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 1876 年大災荒中的災民。印度因爲採取了棉花單一種植，糧食風險極高，在 19 世紀末遇到了嚴重的災荒。

棉花不同於糧食、菸草或蔗糖，其人均消耗量可以隨着消費文化的興起而無限增長，從理論上來說是不封頂的。所以從 11 到 20 世紀初，無論東方還是西方，紡織可以說都是最重要的工商業之一。1780 年以前，中國和印度一直是全球棉花產業的中心。但隨後兩百年，以英國爲代表的西歐卻反客爲主，不但迅速從進口國變爲傾銷國，還藉機重塑了全球的政治經濟格局，爲工業革命奠定了物質基礎。這個戲劇性變化究竟是如何發生的？

自從十五年前彭慕蘭（K. Pomeranz）提出中西近代“大分流”理論以來，大量經濟史學家通過實證和量化方法，對這個問題進行證實或證僞。哈佛大學美國史教授貝克特（Sven Beckert）的新書《棉花帝國：一部全球史（Empire of Cotton：A Global History）》也是在彭氏框架下，從一個全新角度切入。與最近新文化史、環境史、經濟史興起的史學趨勢相契合，這本書通過追溯棉花的歷史，指出西歐實現彎道超車，最初靠的其實並不是自由市場，而是武力和國家幹預。

美國學者彭慕蘭的代表作《大分流》

中外學者對於解答近代東西世界的發展爲什麼有着如此大的差異一直保持着濃厚的興趣

棉花種植起源於三個地區：南亞、東非和美洲中部。西漢初年，它由印度傳至中國，但尚未大面積種植。直到元代，棉才取代絲綢和薴麻，成爲中國人最重要的衣纖維來源。歐洲人接觸棉花則晚至12世紀，十字軍東徵控制了中東的部分棉花產地後，意大利北部米蘭、威尼斯等地率先開始有了紡織廠，此後在德國也零星出現。但不久後奧斯曼帝國的崛起，卻再度切斷了歐洲人的棉花供應，意大利和德國的紡織業隨之一蹶不振。

16 世紀初的大航海運動給了歐洲人繞過強大的奧斯曼帝國，重新獲取棉花的機會。1600 年，著名的英國東印度公司成立，此後荷蘭也成立了類似機構。這裏的“公司”一詞與其今天的含義存在區別，帶有某種高壓統治色彩，即通過武力征服佔領港口的方式，把貿易網絡擴展到亞洲、美洲和非洲。儘管如此，這一時期歐洲人獲得棉花最終還是得靠偏高的收購價，依賴在地代理商，影響力限於港口，無法滲透到內地。原材料的致命短板，導致這一時期的歐洲棉布連保證國內市場都有困難，更不要說爭奪國際市場。

繞過奧斯曼帝國發現前往東方的新航路是近代西歐發展的重要抉擇

1780 年，美國南方開始使用黑奴種植棉花，世界棉花產業迎來關鍵轉折點。1802 年，美國就成了英國最大棉花來源國。除了三角奴隸貿易外，美國棉花的低價還來源於某種“後發優勢”：南方大種植園一開始就是出口導向型，實行集約化生產。殖民者選擇最好的棉種，建起發達的陸路和運河系統，源源不斷地把棉花運至大西洋東岸。與之相反，中印兩國的棉花則始終實行小規模家庭化生產，以供應國內爲主，運輸成本高昂，很快被排擠出國際市場。

所以在工業革命之前，西歐是憑藉着國家和資本的同盟打敗中印，經濟層面的優勝劣汰，只是其表面現象罷了。貝克特指出：“我們通常以爲資本主義始於 1780 年左右的工業革命，但其實在機器和工廠出現之前，16 世紀已經早已有了戰爭資本主義。”之前的“大國崛起”派史學家傾向於劃分英荷模式與日德模式，認爲前者來源於資本“自發的”發展，後者則更多地由國家主導。但是貝克特卻指出，在英國從戰爭資本主義向工業資本主義轉變的過程中，利維坦式國家的作用被大大低估了：“工業革命的成功，極度依賴於國家預先締造的框架，正是在這個框架下，產業才得以發展。”

早期資本主義的發展極其需要國家和暴力的支持，而不是自由貿易

在這裏，作者用“戰爭資本主義”（war capitalism）來替代之前學術界慣用的“貿易資本主義”（mercantile capitalism），因爲這一時期棉花帝國建立的祕訣，絕古典經濟學家強調的契約和市場，而毋寧說是血與鐵，是民族國家，是主奴關係。前近代時期，政府管得太少並不一定是什麼好事。在工業革命之前，相對於西歐政府，明末中國雖然對商人的干涉較少，但主動爲其創造的機會也更少，結果限制了商業的進一步擴張。

如同美國獨立戰爭反哺了法國大革命一般，奴隸種植園的管理方式後來也影響到了歐洲的棉紡廠：“對於如何大規模地調動工人，資本家們只有一個參照物：美國南方的種植園。”在工業革命時期的英國，工人若擅自離職，會因違反合同法而被送入監獄。爲了對付工會，光榮革命的成果人身保護法（Habeas Corpus）在 1795 年被暫時廢止，規定集會人數只要超過五十，警察就可任意實施逮捕。最激進的工人則被公開絞死，或流放澳大利亞。馬克思在《資本論》裏所描述的工人惡劣生存狀況，本質上是新大陸舶來的主奴關係，蓋過了歐羅巴公民的自由傳統。

工廠、工人以及工作觀唸的出現是一個很現代的產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借鑑了奴隸種植園運營的經驗。

但歷史的進步，往往正是由黑暗力量所推動，儘管這怎麼看都像個危險的悖論。中國在近代被西歐甩開，主要是因爲沒有及時擁抱戰爭資本主義，農業社會人與人之間的溫情色彩保留得太多——明末棉廠的工人還能保留若干耕地，不做工還可種田；失去土地的英國農民除了被剝削，就只能等死。江南外出勞動的主要是男青壯年；英國棉廠則大肆招募女工和童工，因爲他們更廉價且無力反抗。明末所謂“資本主義萌芽”最終沒有開花結果，固然有重農輕商、資源限制等各方面的原因，但“血紅”野蠻力量匱乏也很關鍵。

華南學派創始人傅衣凌這樣概括中國的資本主義：“在相當時期內，死的拖住活的，所以其發展形態並不成熟，而長期地緩慢地前進着。自十六世紀開始一直到了十九世紀中葉，始終沒有力量戰勝封建社會，獲得取而代之的地位。”但如果我們跳出唯西方發展模式是瞻的視角，與印度、埃及、奧斯曼帝國等做橫向對比，就會發現其實中國這種情況纔是“常態”，西歐反而是“變態”。

波蘭尼（Karl Polanyi）曾批判亞當斯密（Adam Smith）“看不見的手”理論，認爲絕對自由的市場經濟只是一個“烏託邦幻想”，從未在歷史中真正存在過，“自由放任是有計劃的，計劃卻不是。”貝克特這本四百多頁的鉅著，可以說爲波蘭尼做了最好的註腳。在工業革命前後，太自由放任，太“自發性秩序”（F. A. Hayek語）的市場最後大多是孱弱無力的。當時的歐洲人也深諳此道，雖然他們到處以“自由貿易”爲藉口開拓市場，但一旦有需要，就會毫不猶豫地求諸國家這隻“看得見的手”。

1861-1865 年美國南北戰爭期間，極度依賴奴隸制的棉花帝國迎來巨大危機。棉花價格的猛漲導致工廠紛紛關門歇業，英國四分之一人口受其影響。此時《經濟學人》（就是今天那份著名的The Economist）雜誌，自由放任資本主義的堅定鼓吹者，也轉而贊成由國家出手，把印度改造成新的原材料主要供應地，並辯解道：“國家不會干涉供給與需求過程，而只是創造條件，讓其更好地發揮作用。”極端自由派國會議員科布登（Richard Cobden）也大變臉，更直白地表示在這個問題上：“亞當斯密的理論是不適用的。”

英國著名的經濟學家亞當·斯密以其“看不見的手”理論聞名於世，主張減少國家管控，讓市場自由發展經濟。

當時全球最大的棉花貿易港口利物浦，則是最支持美國南方的歐洲城市。棉廠主不但暗地運送軍火、提供貸款給蓄奴州，還向英國政府施壓。當北方勝利的消息傳來，他們一度覺得大勢已去：“沒有了皮鞭的驅使，黑人還會拼命幹活嗎？”獲得自由的奴隸，也迫切希望能分得土地。然而隨着林肯的被刺，這些都沒有發生。在戰爭結束幾年後，前奴隸們大部分還是幹着和戰前類似的活，只是身份換成了佃農，而且身邊多了些赤貧的白人。壓迫仍然存在，只是方式變了：“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美國棉農依然生活於極度貧窮之中，既沒有話語權，也沒有政治權力。”

南北戰爭結束後，林肯被刺，但是被解放的黑奴的生活依舊處於極爲糟糕的境地

貝克特由此感嘆，資本主義和壓迫一樣，“有極強的適應能力”。這種依賴契約，而不是人身依附的地主-佃農關係，更符合現代法律和倫理，且在任何一個地方都適用。南北戰爭的意外結果，就是從反面刺激了棉花帝國的擴張。對“棉花荒”心有餘悸的資本家們滿世界地尋找新的產地，於是滲透進內陸，擠出在地代理商，從農民手中直接購買棉花。全球棉花期貨市場漸漸形成，棉農從此成了板上肉，徹底喪失了議價權。棉花工業巨大的利潤空間，還吸引了新興國家加入殖民地爭奪戰中：日本控制了朝鮮，德國控制了非洲南部，俄國控制了土耳其。到了 1905 年，棉農總數已上升至世界總人口的百分之一，棉花工業達到了有史以來的最高峯。

二十世紀初，甘地及國大黨並不是棉花帝國的唯一挑戰者。由於吸納的勞動力最多，生產方式最集中，與外國資本聯繫密切，在各殖民地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運動的浪潮中，棉花帝國是最顯眼、首先要攻破的巴士底獄。在俄國 1905 到 1919 年的革命過程中，紡織工人都是中堅力量。而在中國，1925 年五卅運動的導火索，就是上海的日本棉廠主槍殺工人領袖顧正紅。在這以後，纔有了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有了北伐，有了國民政府統一全國。

20 世紀初英國罷工的棉紡織業工人

相對於落後國家暴烈的革命，歐美的工會鬥爭和平得多，其結果對工人也頗爲有利：一邊是日工作時間的不斷下降，一邊是薪水的持續上漲。但正因爲勞動力價格的上升，西歐棉花帝國開始從內部解體。一戰之後，英國的棉布產量已直線下降。再經過 50 年代殖民地的獨立，從利物浦到曼徹斯特、蘭開斯特等地，到處都是廢棄的紡織廠和遊蕩的失業工人。1963 年，曾經如日中天、試圖改變美國內戰進程的利物浦棉花聯合會拍賣了所有傢俱，棉花帝國的最後一抹餘暉，也終於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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