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法醫學鼻祖有的，宋慈(1186-1249)，字惠父，漢族，建陽(今屬福建南平)人，與理學大師朱熹同鄉，祖籍河北邢臺市南和縣，唐相宋璟後人，生於南宋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年)，南宋著名法醫學家，中外法醫界普遍認為是宋慈於公元1235年開創了「法醫鑒定學」，因此宋慈被尊為世界法醫學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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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祖上為唐朝著名宰相宋璟。北宋時，宋慈的高祖宋世卿從浙江建德縣來建陽任建陽丞而家居此地。父宋鞏曾任廣州節度推官(節度使幕府掌管刑獄的官員)，家境小康。宋慈從小受學於父，10歲時從學建陽縣學者、朱熹的高弟吳稚，並得到吳稚的同窗黃幹、李方子等名人指教。他重視實踐，力求真知[1] 。南宋開禧元年(1205年)，他進京入太學，深得太學博士真德秀的賞識，遂拜其為師。嘉定十年(1217年)宋慈中乙科進士，授浙江鄞縣(今浙江寧波市)縣尉，遇父病未赴任。寶慶二年(1226年)始走上仕途，任江西省信豐縣主簿(典頒文書，辦理事務)。南宋時期的贛閩地區，民貧、地狹、人稠，人民處水深火熱中，民反和兵亂頻頻發生。安撫使鄭性之慕其有撥亂反治才，延入幕府參預軍事。劉克莊餞別宋慈時寫下《滿江紅·送宋惠父入江西幕》一詞。當時，江西南部三峒裏少數民族發生變亂，贛南數百里地方都很混亂，劉克莊在詞中不僅希望宋慈儘快平定叛亂，好快點回家。也勸友人不要殘酷鎮壓起義的峒民，而應採取招安的措施，需要妥善處理好這件事，宋慈聽後當場允諾。後來宋慈參與了平定「三峒賊」的戰役。他先賑濟六堡饑民，又率兵三百大破石門寨，俘獲敵酋，因戰功卓著而「特授舍人」。任期屆滿，江西提點刑獄使葉宰聘宋慈為幕僚。不久，在真德秀推薦下，宋慈又進入福建路招捕使陳韡幕府，參加平定閩中叛亂。宋慈「提孤軍從竹洲進，且行且戰三百餘裏」，就連久經鋒鏑的主帥也對他刮目相看，稱讚他「忠勇過武將矣」。在軍事謀劃方面也多諮訪於宋慈。因得到陳賞識，紹定四年(1231年)，宋慈被任命為長汀知縣。宋慈得任長汀縣令。縣境百姓苦於鹽價高昂，從海口溯閩江，鹽運至長汀，要隔年才能運到。他蒞任之初，改從潮洲沿韓江、汀江而至長汀，往返僅3月，大大節省運費。官府將鹽廉價出售，百姓無不謳歌載道。時值宋理宗(趙昀)即位，南宋欲聯蒙古破金，結果兵敗於汴，加之賈似道擅權，理宗消極怠政，兵連禍結，境土日蹙，內政愈加腐敗。端平三年(1236年)，同知樞密使魏了翁聘宋慈為幕僚。理宗嘉熙元年(1237年)，他任職邵武軍(今屬福建)通判，僅及週年，民有餘念。次年，浙西饑荒，宋慈奉詔入境，嘆曰："強宗巨室，始去籍以避賦，終閉糶以邀利，吾當其謀爾。"於是實行"濟糶法"，將人戶分為五等；最富有者出存糧半濟半糶；較富有者只糶而濟助；中等不濟也不糶；次貧者半濟助；赤貧者全濟，濟米由官府撥付，停徵一半租稅。富戶不敢違命，貧者得以度過荒年。不久，他調任毗陵郡守。雖頻繁調任，但宋慈所到之處均入境問俗，惠愛子民，佳譽鵲起。嘉熙三年(1239年)升任司農丞知贛州。次年，提點廣東刑獄，發現所屬官員多不履行職責，有拘押數年的案犯，都未理清曲直。於是制訂辦案規約，責令所屬官員限期執行，僅8個月，就處理了200多個案犯。移任江西提點刑獄，為贛民作主，嚴辦違法的鹽販。淳佑五年(1245年)，轉任常州知州，議重修《毗陵志》，開始編輯洗冤錄資料。任滿，轉任廣西提點刑獄，巡行各部，雪冤禁暴，雖偏僻惡溺處所，亦必親往視察。宋慈廉政愛民，執法嚴明。尤其是"於獄案，審之又審，不敢萌一毫慢易心"。淳佑七年(1247年)，任直祕閣、湖南提點刑獄使。是年冬，撰成《洗冤集錄》。
南宋淳佑八年(1248年)，任寶謨閣直學士，奉命巡迴四路，掌管刑獄。聽訟清明，決事果斷。翌年，升任煥章閣直學士、廣州知州與廣東經略安撫使。他忽患頭暈病，仍然參加祭孔典禮。從此委頓不起。同年三月初七逝世於廣州官寓，享年64歲。於次年七月十五日，歸葬建陽縣崇雒裏(今崇雒鄉)建陽宋氏祖居地昌茂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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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慈所著《洗冤集錄》是世界上最早的法醫專著。
學術內容一、證據的首要位置南宋官府為探明案情真相，將證據擺在首要位置：「遇有死者，必根究其所以致死」；人命之案，須查獲兇器；兇手定罪，須查獲屍體；屍體檢驗，須查驗到致命傷，否則不易結案，便為疑案。「大辟之獄，自檢驗始。」在「慎刑」的指導思想下，以有無犯罪事實作為定罪量刑的依據成為司法實踐中的準則，而犯罪事實又必須以充足的證據作為根據，是所謂「旁求證左，或有偽也；直取證驗，斯為實也」。宋慈在書中一再強調以查找證據為目的的檢驗勘查工作當慎之又慎，舉一例視之。由於致命傷的檢驗對加害人的定罪量刑關涉甚重，宋慈強調檢驗中定要仔細勘驗，「凡傷處多，只指定一痕系要害致命」；倘若是聚眾鬥毆，「如死人身上有兩痕，皆可致命，此兩痕若是一人下手，則無害；若是兩人，則一人償命，一人不償命，須是兩痕內，斟酌得最重者為致命。」然而，如果兩個人同時刺殺、同時打擊，要定哪個對致命傷負主要責任，就比較困難了。想到這一層，宋慈的考慮纔算是完備。「牢獄用刑以求取口供」，中國傳統社會向來重視口供的採集。口供固然重要，但這種獲得口供的非法手段早就被世人唾棄，更何況「證以人或容偽焉」，宋慈認為須「多方體訪，務令參會歸一，切不可憑一二人口說，便以為信」，且「告狀者切不可信，須是詳細檢驗，務要從實」，這一方面是因為「證以物必得實焉」，另一方面是不能聽從一面之詞，以防其中有弊。不輕信口供在當時律法中亦有體現，即使罪犯招供，也要查出證據；反之，即使罪犯不招供，在物證確鑿的情形下，亦可定罪判刑，一切須「據狀斷之」。時間不可能穿越到過去，案情不可能「情景再現」，故所謂的「真相」並不能得到百分之百的還原，但是檢驗勘察，事關人命，必須將事後檢驗之事充分做到位，使之不斷接近百分之百的真實，還事實以真相。二、良吏的重要性如何將檢驗之事做得充分、到位呢?除認識到證據的重要性外，宋慈認為主要取決於為官者。「吏不良，則有法而莫守」，這是當時統治階級一直堅守的執政信念。他給今人的啟示是：相對於程序規則和證據規則而言，司法的組織規則更重要。法官不良，再好的程序和實體法有什麼用呢?法令是如何謹慎的呢?宋慈在書中提及諸多，此處挑選幾點言之。其一，差文官。由於武官「更歷未深」，若再碰上「仵作之欺偽，吏胥之奸巧」，將會使案件變得模糊不清、撲朔迷離，從而難以查究。「如邊遠小縣」，實在缺文官，「複檢官權差識字武官」。其二，事必躬親，不得專任吏胥。北宋時期太宗曾對宰相說：「頗聞臺中鞫獄，御史多不躬親，垂簾雍容，以自尊大。鞫按之任，委在胥吏，求無冤濫，豈可得也?」宋慈在《條令》中亦稱「不親臨視」者，當「以違制論」。事必躬親要求檢驗官必須仔細審察、判別、監督，以防發生誤驗、漏驗之事及仵作、吏胥作弊等，而非僅僅在場遙遙相望，甚至「掩鼻而不屑」。「事必躬親」就是司法親歷性的古代版本。其三，「諸驗復之類應差官者，差無親嫌幹之人」，這規定了為官者的迴避制度。「大獄訟者，所以平曲直，雪冤枉也。若有財者勝，無財者負，有援者伸，無援者屈，豪強得志，貧弱銜冤，豈國家之福耶?愚願士大夫司聽斷者，持平如衡，事事至公如鑒，天下何患不太平?此句反映宋慈的穩定思想，事事至公，則天下穩定。另外，律法規定官員三年一易，且不可在家鄉任職，這對於防止司法活動中親嫌、故舊、讎隙關係的幹擾起到了很好的防範作用。宋慈反覆強調檢驗案件，事關人命，「當是任者，切以究之」!他在書中寫道，檢驗官在接到檢驗公文之後，為防止奸欺，切「不可接見在近官員、秀才、僧道」，因為這些官員、秀才、僧道等在地方上有一定勢力，上能通官府，下能聚集民眾，一旦參與顛倒案情之事，將對探明案情真相極為不利。除了對屍、傷及現場進行認真仔細的勘驗，檢驗官要重視對現場周圍以及相關人員的調查和訪問，只有把各方因素綜合思量之後，方能獲取正確而有效的證據，以使得自己的檢驗結果得到印證，探明案件真相。要成為一個合格、出色的檢驗官，宋慈認為至少要有兩個絕招：一為屍、傷等檢驗的技術，二為綜合素質的考量。且後者更為要緊。宋慈「博採近世所傳諸書」，「會兒粹之，釐而正之」，加上多年實踐經驗，「增以己見」，終寫成《洗冤集錄》。他四任提點刑獄司，以身作則，慎重獄事，正如其所言，他真正做到了「獨於獄案，審之又審，不敢萌一毫慢易心」。宋慈提出了一個合格法官的普世標準—洗冤澤物!臨牀應用宋氏不泥師教的另一突出表現是對待屍體的態度，特別是能否暴露和檢驗屍體的隱祕部分。按照理學「視、聽、言、動非禮不為」、「內無妄思，外無妄動」的教條，在檢驗屍體之時，都要把隱祕部分遮蓋起來，以免「妄思」、「妄動」之嫌。宋慈出於檢驗的實際需要，一反當時的倫理觀念和具體做法，徹底打破屍體檢驗的禁區。他告誡當檢官員：切不可令人遮蔽隱祕處，所有孔竅，都必須「細驗」，看其中是否插入針、刀等致命的異物。並特意指出：「凡驗婦人，不可羞避」，應抬到「光明平穩處」。如果死者是富家使女，還要把屍體抬到大路上進行檢驗，「令眾人見，一避嫌疑」。如此檢驗屍體，在當時的理學家即道學家看來，未免太「邪」了。但這對查清案情，防止相關人員利用這種倫理觀念掩蓋案件真相，是非常必要的。宋氏毅然服從實際，而將道學之氣一掃而光，這是難能可貴的。只是由於宋氏出身於朱門，不便像同時期的陳亮、葉適等思想家那樣，公開指名道姓地批判程朱的唯心主義。但他用自己的行為和科學著作提倡求實求真的唯物主義思想，此與陳、葉的批判，具有同樣的積極意義。在《洗冤集錄》中，有一些檢驗方法雖屬於經驗範疇，但卻與現代科學相吻合，令人驚嘆。如用明油傘檢驗屍骨傷痕，就是一例：「驗屍併骨傷損處，痕跡未現，用糟(酒糟)、醋潑罨屍首，於露天以新油絹或明油雨傘覆欲見處，迎日隔傘看，痕即現。若陰雨，以熱炭隔照。此良法也」。「將紅油傘遮屍骨驗，若骨上有被打處，即有紅色路，微蔭；骨斷處，其拉續兩頭各有血暈色；再以有痕骨照日看，紅活乃是生前被打分明。骨上若無血蔭，縱有損折，乃死後痕。」如此檢驗屍骨傷損，與現代用紫外線照射一樣，都是運用光學原理。只是宋慈限於當時的科技水平，處於尚未自覺的狀態，知其然而不知知其所以然。屍骨是不透明的物體，它對陽光是有選擇地反射的。當光線通過明油傘或新油絹傘時，其中影響觀察的部分光線被吸收了，所以容易看出傷痕。再如書中論述的救縊死法，與當代的人工呼吸法，幾乎沒有差別。還有用糟、醋、白梅、五倍子等藥物擁罨洗蓋傷痕，有防止外界感染、消除炎症、固定傷口的作用，也與現代科學原理一致，只是使用的藥物不同而已。諸如此類，不勝枚舉。作者運用和記載這些方法，目的在於查出真正的死傷原因，無不體現了求實求真的科學精神。[3] 軼事典故有一天，他在一個已結案的卷牘中看到一樁自殺的命案，死者是一個莊稼漢，他覺得莊稼漢自殺的案例很少，必有萬不得已，非死不可的遭遇，才會走上絕路，而且案卷中並無自殺的詳細原因，於是他決定趁案發為時不久，重新加以審理。第一步，他先開棺驗屍，發現死者腹部的傷口，進刀輕、出刀重，據仵作的說法，案發後，刀子在死者手上，但並非緊握，他更覺得可疑，其中必有曲折。因此他探訪了死者的鄰居、親友，終於查出冤情，揭發了一件強掠婦女、殺害無辜的命案真相。原來地方上有一個名叫吳良的官宦之後，仗恃著做過戶部尚書的父親餘蔭，貪酒好色，胡作非為，偏巧縣知事是他父親的門生，而且為官不正，往往使作姦犯科者逍遙法外，百姓早已怨聲載道。有一天吳良看到一位姿色出眾的少婦，意圖染指，打聽到原來她是莊稼漢的新婚妻子，助紂為虐的管家就獻計悄悄將莊稼漢害死，做成自殺的樣子擄走新婦。還拿出一筆銀子，在衙門上下大通關節，於是一樁命案，就草草了結。吳良不但逍遙法外，還享盡艷福。但宋慈將案子重新整理，拘捕吳良和管家治罪抵命，莊稼漢的冤情，終於平反，贏得當地民眾的稱讚，轟動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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