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公 恐 懼 流 言 日 ， 王 莽 謙 恭 未 篡 時。

向 使 當 初 身 先 死 ， 一 生 真 偽 誰 復 知。

唐代大詩人白居易四句七言詩，把王莽首鼠兩端、真偽難辨的嘴臉刻畫得惟妙惟肖。

新朝建立者王莽是中國歷史上性格最複雜，因而爭議最多的皇帝之一，加之他奪位有悖於後世流行的正統觀念，更給他臉面塗上濃厚的油彩，使他在政治舞臺上一向扮演花臉角色。

篡位前的王莽，用一個詞足以概括：謙恭。

王莽的祖父王禁生四女八男，次女政君，為漢元帝之後，又稱「元後」，生子成帝。成帝即位後，元後諸兄弟多拜爵封侯，僅王莽的父親曼早死未及封侯。

成帝時，元後兄弟五人同日封侯，其中王鳳、王音、王根還擔任大司馬或大將軍，輪流執政，「郡國守首剌史皆出其門」。王莽的諸多堂兄弟，「乘時侈靡，以輿馬聲色佚遊相高」，而王莽「獨孤貧，因折節為恭儉」。

王莽從小就接受良好的教育，「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侍奉母親寡嫂，撫養孤兄子，甚為周到；結交英俊，侍奉父執，亦符合禮儀。王莽又有吸引別人追隨他的才能，興趣也十分廣泛。

陽朔年間（前24一前21年），大將軍王鳳臥病不起，王莽侍候甚恭。鳳臨終前薦莽為黃門郎（閑差），後又被授予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等編外官銜。

永始元年（前16年），成帝封莽為新都侯。然而，他「節操愈謙」，常以車馬衣裘「振施賓客」，廣結名士與公卿，以至家無餘財，因而「虛譽日隆」。

綏和元年（前 8年），王莽升任大司馬，是年僅38歲。但他「欲令名譽過前人，遂克己不倦」，所得賞賜多分給屬下，而自已卻異常儉約，其妻「衣不曳地，布蔽膝」，猶如僮僕。

次年，成帝死，哀帝即位，朝政由外戚丁、傅二人把持。王莽避居於新都（今河南新野），閉門自持。前1年，哀帝死，九歲的平帝即位，元後臨朝稱制，行使皇權，王莽復出，再任大司馬。從此直到身亡，王莽執掌最高權力達24年之久。

王莽一生做了兩件大事，一為代漢，一為改制。

先說代漢。劉邦代秦興漢，開後世以徵誅得天下之始。漢室傳世二百載而王莽篡位，開後世以禪讓得天下之始。

禪讓，即把皇位讓給賢者。此說源於墨家創導的「尚賢」，意思是君主應讓位於賢者，如堯傳舜，舜傳禹那樣。

禪讓，與徵誅沒有兩樣，也是改朝換代，即舊朝為新朝所替代，新皇接受禪讓的帝，不同的只是手段或方式而已。

符端受命說，既是王莽改朝換代的輿論準備，也是他夢寐以求的理想目標。

受命，就是受天之命的意思。

天命，既不可改變，又處在變遷之中。天命之轉移，並不是變易莫測的，而是有蹤跡可尋的。

孟子說，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

沒有永遠不變的家天下，但命未終者，人不得而終之。這就是漢儒主張的天命說。

西漢末年，方士與儒生依據戰國以來流行的「五德終始說」，大造漢運將終的輿論。

五德，即金、木、水、火、土 ，正是這五德支配著朝代的更替。每種「德」代表一種特定的統治模式。每一王朝皆由某種特定的「德」支配，王朝的興亡取決於「德」之盛衰。

五德依據五行生剋原理，即土勝水、木勝土、金勝木、火勝金、水勝火而循環始終，並相繼支配統治秩序，從而推動王朝不斷地更替。

王朝更替之際，一「德」已衰，一「德」方興，自然界必定出現諸多與此相應的異常現象，稱為「符端」或「符應」。它們是改朝換代的符號，可以用來預測天命轉移王朝更替。

作為儒家信徒，王莽不僅相信天命，而且相信五行的依次更替，每一行分別與方向、顏色和動物相關。火是漢室的「行」，赤為漢朝的色，火正在衰弱下去，而土處於上升階段。

王莽處心積慮，要做的便是通過巧妙的說教說服民眾，使他們相信改朝換代的時機已經到來。這就要求偽造符端或吉兆，以實現上述目標。在這方面，王莽可謂玩弄此類伎倆的高手。他善於把握百姓的心理，擅長利用文書或典籍中的預言，也長於虛構種種預兆，更擅長製造與散佈不利於政敵的謠言。

從出任大司馬到居攝三年（公元8年），王莽用了九年時間，做了一件事：以「新」代漢，從而顯示了脅持上下的靈活手腕，操縱輿論的有力手段，以及隨機應變的權術，終於如願以償，竊取了漢家的天下，也為後世禪讓提供了一套操作模式：

（1） 五德始終說論證前朝氣數已盡； （2） 儒家經典及聖王禪讓故事為「代舊興新」立據； （3） 造符端、吉兆與民意，以示禪讓乃「天予人歸」； （4） 帝禪讓，臣民勸進，再三推辭而後受之； （5） 黃帝、舜帝等古代聖王連宗，以確立自己的正統地位； （6） 改制論證新朝的合法性。

王莽一生做了兩件大事，一為代漢，一為改制。

先說代漢。劉邦代秦興漢，開後世以徵誅得天下之始。漢室傳世二百載而王莽篡位，開後世以禪讓得天下之始。

禪讓，即把皇位讓給賢者。此說源於墨家創導的「尚賢」，意思是君主應讓位於賢者，如堯傳舜，舜傳禹那樣。禪讓，與徵誅沒有兩樣，也是改朝換代，即舊朝為新朝所替代，新皇接受禪讓的帝，不同的只是手段或方式而已。

符端受命說，既是王莽改朝換代的輿論準備，也是他夢寐以求的理想目標。受命，就是受天之命的意思。天命，既不可改變，又處在變遷之中。天命之轉移，並不是變易莫測的，而是有蹤跡可尋的。孟子說，「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沒有永遠不變的家天下，但命未終者，人不得而終之。這就是漢儒主張的天命說。

西漢末年，方士與儒生依據戰國以來流行的「五德終始說」，大造漢運將終的輿論。

五德，即金、木、水、火、土 ，正是這五德支配著朝代的更替。每種「德」代表一種特定的統治模式。每一王朝皆由某種特定的「德」支配，王朝的興亡取決於「德」之盛衰。五德依據五行生剋原理，即土勝水、木勝土、金勝木、火勝金、水勝火而循環始終，並相繼支配統治秩序，從而推動王朝不斷地更替。

王朝更替之際，一「德」已衰，一「德」方興，自然界必定出現諸多與此相應的異常現象，稱為「符端」或「符應」。它們是改朝換代的符號，可以用來預測天命轉移王朝更替。

作為儒家信徒，王莽不僅相信天命，而且相信五行的依次更替，每一行分別與方向、顏色和動物相關。火是漢室的「行」，赤為漢朝的色，火正在衰弱下去，而土處於上升階段。

王莽處心積慮，要做的便是通過巧妙的說教說服民眾，使他們相信改朝換代的時機已經到來。這就要求偽造符端或吉兆，以實現上述目標。在這方面，王莽可謂玩弄此類伎倆的高手。他善於把握百姓的心理，擅長利用文書或典籍中的預言，也長於虛構種種預兆，更擅長製造與散佈不利於政敵的謠言。

從出任大司馬到居攝三年（公元8年），王莽用了九年時間，做了一件事：以「新」代漢，從而顯示了脅持上下的靈活手腕，操縱輿論的有力手段，以及隨機應變的權術，終於如願以償，竊取了漢家的天下，也為後世禪讓提供了一套操作模式：

（1） 五德始終說論證前朝氣數已盡； （2） 儒家經典及聖王禪讓故事為「代舊興新」立據；

（3） 造符端、吉兆與民意，以示禪讓乃「天予人歸」；

（4） 帝禪讓，臣民勸進，再三推辭而後受之； （5） 黃帝、舜帝等古代聖王連宗，以確立自己的正統地位； （6） 改制論證新朝的合法性。

改制是王莽一生做的第二件大事。

依據漢儒董仲舒創立的「更化論」，改制乃是伴隨著「易姓更王」而進行的制度調整，旨在鞏固新王朝的統治秩序。但這種調整

「非改其道，非變其理」，「道者萬世不弊，弊者道之失也」。（《漢書·董仲舒傳》）

王莽自立為帝，改國號為「新」之後，仿照附會儒家經典《周禮》，託古改制，主要內容如下：

一 、王田制度

王莽頒布詔書：「更命天下田曰王田」，不得買賣。一家男子不到八人而田過九百畝者，應將餘田分給「九族鄰裏鄉黨」。原本無田而應授田的人按上述制度授田。

該制度實為均田制，意在抑制土地兼併，緩和階級矛盾， 把書本上的古代井田制搬到現實生活中來，實現「一夫一妻田百畝，什一而稅」。但井田制廢止已久，未可復行，王莽後來也覺得現在實行井田制難以見效，便下令：「諸名食王田，皆得賣之」，允許天下田自由買賣。於是，王田制名存實亡。

二、五均六管

所謂六管，就是對六項經濟事業：鹽、鐵、酒專賣，政府鑄錢、名山大澤產品徵稅和五均賒貸，由朝廷實行管制措施。從來都是五均與六管並稱，但五均實為六管之一。

所謂五均，指均市價以利四民和公家。所謂賒貸，是由官府辦理借貸事務。賒是借錢給城市居民進行非生產性消費；貸是借錢給工商業者以充資本。兩者合在一起，便是官府對城市工商業經營和市場物價進行統制與管理，並舉辦官營貸款業務。賒貸，主要在幾個大城市施行，也旁及附近郡縣。

稱六個實行五均的大城市，即長安、洛陽、邯鄲、臨淄、宛和成都，為「五均市」。原長安市及其他各市長改稱「五均司市師」，其他郡縣設司市，由地方官兼任，統稱「市官」。

六管，雖依託於先聖，實為漢武帝當年實施的經濟政策之繼續，只是稍加變通而已。

王莽下令實施六管，意在

「齊眾庶，抑兼併」。「此六者，非編戶齊民所能家作，必仰於市，雖貴數倍，不得不買。豪民富賈，即賈貧弱，先聖知其然，故斡之」。（《漢書·食貨志》）

三、改變幣制

王莽曾四次改變幣制：

第一次除五銖錢繼續通行外，另鑄三種新幣，均為高值貨幣，而含銅量卻與五銖錢相差不大，於是「民多盜鑄」。

第二次廢止五銖錢，另鑄小錢，重一銖，與大錢並行，但大小兩種貨幣的重量與幣值不合理，故私用五銖錢及盜鑄現象屢禁不止。

第三次為重新發行貨幣，分六種貨幣，六種貨幣又細分為二十八個品種。品種繁多，加之換算比值不合理，致使「百姓憒亂，其貨不行」，甚至「農商失業，食貨俱廢」。

第四次廢止大、小錢，發行「貨布」、「貨泉」兩種貨幣。此次改變幣制雖較為合理，但因屢次改幣，幣制混亂不堪，「每一易錢，民用破業，而大陷刑」，因而「犯法者多，不可勝行」。

四、妄改官制

王莽還任意改變朝廷與地方的官制與官名，頻繁更改地方行政區劃及其名稱，如改大司農為羲和，後又更為納言；改郡太守為大尹，縣令（長）為宰。行政區劃先據《堯典》分為十三州，又據《禹貢》改為九州。有的郡甚至五易其名，最後又恢復舊稱。又頒行五等爵，濫加封賞，還重新制定吏祿制度，但因煩碎，「課計不可理」，官吏往往領不到俸祿，小吏有的只能以傭作為生。更多的官吏則競為奸利，「受取賄賂以自給」。

王莽改制是專制統治秩序下運作的一場演出，改製成敗取決於專制君主的主觀意志。可謂成也王莽，敗也王莽。

從動機看，改制無非是董氏更化論的一次實驗，無論怎樣改，統治秩序不能改。也就是，改制非改道，改制非改理。從這個意義上說，王莽改制目的只有一個：求證篡位的合法性與合理性。

從效果看，改制大大出乎王莽意料之外：

一是誤以為「制定則天下自平」，因而僅用心於制定製度，卻不考慮如何落實，是故改制多停留在空文之上。

二是誤以為自己在京城執天子之職，其旨意便可以在邊遠地帶得以奉行。三是誤以為只要按時儒家經典辦事，理想王國就會隆地而起。四是誤以為改變幾個官名、郡名便是在改制更化，視改製為兒戲，視更化為家常便飯。

改制也打上了王莽的個人印記，反映了本人言而無信、反覆無常的政治性格，也暴露了儒生頭重腳輕、志大才疏的人格特質。

後人很難把王莽改制歸入改革行列，但也很難說改制形同作秀。同樣，很難把王莽歸為改革家，但也難以稱他為陰謀家。

即或同時代人也覺得難以理解王莽的所作所為。當王莽的首級傳送到更始帝劉玄案前，目睹莽鬚髮皆白，不禁嘆道：「王莽如好自為之，他的功名豈在霍光之下！」霍光受武帝遺詔輔政昭帝凡二十年。執政期間，繼續執行「與民休息」的政策，輕徭薄賦，史稱當時百姓充實，四夷賓服。可見，劉玄也對王莽落得如此下場倍感意外。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王莽改制以失敗告終。

究其失敗的原因大體有五個：

一則敗於改制之倉卒。王莽改制多集中於三年間（公元8一10年），而事前又未經醞釀、籌措，

「又好變改制度，政令煩多」，「莽常御燈火至明，猶不能勝」。（《漢書·王莽傳》）

二則敗於泥古不化。王莽改制往往「講合《六經》之說」，如王田制乃古代井田制之翻版，儘管也針對時弊，卻又拘泥於儒經教條，沒有充分考慮現實的士地兼併問題，致使成效甚少。

三則敗於畏備臣下。篡位者皆懼他人師其故智。莽因陰謀而篡位，故「畏備臣下」，而獨攬大權，所用官吏多阿諛奉承之徒，多非幹才，因而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四則敗於中產階層之反抗。王莽改制歸於失敗，固然與政敵作對、豪富反對有關，但主要歸因於中產階層之反抗。認定改制「違民心」、「窮工商」的多系中產者，而起兵反莽者，如「賣谷」之劉秀，「貨殖著姓」之李通，「受業長安」之鄧禹……皆屬中產階層。即日後殺莽者，亦商人杜吳也。

改制恰逢飢歲。史載「關東大飢蝗」、「南方饑饉」、「青徐大飢」……起兵為亂者，均為困於衣食之徒，非必惡王莽而喜愛劉秀者。

西漢與東漢，其開國皇帝都姓劉，實屬偶然。時王郎曾假冒成帝子以壯聲威，劉秀斥之曰：「倘使成帝復生，天下亦不可得！」可見，光武中興，非能應時；豪傑亡莽，實為改制所迫。

王莽改制非但未能緩和社會矛盾，反而激化了社會矛盾，大大削弱了新朝的社會基礎。如此改制，豈有不敗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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