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人唯親的代價
這篇文章是李嚴筠同學為「量化歷史研究」公眾號寫的推送，轉載已經公眾號同意，拉到底部可以看公眾號簡介。
縱觀歷史，任命制度在公共職位的分配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即使在今天的發達民主國家也是如此，僅美國就有超過八千個聯邦高級職位「按總統的意願分配」。在公共部門之外，任命權的使用也很普遍，比如公司基於家庭關係和社會網路任命首席執行官或董事會成員，等等。
理論上，任命制既有可能通過限制委託—代理問題來提高組織效率，也有可能形成「拉關係」「搞宗派」的不正之風，使得「關係過硬」的下屬失去了績效激勵。Xu Guo最新發表在《美國經濟評論》的論文「The Costs of Patronage: Evidence from the British Empire」運用新穎的數據集數據及1930年英國殖民地部公職人員任命制度改革的自然實驗，提供了關於任命制如何影響績效的經驗證據。
為應對繁重的殖民地事務，英國政府於1854年設立殖民地部。在英國殖民主義活動的高峯期，這一官僚機構的管轄範圍遍佈全球（如圖一所示）。殖民地部由殖民地部大臣掌管，這一官職由君主根據總理的建議任命。若內閣改組或新總理上任，這一職位也會發生官員更替，平均任期約為3年。在1854年至1930年期間，殖民地部大臣有任命和調動殖民地總督的權力，以下簡稱為「任命權」。
作為官方派往殖民地的指定代表，總督的固定任期為6年。總督事務直接向殖民地大臣報告相關事務。所謂「縣官不如現管」，由於監管成本高，儘管理論上總督們處於從屬地位，但他們管理殖民地方面享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權。在部分殖民地，總督甚至握有立法權。
早在19世紀50年代，英國政府已在選拔較低級別的公職人員時引入競爭性考試，但殖民地大臣任調總督的權力仍然受到法律保護。直至1930年的沃倫費希爾改革之後，英國才明確取消這一任調方式，並通過公開競聘的方式選拔殖民地總督。
本文作者進行了大規模的歷史數據電子化工作，建立了殖民地部從建立到解散期間（1854-1966年）該部門公職人員信息的數據集。該數據集有四個數據來源：殖民地部官員名單，1821-1949年殖民地藍皮書，來自DeBrett和UK Who-is-Who的傳記數據，以及來自在線資料庫The Peerage的家譜數據。
殖民地部官員名單記錄了從1860年至1966年大英帝國各殖民地的行政結構、人員名單及其薪資。各殖民地的統計數據來源於1821-1949年殖民地藍皮書。藍皮書的信息來源於總督逐年提交的標準化表格收集，包含各殖民地各年公共財政（收入和支出）、人口統計（人口規模、出生率和死亡率）、貿易和社會經濟統計信息（學校數量等）。殖民地大臣和總督的履歷信息主要從DeBrett資料庫和UK Who-is-Who中整理而得。最後，通過The Peerage的家譜數據，作者建立了英國精英貴族的家族網路數據。
本文運用上述履歷信息和家譜數據構建了四種衡量殖民地大臣與其下屬總督之間私人關係的代理變數：雙方是否存在共同祖先。由於大部分殖民地大臣和總督都來自於英國精英階層，他們的祖輩信息都可以在家譜中查到；其它代理變數為雙方是否持有相同的世襲貴族頭銜（例如男爵、公爵等）、是否都就讀於伊頓公學以及是否同為牛津大學或劍橋大學校友。這四種衡量指標互不衝突——同宗或具有相似履歷和社會經濟背景的兩人之間更有可能存在裙帶關係。
由於殖民地大臣的任職週期更短，總督與大臣的私人關係在總督的就職生涯中可能由於大臣的更換而改變。作者因此引入了總督固定效應，這可以幫助我們估計：令其它條件相同，同一個總督由「無關係」變為「有關係」時，總督工資、治理績效等方面的相應變化。
估計結果表明：在與其有私人關係的大臣上任後，總督的工資水平大幅提高。以四種衡量裙帶關係的指標回顧，結果均類似。兩者同為世襲貴族時，前述效應最大。官僚機構內各職位的基本工資通常固定，但也與總督的工作資歷（管理過的殖民地數目）及就職的殖民地規模掛鉤。造成前述結果的主要原因，是與殖民地大臣有私人關係的總督更可能被調任到更大的殖民地。
接著，作者引入了「1930年殖民地大臣的任調權被取消」這一衝擊，考察1930年之後有私人關係的總督是否還享有改革前的優待。雙重差分模型的估計結果如圖二：1930年改革之前，關係戶總督比非關係戶總督享有更高的薪酬；改革之後，兩者的差別不復存在。
總督在對殖民地公共支出享有絕對控制的同時，也需要在當地徵稅以供各項開支：創收是衡量官員能力的重要指標，與晉陞密切相關；不過，高稅率也會引起當地精英的不滿。相對而言，有關係的總督通過創收晉陞的激勵並不強烈。回歸結果證實了這一點：1930年以前，同一個殖民地就職的同一總督在有私人關係的大臣上臺後表現會較差，表現為徵稅減少；1930年取消任命制後，上述業績差距消失。財政收入的減少的主要原因是稅收政策的放寬。
將歷史數據與當今數據相匹配，作者發現任命這一制度對被殖民地區的長期發展造成了顯著影響：如圖3所示，1930年前上任的關係戶總督數量越多，當地如今的稅收GDP之比越低；如圖4所示，當任命制被取消後，關係戶總督的數量與2010年的稅收GDP之比無關。
總之，分時段的分析結果表明：長官直接任命或調動下屬官員的制度可能減弱以財稅汲取能力為代表的國家能力，這是「任人唯親」的代價之一。由於國家能力關係到經濟發展、生存保障等諸多的經濟指標，「任人唯親」帶來的社會成本可能因此超出我們的預期。
文獻來源: Xu, Guo. 2018, The Costs of Patronage: Evidence from the British Empire.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8 (11),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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