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體驗》丨中國存在階級固化嗎？

《中國體驗》丨中國存在階級固化嗎？ 2017-04-07 王浩斌 社會學之思社會學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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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存在階級固化嗎？

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收入水平與生產效率密切相關，由於城市的生產效率遠遠高於農村，因此，城市的收入也大大高於農村，導致城鄉收入差距擴大。這種城鄉二元的經濟結構和收入差別，吸引了富餘勞動從農村向城市流動、從欠發達的西部向東部沿海地區流動，從而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民工潮。

—— 王浩斌

（本文轉自「經濟觀察報書評」公號，內容選自《中國體驗》第十二章「階級意識的消弭與重生」》）

城市化進程中的農民工與城市底層社會

市場經濟的建設與發展，使得率先開放的東部城市在國家經濟版圖中迅速崛起，從而引發從農村向城市、從西部向東部流動的打工潮。1958年實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將全國人口分成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兩大類，城鄉分治的戶籍制度就此建立；在戶籍制度的基礎上，發展出一系列的社會福利制度，城鄉差別由此形成。從某種意義上說，現代化就是城市化，現代人就是城市動物，世博會的口號——「城市讓生活更美好」，十分形象地體現了城市在現代化進程中的決定性意義。因此，城市的發展在經濟建設中意義重大，我國工業產值和國內生產總值的大部分來自城市，特別是來自東部沿海發達城市群。以廣州、深圳為中心的珠三角，以上海為龍頭的長三角，以北京、天津為核心的環渤海圈等城市群創造了將近一半的國民產值，吸納了全國大部分的新增勞動力就業。

與此同時，農民在家庭土地承包制下所獲得的土地資源是十分有限的，一般一個家庭只有幾畝地，按照每畝地的種田收入1000元來計算，家庭收入不過是幾千元。因此，土地承包制只能解決農民的溫飽問題，想要掙錢，只能選擇出來打工。同時，土地承包制實施後，農產品數量和品種增加，但由於農村市場沒有形成，出現了農產品銷售問題。與此同時，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1994年實行的分稅制改革，使得「當中央政府不斷擴大整個稅收蛋糕的享有份額時，地方政府的享有份額卻下降了」，而「當中央向地方政府汲取財富時，後者就從農民身上汲取財富。不法和違規的掠奪，大量地加重了農民負擔」。農民由於種田收入低下，而負擔加重，因此不得不走向外出打工掙錢這條路。農民收入水平的低下和城市較高的勞動生產率與收入水平，這兩種合力共同作用，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民工潮。

在城市中，國有經濟之外的私營經濟發展，也為進城的民工提供了就業機會。由於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是外貿、投資和內需拉動，其中，外貿和投資的佔比很大，因此，打工一族主要是由外貿工廠工人和建築工地的民工組成。內需主要集中在服務行業，如飯店服務員、家政保姆等，主要是一些勞動密集型產業。無論是建築、外貿還是服務行業，要麼是受到壟斷力量的盤剝；要麼是由於處在世界產業鏈的低端，受到國際資本的壓榨，導致利潤相對較少，所謂「養豬的不如賣豬的」的形象說法正反映出中國產業在價值鏈中的不利位置。這些勞動密集型企業，本來利潤就非常低，要在對外貿易中佔據優勢，只能壓低工人的工資，否則就很難生存，此類因素導致了這些行業的工資水平較為低下。再加上中國人口多，勞動力供應充分，民工的工資水平難以提高。這幾年由於農村條件好了，許多打工者回家創業，導致勞動力供應減少，工資水平上漲，可能會出現「無產階級的市民化」（伯恩斯坦語），這是另外一個問題，不在此章討論範圍之中。

在這些工廠中工作的農民工為了提高自己的收入，只能通過延長勞動時間——加班來獲取較高的收入，同時要盡量壓縮生活開支，只有這樣，打工一年下來才能攢到錢。不過，這些通過辛苦勞動和省吃儉用所積攢的那一點錢，根本無法支付他們在城市安家的高昂成本，正如當年顧況對來長安闖蕩的白居易所說的，「長安米貴，居大不易」。對於打工者來說，城市雖好，但「居之不易」，因此他們對打工都不抱長遠的打算，對所打工的城市也沒有歸屬感，往往是哪裡有錢掙就到哪裡打工。

此外，民工群體的就業崗位主要集中在私人企業，與原先在城市就業的產業工人不一樣，他們沒有自己的單位組織，因此缺乏必要的利益訴求的表達渠道和組織資源。只能按照傳統的社會關係網和組織——老鄉關係、親戚關係來維護自己的利益。他們平時的社會交往也主要局限在老鄉和親戚的圈子中。他們的生活圈子、居住環境、生活品位等基本上與城市居民沒有交集，難以與城市居民形成互動，這使得他們在獲取城市社會資源方面舉步維艱，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民工社會交往和文化的同質性、封閉性，難以融入所在的城市，大部分人在打工掙到一點錢後都只能選擇回到家鄉重新就業。

在心理上，由於農民在城市打工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歧視，他們享受不到城市居民在遷移、居住、受教育等方面的市民待遇，與「城裡人」差距很大。城市精英有明顯的優越感，而外來打工者則有被統治的感覺。這種「被統治的感覺」使得農民工的身上存在著某種類似「階級意識」的心理狀態。這種階級心理和不滿情緒雖然在各個社會領域裡滋長，但沒有公開爆發出來，也無法以一種明確的政治主張方式來呈現。只是由於農民是文化教育水平最低社會的階層，他們也不可能像私營企業主一樣組織學者進行理論研究和政策研究，這就決定了農民不善於為本階級的利益進行長遠的政治思考，基本上只能採取著眼於眼前利益的自發政治行動，比較容易滿足，目標基本上就是打工賺錢。

這些打工者回鄉就業所選擇的地方並不限於原來的村莊，由於他們在城裡見過一定的世面，許多人更傾向於選擇在離自己的村莊不遠的鄉鎮甚至縣城買房定居和就業。通過這種方式，許多人完成了自己的城市化進程。而且，相對於沒有出去打工或者打工沒有積攢下錢的人，這些能夠在鄉鎮甚至縣城買房定居的人對自己的社會地位基本滿足；相對於在大都市中處於下層社會的城市下崗工人，他們在農村的家裡有地，打工又能掙到一點錢，因此，這些人在現代大都市中雖然處於城市社會的底層，但相對於失落的城市下崗工人，在心理上的幸福感和滿足感更高。

在經濟體制改革中失落的城市國有企業工人

與農民工在城市找不到歸屬感不同的是，工人階級大部分原先就是在城市就業，與城市具有天然的聯繫，這種聯繫主要通過「單位」這個特殊的組織來實現。如果說進城農民工的收入水平主要是跟職業相關的話，那麼，城市工人的收入水平則主要是與所在單位相關。也就是說，單位效益好，收入水平就高；單位效益差，收入水平就低；單位沒有效益，可能就要下崗。這種個人收入地位與單位性質具有直接相關性而與勞動力市場供求關係無關的特殊機制，使得城市工人具有很強的單位情結。

這種單位情結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個方面是從橫向來進行比較，比的是單位的好壞。在好單位就業者感覺良好，精神面貌也更好；在效益不好的單位就業者，其精神面貌就不佳，他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想方設法調到好單位去。在中國，單位的效益好不好，主要與單位在體制改革中的位置有關，公認比較好的單位都是國家重視、在改革過程中受益的單位。第二個方面是從縱向進行比較，比的是在單位內部的地位差別。有學者認為，改革前城市就業群體可以大致劃分為兩種社會身份：幹部和工人，這兩種身份的區分「不僅僅是檔案管理的一種方式，而是體現著重大的物質利益差別」，幹部在工資級別、工作待遇、出差補助、住房條件、醫療、退休等福利待遇上，都大大優於工人。

農村體制改革的成功，以及鄉鎮企業和私營企業的崛起，刺激了城市經濟和國有企業的神經，於是國有企業改革以一種穩健的方式開始逐漸推進，嘗試以各種不同的方式方法來激發企業的活力，但效果均不明顯，與之相應的是工人階級內部的分化也不明顯。到了20世紀90年代，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應對經濟全球化挑戰的需求，國有企業改革不得不開始加速，隨著改革的提速和力度的加大，工人階級內部開始產生較大規模的分化。

首先，是拉大單位內部各層級幹部與工人之間的差距，工人階級分化成「當官的」與「幹活的」兩類人。在改革開放以前，由於在意識形態上維持了工人階級的統一性，因此，幹部和工人都屬於工人階級的成員，彼此間的收入差距不大，在量上處於大家可接受的程度，在質上屬於階層之間的差別。改革開放以後，為了調動人們的積極性，開始拉開收入差距。幹部與工人之間的收入差距越來越大，原先幹部與工人之間相對融洽的關係和早期工人階級的內部認同，逐漸被「當官的」與「幹活的」兩種人的分野和自我意識所取代。

在國企改革以前，工人與幹部的身份區別局限於階級內部的階層差別，這種差別無論是在政治地位還是在經濟利益方面都不大，在可接受的範圍內，所以沒有引發強烈的矛盾。改革開放特別是國有企業改制以後，由於利益的重新分配，工人與幹部的各項待遇產生了巨大的差別，使得原來的階層差別開始向階級矛盾演變：幹部被看成了「當官的」，工人被看成了「幹活的」。「當官的」和「幹活的」這種流行話語本身隱晦地表達了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的矛盾。

與農村推動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邏輯一樣，城市也推行廠長經理承包責任制——企業自主權與廠長經理負責制。實行了廠長負責制以後，隨著「一把手」廠長經理的權力越來越大，一方面他們對工人的支配權力越來越重，另一方面獲得的利益也越來越多。在工人看來，以廠長經理為代表的管理層已成為一個和自己迥然有別的群體——當官的。這種工人和管理層之間日漸拉開的差距，導致原先在政治意識形態上統一的工人階級內部群體認同，被兩個群體——工人與幹部——之間的分化所取代。

其次，是國企之間出現分化，分成「好單位」和「差單位」。所謂的「差單位」，指的是經濟效益不好的國企，這些國企往往屬於地方政府，由於經濟效益不好，這些「差單位」已成為地方政府的沉重負擔，於是地方政府不得不採取激進的措施，即所謂「關、停、並、轉」，使大量經濟效益不好的國企破產倒閉，於是便產生了大量的下崗工人，他們一夜之間從「吃公家飯」的人落入底層社會。

在國企改革的過程中，管理層日漸成為企業的中心，並通過管理權、私有化、上市等手段獲得利益；普通工人階層的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下降，工人們的不滿日積月累，甚至產生了敵意。如果企業的效益好，那麼，工人的這種感覺也只能是發發牢騷而已。一旦企業效益不好，發不出工資，甚至面臨破產和倒閉，導致工人下崗失業、生活水平下降，那麼，這種不滿和平時積累的敵意就會彙集成階級意識並導致集體行動，通過上訪和消極怠工等方式體現出來。

階級意識是由社會分化（分層）而產生，但是，任何一個社會都會有社會分層，而有社會分層並不一定產生導致集體行動的階級意識。這是因為這種社會分層以公平為原則，如柏拉圖所設想的理想國就是根據每個人的能力、品德來安排社會分工，從而產生一個相對合理的社會分層。如果一個社會的分層並不是按照某一種大家基本認可的公平秩序來安排，而是通過不平等、不公正的方法形成，那麼，這種社會分層就會導致不同社會階層的群體之間存在敵意和對抗，下層群體的集體行動和鬥爭便由此產生。

其實，相對於外來的打工者，城市下崗工人的生活水平和社會地位並不是最低，然而，城市下崗工人的階級意識卻遠遠強於外來打工者，其原因在於，城市下崗工人是向下流動，這種向下流動使他們喪失了原先在體制內所獲得的利益，產生相對的被剝奪感。因為有橫向的對比——跟曾經在同一個單位工作的管理層相比，他們感受到的不公正感更重。因此，他們對那些在體制內的受益者更充滿敵意，其仇富心理更高於外來打工者，他們所謂的階級意識以及採取集體行動的可能性也遠遠大於農民工。根據於建嶸的研究，當前中國工人的抗爭形式，本質上是「以理維權」的非階級行動，而這個「理」的依據就是傳統國企工人的「主人」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