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清朝太富了還沒武器保護自己,才被西方列強欺負。


看到入關後的多爾袞被稱為「皇父」,就想當然地認為多爾袞已經成為事實上的皇帝,對順治母子有絕對的控制權,好像把那個兒皇帝當傀儡或者乾脆廢掉都是一句話的事情

事實上,多爾袞在稱謂的變化上經歷過「叔父攝政王」、「皇叔父攝政王」到「皇父攝政王」的變化,從漢語的語境看來確實是一個「快步飛升」的過程,但若從滿語原意來看存在一定的誤讀,尤其是最後一個「皇父攝政王」,滿語為「doro be aliha han i ama wang」,「han i ama」應當解讀為「皇的父親」而不是「皇父」。這兩個解讀看似是差不多意思,但其實區別相當大

剛從極重血緣紐帶的家族部落發展出來的滿洲可是有管所有叔伯都叫爸爸,叔伯輩則把所有兄弟的子女都視為己出的習俗。所以「皇的父親」,按照滿人視角來看的話,與「皇的叔父」無異,是對尊長的敬稱,二者並不存在漢人朝廷那種正統或非正統的差別。也就是說,多爾袞的稱謂從「皇叔父攝政王」到「皇父攝政王」的轉變,在包括順治母子在內的滿人羣體中,並不會引起什麼特別的不適。更不用說,在多爾袞的稱謂中,真正通過受封儀式合法化的,只有「叔父攝政王」而已。不管多爾袞再怎麼有軍功和威望,在滿人眼裡都只是一個代行攝政權力的叔父而已。

但對被征服的漢人羣體來說,這震動可就非常大了,畢竟從「皇叔父」變成「皇父」從正統性上來說是一種質的飛躍。所以多爾袞在這裡極有可能是刻意為之,通過滿漢翻譯產生的歧義,在漢臣羣體中最大限度地樹立自己的政治威望,同時又避免損害自己在滿人羣體中的合法性。尤其入關伊始,南明尚未被征服,滿人羣體的漢化程度低,信息的不對稱進一步擴大了這種震動效應。再結合繼婚娶嫂子這種更為人熟知的異 域 風 俗,流傳出「滿宮降嫁」這種花邊祕聞,真是一點也不奇怪了

「哥啊,你說我什麼時候咋就多了一個繼父捏?」

當時兩個族羣的文化差異如此明顯,這就是清軍入關以後的客觀事實,可能只有運用多個視角,才能理解一些事情的全貌吧

參考資料《清前期宮廷政治釋疑》

https://www.douban.com/doubanapp/dispatch/book/30330082 (二維碼自動識別)


這裡要特別感謝一個人 @橘玄雅

橘公對清宮檔案的整理和分享,讓很多我從小因為看宮鬥劇而形成的錯誤印象被糾正了過來。

比如《甄嬛傳》裏"宮女晉封自官女子始"完全是胡扯。

比如清宮的財政真的是筆爛賬。混到貴妃都揭不開鍋的事情為數不少,還得靠變賣財產度日。

比如清初後宮等級其實相當複雜,名號和物質待遇並不對等。

比如《步步驚心》裏的死對頭四爺和八爺,小時候的關係可能相當親密。康熙分府讓他們住的很近。即便到了後來,雍正對他的感情也很是複雜。

比如《宮鎖心玉》裏如傻子一般的皇太子,其實在康熙心裡的位置真的很重。康熙廢他的時候,按照比較原始的記錄,一邊痛哭一邊抽自己嘴巴。《實錄》裏為尊者諱,只寫了哭這事。

好希望好希望能從橘公那裡學到更多哦。能看懂能整理能分享這些知識的人真的太受人喜歡了。


看《還珠格格》以為乾隆皇帝是一個體恤民情,傾聽人民聲音的好皇帝……


雖然「愛民如子」,但乾隆並不鼓勵他的子民們告御狀。


乾隆皇帝與明太祖朱元璋在對民寬、對官嚴一點上十分相似。但是,他們的政治理念卻有明顯差異。


因為出身貧寒,朱元璋身上有一種強烈的民粹主義傾向。


洪武年間,有些民望極好的官員獲罪罷職,但地方百姓攔道苦留。朱元璋知道後,不但不怪罪百姓,反而因此判定這個官員必然是好官,不但釋放,甚至還得到提升。


不僅如此,朱元璋直接利用底層百姓的政治熱情來監察官員。

他說,如果好官被人陷害,實情不能上達,允許本處城市鄉村「有德老人們赴京面奏,以憑保全」。


乾隆卻不欣賞朱元璋的政治浪漫主義。


他認為,小民們的話並不都可信,小民的智慧更不可依靠。


如果百姓表揚會促使官員步步高昇,那麼假造民意,對於中國官員來說還不是易如反掌的事嗎?如果老百姓可以隨便入京控告官員,那麼,這些愚民不是很容易成為官場鬥爭的工具嗎?


所以他說:


「小過本不至逮繫,但既以司吏,則罪宥宜出朝廷。若因部民伏關乞留,遽為縱遣,是黜陟之柄編氓轉得而操之,成何政體?明祖於此俱加以賞賚超擢,不啻導之作奸。倘猾吏民窺見意指,交通惑聽,流弊伊於何底?國法吏治不因之俱壞乎?」(《御批歷代通鑒輯覽》)


作為一個力圖以權力籠罩控制一切的皇帝,乾隆最熱愛的是秩序和穩定,最恐懼的是民眾的自發性,但有時他也主動深入羣眾。


比如這次南巡途中,他望見衣衫襤褸的百姓,會叫到駕前,細細盤問何以窮困,並命加以賞賜。


但是他由上而下地詢問則可,底層百姓由下而上地主動向他揭發地方官的錯誤,卻使他十分不快。


國家政治的運轉一定要在嚴格的政治紀律基礎之上,百姓有了冤屈,應該按規定層層上訪,不應該直接找到皇帝這裡。

「即使地方官政事少未妥協,督撫司道,昭布森列,自當據實陳訴,靜聽審理,何至無所控籲?」


對於這些告御狀的人,他一直有一種異樣的感覺。


也許他們所說都是實話,但他們的眼神裏透露的卻都是執拗和不馴服。


敢於向自己的父母官叫板,敢於和皇帝的眼睛對視,可見他們平日就並非安分守己之輩。


如果天下滄海橫流,正是這些人會鋌而走險。


對他們進行鼓勵,無疑是給國家政治埋下不穩定因素。


因此,歷史上有一些皇帝喜歡搞一些御前判案為民申冤的「政治秀」,乾隆卻從不這樣做。

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四月初七,皇帝的大駕行走到了江蘇與山東交界的澗頭集。


剛剛結束了第二次南巡北返,坐在打開轎簾的大轎裏,乾隆心情不錯。


初春季節往往是他詩興大發的時候,遙望綠色籠罩的原野,他在心中醞釀著詩稿。

大駕突然停了下來,前面傳來了喧嘩聲。


新修好的御路旁邊的散水溝裏,跪著兩個鳩形鵠面的人,一望而知是兩個災民。


他們高舉著兩張紙,顯然是告御狀的。


皇帝命人把他們帶到轎前。


兩個人哆哆嗦嗦地跪在皇帝面前,一嘴濃重的豫西話因為緊張更加難以聽懂。


費了老大勁,皇帝才聽明白,原來他們是河南西部夏邑縣人,分別叫張欽和艾鶴年。


他們說,河南西部遭遇了嚴重水災,百姓流離失所。


夏邑縣令孫默和河南巡撫圖勒炳阿等官員串通起來,隱瞞災情。


老百姓實在活不下去了,所以他們才壯著膽來告御狀。


乾隆的眉頭鎖了起來。怎麼又是夏邑?

關於河南夏邑縣的水災,在這兩個災民告御狀之前,皇帝就已經知道一二了。


他這次南巡到山東時,前江蘇布政使、退休官員彭家屏在山東迎駕,就已經向他加以舉報了。


彭家屏本身就是河南夏邑人,他說河南西部已經多年遭遇災害,今年尤其嚴重,百姓嗷嗷待哺,地方官卻無動於衷。因此河南巡撫圖勒炳阿罪無可逭。


對於彭家屏的舉報,乾隆並不很相信。


因為第一,圖勒炳阿因為精明而聽話,一直頗為乾隆賞識。


第二,按照朝廷綱紀,退休在家的官員,應該安分守己,不得倚仗自己做過高官而幹預地方公務。彭家屏的行為有違反這條規定的嫌疑。


第三,皇帝一直很討厭彭家屏其人。乾隆最痛恨的是官員拉幫結夥搞朋黨,而彭家屏卻很喜歡搞這一套。


在雍正年間,他有過投靠雍正的寵臣李衛,攻擊李衛政敵鄂爾泰的不光彩歷史,所以乾隆對他印象一直不佳。


乾隆後來說:「且彭家屏乃李衛門下一走狗耳,其性情陰鷙,恩怨最為分明。從前每當奏對時,於鄂爾泰、鄂容安無不極力詆毀,朕因此深薄其為人。」(《乾隆朝東華錄》)


皇帝的第一反應是用懷疑的目光深深盯了彭家屏一會兒。

他首先判斷這是圖勒炳阿與彭家屏二人有矛盾,彭藉機誇大其詞,進行傾陷。


作為皇帝,乾隆每一分鐘都在提醒自己不要掉進官員們設下的圈套,成為他們鬥爭的工具。


彭家屏表情鎮定,似乎心裡十分有底。那麼首先要查明事情真相,再做處理。所以,乾隆命令同到山東迎駕的圖勒炳阿會同彭家屏一起,實地查勘災情,然後共同向他彙報。


與此同時,皇帝還採取了一個極為祕密的措施。他派自己身邊的一個隨侍,精明強幹的員外郎觀音保化裝成一個商人,深入河南夏邑,實地考察災情到底如何。


這個措施典型地反映了皇帝的行政風格。


就在觀音保出發後第三天,發生了開頭所述告御狀的一幕。

這兩個災民的出現,讓他相信了彭家屏的話有所根據,老百姓是不可能在皇帝面前公然說謊的。但古往今來,上訪的處理原則不變。


他一紙批文,把這兩個人轉交河南巡撫圖勒炳阿,命他認真審理。


就在第一起告御狀事件發生兩天之後,四月初九,皇帝一行走到山東鄒縣,突然路邊又冒出一名告御狀的人,同樣是衣衫襤褸,同樣是一口豫西口音。


一問之下,居然又是河南夏邑人,名叫劉元德,也來投訴自己的父母官辦賑不實。

乾隆皇帝臉色一下子變得十分冷峻。


連續兩起夏邑人告狀,觸動了他的敏感神經。


聯想到彭家屏同樣也是夏邑人,這難道僅僅是巧合嗎?在乾隆的政治生涯裏,還從來沒有遇到過連續兩起同一目的的告御狀事件。


習慣於危機思維和陰謀思維的皇帝第一時間判定,這很可能是一起有組織、有預謀的政治活動。


也就是說,很有可能是退休官員彭家屏在背後策劃,讓這些普通百姓不斷出面,利用這次旱災,來扳倒他們不喜歡的夏邑縣令孫默和河南巡撫圖勒炳阿。


如果是這樣,那麼事情的性質就發生了變化。


由一件普通的百姓告御狀演變成了地方縉紳利用和勾結普通百姓,企圖扳倒朝廷命官的政治陰謀。


如果真的這樣,那就是帝國政治生活中一個極為不祥的新苗頭。


這是典型的以下犯上、顛覆帝國政治秩序的行為。任其發展,必然成為一種政治惡疾。


向來注意防微杜漸的皇帝決定要斬釘截鐵地剷除這個苗頭。

皇帝命人把這個劉元德鎖起來,細細審問。


他決心把那個他素來不喜歡的彭家屏從這起案件背後挖出來,最好釀成一樁震動天下的大獄,殺一儆百,因為大清天下此刻特別需要一記有力的警告。

在欣賞自己盛世治績的同時,皇帝也分明預感到,大清王朝危機四伏。


造成大清王朝不安定的主要原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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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於 2020-07-01繼續瀏覽內容知乎發現更大的世界打開Chrome繼續朱權朱權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

清朝人的髮型。

我小時候真以為清朝人就是電視劇裏那種髮型,腦袋剃一半留一半,梳個大辮子。

實際上清初時的髮型是周圍都剃掉,只在腦袋正中留一小塊,銅錢大小,結成的辮子細到能穿過銅錢中間的方孔。和電視劇裏的麻花大辮差距很大。

隨著時間發展,「剃髮令」的執行不那麼嚴厲了,民間老百姓的頭髮才開始越留越多。但直到清朝末期以前,19世紀時,清人的髮型也還是剃四周留中央,留髮的範圍不過拳頭或巴掌大小,結成的辮子約手指粗細。

圖片截取自《辮子與小腳:清都風物誌》

這是清末來華的法國畫家筆下的清朝平民形象(看辮子)

這位應該是有日子沒剃頭了

當時很多人習慣幹活的時候把頭髮盤繞在頭上,髮辮長度也就大概是頭圍一週的長度,沒有電視劇裏能垂到屁股那麼長。

圖片截取自《街頭巷尾:十九世紀中國人的市井生活》

之前看微博上有人說,清朝人打架很不方便,很容易被揪小辮子,你要是這麼想,那你就……

想對了!

清人醉酒鬥毆的場面

畫面很美。

直到清晚期,也就是大清快亡了那陣,老百姓的辮子才發展成近似於電視劇裏的樣子。為什麼說近似呢?因為從某些流傳下來的照片可以看出,那時候人也不都是剃前一半留後一半,還是剃周圍一圈,留中間,只是剃得少了。

電視劇裏的造型其實已經比實際的好看多了。


清朝人的髮型。

我小時候真以為清朝人就是電視劇裏那種髮型,腦袋剃一半留一半,梳個大辮子。

實際上清初時的髮型是周圍都剃掉,只在腦袋正中留一小塊,銅錢大小,結成的辮子細到能穿過銅錢中間的方孔。和電視劇裏的麻花大辮差距很大。

隨著時間發展,「剃髮令」的執行不那麼嚴厲了,民間老百姓的頭髮才開始越留越多。但直到清朝末期以前,19世紀時,清人的髮型也還是剃四周留中央,留髮的範圍不過拳頭或巴掌大小,結成的辮子約手指粗細。

圖片截取自《辮子與小腳:清都風物誌》

這是清末來華的法國畫家筆下的清朝平民形象(看辮子)

這位應該是有日子沒剃頭了

當時很多人習慣幹活的時候把頭髮盤繞在頭上,髮辮長度也就大概是頭圍一週的長度,沒有電視劇裏能垂到屁股那麼長。

圖片截取自《街頭巷尾:十九世紀中國人的市井生活》

之前看微博上有人說,清朝人打架很不方便,很容易被揪小辮子,你要是這麼想,那你就……

想對了!

清人醉酒鬥毆的場面

畫面很美。

直到清晚期,也就是大清快亡了那陣,老百姓的辮子才發展成近似於電視劇裏的樣子。為什麼說近似呢?因為從某些流傳下來的照片可以看出,那時候人也不都是剃前一半留後一半,還是剃周圍一圈,留中間,只是剃得少了。

電視劇裏的造型其實已經比實際的好看多了。


我曾以為清朝是全程「寸板不許下海」,嚴格執行「遷界令」,清朝的百姓從1645年到1840年之間都不能出海打漁經商。外國人來中國,從頭到尾都只能去廣州。

實際上,「遷界令」是對付明鄭王朝的手段,康熙親政之後,北方沿海各省已經開禁。平定三藩之亂後,江蘇和廣東的部分地區已弛禁。甚至福建也一度「展界」,不過在清朝籌備攻打臺灣之前,再度遷界。

在清軍打下臺灣之後,正式開海,準許百姓駕船出海,對外貿易。

1684年康熙帝積極地設立了四處粵、閩、浙、江海關,每處海關下設十多處海關口岸,還派遣大量商船前往日本購買貴金屬——

接踵而至的商船反而把日本的德川幕府嚇壞了,加大了對華商的管理力度,原本華人在長崎是可以租房居住的(幕府不許華商買房),幕府修了個唐人屋敷,把所有華商都集中到那裡面去了。

唐人屋敷

之後雖然在1717年,康熙曾經對南洋進行過海禁(東西洋沒有海禁),但是1727年又得到解除。

清朝比較著名的一口通商,實際上開始於1757年

原因一是乾隆本人對於歐洲商人本身沒有好感,看到大量外國船隻出入長江入海口一帶,認為其活動嚴重影響到了漕運安全。

二是廣州官府腐敗,導致外國商人經營成本太高,要花費大量金錢進行公關,才能順利進行貿易。因此,英國東印度公司的一名翻譯洪任輝(英國人)非要來寧波貿易不可,因為廣州、福建的官員的阻擾而告了御狀,讓乾隆本人很是不爽,之後才正兒八經的頒布了《防夷五事》,搞起一口通商。

但是,乾隆強調過,這是專門針對歐洲商人的,如果朝鮮、琉球、日本、以及東南亞諸國商人渡海前來其他海關貿易,各地將軍督撫可以便宜行事。

當然,之後在馬尼拉的西班牙商人也曾經多次到達閩海關做過貿易,清朝也都許可了,所以也不能說是百分之百一口通商。

咋一看,清朝這也允許百姓出海,也不因商人的出身地限制他們對外貿易,那麼清朝的政策爛在哪裡呢?

一是對船隻的大小有嚴格的限制,康熙剛開海禁的時候,不允許造兩桅五百石以上的大船出海,雖然之後有所放鬆,但是也不允許華商在海外造船,因為學習不了先進的技術,所以清朝造船技術是遠遠落後於西方的。

二是商船不允許攜帶火炮火槍,後來到了雍正年間有所放鬆,不超過兩門炮三十斤火藥即可。

但是,這還不是給東南亞的歐洲殖民者和海盜送菜麼?

直到乾隆六十年,也就是1795年,清政府才意識到不對勁,這沒帶裝備出門打野不是在送麼?隨後在嘉慶七年(1802年)的時候允許攜帶炮位的船隻出海,但是還膩歪歪地要根據船的大小來決定帶炮的數量,這時候距離鴉片戰爭已經不到40年了。

三是在乾隆繼位後,在1742年規定了商船必須在3年之內回國,否則不許回籍。嚴重割裂了東南亞華人和國內的關係。清朝對於荷蘭人在巴達維亞發動屠華之類的事件也漠不關心(雖然明朝遇到馬尼拉屠華事件也不怎麼上心,但是起碼作為漢人王朝,還譴責一下)。

四是外商來到廣州做生意,要通過中國商人,特別是十三行的中國商人代辦手續。嚴格限制了百姓與洋人之間的接觸,使得一般人很難瞭解到西方在工業革命後的飛速發展和日新月異。

十三行

五是清朝的貪污腐敗十分嚴重,肆無忌憚地壓榨十三行的商人,清朝統治者授予行商以外貿特權,但也從他們身上取得更多的財富,每年兩廣總督、廣東巡撫和粵海關監督進獻各種珠寶珍玩,最後都是由十三行付現。也有不少用在軍費之上,例如1788年清廷令行商捐輸三十萬兩,用於鎮壓臺灣的林爽文起義。1773年至1832年廣東商行總共向吏部捐輸3,950,000兩。在鴉片戰爭後,道光二十三年伍秉鑒曾獨自承擔《南京條約》中外債300萬銀元中的100萬。因為清朝的壓榨,十三行中不少家資金無法順利周轉,紛紛倒閉破產。

六是因為以上的情況,清朝對十三行商人包庇外商走私鴉片等情況,也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以致流毒幾遍中國。

……

清初康熙開海前,中國的海上貿易仍維持相當大的規模。康熙開海後,海上貿易量持續增長,貿易港口擴大,貿易國家、商船數量、進出口商品數量和貿易商品流通量值均不斷增加,對海上貿易的監管也較明代有效得多。

但是正是因為這種反動的「有效監管」,才使得清朝和西方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百姓出海貿易的風險也越來越大,起碼士人階層對西方的瞭解欲也不如明朝時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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