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一年四輪，關於科技大公司是否權力過大、左右信息流動的國會聽證會之後。最新一次聽證會成爲了科技巨頭權力過大、但又無法控制的現場展示。

　　4 月 9 的國會聽證會以“

　　仇恨犯罪和白人民族主義

　　”爲主題，議員代表們再一次向 Facebook 和 Google 派出的代表發出詰問。他們懷疑科技巨頭在仇恨和極右翼言論的傳播中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槍擊案受害者家屬被請到臺上，講述自己在事發後所感受到的極端仇恨言論。與此同時，關於極端主義傳播的聽證會直播，本身變成了極端主義傳播的場所。YouTube 評論區很快就充斥着屠殺、反猶運動的支持者，有人開始呼喊“白人至上不是犯罪而是人權”。聽證會進行到一小時，Google 直接關閉了 YouTube 評論區，讓一切聲音消失。

　　和之前的每一次一樣，究竟社交平臺負有何種責任，聽證會直到結束也沒有結論。兩黨在現場甚至陷入互相指責，共和黨認爲社交網絡和搜索引擎打壓了保守派言論，讓人們不得不接受片面信息。民主黨則認爲科技公司的真正問題是虛假新聞和仇恨言論。

　　這場鬧劇差不多是當前監管科技公司壟斷問題的縮影——信息和言論的傳播被極少數幾個科技公司所壟斷，但揮舞控制力的又不一定是科技公司自己。面對問責，科技公司的選擇是強力審查，讓一方聲音在互聯網上徹底消失，這又帶來了新的問題。

　　大公司自己管不好自己的權力，一個月前，民主黨總統候選人伊麗莎白·華倫（Elizabeth Warren）提出拆分 4 家科技巨頭的提案之後，曾經被邊緣化多年的反壟斷，再次回到政治議題的中心。

　　科技公司自身的態度已經發生轉變。3 月 30 日，扎克伯格通過《華盛頓郵報》發表一篇署名文章，大聲呼籲政府和監管方應該扮演更積極的角色：“人們不應當依賴作爲個體的公司解決問題，我們應當有更廣泛的討論，討論社會和監管能做什麼。”

　　針對科技公司邊界何在的聽證會正是從一年前扎克伯格在國會山對於 Facebook 運作的辯解開始，現在他也變成了呼籲監管限制科技巨頭控制力的那一方。

　　20 年前人們恐懼微軟，但這家公司剛動用壟斷力量在互聯網伊始限制競爭，就因爲一場訴訟就差點拆分，最後比爾·蓋茨退任 CEO、微軟在互聯網也收斂起來。

　　網絡中立提出者，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教授 Tim Wu 在去年出版的《大的詛咒》裏所寫道，“許多人害怕 Google、亞馬遜和 Facebook，不僅僅是因爲他們在經濟上的影響力，更是對政治、新聞和個人信息的影響。我們必須要意識到的是，再一次，我們面臨着 Louis Brandeis 法官曾經警告過的‘大公司詛咒’，一種對民主深刻的威脅。”

　　這樣的影響力首先建立在公司規模之上。最大幾個公司的規模確實大到令人恐懼，這和公司以及監管的變化都直接相關。

　　超級大公司規模是 50 年前的 5 倍，所有行業的控制力也都變得更集中

　　今天的超級大公司有多大？

　　全世界最值錢的 5 家公司分別是蘋果、微軟、亞馬遜、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和 Facebook，5 家公司今天的總市值超過 40000 億美元。

　　相比於 50 年前，大公司規模都更大了。1969 年全球市值排名前 5 的公司分別是 IBM、AT&T、柯達、通用汽車和石油公司埃克森美孚。考慮到通貨膨脹因素，當時 5 家公司的總市值還抵不上目前前 5 大科技公司一家的水平。

　　如果看排名前 50 的公司，根據《福布斯》雜誌的記錄，1967 年前 50 家公司不但規模小得多，並且行業分佈更均勻，石油、科技、製藥、航天公司都排名靠前。

　　到今天，最值錢的公司被科技公司包圓，排名前 5 榜單長期就是最大的 5 個科技公司，目前佔美國股市總市值超過 14%。

　　幣值爲當年水平

　　如果看每個公司的業務，會發現今天的科技公司在每進入一個市場後，都遠遠甩開了之後所有傳統競爭對手。

　　蘋果去年一年的收入超過 2600 億美元，超過其他手機廠商之和。

　　亞馬遜的市值比全美零售業其它所有競爭對手市值之和還多出一半。

　　Google 的廣告收入是美國其它媒體廣告收入的兩倍。

　　不只是科技業，幾乎所有的行業都更集中了。

　　今天行業集中度更接近 100 年前，更接近那個“鍍金時代”

　　Tim Wu 將這種大公司帶來的恐懼描述爲又一次“鍍金時代（Gilded Age）”，100 年前標準石油壟斷社會資源前那個資本積累、同時也社會問題百出的時代。

　　呼籲拆分科技公司的民主黨候選人華倫也多次在文章裏提到鍍金時代，作爲拆分必然性的論據。鍍金時代崛起的標準石油，在 1911 年被判拆分。

　　“鍍金時代（Gilded Age）”，指美國從南北戰爭結束到 20 世紀初的歷史時期，南北戰爭之後，藉着第二次工業革命，美國農業和工業迅速發展，包括了鐵路、電燈電話電報都在這個時期突飛猛進。僅 1865-1898 年，美國的小米產量就增長 222%、煤炭增產 800%，鐵路增加 567%。

　　隨之而來的是大規模兼併，各行各業的控制力分別被集中在極少數幾個公司手上，從而帶來一系列社會問題，貧富不均、政治腐敗，最終引來了政府的反壟斷監管。

　　從公司掌握的權力來看，最大的幾家公司確實像極了 100 年前，只不過壟斷公司從石油變成了科技。

　　1917 年，最爲值錢的 50 家公司之中，40% 的公司來自鋼鐵、石油和採礦三個行業。美國鋼鐵一家獨大，是第二名的 3 倍多。這已是標準石油、美國菸草等公司被拆分數年之後。

　　之後經過數十年的反壟斷監管。1967 年美國市值最高的行業依然是石油，不過它在前 50 的公司中市值比重已經降低到 18%，並且由多個相互競爭的公司所組成。由於嚴格的反壟斷監管，排名前 50 的公司所在行業分佈也更均勻。

　　單從公司規模、行業缺乏競爭的情況來看，今天都更像一百年前。

　　赫芬達爾指數（Herfindahl Index）代表與行業相關的公司規模，以及它們之間競爭程度的指標。美國司法部認爲赫芬達爾指數超過 2500 的行業沒有競爭狀態。現在，在美國 408 個行業中，有 264 個超過 2500。

　　商業更加繁榮，與此同時美國的上市公司數量在減少，1976 年至今，美國上市公司的企業數量減少了超過 50%。

　　與行業集中相伴的，是財富的集中。1896 年的一項統計顯示，佔全美人口 1% 的人擁有全國一半以上的財富，12% 的人擁有全國 90% 的財富。

　　今天全世界範圍內發生着同樣的事情。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數據顯示，全球主要發達經濟體的千禧一代越來越難以躋身中產階級之列，15 個國家中，10% 的人口占據了超過 50% 的社會財富，而後 40% 的低收入者只佔有 3%。

　　對重回鍍金時代的擔憂被反覆提及，不只是貧富差距，也是對公司在獲得巨大經濟力量之後尋求社會影響的擔憂。

　　科技大公司趕上了自由市場理論崛起、反壟斷運動收縮

　　成爲反壟斷焦點的四個超級大公司歷史都不太長。

　　Facebook：15 歲

　　Google：21 歲

　　亞馬遜：25 歲

　　蘋果：43 歲

　　它們都趕上了好時候。

　　美國歷史上，上一次大公司最聚集的鍍金時代引發了政府的強烈反彈。1901 年，西奧多·羅斯福繼任總統後立刻啓動大量反壟斷調查。從 1890 年的《謝爾曼法》開始，到 1950 年，全面限制企業兼併的《賽勒-凱佛爾法》頒佈，6 個新法案一個個加強了政府對於公司的控制力。

　　政府控制最後到了矯枉過正的地步。1962 年，美國政府依據《克萊頓法案》向製鞋公司 Brown Shoe 提起反壟斷訴訟。此前，這家公司試圖收購連鎖鞋店 Kinney 品牌，併購遠談不上壟斷鞋業的零售渠道，僅佔 2% 的份額。

　　但美國政府認爲這會導致 Brown 鞋店不賣其他品牌的鞋子。首席大法官厄爾·沃倫（Earl Warren）提出加急處理，只給予 Brown Shoe 90 天時間來將 Kinney 品牌拆分經營。控制力度已經到了最高法院插手一家不大的私營鞋店要賣什麼鞋。

　　同樣的事情還發生在各個行業。1966 年，最高法院阻止兩家洛杉磯雜貨店的合併，加起來僅佔據 7.5% 份額的交易被最高法院叫停。判決書中，叫停理由是限制其餘小雜貨零售店發展。

　　一年後，美國政府禁止全國食品公司在猶他州銷售便宜的冷凍餡餅，理由是這樣限制了本地品牌競爭。

　　本該是正常經濟活動，卻因爲政府對壟斷的恐懼而被頻頻叫停。與此同時，二戰結束後，日本和歐洲戰後經濟開始恢復。美國經濟地位不再是無法動搖，也同樣面臨通貨膨脹的壓力。

　　在經濟環境不景氣的大環境下，人們開始反思政府嚴格監管是否有助於提高生產效率。

　　主張自由市場的芝加哥學派開始興起，他們的中心主張是相信市場機制需要自由發展，讓市場競爭解決問題，而不是各種形式的幹預。

　　聚集在芝加哥大學的首批經濟學家提出的理論，被曾在同一個學校研讀法律的法官 Robert Bork 帶到了反壟斷上。他在 1978 年寫了一本《反壟斷的悖論（The Antitrust Paradox）》，提出市場競爭可以解決所有這些壟斷問題。

　　以鞋店爲例，如果 Brown 鞋店執意只買 Kinney 一個品牌，將會因爲選擇太少失去競爭力，讓消費者轉向其他鞋店。

　　不需要政府過度幹預。他提出來，反壟斷法應該從消費者的福祉角度去看，看合併、價格戰是不是影響了消費者利益。

　　Robert Bork 徹底改變了反壟斷運動在發源地美國的運作方式。

　　1980 年上臺的里根深受影響，曾提名 Bork 爲最高大法官，不過任命沒能在國會通過——不是因爲經濟論點，而是他對墮胎和民權運動的保守態度。

　　任內八年，里根全面放鬆監管鼓勵自由競爭：宣佈放鬆石油價格管制；放鬆對汽車行業的管制；放鬆勞動力價格管制；加大對中小企業支持。

　　時任司法部公共事務部主任 Ferry Eastland 的總結是，“公司規模不應該成爲主要關心的問題，相反公司的生產效率和消費者福利是標準。反壟斷局傳達出的信息是，企業可以從事以前可能被管制或者違法的行爲，而反壟斷執行的重點是價格、投標作弊等問題上，這纔是違法的核心。”

　　也就是說，只要最終沒有傷害到消費者，企業完全可以自由生長。1979 年之後，美國就再也沒有一起垂直領域併購被調查，直到 2017 年 AT&T-時代華納併購案發生。

　　在這樣的背景下，各行各業的兼併潮重新開始，甚至曾經被拆分的標誌性壟斷公司標準石油也從原先的數十個公司重新拼了回來。

　　而互聯網公司的運作方式在如此反壟斷標準下格外安全——大部分幫助它們控制市場的行爲都是對消費者更方便的。微軟在上訴後免於拆分的一個原因在於它不認爲自己傷害消費者利益，免費的瀏覽器讓用戶有了更便捷的信息獲取渠道，IE 瀏覽器和 Windows 綁定也能方便迭代升級。

　　後世科技公司走得更遠。Google、Facebook 整個公司都建立在免費服務基礎之上。

　　零售業的亞馬遜則是追逐商品低價。創辦之後一直到去年，亞馬遜都堅持商家必須提供全網最低價格。用網絡爬蟲抓競爭對手價格的行爲就從它開始。

　　蘋果雖然賣高價硬件，但最近被 Spotify 指爲壟斷的 App Store 也是低價代表。在 App Store 之前，由於缺少方便的購買渠道、軟件商需要自己解決支付盜版等問題，軟件價格都很高。App Store 將軟件變成了一個普遍 0.99 美元甚至免費的生意。

　　所有被指控爲壟斷的科技巨頭都對市場有徹底的控制力，但消費者並沒有受到傷害。

　　科技公司自然形成的壟斷，趕上了里根時代開始時最寬鬆的監管環境。在過去 50 年裏，Google 們一步一步建立起今天的影響力。

　　超級大公司們學會了中國公司習以爲常的操作，而監管它們的機制並沒有隨之進化

　　大到沒有挑戰者之後，超級大公司們的行事方式也發生了變化。

　　2018 年 11 月《紐約時報》一篇萬字報道揭露了 Facebook 內部如何應對危機，其中就包括“黑公關”。根據報道，Facebook 在 2017 年僱傭一家名爲 Definers Public Affairs 的公關公司撰寫數十篇攻擊 Google 和蘋果的文章以轉移公衆注意力，指責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是反 Facebook 運動的幕後黑手。

　　黑公關醜聞的責任最終由一個高管獨自攬下，Facebook 負責全球通信、市場與公共政策的副總裁施拉格書面宣佈責任全在自己，與扎克伯格和桑德伯格無關。

　　實際管理 Facebook 日常運作的桑德伯格一開始說自己完全不知情，面對證據改口說自己看到過相關報告但沒有注意。

　　這些在中國大公司已經習以爲常的操作，越來越多出現在全球影響力最大的幾個公司身上。

　　類似的。Google 開始重新迎合全球各地的內容審查和言論過濾。雖然中國搜索引擎受挫，但類似的措施之前已經在泰國發生。Google 內部一項研究認爲，加強內容審覈才能取悅各國政府以維繫全球擴張。同時數據也顯示這麼做可以取悅廣告主。

　　又或者既當裁判又當運動員的行爲。在亞馬遜搜索商品時，亞馬遜自營品牌越來越多會以廣告形式出現在搜索列表首位；蘋果一邊對所有數字商品收取 30% 提成，一邊推出直接競爭產品。

　　這些都是超級大公司們曾經可以、也曾經願意抵制不做的事。

　　在互聯網、智能手機的極致效率下。今天的超級大公司們各自已經把所在市場挖掘地很徹底。爲了滿足永遠增長的目標，以前可以不做的事現在也得做了。

　　就像皮蔡去年 9 月在《連線》大會上對特別版搜索引擎的迴應，“我們的任務是給每一個人提供信息，而中國大陸擁有全球 20% 的人口，這對於 Google 來說很重要。”他沒有在臺上說的是隨着市場趨向飽和，Google 流量獲取成本增長速度已經超過了廣告收入的增長速度，新市場對於維繫長久廣告收入增長至關重要。

　　超級大公司的影響力在過去 50 年發生了天翻地覆的改變，但監管沒有同樣的進化。依照保護消費者的原則，科技公司的產品很難找到太多問題。這也是過去十年裏美國反壟斷監管機構 FTC 對 Google、Facebook 數次調查的結果。

　　歐盟從限制競爭角度開了不少罰單，但罰單僅佔 Google 利潤中很小一部分。同時它們都太晚。Google 因爲要求 Android 手機綁定全套服務受罰，但今天手機廠商不用 Android 也沒有其它操作系統可以用。類似的，今年 3 月歐盟給 Google 開出的另一張罰單是因爲它要求掛了 Google 廣告聯盟的網站不準接入其它公司廣告網絡。但廣告聯盟的模式早已沒落。

　　甚至，一些問題因爲要修正問題而出現。比如對社交網絡、視頻網站解決假新聞、仇恨信息傳播的要求激發了言論審查問題，讓各大公司開始僱傭數以千計的審覈員過濾言論，更積極決定誰的信息不必被人看到。一開始是封殺恐怖組織，之後到了極右翼言論，今年已經開始消除反疫苗陰謀論視頻。

　　新的處理辦法陸續被提出，有些從初衷開始就很可疑。比如新加坡和英國各自在 4 月初提出了假新聞法案，共同點是賦予政府更大權力去幹預公司、更快決定什麼信息應該消失。這樣的事在全球普遍發生。

　　如本系列前幾篇的梳理，權力集中於幾個科技大公司的害處已經陸續被各方所指出。但如何反對今天由科技巨頭主導的壟斷，讓事情好轉起來，卻不是那麼清楚。

　　製圖：馮秀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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