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錢佳楠（青年作家、現執教於美國愛荷華大學）

　　來源：文匯報

　　【導讀】當代備受推崇的作家恰恰是特雷弗、門羅等技藝精湛的文學匠人，也是麥克尤恩、村上春樹這類的小清新作家,這是文學精神的落寞。

　　機緣巧合，我需要在兩個截然不同的博士項目之中做出選擇。

　　前者是傳統的英語與創意寫作博士，延續着美國寫作項目打磨手藝的傳統，我會在這裏繼續討論自己和同學的作品，浸潤於英語系的理論課程中，參加英語系的資格考，只不過博士論文可以自己的長篇小說代替，系主任也是小說家。

　　後者是一所美國名校近幾年新辦的作家項目，設在比較文學專業下，除了必修的比較文學專業課外，可以自由選修任何與自己寫作項目有關的課程，需參加比較文學的博士資格考，精通三門語言，博士論文則是研究和文學創作的結合。

　　後面這一項目的負責人說：我們希望讓作家重新思考“什麼是知識”，希望給他們提供更廣泛，更深入的知識上的訓練。

　　這一理念聽起來很好，但是我有我的猶豫：該項目中沒有作家作爲執教者。系主任信心滿滿地說，我們這些經驗豐富的文學教授就可以給你足夠的指導。我聽出了學者對創作的想當然。

　　近兩年我在愛荷華大學教本科生創意寫作，每次講到情節設計，我都會播放法國的電影短片《調音師》。影片講述一位琴童在鋼琴比賽挫敗後假扮盲人調音師謀生的故事。陰差陽錯，命運把這位調音師領到了兇案現場。他按門鈴，對方不應門，他打開隨身攜帶的日程簿覈對地址，再按門鈴，房裏的老太太說：丈夫不在家，不方便開門。調音師開始訴說自己作爲盲人的苦惱，來一趟是多麼不容易，對方於是把門開了一道縫，還是想把他打發走，就在這時候，對面的鄰居也開門窺探了外面的情況，老太太這纔開門讓調音師進屋。

　　我請學生想爲什麼要設計這個“覈對日程簿”的細節，又爲何要讓對面的鄰居開門來看。

　　受過傳統文學教育的學生很容易拋出“象徵”，“對比”等修辭方面的回答。但在寫作課裏，我需要他們把這些統統扔掉。我們要思考的是：倘若要寫某個人無意間闖入兇案現場，但殺人犯並不是傻子，怎麼會在剛殺了人，屍體還沒涼透的情況下放陌生人進來？

　　如果從這個問題出發，就會發現電影裏的這些設計是合理的。老太太最初不想開門（所以纔有了調音師以爲走錯門，拿出日程簿覈對地址），而後拒絕開門，直到鄰居探頭張望，老太太不想惹人懷疑，只好把“盲人”帶進家門。

　　並且，這裏的設置對之後情節的發展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因爲這本日程簿，老太太最終會發現這位“盲人”是冒牌貨，也因爲鄰居在家，纔有了調音師最終的拼死一搏——只要我一直彈琴，她就不能殺我。

　　從小說寫作角度，我們首先做的是讓故事成立，讓情節合理，讓人物可信。這些基本功被批評家稱爲“技巧”，他們常常輕蔑地提起這個詞，他們更看重的是所謂“象徵”“隱喻”“對比”之類的事後分析。很多時候，他們忘了，一個真正起效的象徵首先是小說情節邏輯層面的必需。

　　然而，另一方面，作家需要的不只是技巧，更是淵博的知識。近日看到有朋友抱怨愛爾蘭作家威廉·特雷弗和加拿大著名作家艾麗斯·門羅的“小”，批評他們的小說固然精緻，但生活場景非常有限。我深有同感。這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悲哀，借美國作家保羅·哈丁的話：“我不喜歡那些總在抱怨白人中產階級生活的作品，那些書本身就成了他們所不滿的粗糙的物質主義的一部分。”

　　最近我仍在重讀經典作家：福樓拜，果戈裏，陀思妥耶夫斯基。福樓拜在寫給好友路易的信中談到他們這代寫作者的無知，他嚮往着荷馬和拉伯雷的豐富——他們知道所有東西，我們一無所知。這種自愧弗如放到今天吾輩的身上怕更是如此。

　　但是當代備受推崇的作家恰恰是特雷弗、門羅等技藝精湛的文學匠人，也是麥克尤恩、村上春樹這類的小清新作家。王宏圖教授近日撰文談麥克尤恩的《黑犬》與梅爾維爾的《白鯨》，前者明晰單一，後者複雜精深，也可窺見文學精神的落寞。每個學期我都會帶班上的學生讀一篇村上春樹的小說英譯，過去三個學期我選的作品都來自他早年的作品集《神的孩子全跳舞》，今年我想帶學生讀點他的新作，於是用了《紐約客》雜誌去年三月刊發的《風穴》。

　　學生和我讀了都很失望。小說講述的是敘事者的妹妹十多歲時死於先天性心臟病，幾年後敘事者患上了幽閉恐懼症，故事末尾敘事者回想曾經和妹妹造訪富士山邊的風穴，妹妹進到洞穴深處，有一段時間他們處在失聯的狀態，後來妹妹出來了，感嘆說“愛麗絲仙境裏的所有東西都是真實的。”

　　這是當代文學一再重複的主題：“親人的死亡”，但是村上春樹抖着他的小機靈，做了個漂亮的手勢糊弄過去了，既沒有更深的挖掘，也並沒有全新的視角。在我看來，這個傾向在他早年的作品裏已經初現端倪，比如說，他早年的名篇《泰國之旅》結尾用到北極熊一年只交配一次的段子。但在當時，這些花絮新鮮，吸引人，而且故事本身是紮實的，所以可謂錦上添花，但倘若故事說盡，只剩段子，就成了雞零狗碎的中學生作文。

　　今天的悲哀還在於，年輕的寫作者，或許受着成功學的鼓動，迷信着小清新作家的暢銷，竭力學習講段子的功夫，以爲優秀的短篇就應該如此。

　　作爲那個時代最傑出的作家之一，梭羅選擇離開安逸的生活。圖爲其代表作《瓦爾登湖》

　　說回經典，我正在翻譯一本全新的梭羅傳記，也借這個機會重新走進那個時代最傑出的作家的人生。愛默生和梭羅的確令人肅然起敬，這些先驗主義思想家不僅思考着基督新教，還廣泛閱讀佛教、伊斯蘭教、印度教等宗教典籍，以此“探尋精神真理的源頭”。愛默生的很多詩作可以看到他學習梵文的遺蹟；梭羅很早就看清這些先驗主義學者受限於安逸的生活，他於是離開他們，把他的“散步”擴大到自然之中。他鼓勵《瓦爾登湖》的讀者進行自己的生活實驗，不要效仿別人，也不要效仿他。最終，梭羅把生命活成了一場無比豐富的實驗藝術。

　　近兩百年以後，作爲當代人的我們，世界看似豐富廣大，但我們和它的接觸或許是淺顯且狹小的。我們失落的或許不只是淵博的文學，更是用生命來不斷實踐，擴充自我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