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音乐精神的历史形构

前言

在上一章，透过现象的整理与文献的爬梳，我认为要识别台湾独立音乐除了从其产业结构来看之外，更必须意识到在台湾独立音乐的运作过程中存在著某一种想像的共同体，虽然在不同的乐风、生产行销模式以至于不同音乐场景、社群网络的包围下，呈现著多元发展的样貌，但同时却又具备著相类似的外观，以「独立音乐」自我标志著，透过不同的论述资源区分出我群与他者。

        而这些独立音乐工作者用以区别我群与他者的特质包含三项，分别是D.I.Y自己干文化、原真性、台湾国族意识以及与社会运动的亲近性等。我认为要理解独立音乐，并不能仅仅将其视为一种符号、一个场景甚至是一种音乐风格，在某种程度上它同时亦是一个历史范畴，与当代台湾社会的发展现况有著相当紧密的连结。若拉开历史的纵深，我们会发现「独立音乐」现象在台湾通俗音乐[1]的发展历史当中，并非唯一特殊的存在，而是可以被放在简妙如〈台湾创作音乐的意义轨迹〉一文里所谓的台湾创作音乐的发展轴线：

在台湾流行音乐的发展中，可以看到一条独特的创作音乐路线。这类创作音乐，结合一部份知识份子性格与青少年次文化的音乐特质，由七十年代的民歌运动发轫， 贯穿到八十年代的罗大佑、黑名单工作室。也在九十年代初的新台语歌运动、九十年代末的乐团世代，一直延续到现今陆陆续续仍以音乐投入社会运动、或追求独立音乐（indie music）创作的音乐人身上。（简妙如，2005）

在简妙如笔下的这条轴线以七零年代民歌运动为起点，大致上沿著罗大佑、新台语歌、乐团世代以至于独立音乐的时代轨迹发展，若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在这条轴线中似乎有某些基本的质素贯穿在不同年代的音乐场域，并在不同世代中展现出不同的形式、风格与特质，而此种精神在21世纪初体现为一个新的历史范畴，即「独立音乐」。但简妙如在本篇文章中仅粗略地钩勒出这条历史轴线的样貌与特征，却对其中的内容以至于其所谓的「创作音乐」发展的衔接、继承、转化与位移的过程未有仔细的著墨。因此本章将以简妙如所论「特殊的创作音乐路线」为线索作深入的讨论。

        追溯源头，在不同时代氛围下行动者进行创作音乐实践的背后，西方的通俗音乐扮演著相当重要的角色。在五零年代开始的美援背景下，使得当时所谓的热门音乐浪潮有了进入台湾的机会，并带给阅听众不同的音乐体验，深深地影响了往后台湾创作音乐发展轴线的浮现。尤其是六零年代随著西方民歌与摇滚乐的发展，摇滚乐中声音的tone亦即与其紧密相连的社会文化意义、批判以至于反商业流行乐的摇滚乐手形象，对当时的台湾知识青年与艺文人士带来了相当大的影响，更促成了影响台湾通俗音乐发展甚钜的「民歌运动」的发生。我们几乎可以这么假设，台湾通俗音乐中这条特殊的发展轴线，是在不同时代的西方通俗音乐对台湾造成的影响过程中，经历了体验、学习、吸收，最后在台湾特殊的社会、政治以及音乐生产环境中经过反思与转化而产生的。

准此，本章的任务便在考察不同时代氛围下，创作音乐的样貌与特质如何在台湾的通俗音乐的历史中体现成不同的历史范畴，并梳理出影响当代独立音乐样貌形成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