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焦躁的滋味人人都懂。呼叫等待、無休止的電話會議、不顧時間地點的強制性視頻會議、週末緊急出差……很多“社會人”可能會發現自己捲入了過勞的工作與加速的生活。爲釋放這種茫然無措，我們炮製了海量具有鮮活生命力的日常吐槽。“狗屁工作”、“社畜”……不論來源是人類學研究還是流行語、影視劇，都斬獲人心，得到病毒式的傳播。

時間都去哪兒了？與速度纏鬥、與工作肉搏的情緒，不全然是負面的。有在“零工經濟”中樂此不疲的“斜槓青年”，也就有歌頌“懶惰”的消極分子，這些不同的工作態度與相近的速度體驗，都能在歷史中找到其源頭與脈絡。

本期專題的發問是：我們如何捲入了加速的工作與生活？今天中國及世界出現了怎樣的工作趨勢及特徵？技術加速如何製造了時間緊迫感，而那些以懶惰作爲對抗的（反）工作倫理，背後勾勒了怎樣的烏托邦？制度調整能幫我們解決工作意義危機的難題嗎？

3月2日書評週刊專題已於今日（3月3日）在新京報書評週刊微信推送。

撰文 | 董牧孜

“時間貧困者”

被 吞噬 的閒暇

這是一個百年大哉問：爲什麼技術進步沒能將人從勞作中解放出來？幾乎所有談論“工作”與“閒暇”關係悖論的文章，都近乎陳詞濫調地引述經濟學家凱恩斯的《我們後代的經濟前景》一文。1930年冬，凱恩斯在歐美經濟的蕭條寒冬中樂觀地展望未來100年的好日子：伴隨科技和生產力的提升，人們每週只需工作15個小時，現在就必須抓緊時間思考要如何利用那些將多到令人發狂的閒暇歲月。

引述此言的文章，接下來往往便是一番不約而同的驚詫：作爲現代社會人的自己，竟然比原始社會的祖先擁有少得多的閒暇。朱麗葉·肖爾（Juliet Schor）的《過度工作的美國人》與森岡孝二的《過勞時代》，這些研究將“過勞死”作爲某種意義上的“國家病”來觀察：一邊是豐富的物質享受，一邊是沉重的工作壓力。過勞的情況在世界上很多地方肆虐，儘管不同國家的勞動與閒暇時間存在差異，比如在歐陸發達國家，人們的閒暇往往多於英美和日本。

《過勞時代》

作者：（日）森岡孝二

譯者：米彥軍

版本：新星出版社 2019年1月

中國最新的工作時間數據，收錄在內蒙古大學經濟管理學院課題組撰寫的《時間都去哪兒了？中國時間利用調查研究報告》一書之中。2017年，我國工資勞動者超時工作（每日淨工作時間大於8小時）相當普遍，超時工作率高達42.2%。其中，低收入者、低學歷者、製造業從業者、生產製造及有關人員的超時工作尤爲嚴重。中國婦女（尤其是單親母親）的時間尤其稀缺。的確，工作和家庭的雙重負擔使女性比男性更容易陷入“時間貧困”。

數據顯示，從2008到2017年，女性與男性的無酬勞動（最典型的就是家務勞動）時間比由2.60上升到3.15。近年中國女性也出現了從照顧家庭和賺錢養家的“雙重負擔”，轉而向家庭迴歸的趨勢。如何管理稀缺的時間，在工作、家庭、休閒與睡眠之間進行合理分配，已經成爲所有人的難題。這種不均的時間分配顯然不只是個人選擇，也受到社會性別結構的牽引，以及政策及用工制度的制約。

婦女最容易成爲脆弱的時間貧困者，而那些看似掌握自己時間的自由職業者，或者參與“零工經濟”的“斜槓青年”，也未必是時間的富裕者。經歷過現代工作倫理規訓的人都知道，“時間就是金錢”，而金錢總是叫人捉襟見肘。似乎如今，只有那些欠發達國家和地區的人們，纔會將時間肆意揮霍：“他們太懶！不知道當今世界活着就得努力工作。”

《女性貧困》

作者： [日] NHK特別節目錄製組

譯者: 李穎

版本：上海譯文出版社2017年8月

因此，凱恩斯所惦念的爲閒暇和豐裕而發愁的日子，與其說是展望未來，不如說更像是回顧原始社會。1969年《時代》雜誌7月號推出的“原始豐裕社會”布須曼特輯如是寫道：“想象一下，一個社會裏，工作時間幾乎從不超過每週19小時，物質財富被視爲負擔，沒有貧富差距，失業率有時高達40%，但這不是因爲社會管理無當，而是因爲他們相信只有身強體壯的人才應該工作，且工作應該適可而止。食物豐富且易得。生活閒適安寧、充滿快樂。”

人類學家詹姆斯·蘇茲曼在《不富足也豐裕：正在消失的布須曼世界》（譯文收錄于徐志偉、王行坤主編《後工作理論讀本》，黑龍江教育出版社即將出版）一書中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布須曼人（官方多稱桑人）是非洲南部古老的狩獵採集民族，他們飢腸轆轆，啥也不做，坐等救濟。不過，在蘇茲曼看來，他們的貧窮既非懶惰所致，也不盡是厄運的結果。在白人殖民者到來前，他們祖祖輩輩都如此生活。

顯然，在經濟全球化之外的時間規則裏，存在時間的富足者，因爲原始人對耗費時間提高勞動生產力和積累資本毫無興趣。這真是一個悖論，在經濟最落後的狩獵採集社會，人們似乎擁有凱恩斯夢想中的經濟烏托邦。那些西方反文化運動中戀慕原始烏托邦神話的人感嘆，“每週15小時的工作制，是現代智人在大約過去20萬年中多數時期的主流”。

“時間飢渴症”

爲何 狗屁工作 瘋狂滋生

爲什麼我們無法被技術解放而迎來閒暇？“狗屁工作”給出了一個似是而非的答案，無工可做也要創造工作。這個概念自身便有戲謔與吐槽的意味，認同或不認同的讀者都能感受到這一命名的“戳人”之處。2013年，人類學家大衛·格雷伯（David Graeber）在激進雜誌“Strike!”的網站上發表了名爲《論狗屁工作現象》的文章，五年之後擴展此文成書，討論與爭議迅速在學院、媒體與社交網絡上蔓延開來。中國媒體諸如《三聯生活週刊》《南方週末》《新京報》的相關報道，也斬獲很高的閱讀量。類似於人們對於過勞、大加速的情緒宣泄，“狗屁工作”引起的無國界反響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時代共鳴。

《狗屁工作》英文版書封

因忙碌、快節奏的工作而惴惴不安，差不多是所有人共享的經驗。的確，今天無論窮人還是富人，都變得更加忙碌。在過去，富人除了揮霍有形的產品之外，還要揮霍自己的時間，這意味着他們擁有大量的閒暇。然而今天，富人也要使自己忙碌起來，忙碌是一種楷模的行爲。今天我們熱衷抱怨忙碌，但一旦真正閒下來時，即沒有別人需要我們的時候，我們就會感到巨大的焦慮或失落。

窮人的忙碌和富人的忙碌，不可同日而語。想想一個忙碌的有錢人和他所僱傭的保姆：兩者可能都很忙，但他們之間的差別不僅在於收入，更在於對於自己時間的自主權以及各自時間的充實度——前者對時間的利用是充實的，或者說能帶來很大成就感；而後者則是單調的，很難說有什麼成就感。

格雷伯往往傾向於從主觀感受界定“狗屁”。不過，工作的意義感與工作性質之間存在矛盾，一份被格雷伯定義爲“狗屁”的工作，可能給從業者帶來巨大的自我實現感。比如，在王行坤、房小捷對“狗屁工作”的研究中，基於有限的問卷調查和訪談樣本顯示，中國金融業的從業者對工作的主觀滿意度頗高，並不認爲自己在做“狗屁工作”。

如何界定哪些工作屬於“狗屁工作”呢？保羅·巴蘭在《增長的政治經濟學》中提到，熊彼特這位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也認爲律師這個職業在社會主義社會是沒有必要的，“許多聰明才智被用之於這類非生產性業務上，其社會損失是不小的。”

在保羅·巴蘭看來，如果從理想社會即社會主義社會角度來看，很多在今天消費社會看來是必需的東西，都可以是非必需的。比如，從事製造軍備、奢侈品和炫耀品的職業、官員、軍事設施人員、教士、律師、逃稅專家、公共關係專家，以及廣告商、經紀人、商人、投機牟利者等等——按照他的思路，這些人沒有爲社會生產什麼使用價值。以廣告從業人員爲例，他們固然爲老闆賺到了錢，並且擁有不菲的收入，似乎對社會有用，但是沒有人會說我想通過閱讀或觀看廣告創意來增加見識或涵養精神——他們並沒有爲社會生產出使用價值，而只是激發或者操縱了消費者的慾望，從而使生產機器更快地運轉下去。

“狗屁”本質的界定建立在這樣的判斷之上：在生產得到理性組織的理想社會，人的慾望並不需要激發或操縱，我們瞭解自己的需求，並且以民主且合理的方式生產出相關產品。某些職業會消失，某些職業會出現，人類的勞動時間必然會減少。在王行坤看來，一個真正做到對人和自然都友好的社會，與只追求利潤或GDP的社會截然不同。到那時，我們將對任何職業追問，你能爲社會貢獻什麼（爲社會提供怎樣的使用價值和財富），而不是能爲老闆或自己賺到多少錢。

格雷伯將近四十年來“狗屁工作”大量滋生的緣由，歸結爲金融資本主義的崛起。但正如王行坤、房小捷的研究表明，格雷伯的數據是有問題的。社會平均工作時間之所以居高不下，並不是因爲四十年以來看似高端上檔次、實則毫無意義的狗屁工作大肆氾濫，而是那些沒有保障、不穩定的“低端”工作的不斷擴張。西方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增加最多的是低工資、低技術水平的工作崗位，主要集中在零售、餐飲、醫療和教育這些所謂“真正的服務業”。比如，受僱於衆包平臺的優步司機，作爲獨立承包商的微商，他們隨時處於待命狀態，沒有穩定的僱傭關係，工作時間也因爲工作的靈活性而被拉長，這種趨勢被稱爲工作的優步化（Uberization）。

不辭辛勞地工作而將時間耗盡，很多時候看起來是個體的自發選擇，但純然“自發的”過度勞動，幾乎是難以想象的。對於美國優步司機來說，假如每週只工作40小時，他們的收入就會跌破貧困線。現代社會似乎不存在時間的富裕者，沒有“時間飢渴症”被視爲一種不正常。這正是作爲意識形態的工作倫理所教導我們的，也是日益嚴厲的工作機制強加給我們的。

對速度頂禮膜拜

技術 帶來 加速 了嗎？

如果說今天的社會人普遍飽嘗時間的貧困感，那麼時間的加速感又是從何而來呢？快節奏、長時間的工作狀態使人不安、焦慮、失眠，而以購物、消費作爲緩解，擁抱物質主義，也很難增進幸福感。今天我們抑鬱症和焦慮症的患病比例遠超40年前，這並非沒有原因。用魯迅的話來說，“時間就是性命”。速度的代價就是時間，因追求速度而失去時間，幾乎是屬於所有人的問題。這幾乎是一種不可承受之輕。我們面臨的不只是工作時間的增加，還有置身數字資本主義時代的時間緊迫。

米蘭·昆德拉在他的小說《慢》中寫道，“速度是迷狂的形式，這是技術革命送給人的禮物。”20世紀初，未來主義者們速度的美學是狂飆突進的革命情懷：“我們要與機器合作，將那些對距離和孤獨的歌頌、那些精緻的鄉愁都摧毀，代之以普遍存在的速度”。然而，當我們真正迎來“絕對速度”的統治，不只是工作，整個生活與經驗世界都體驗到失控的疼痛。

《慢》

作者: [捷克] 米蘭·昆德拉

譯者: 馬振騁

版本: 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年3月

1991年，法國哲學家保羅·維利里奧的哲學隨筆《消失的美學》，指出技術進步如何致命地磨滅了時間與空間，也改造了我們的知覺、意識、美學和倫理。馬克·泰勒的《爲什麼速度越快，時間越少》，則從今天的大數據時代出發，大雜燴一般處理了宗教、哲學、藝術、技術、時尚和金融等各領域裏“有毒的速度”。回到西方現代性的開端來看，我們對速度的頂禮膜拜是現代的發明，它產生了兩個副作用：一是長遠規劃的消失，另一個是長期記憶的瓦解。

《爲什麼速度越快，時間越少》

作者: [美]馬克·泰勒

譯者: 文晗

版本：雅理譯叢｜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8年11月

今天的加速感是如何造成的？最顯而易見的答案似乎是技術，而技術背後則是經濟與社會的導向。今天的技術與新形式資本主義——金融資本主義的推動是分不開的。今天的技術加速，顯然比上世紀末複雜得多，甚至是難以理解。如泰勒所言，信息、交流和網絡技術正在創造一個新世界，這個新世界轉手就把人類生活轉變成了自己的模樣。

比如，虛擬經濟相較於傳統實體經濟的崛起，谷歌、微軟、亞馬遜和臉書等大平臺對信息和數據的壟斷，以及金融市場日新月異的電子交易速度，都改變了今天的工作節奏。工程師們不斷編寫算法來適應飛速變化的投資環境，我們置身並參與其中，但要理解當今金融市場的速度已變得相當困難甚至是不可能。而在虛擬經濟之中，貧富差距實際上是速度差距。在數字資本主義的快節奏經濟中，“贏家”和“輸家”所共享的只有速度所創造的不安、焦慮和不滿。

反過來，這也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爲何在科技如此發達，以至於很多人擔心被人工智能取代的當下，絕大多數人的工作時間不減反增。王行坤的《工作意識形態與後工作的未來》一文指出了這樣一個事實，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80年代，勞動時間的確呈下降趨勢。80年代確立了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的統治以來，勞動一方的力量被削弱。自動化技術解決了一部分低端工作，而屬於中產階級的工作正在萎縮。透過平臺數字技術的中介，勞動力得以變得越來越靈活，被迫去適應市場的各種需求；同時也變得越來越勤勞，以勉強餬口。所有勞動者都被投入到資本主義這個巨大的快速運轉的生產機器中，所有勞動者都惶惶不安，爲了生計付出的不只有工作時間，還有身心健康。是資本與勞動的對立關係，造成了勞動時間的不減反增。正如馬克思所說，資本主義生產破壞了一切財富的源泉——工人和土地（想想生態危機）。

技術不是罪魁禍首

忙文化 的“時間緊迫論”

不慌不忙的從容心態，在今天的“忙文化”之下已成爲需要用力培護的個人素養。比如，在工作時，我們要努力剋制自己玩手機的慾望；在休假時，又要糾結自己是否要迅速處理工作信息的召喚，往往患得患失，陷於厭惡與不安。不過，時間緊迫真的是技術進步（尤其是信息通信技術）造成的嗎？所有人都同等程度地感到時間緊迫嗎？

瓦克曼在《時間緊迫》中指出，我們面臨的是一種“時間緊迫悖論”（time pressure paradox）。事實上，二戰以來，西方國家的閒暇時間是有所增加的，但人們依然感覺時間緊迫，甚至是前所未有的緊迫。時間緊迫感是一種多維度的現象。而不同的羣體，比如男性與女性、農民與城市人、精英與大衆在工作上的時間感有明顯差異。

《時間緊迫》

不過，王行坤認爲瓦克曼沒有注意到資本與勞動的對立關係，是造成勞動時間不減反增的關鍵原因，這是一個巨大的盲點。如今，我們的時間經歷着分配上的撕扯，一天24小時要在（“我的”）自由時間和（由老闆所支配的）工作時間之間進行分配，而後者不斷侵佔前者。E.P.湯普森的經典研究《時間、工作紀律與工業資本主義》提出了有關時間分配的關鍵一點。在農業社會，不存在“生活”與“工作”的區隔。農民有活就幹，無活就歇，完成任務不需要計時，只要不至於土地荒蕪，顆粒無收即可。在工業社會和後工業社會，白白消磨時間被認爲是可恥的，我們需要精確的計時工具，需要分秒必爭。安德烈·高茲因此將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稱爲“工作社會”。當我們吐槽非洲人懶惰時，他們不過是未經現代工作倫理規訓罷了。

瓦克曼指出，時間緊迫感更多是由現代的“忙文化”所造成。“忙文化”所推崇的成功人士總是忙碌的。“今天衡量社會地位的標準不是對閒暇的炫耀性消費，而是投入時間密集型工業的程度。”與之相伴的，是工作的極化問題。我們有好的MacJob（以蘋果公司爲代表的高科技、高收入工作），也有壞的MacJob（以麥當勞爲代表的低技能低收入工作）。優步爲代表的平臺資本主義強化了這種壞工作的泛濫。

當我們嘗試解釋技術與時間緊迫感之間的關聯時，往往要麼陷於技術樂觀論，要麼陷於悲觀論，二者本質上都是技術決定論，即認爲技術必然會帶來某些特定的社會結果。然而，瓦克曼強調的是技術的社會塑造論。換言之，技術設備並不直接決定我們的時間感，而是受到社會制度、日常文化生活等要素的影響。

顯然，電子郵件及手機信息，並不是讓我們感到時間緊迫的罪魁禍首。我們可以選擇在特定的時間回覆郵件，而手機可以讓我們與朋友、親人建立更密切的互動，更加靈活地安排時間。之所以會出現工作侵佔私人時間的狀況，是社會制度決定的；而生活與工作上的時間緊迫感，是數字資本主義下的勞動政治所決定的。

本文系獨家原創內容。作者：董牧孜；編輯：徐學勤、榕小崧；校對：翟永軍。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