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存在8年的西南聯大，為何會被惦念了80年？
只存在8年的西南聯大，為何會被惦念了80年？
西南聯大的校史只有短短八年時間，但因其英才輩出，又產生了無數故事與傳奇，成為了中國大學史上獨一無二的奇蹟。
作為中國大學亂離時期的一個閃亮標本，西南聯大見證了文化的斷裂，也肩負了文化的復興。而在南渡北歸的8年間，這所實體已然消失的舊時大學，隱隱然聳立起一個彈性的精神空間，每每讓人遙相思慕。
位於昆明的雲南師範大學內西南聯大舊址
時代劇變，風急雨驟；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華北之大，已放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
北大、清華、南開一遷長沙，再遷昆明，由「國立長沙臨時大學」而「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於硝煙中絃歌不輟，只為保存學術實力，賡續文化命脈，培養急需人才，開拓內陸空間。
西南聯大師生歷時68天從長沙步行至昆明，受到當地熱烈歡迎
「西山滄滄，滇水茫茫，這已不是渤海太行，這已不是衡嶽瀟湘。同學們，莫忘記失掉的家鄉，莫辜負偉大的時代，莫耽誤寶貴的辰光。趕緊學習，趕緊準備，抗戰、建國，都要我們擔當！」這首由馮友蘭寫就的「勉詞」，將「故國之思」與「學習之志」渾然融合，時代波瀾有之，民族大義有之，實現途徑亦有之，至今猶覺心神搖曳。
馮友蘭
也因此，這些年來，人們每每談起西南聯大，都會肅然起敬。即便在教育產業化越來越發達、大學大樓大院越來越大的眼下，西南聯大依然是一個特殊的存在，表徵著一個民族在面臨存亡絕續臨界點時，所能達到的精神高度。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訓——「剛毅堅卓」。
然而，與此同時，卻也有人表示不爽，認為「把西南聯大推向神壇」，意在「拿西南聯大來貶損今天的大學教育，重心是後者」，稱「那些時不時跑出來，借懷念西南聯大來揶揄當代大學的手法，實在算不上高明，頂多是缺乏創造力地耍耍陳舊的小心眼罷了」，甚至認為這是在「厚古薄今，製造社會分裂」。
這樣的指控未免太嚴重了。公眾致敬西南聯大，不過是對中國大學曾經達到的高度的由衷讚美，何來「製造社會分裂」。
學者陳平原在一次專題演講中提及：「聯大有什麼值得驕傲的？聯大有精神：政治情懷、社會承擔、學術抱負、遠大志向。聯大人貧困，可人不猥瑣，甚至可以說『器宇軒昂』，他們的自信、剛毅與聰慧，全都寫在臉上——這是我閱讀西南聯大老照片的直接感受。」
在知識青年從軍熱潮中，聯大有數百名同學投身軍旅，圖為1944年，聯大歡送抗日從軍的同學（西南聯大博物館供圖）
陳平原的感受，讓很多當下的人「心有慼慼焉」。這不是什麼「民國粉」的問題，而是對歷史抱有的溫情與敬意使然。
小而言之，在那個民族面臨外力衝撞的亂離時刻，西南聯大師生同仇敵愾，以柔弱的肩膀承載起時代與歷史的使命，依然沉潛往複，從容含玩，依然教學相長，雍雍穆穆，依然於困厄中堅持學業，於悲憤中養浩然之氣，那一襲長衫，與戎裝相比同樣有力量；那一管毛錐，也是另外一個戰場上的武器。
西南聯大中文系畢業生合影。
大而言之，在風雨如晦的大時代，西南聯大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象徵，一種精神的標註。一個民族總是需要有那麼一撥人，從事某種更為恆久的存亡絕續之偉業。這可以說是一種宿命，也是時代的選擇。愛國情懷在於斯，社會擔當在於斯，學術抱負在於斯，人生志業亦在於斯。
馮友蘭曾寫道：「從表面上看，我們好像是不顧國難，躲入了『象牙之塔』。其實我們都是懷著滿腔悲憤無處發泄。那個悲憤是我們那樣做的動力。金先生（金嶽霖）的書名為《論道》，有人問他為什麼要用這個陳舊的名字。金先生說，要使它有中國味。那時我們想，哪怕只是一點中國味，也是對抗戰有利的。」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的三位校長：張伯苓、梅貽琦、蔣夢麟
這樣的努力與犧牲、奮鬥與進取，顯然不是什麼後人「神聖化」的結果，而是本來的歷史面目。今天的人，但凡心智正常的人，進入了這樣的歷史場景，並有所感，實在是一件再正常不過的事情。
即便單從事功的角度看，則聯大8年8000子弟的輝煌成就，也每每讓人瞠目。據統計，1948年中央研究院81名首屆院士中，有聯大教師27位；截至2004年，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院士中，有聯大師生173位，「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的23名獲獎者中，聯大師生有8位；聯大學生楊振寧、李政道獲1957年諾貝爾物理學獎；聯大師生黃昆、劉東生、葉篤正、吳徵鎰、鄭哲敏先後獲得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
而在人文社科方面傑出人才同樣層出不窮。馬識途、汪曾祺、朱德熙、汪子嵩、黃枬森、任繼愈、劉國光、王佐良、李賦寧、許國璋、許淵沖……汪曾祺筆下不起眼的殷福生，後來也以殷海光名世。
抗戰八年間，向西南內遷、堅持辦學的大學遠不止西南聯大，而有幾十所之多。這些大學和師生們在戰火中的堅持，既為國家培養了人才、延續了文化命脈，也彰顯了堅強不屈的民族精神。圖為抗戰期間遷至重慶的中央大學。
當然，今天的人們緬懷西南聯大，探究西南聯大為什麼行，還有一個重要的參照系，就是自由的空氣。
事實上，這也是保障聯大精神綿亙不絕的根本所在。汪曾祺晚年在一篇《新校舍》的文章中寫道：「有一位曾在西南聯大任教的作家教授在美國講學。美國人問他，西南聯大八年，設備條件那樣差，教授、學生生活那樣苦，為什麼能出那樣多的人才？這位作家回答了兩個字：自由。」
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輿論討論西南聯大，即便有些指責，也大可不必神經過敏，認為在否定現在的大學。既然彼時聯大能夠做好，現在大學不差錢、不差政策、不差人才，又有什麼搞不好的理由？正如陳平原所說，「今人之談論西南聯大，某種程度上是將其作為一面鏡子，來觀照今天的中國大學。因此，不僅僅是懷舊，更重要的是反省——反省21世紀中國的『大學之道』，到底該往哪兒走。」
1941年，由西南聯大曾昭掄教授率領的「西康科學考察團」師生，從昆明出發橫渡金沙江，經西昌，越大涼山，進入彝族區，對沿途礦產資源、交通情況進行普查和核實。後來成為攀枝花礦區開採時的重要資料。圖為西康科學考察團全體成員合影。
中國的大學要有長進，理應有開放的視野和寬容的心態，願意接納一切好的東西，願意借鑒古今中外一切好的做法，並虛心聽取不免刺耳的批評，這樣纔有可能進步。如果有人連一個西南聯大都容不下，閉目塞聽，妄自尊大，又怎麼可能做到兼容並包、星辰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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