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作品大多都是批判現實社會的,那麼他的作品有沒有體現江南文化的,如何體現江南文化?能列舉幾個例子麼。


除了作品中的故鄉風物,鄉土人情,以及遣詞造句中若隱若現的吳語文法,方言辭彙,今天我想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談談這個問題。

魯迅本身就是一種江南文化的逆子,但這種反叛,本來也是江南文化裏長出來的。

明清的江南,其文化已經發展到極盛。通過儒家家國體系以及科舉制度,依靠帝國功名,市鎮產業與鄉村土地,龐大的本地士紳羣體連接了郡縣中國的官僚體制,與鄉土中國的經濟體系。後者依靠發達的手工業與商業自發產生了自下而上繁榮綿密的「鄉村—>市鎮—>都會」鄉土社會體系,與前者自上而下的威嚴森然的「京師—>省治—>府治—>縣治」的郡縣體系發生重疊融合,並且延展了「縣城—>鄉村」與「都會(省城)—>京師」的兩個空缺處。

這是一個異常嚴密成熟的超穩定結構,將江南嵌套到整個中華帝國中去。依靠國家的儒家教義與地方的商業文化,它同時產生了一種異常嚴密成熟的話語體系。儒家的忠信孝悌,進取入世的士人價值,與商業文化中勤勉守信,趨利入世的市民觀念緊密結合起來。這種嚴密和成熟,保障了其內外部環境的穩定,創造了明清江南地方經濟,文化的極盛,但也意味著所有人都被這種話語體系前所未有的籠罩與束縛。

這種籠罩和束縛,在清代以後更為加劇。滿洲皇室為了統御這片龐大的漢地,其皇權專制統治前所未有的嚴厲與殘酷,對於江南這個前朝遺產,他們既警惕其力量,又不得不依賴其財富,對於江南及其士紳羣體,採取了又懷柔,又打壓的兩面手法。

這種壓迫,對於江南的文化損傷很大。它極大喪失了自然的生氣感和進取心,攝於帝國的淫威而變得遵從和馴服,變得越來越內向化和文弱化。儘管這一時期,帝國的各個地理板塊都同樣受到殘酷的壓迫,但江南卻因為其異常富裕的經濟,使得新帝國不得不高度依賴它,從而又產生微妙的縱容。在這種奇怪的氛圍中,江南相對其他地區,實際上又有了某種畸異的優越感與感覺被特別眷顧的恩寵感。

這也是很多人發現的某種「包衣意識」,捧高踩低,媚上壓下,優越自大又卑怯懦弱,空頭高調卻又膽小退縮,自覺壓抑卻又陶醉沉溺,如同被帝國金主包養的妻妾情婦。這種包衣文化,連同原來那種嚴密的話語體系裏儒家教義的偽善岸然,商業文化裏的勢利冷酷,就形成了江南文化那種頑固的「鄉願」。

這樣的鄉願文化是怎麼樣的呢?儒家教義潛在的等級秩序,家長威權,以及道德的偽善,與商業文化中追財逐利,嫌貧愛富的刻薄觀念混合在了一起。表面是和氣禮貌,客氣周到,背後卻是冷漠腹誹,咒罵怨毒。表面是熱情大方,敬愛互助,背後卻是涼薄勢利,市儈算計。人們說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想的又是另一套,人心隔絕,情感斷絕,皆是隻為自保自利,而毫無公義與人情。

這是殺人不見血的刀子,然而一切的表面卻又是那樣一團和氣,歲月靜好。人是必須要體面的,無論是說話,做人,還是做事。排場是一定要做足的,禮數是一定要做全的,規矩是一定要做到的。倘若你做不到,你就不是一個體麪人。然而,這個社會是沒有不體面的人的,你無處可逃。作為一個體麪人,打斷了門牙也要往肚裡吞,折斷了臂膀也要藏在錦緞袖子裏,哪怕它是賒來的。

這是一個表面市面繁榮,歲月太平,內部已經分崩離析,一片渙散的地方社會。在經濟與文化達到帝國最盛也是歷史最盛的同時(西北早就殘破,華北苦苦掙扎,巴蜀明末重創,湖廣依然江泛,華南遭到海禁),在看似嚴密的「帝國—江南」體制框架及其話語體系之下,實際上內部已經不再具備構建小共同體的凝聚能力,各個階層各行其是,各個人家各自為政。

經營產業的士紳不斷將居所與家族轉向市鎮和都會,他們熱衷於羣體內部的聯姻,形成龐大的鄉黨聯合體,與盤踞在城垣的帝國官僚時而沆瀣一氣,時而各懷鬼胎,從地方與體制中攫取利益。他們怡然自得的坐在自家的宅院裏,養花,品茶,抽大煙,喝白糖蓮子粥,理所當然的享受著僕役的服務,偶爾去鄉下收租,依然有力的主導著鄉村的事務。

鄉村只留下了普通的農戶。他們租佃士紳的土地,因為人口極度稠密,個人擁有的土地也極為狹小和零碎。幸好有發達的手工業,他們得以日夜辛苦勞作,勉強維持生計。手工業似乎加速了家族的解體,男耕女織的單戶生產模式成為主流,兄弟很快分家,親眷不太來往。儘管普通農戶的生活是如此低下與勞苦,但在面對居住在河上的,他們眼裡的江北賤民時,又充滿了理所應當的優越感。

市鎮的小生意人是比農戶們過得好一些的羣體。他們小心翼翼的守著自己的行鋪,算計著每日的進賬,也理所應當使喚和呵斥著鄉下來的學徒,讓他們燒火做飯,幹一切主人不願意乾的粗活。儘管他們偶爾也會咒罵兇狠的太湖強盜,害怕地方胥吏的盤剝,但當他們坐在自家店裡,看到街面上風雨奔波的小商販和外地手藝人,他們不免又理所當然的倨傲起來。

這是一個各個階層,各個家庭,乃至各個個體,都彼此隔絕的社會。但人們還是理所應當的遵循祖制祖訓生活著。讀書,娶妻,生子,做生活,做人家,過一切的春秋時節,辦一切的紅白喜事,從滿月酒到豆腐宴,從小年夜到冬至日,春去秋來,寒來暑往,只要……不出什麼差錯,一切就總是太平的。

只有當一個小小的變數撕裂了這樣的生活,一切猙獰的真相,才得以殘忍顯現出來。做官的祖父下獄了,父親也得了重病,那些門生故舊和熱絡親朋,到此就彷彿都不見,再也不來這曾經熱鬧的宅院一步;求人的錢財送去不少,每回那些有聲望的紳士都笑著說,好的好的,儘力儘力,也終於沒有結果;只有回春堂的郎中先生是始終寬慰的,搖頭晃腦的說,他的病一定會好起來。而你則埋頭在頹敗的天井裡,尋著成對的蟋蟀,頭頂是高高的,彼此隔絕的四角的天空。

我們是不是,一定要活在這樣的世界裡?階層分明的,笑著喫人的,卻還要互相恭維著的。呵,這是周家的小少爺啊,都長這麼大了!

你想念故鄉的石板路,百草園,想念長媽媽,少年的閏土,嚴厲的私塾先生,想念還沒有破碎以前的,長兄的情誼,想念社戲,想念遠古白蛇與大禹的傳說,想念黃酒與茴香豆。你是熱愛這江南故鄉的一草一木的,你是熱愛寫江南故鄉的樸素人情的,你就是從這鄉土裡,長出來的小小的白花。

然而你又是如此憎惡那些鄉土之下的幽暗,那些無處傾吐無處言說的曲折,那些一代一代陳死的魂靈與血肉堆砌起來的造業與孽債,它們如此深刻的浸蝕在你生命的骨頭裡,讓你午夜夢回之時,再也無法在這沉悶的鐵房子裏,繼續沉沉的睡下去。

水生和宏兒,他們應該有一個全新的世界……

你就這樣訣別了那些往事,如一個江南最決絕的逆子,從此出走故鄉,漂泊半生,成為聲討那箇舊時代,舊世界一切罪惡的狂人勇士。當你坐在上海虹口的亭子間書房裡,微笑著迎接著那些單純的,靦腆的,眼神迷茫而又堅定的,一樣來自江南的青年的時候,你就好像看到了年輕時候的自己。你多麼想告訴他們,我們可以不用那樣繼續活下去。以一個更早反叛的家兄師長的姿態,以一個同樣漂泊滬上的,鄉土出走者的姿態。


處處可見。看來讀者普遍不懂何為文化批評。文化批評本身處處是文。

「木山英雄先生曾指出,紹興當地「人與鬼的共生感覺相當篤厚」,在該地的文化氛圍中,死者與生者的界限,在人們的心理感覺上相對是比較模糊的。在《野草》中,作者似乎也有意模糊這二者之間的界限,《死後》、《死火》以及《失去的好地獄》等作品也都是這種創作意圖的體現。作者在自覺創作過程中如此表現,正是與鬼神進行某種程度的「潛對話」, 實際上也就是體驗某種意味的「做鬼」感受。」

魯迅先生所創作的白話小說中,有許多吳語元素。

「我要跟你睏覺!」(睡覺)

這麼晚了,轉去吧。(回去)

說……(吳語區第三人稱)

尋不著(找不到)

魯迅很多小說的背景是以紹興為背景。


除了沒有徹底扔掉「紹興」這個敘事舞臺(畢竟桑梓之地嘛),魯迅是個徹底的精北,可以做新千年後江南湧現的各類新時代精北的靈魂導師。


看到某些答主近乎於L帽男的口吻在進行著自我鑒定式的對號入座和魯迅作品代入感沉浸體驗,我想說,你們把魯迅看得太輕了,太輕了。。。。

如果他批判過的士大夫犬儒主義為江南所代表,但絕不是江南所僅有,

如果你們看莫言看賈平凹所描繪地方農村之魔幻之滑稽之衰頹,認為形表該如此,可內核何嘗不是魯迅筆下的舊江南呢?

很多文學作品批判精神的內核放大到全國都很適用,你覺得不適用,往往是因為站在了不同階層的角度看待同一個問題。

一個發達地區90%的人可以上知乎和一個相對落後地區20%的人可以上知乎,他們同時看到一條關於對落後地區80%人有代表性的和其經濟發展相匹配的人文發展方面的「醜聞」報道,我想這不同發展水平地區的90%和20%的人們得出的結論可能會相同,但是因為不發達羣體的這個樣本夠大,所以這個醜聞標籤很容易被標記在這個不發達地區的所有羣體上。

what can i do for u?


魯迅喜歡北平文化,對江南沒啥感情,主觀情緒上甚至近乎厭惡:

當然,對紹興的本土文化,他是帶有一種鄉愁意味的複雜情感的,對「江南」總體則不然,基本上是沒有太大感情的。對於上海話,他較為排斥:

對蘇州話更態度惡劣了:

雖然他自己只會一口藍青官話(可以理解為後來蔣喜歡說的那種江浙味道普話),但和吳稚暉,錢穆等人一樣,他也是很推崇北京話的:

至於描寫的景色風物,人情世故,他固然是喜歡使用紹興作為舞臺,但這種「偏好」與其說是他真對紹興有多深沉的愛,倒不如說是他對這種維度和空間的事情更信手捏來,沒寫起來渾然天成吧。如果把這個理解為「江南味道」,那麼孔乙己和阿Q,都要成為江南男性的代表了,而祥林嫂,就是江南女性的楷模咯。


魯迅批判的只是江南風物嗎?他自己文章裏就寫了。真的推崇北京嗎?如果你記得社戲是怎麼開始的話。。。還有諸如「逃離這虛偽的…」等等


《社戲》就是,船來船往,水榭歌臺,人在船裏看戲,聽別緻的水音,不是江南水鄉,哪裡有


魯迅所批判的社會就是江南文化籠罩下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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