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阿富汗的歷史與現狀，人們腦海中浮現出來的第一印象就是怎一個亂字了得。也因此，阿富汗裔美國學者塔米姆·安薩利將其描述母國混亂現狀歷史之源的著作命名爲“無規則的遊戲”，頗能讓人有會心之感。

　　不過讀完之後，感覺這所謂“無規則的遊戲”其實有着自身的規則，而副標題“阿富汗屢被中斷的歷史”則更爲傳神。

　　經歷過阿富汗歷史上最爲開化的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如今身處堪稱現代多民族國家構建典範和現代化楷模的美國，安薩利無疑有着局內和局外的雙重有利視野來檢視阿富汗跌宕起伏充滿悲情色彩的百年發展歷程。

　　乍看上去，阿富汗的遊戲並沒有太多的獨特性，和中亞及中東的後發國家有着共同的三重挑戰：打造民族國家、推進現代化和實現世俗化。不過，阿富汗自古缺乏一個長期的王朝國家統治歷史和相對明晰的有凝聚力的核心行政區，以及不幸處於帝國“大博弈”的前沿地帶，確實令其三重挑戰來得格外壓力山大，作爲一個“未完成”的民族國家的阿富汗也屢屢在重壓下坍塌。

　　但歷史上的阿富汗似乎被沒有如此悲情，也不曾是帝國的墳墓，反而屢屢成爲帝國構建者的倚重之地，無論是雄踞北印度數百年的德里蘇丹國，還是巴布爾打造的莫臥兒帝國，都少不了阿富汗地區的戲碼，而來自波斯的雄主們也一次次將阿富汗地區收入囊中。總之，身處波斯、印度和中亞突厥勢力千年博弈十字路口的阿富汗人（當然這個身份本身也是後來人爲構建出來），長期以來似乎更習慣於作爲帝國雄圖霸業的舞臺存在，而並不曾主動謀求一個獨立的存在。

　　而當步入近代，隨着波斯薩法維王朝和印度莫臥兒帝國的沒落，阿富汗第一次有了自己相對明確的“生存空間”時，悲情的劇目卻開始一次次上演。這悲情首先來自構建民族國家帶來的內部張力和外部壓力。

　　從現代民族國家的視角來看，除卻缺乏王朝國家連續統治的記憶外，作爲不同的帝國邊疆部分的阿富汗，其族羣構成也太複雜了一些，而其底層權力運作基礎也太碎片化了一些，而這一點迄今仍未得到太大改觀。

　　如果假以時日，或許阿富汗也會成爲一個族羣的熔爐，並從中鑄造出一個頗具多元特色的民族國家。然而不幸的是，阿富汗的誕生多少有些生不逢時，由於國家構建起步太晚，而尚未成型之際便遭逢大英帝國和沙俄帝國的大博弈，左右逢源屢屢變爲左右爲難，因此歷史也“屢屢被打斷”。

　　不過，那些染指阿富汗的帝國也一次次碰的頭破血流鎩羽而歸，阿富汗也因此有了“帝國的墳墓”的稱號。從帝國的舞臺到帝國的墳墓，或許是因爲人們混淆了前現代王朝帝國和近代民族帝國的不同。前現代帝國之所以能夠成功將阿富汗地區納入麾下，是因爲統治者不強求直接統治，也很少強行推行異族異文化異教的居高臨下的高壓政治，而更願意放手讓地方實力集團自治，只要其按時照章稱臣納貢即可。

　　話說回來，讓現代民族帝國屢屢碰壁的阿富汗，並不是因爲其作爲一個國家整體的強大，而恰恰是因爲其底層權力運作的碎片化，讓帝國主義者們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而無法畢其功於一役，而帝國間的博弈更容易讓其顧此失彼不能長期爲戰。

　　當然，如果沒有外力的幹預，阿富汗的打造民族國家之路或許會更順遂一些，但其現代化和世俗化的努力也依然會屢屢受挫，這已經被歷史所證明。作爲外生的現代化，首先會打破既有的權力和利益格局，自然會引起各種保守勢力的反彈和地方實力派時不時的反攻倒算。即使對普通民衆而言，現代化更多時候也是未蒙其利先受其害，比如考慮不周的大型水利項目，既加重了民衆的稅負，又破壞了既有的灌溉模式和生態環境，成爲華而不實的大白象工程。

　　更爲弔詭的是，現代化努力的自身會製造出自己的敵人和埋葬者，這其中既有不顧現實羈絆和歷史負重欲加速推進現代化的激進烏託邦分子，又有想壟斷現代化成果，加大對落後地區和族羣剝奪力度的右翼分子，而外部勢力別有用心的攪局則更令情勢亂成一麻。幾股力量交侵之下，好不容易取得的現代化成果往往因爲政局的動盪而毀於一旦。

　　從美式西化到蘇式現代化，阿富汗成了不同版本現代化的試驗場，而收穫的確是破碎的山河。由此導致的現代化的創傷和現代性的挫敗，會加劇底層民衆對現代化和世俗化的疏離感，更加反身尋求傳統資源，更加皈依原教旨主義。我們所讚許的現代化榮景，按照安薩利的說法，其實本身就像是浮在鄉村汪洋表面的一層薄薄的城市現代化油脂，很容易被打回原形，這一點在伊朗伊斯蘭革命中也表現得十分明顯。外人所謂的現代化後撤，在當地大多數人心目中並沒有呼天搶地的痛心之感。

　　就現代化和世俗化功業而言，其實放眼南亞、中亞和中東，成功的範例並不多見，阿富汗反倒不是特別突出的反面典型。其實就算現代化闖關成功的東亞，雖然本身就有着長期王朝統治、核心統治區和核心族羣的歷史資產，以及不需要經歷太多世俗化轉型挑戰的先天優勢，其間也經歷了多少血和淚痕，而迄今難言已竟全功。

　　如今兜兜轉轉，經過一百多年的建國和現代化試煉，阿富汗似乎又回到從前。無論是在塔米姆·安薩利的筆下，還是在“尋路阿富汗”的年輕英國議員羅瑞·斯圖爾特的眼中，阿富汗的底層權力圖景和一百多年以前似乎沒有太大區別。戲臺、場景、戲碼都一樣，連玩家也差強彷彿，雖然演員換了一撥又一撥。

　　一個由外力扶持的中央政府的權威依然難以下沉，所謂的地方實力派政治無非是包裹了現代外衣的部落政治的迴歸。權力依然把持在長老和毛拉們的手中，忠誠和認同的對象依然是村落、部落、宗族和宗教。

　　如今考慮到跨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邊境的“普什圖斯坦國”迷夢的浮現，阿富汗打造現代民族國家的夢想似乎更遙遠了一些。在這樣一個依然沒有完整的現代民族國家運作構架的基礎上進行權力嫁接移植，只能是水過地皮溼。歷史似乎再一次證明，靠武力和強大的財力，扶植一派，打壓另一派，並試圖通過種種表面化形式化的民主化手段穩固代理人統治，又註定要陷入操縱與反操縱的窠臼，最後一如既往迎來徒勞的結局。

　　這說到底是阿富汗的挫敗，還是現代性的挫敗？是不是在像阿富汗這樣的地方，強行推進民族國家構建和現代化世俗化，本身就是一個錯誤？表面上貌似無規則的遊戲，是否因爲這本身就是一場錯誤的遊戲，因此只能按照所謂的潛規則來玩下去。

　　歷史依然在演進之中。如今面臨全球化退潮和美國孤立主義情緒的興起，阿富汗局勢究竟如何演化，似乎只能邊走邊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