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存在8年的西南联大，为何会被惦念了80年？
只存在8年的西南联大，为何会被惦念了80年？
西南联大的校史只有短短八年时间，但因其英才辈出，又产生了无数故事与传奇，成为了中国大学史上独一无二的奇迹。
作为中国大学乱离时期的一个闪亮标本，西南联大见证了文化的断裂，也肩负了文化的复兴。而在南渡北归的8年间，这所实体已然消失的旧时大学，隐隐然耸立起一个弹性的精神空间，每每让人遥相思慕。
位于昆明的云南师范大学内西南联大旧址
时代剧变，风急雨骤；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华北之大，已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北大、清华、南开一迁长沙，再迁昆明，由「国立长沙临时大学」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于硝烟中弦歌不辍，只为保存学术实力，赓续文化命脉，培养急需人才，开拓内陆空间。
西南联大师生历时68天从长沙步行至昆明，受到当地热烈欢迎
「西山沧沧，滇水茫茫，这已不是渤海太行，这已不是衡岳潇湘。同学们，莫忘记失掉的家乡，莫辜负伟大的时代，莫耽误宝贵的辰光。赶紧学习，赶紧准备，抗战、建国，都要我们担当！」这首由冯友兰写就的「勉词」，将「故国之思」与「学习之志」浑然融合，时代波澜有之，民族大义有之，实现途径亦有之，至今犹觉心神摇曳。
冯友兰
也因此，这些年来，人们每每谈起西南联大，都会肃然起敬。即便在教育产业化越来越发达、大学大楼大院越来越大的眼下，西南联大依然是一个特殊的存在，表征著一个民族在面临存亡绝续临界点时，所能达到的精神高度。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训——「刚毅坚卓」。
然而，与此同时，却也有人表示不爽，认为「把西南联大推向神坛」，意在「拿西南联大来贬损今天的大学教育，重心是后者」，称「那些时不时跑出来，借怀念西南联大来揶揄当代大学的手法，实在算不上高明，顶多是缺乏创造力地耍耍陈旧的小心眼罢了」，甚至认为这是在「厚古薄今，制造社会分裂」。
这样的指控未免太严重了。公众致敬西南联大，不过是对中国大学曾经达到的高度的由衷赞美，何来「制造社会分裂」。
学者陈平原在一次专题演讲中提及：「联大有什么值得骄傲的？联大有精神：政治情怀、社会承担、学术抱负、远大志向。联大人贫困，可人不猥琐，甚至可以说『器宇轩昂』，他们的自信、刚毅与聪慧，全都写在脸上——这是我阅读西南联大老照片的直接感受。」
在知识青年从军热潮中，联大有数百名同学投身军旅，图为1944年，联大欢送抗日从军的同学（西南联大博物馆供图）
陈平原的感受，让很多当下的人「心有戚戚焉」。这不是什么「民国粉」的问题，而是对历史抱有的温情与敬意使然。
小而言之，在那个民族面临外力冲撞的乱离时刻，西南联大师生同仇敌忾，以柔弱的肩膀承载起时代与历史的使命，依然沉潜往复，从容含玩，依然教学相长，雍雍穆穆，依然于困厄中坚持学业，于悲愤中养浩然之气，那一袭长衫，与戎装相比同样有力量；那一管毛锥，也是另外一个战场上的武器。
西南联大中文系毕业生合影。
大而言之，在风雨如晦的大时代，西南联大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象征，一种精神的标注。一个民族总是需要有那么一拨人，从事某种更为恒久的存亡绝续之伟业。这可以说是一种宿命，也是时代的选择。爱国情怀在于斯，社会担当在于斯，学术抱负在于斯，人生志业亦在于斯。
冯友兰曾写道：「从表面上看，我们好像是不顾国难，躲入了『象牙之塔』。其实我们都是怀著满腔悲愤无处发泄。那个悲愤是我们那样做的动力。金先生（金岳霖）的书名为《论道》，有人问他为什么要用这个陈旧的名字。金先生说，要使它有中国味。那时我们想，哪怕只是一点中国味，也是对抗战有利的。」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三位校长：张伯苓、梅贻琦、蒋梦麟
这样的努力与牺牲、奋斗与进取，显然不是什么后人「神圣化」的结果，而是本来的历史面目。今天的人，但凡心智正常的人，进入了这样的历史场景，并有所感，实在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即便单从事功的角度看，则联大8年8000子弟的辉煌成就，也每每让人瞠目。据统计，1948年中央研究院81名首届院士中，有联大教师27位；截至2004年，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中，有联大师生17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23名获奖者中，联大师生有8位；联大学生杨振宁、李政道获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联大师生黄昆、刘东生、叶笃正、吴征镒、郑哲敏先后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而在人文社科方面杰出人才同样层出不穷。马识途、汪曾祺、朱德熙、汪子嵩、黄枬森、任继愈、刘国光、王佐良、李赋宁、许国璋、许渊冲……汪曾祺笔下不起眼的殷福生，后来也以殷海光名世。
抗战八年间，向西南内迁、坚持办学的大学远不止西南联大，而有几十所之多。这些大学和师生们在战火中的坚持，既为国家培养了人才、延续了文化命脉，也彰显了坚强不屈的民族精神。图为抗战期间迁至重庆的中央大学。
当然，今天的人们缅怀西南联大，探究西南联大为什么行，还有一个重要的参照系，就是自由的空气。
事实上，这也是保障联大精神绵亘不绝的根本所在。汪曾祺晚年在一篇《新校舍》的文章中写道：「有一位曾在西南联大任教的作家教授在美国讲学。美国人问他，西南联大八年，设备条件那样差，教授、学生生活那样苦，为什么能出那样多的人才？这位作家回答了两个字：自由。」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舆论讨论西南联大，即便有些指责，也大可不必神经过敏，认为在否定现在的大学。既然彼时联大能够做好，现在大学不差钱、不差政策、不差人才，又有什么搞不好的理由？正如陈平原所说，「今人之谈论西南联大，某种程度上是将其作为一面镜子，来观照今天的中国大学。因此，不仅仅是怀旧，更重要的是反省——反省21世纪中国的『大学之道』，到底该往哪儿走。」
1941年，由西南联大曾昭抡教授率领的「西康科学考察团」师生，从昆明出发横渡金沙江，经西昌，越大凉山，进入彝族区，对沿途矿产资源、交通情况进行普查和核实。后来成为攀枝花矿区开采时的重要资料。图为西康科学考察团全体成员合影。
中国的大学要有长进，理应有开放的视野和宽容的心态，愿意接纳一切好的东西，愿意借鉴古今中外一切好的做法，并虚心听取不免刺耳的批评，这样才有可能进步。如果有人连一个西南联大都容不下，闭目塞听，妄自尊大，又怎么可能做到兼容并包、星辰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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