或「新左派」,但他之前的論述還是影響了90年代自由保守主義的很多觀點)。甘陽在80年代末引入的以賽亞·伯林的「消極自由」學說,與後來引入的伯克的「法國大革命論」、哈耶克的「自發秩序」理論和弗朗西斯·福山的「歷史終結論」等一起構成了「自由保守主義」的理論來源(雖然這些外國哲學家並不認為自己是自由保守主義者,但他們的理論還是被中國的自由保守主義者拿來利用),最終在哲學上形成了一整套的「告別革命論」。
告別革命論者藉助哈耶克和以賽亞·伯林的理論,在西方思想史上,重新把「啟蒙運動」區分為「蘇格蘭啟蒙運動」與「法國啟蒙運動」(以保留某種啟蒙的空間)。在他們看來,「蘇格蘭啟蒙運動」推崇「消極自由」和「演化理性」,而「法國啟蒙主義」推崇「積極自由」和「建構理性」。英美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實踐里,蘊含了對「消極自由」的尊重,以及對在經驗、傳統、慣例中所體現出來的「演化理性」的敬畏,因而英美社會不曾發生劇烈的社會革命,政治轉型的社會成本遠低於歐陸。而以盧梭為代表的法國啟蒙主義,拋開自身的經驗傳統追求「理性建構」,設想一種只有在「公意」中才能實現的自由——「積極自由」。他們認為,這種「瘋狂的」理想主義,不僅導致了「血腥恐怖」的法國大革命,而且還是二十世紀「極權主義」的根源。「但這種理論區分比較粗糙,不是特別有說服力」。
中國的自由保守主義者在這個基礎上,對中國近代史進行全面「反思」,宣稱百年中國知識分子的過錯在於,從康有為之後就開始走向激進主義。清末的「新政」和「預備立憲」原本是穩定地走向憲政的大好機會,只是知識分子沒有給清王朝以足夠的時間。他們認為,辛亥革命建立起來的民國政府,權威不足,根基甚淺,遂有後面的亂局。不惟如此,一九一五年開始的「新文化運動」,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全盤批判,從而「摧毀了傳統中國的道德根基」,並最終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發。
告別革命論者還研究了台灣、韓國和智利等國家地區的民主轉型經驗,得出結論說:一段時期的威權統治有利於促進經濟發展,等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再進行民主改革,社會發生動亂的可能性會更低,轉型後所建立的民主也不容易演變成「民粹」(像在大部分拉美國家所發生的那樣)。他們甚至認為,中國事實中的威權主義也的確促進了經濟的發展,並會逐漸向自由民主轉變,完成「威權——民主」的轉型。
陳純認為,自由保守主義催生孕育了後來的文化保守主義。它們在觀點上也是一以貫之的:都抨擊中國百年來的激進傳統;對「社會改造」持質疑態度;將文革追溯到五四;批判歐陸啟蒙的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