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爾諾貝利事件是導致蘇聯解體的原因之一嗎？

謝邀。

是直接原因之一，但不是根源。

戈爾巴喬夫說是原因，但是戈爾巴喬夫最近幾年特別喜歡甩鍋洗地。如果說切爾諾貝利是件是解體的原因，那他地圖頭是最後拍板的人，他對解體負不負責任？負。那戈爾巴喬夫幾時承認蘇聯解體的責任是他要負的？沒有。或者說，他不覺得蘇聯解體是他需要負責的，他覺得他把蘇聯搞得解體了是大功一件。

切爾諾貝利事件打開了蘇聯官僚體制黑箱的窗戶。此前，蘇聯的官僚系統一直在自說自話地運營著整個國家，除了被公開批判的那些黑幕，誰也不知道水面之下還有多少未曝光的黑材料。而且那些黑幕，基本上都是圍繞著知名人士知名事件展開的，普通蘇聯人就近生活得怎麼樣，西方媒體也就口嗨一下就算完了。但是切爾諾貝利，真正地，使蘇聯國內外的人都認識到了，官僚制度明面上「為了國家」、私底下為了自己的存續，做了多少陰暗骯髒的事情。

當時的蘇聯人如果認為波蘭的團結工會只是一次無關緊要的反抗，那麼切爾諾貝利是真的發生在蘇聯國內的一場政府公信力危機。緊接著戈爾巴喬夫要宣佈採用「新思維」，就是推著蘇聯走上解體快車道。只是蘇聯在這條車道上，已經起碼走了將近二十年了。

對於蘇聯政府的財政狀況來說算是一個不大不小的傷口吧。

需要指出的是，蘇聯末期一些突發事件導致預算外財政支出的增長。具體來看，為清償1986年4月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爆炸事件造成的損失，蘇聯政府支付了200億盧布的巨額賠償。同時，蘇聯政府對1988年亞美尼亞地震的撫恤支出大幅增加。1989年，聯盟中央對亞美尼亞的轉移支付達22.86億盧布，佔該共和國政府預算收入的46.2%。
摘自《盧布信用危機與蘇聯解體》

200億盧布大概是個什麼概念呢？1986年蘇聯財政預算的總收入是5927億盧布，總支出6406億盧布，大約是國民生產總值一半的水平。其中國防支出（不包括退休金和建設）只有149億盧布，對外援助199億盧布，國家管理85億盧布。這是切爾諾貝利給蘇聯政府造成的財政壓力。

《盧布信用危機與蘇聯解體》表1-3 蘇聯財政預算平衡表

如果是風調雨順的年份也還好，但是切爾諾貝利偏偏趕上蘇聯政府財政困難的時期……

首先是糧食歉收：「進入80年代，蘇聯的年均糧食收穫量開始下滑。1976～1980年間為年均18450萬噸，1981～1985年間降至16170萬噸……從70年代中後期開始，蘇聯從糧食出口國變成糧食進口國。」（《盧布信用危機與蘇聯解體》）

糧食不夠喫怎麼辦？能夠勒緊腰帶嗎？不行，1962年在新切爾卡斯克因為食品漲價曾經鬧到出動軍隊。那就從收入這邊想辦法唄，然後花錢去國外買……很不幸，戈爾巴喬夫在這時遇到了國際原油價格腰斬，雖然西西伯利亞油田拚命提高產量，賣油的收入卻在下降。

《盧布信用危機與蘇聯解體》表1-9 國際石油價格的變化情況

與此同時，這幫人還在瞎折騰。戈爾巴喬夫剛上任就搞了個禁酒運動。根據雷日科夫的回憶錄：」據1985年的計劃（自然它是在禁酒決議作出之前通過的），預計酒類銷售每年可取得600 億盧布的利潤。決議通過以後，歷年實際利潤分別是：1986 年——380 億盧布……國民經濟3 年至少損失670 億。「

然後呢，這幫人還特別有上進心。1982年統計數據顯示居民實際收入在戰後首次停止增長，於是就要給經濟「加速」。方法是大幅度提高對機械製造業（後面又被戈爾巴喬夫加進了生物技術、冶金、化工等行業）的投資，這又是好大一筆錢。

此外，里根第一任期挑起了新冷戰（蘇聯官方的詞典裡面冷戰在60年代就結束了），想必軍工部門又會要一大筆錢……

後果是，到了1986年10月30日，也就是切爾諾貝利事故半年以後，戈爾巴喬夫就表示財政危機「已經扼住了我們的咽喉」。（其實這都不算什麼，後面搞了國企改革之後那纔是……）

蘇聯政府在國內幾乎沒有融資渠道，在國外能夠借到的錢也很少，消化財政赤字主要靠印盧布……後果就是通貨膨脹。1990年之前因為價格管制，紙面上通脹是受到壓制的。這就像彈簧一樣，一旦放開……

認同危機：

如果說斯大林在建立原子能工業體系之初，以行政命令式的集權體系為之動員了一切資源，將蘇聯社會不同階層緊緊聯繫在一起^[1]。那麼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事故的發生及蘇聯黨和政府漏洞百出的緊急應對，則削弱了蘇聯人民對蘇聯的這種認同感。在戈爾巴喬夫後期加大推行「公開性」政策力度的背景下，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事故中原子能的力量,最終成為使各民族對蘇聯產生離心力的加速度。^[2]

政治危機：

意在推進蘇聯政治民主化的「公開性」原則，實則推動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境內出現了以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事故為主題的遊行活動。比如1988年秋，烏克蘭的學生社團「獅子社」和環境組織「綠色世界聯盟」成功在基輔舉行了超過一萬人參與的遊行，成立了烏克蘭人民陣線並舉行反對核武器的活動。
1989年9月30日，明斯克街頭爆發了一些未經批准的活動一一白俄羅斯「切爾諾貝利之路」遊行、以「切爾諾貝利悲劇和白俄羅斯選舉法」為主題的羣眾性集會，這些活動中有一些來自白俄羅斯的蘇聯人民代表、甚至是蘇聯人民代表。遊行有約4000人參加，集會則有近2000人參加。最終在戈爾巴喬夫推行「公開性」政策的後期，莫斯科對此次事故的緊急應對不當一事，對當時搖搖欲墜的蘇聯大廈造成了極為不利的影響。^[2]

財政負擔：

戈爾巴喬夫稱，蘇聯為了消除這次爆炸的後果，「耗費了140 億盧布，後來又投入了數十個億」。^[3]

國際局勢：

公開事故信息後，蘇聯除了意識形態因素之外,仍舊無法放下核大國的姿態，不願意與國外力量合作。蘇聯政府不僅拒絕了資本主義國家的援助，也並未打算與社會主義國家共同商議以解決此次事故帶來的後果。莫斯科一方面為維護本國核工業形象和自身的綜合實力，另一方面，又擔心事故信息走向「戲劇化」，從而引發蘇聯民眾反核電站建設的情緒，讓西方資本主義反蘇勢力有機會煽動蘇聯或東歐民眾不滿情緒，從而莫斯科限制著事故信息的交流。

然而封閉的策略卻激化了國際輿論、惡化了蘇聯面對的國際局勢，因此莫斯科決定改變這種策略，--邊推進事故的處理、緩解國際輿論壓力，一邊謹慎審視事故相關的宣傳政策，並且在逐漸釋放出經過篩選的事故信息時，趁此機會將輿論轉向倡議縮減軍備的立場。從首次對外公佈事故的發生、拒絕來自國外第三方的援助，到開始嘗試在一定範圍內公佈更多的信息、接受國際組織和國外個別專家的援助請求，是莫斯科在處理切爾諾貝利事故對宣傳傳路線上的重要轉變。這種朝著「試探性開放」的轉變，實際上是一個「突破口」：它一方面推進了事故的善後工作，另一方面也將蘇聯推向了一種「試探性開放」的局面。^[2]

參考

^Holloway D., Stalin and the bomb: the Soviet Union and atomic energy, 1939-1956,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pp.172- 196.
^^a^b^c張菊萍.蘇聯對切爾諾貝利事故的緊急應對策略研究[C].華東師範大學,2018.
^戈爾巴喬夫：《戈爾巴喬夫回憶錄》

是導火索，但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通常人們對解體的歸因是採用蘇聯或俄羅斯的官方說法——斯大林模式的弊端。

可是在我國播放的《蘇聯亡黨二十年祭》中，提到蘇聯解體的原因不僅僅是斯大林模式的弊端。

既然人們（指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戈爾巴喬夫）都認識到了蘇聯的斯大林弊端，但為什麼不改變呢？

馬克斯·韋伯在十九世紀時候就提出了【科層制】的概念，這個概念意味著每個人的職位決定了他的社會地位，到之後的官僚主義更是加上了政治的影響，使得整個組織的運行效率變慢。

列寧提出的先鋒隊理論在斯大林時代被認為成一種凌駕於人民之上的組織，頗有《聖經》裏牧羊人的感覺。斯大林的理論具有很強的個人性——斯大林代表了無產階級，那他的繼承人呢？

我國在革命早期就意識到了這個問題，究竟是站在人民的頭上呢？還是發動人民起來革命？

王明路線恰恰就是蘇聯模式的破產。

在中央長徵到延安後，形勢大為改觀，一個是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開始加強黨的建設，另外一個是根據地的建立。

毛澤東同志多次強調為人民服務，比如《紀唸白求恩》《為人民服務》這兩篇文章。這裡不多提。

根據地建設方面有一個重要舉措就是建立抗日民主政府，這個抗日民主政府是由人民選舉產生的，黨指揮槍，槍在根據地搞建設人民自然就會擁護軍隊和黨。毛澤東同志曾說「沒有抽象的民主，只有具體的民主」那是不是資本主義的普選權就是民主呢？

民主是人民要有權利批評和參與政權建設和發展，人民要有權利達到土豪惡霸，人民要有權利推翻站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