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你對新沙俄的統治者們有一定了解，那麼這句話就不難理解了。

新沙俄統治集團(也包括一些前蘇聯加盟國，典型如哈薩克的納扎爾巴耶夫，80年代蘇聯政界巨頭+地方實權派。普京和白俄的盧卡申科在蘇聯時代也是有一定地位的官僚，前者不多說，後者曾經是白俄蘇維埃代表)有相當一部分脫胎於前蘇聯，他們本身就是蘇聯時代的既得利益者，特別是在紅貴階級日漸膨脹的70-80年代。冷戰中後期，蘇聯在全球範圍內與美國爭霸，他們也從中獲益。

加上蘇聯解體並非真正意義上的「重起爐竈」，自然無法像前華約國家(波蘭、捷克與流過血的羅馬尼亞)那樣做到與前朝剝離開來。

就如上面所說，新沙俄的統治者們多脫胎於蘇聯後期，享受了蘇聯作為全球大國(畢竟再怎麼說也是兩極之一)的紅利，在俄羅斯聯邦的影響力不復往日+江河日下，迫切需要提振國家信心+維護統治權威的當下，懷念蘇聯時期的國際地位和影響力，也是理所當然的事，在他們看來，蘇聯的強大國力和影響力已經不再是「紅色體制的強大力量與優越性」的體現，而是俄羅斯國家與民族的輝煌的一種代表，更側重於民族而非意識形態(也是一些後社國家的共性，宣傳紅色時期的成就，為民族國家服務)。

但他們萬萬不會接受蘇聯的意識形態(無論是列寧慈父死前還是死後)，儘管他們脫胎於蘇聯，並從中享受好處。但他們也從當前的體制中享受到了足夠多的利益，普京就是典例(他本人在90年代中後期開始快速起勢，最後入駐克里姆林宮，並在打倒舊寡頭之後扶植起一批新寡頭，如今則真正成了沙皇，儘管俄羅斯仍在不可逆地衰敗，但普京的地位已經無可撼動)。他們從資本主義經濟中撈到了足夠的甜頭，且地位足夠穩固，希拉維克軍警憲特集團+寡頭+大型能源集團(可能還包括黑幫)已經築起了當代俄羅斯的鐵壁，沒必要回到過去。

順帶一些雜談：

1991年以後，紅色意識形態在俄羅斯已被拋棄。俄羅斯的意識形態+國家民族共識在相當一段時間內處於極為混亂的狀態。21世紀後，大俄羅斯主義開始回潮+填補空缺，隨著俄羅斯與西方關係再度惡化，大俄羅斯主義開始成為主流。

典型如普京的「御用國師」，被一些西方學者稱為法西斯主義者的亞歷山大.杜金(Aleksandr Dugin)提出的「新歐亞主義」(歐亞主義早在沙俄時期就有了系統的理論)：建立一個以大俄羅斯為核心，整合整個歐亞及邊緣區域的的歐亞體系，與美英的大西洋體系抗衡，便是俄羅斯在後蘇聯時代的意識形態從混亂走向(相對的)再穩定，並重新找到方向(儘管令人不安)的體現。

後蘇聯時代的俄羅斯意識形態(民族主義、大俄羅斯主義與皇俄)，誕生於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屍體(還包括沙皇俄國的骨灰)之中，與後者背道而馳，卻又從後者的屍體中汲取營養，並用後者的勳章點綴自己。

濃縮成一句話就是：「我們需要蘇聯的大國地位和影響力，又要享受資本主義的好處，並用民族主義和大俄羅斯主義武裝自己，國家、民族和秩序是我們的準繩，當然，最重要的還是我們的權威地位必須無可撼動，克里姆林宮是我們的。」

梅侍萍之於周樸園與蘇聯之於普京們大致相似，最近那個蘇聯與帝俄混搭風的軍隊大教堂就是個例子。

周樸園一直小心地保存著侍萍留下的物件和傢具，（列寧墓，勝利旗，克里姆林宮頂上的那顆紅星）忘不了每年的四月十八是她的生日，（勝利日閱兵）甚至還給兒子起名周萍以示紀念。（普京各種緬懷蘇聯的言論和他授意之下對蘇聯時期許多名稱和標誌的恢復）

但他們懷唸的是蘇聯的沙文主義、侵略擴張，懷唸的是蘇聯的航空母艦和核彈頭，懷唸的是那個一眾小弟俯首帖耳，與美國瓜分世界的蘇聯和領導人相應的至高無上的權柄，還有官僚集團的特權與榮耀。而蘇聯真正光輝的那些東西，對勞動者的尊嚴和權益的保障，八小時工作制，開展普選，普及義務教育，建立社會保障制度，讓工人去黑海度假。這些他們是毫不懷念甚至深惡痛絕的。他們希望勾起人們心中的蘇聯情節，收拾起如今渙散的人心，在沒有這些東西的情況下也能拿出當年的幹勁，為他們的俄國添磚加瓦。

對他們來講，死去的蘇聯纔是好蘇聯。對周樸園來說，三十年前那個「不小心落水而死」的侍萍纔是好侍萍。蘇聯解體也正好快三十年了，倘若蘇聯真的重返人間，估計就是下面的場景。

周樸園：（忽然嚴厲地）你來幹什麼？

周：誰指使你來的？

周：三十年的工夫你還是找到這兒來了。

這句話的作者普京贊同為了利維坦及其宏大敘事而犧牲廣大人民的自由，但不贊同社會形態回到蘇聯時代導致自己失去統治地位。

堅持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就必須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根據實踐而不是根據書本來談論社會主義。

為什麼當戈爾巴喬夫宣佈蘇共中央自行停止活動，即下令解散一個有1800萬黨員的黨時，蘇共各級組織和黨員竟驚人地無動於衷？這是因為黨內民主的缺失造成黨員長期缺乏積極性和主人翁感，黨組織的戰鬥力和凝聚力早已喪失，表面上的一致性掩蓋著政治分歧、思想混亂和組織上的渙散無力。這樣的黨，自然經不起社會政治風浪的衝擊。

蘇聯共產黨喪權亡黨，最為直接的具有決定意義的事情是在歷史發展的關鍵時刻，選民中的大多數對共產黨不投贊成票。這是一個不能不正視的歷史事實。蘇聯解體前夕，在1991年6月俄羅斯聯邦首任總統的競選中，已經宣佈退出蘇共的葉利欽以57.3%的得票率當選，而作為共產黨的代表雷日科夫得票率只有16.85%。這絕非偶然，而是蘇共長期脫離民眾的結果。

一個在近一個世紀中一直宣佈代表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羣眾利益的黨，為什麼落到這般地步？繞開這個問題去研究如何鞏固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可以說是隔靴搔癢。

說到底，這是一個執政「為什麼人」的根本問題，是執政黨代表誰的利益的問題。

布爾什維克黨靠什麼取得政權？靠其綱領、路線、政策代表廣大工農兵的利益和要求[見本書（7）《布爾什維克黨為什麼能夠取得和鞏固政權？》一文]。那時黨處在在野地位，沒有權力，它能用槍支把民眾驅趕到自己這邊來嗎？但是取得政權以後地位就變了。黨掌握著包括軍隊、警察在內的龐大的國家機器，手中有了號令一切的大權。黨不僅是領導者，而且是執政者、管理者，用什麼保證自己永遠處於人民公僕的地位而不是騎在民眾頭上的官老爺？儘管蘇聯憲法標明全部權力屬於城鄉勞動者，儘管黨的宗旨和綱領表明黨是代表工人階級和全體人民利益的黨，但是人民並沒有切實的知情權、參與權、民主選舉權、民主監督權。這就不能體現黨的宗旨、綱領和國家的根本制度。其中最關鍵的是，民主選舉（不管是黨內選舉、蘇維埃代表的選舉，還是社會團體的選舉）長期流於形式，委任制被濫用，監督制度和機制極不完善、十分薄弱。這就難以保證人民的代表和黨政官員真正對人民負責，接受人民監督。他們真正關心的是掌握人事大權的頂頭上司對自己的態度。於是漠視民眾、巴結上司便成為官場常態，庸人、奸人、小人出沒於社會主義的政治舞臺。在這種體制下，久而久之便不可避免地形成高踞於民眾之上的官僚特權階層。掌握黨、國家和社會全部權力的這個階層，他們口頭上講的仍然是馬列主義，是為人民謀利益，實際上他們的經濟地位、生活方式、價值觀念、志趣情操已經同廣大工農和普通知識分子相去甚遠，甚至格格不入，何談「血肉關係」！黨羣、官民關係的疏離，正是造成廣大民眾對執政黨的信任、對社會主義信仰發生危機的真正根源。問題的實質是黨政官員而不是民眾對社會主義理想和原則的動搖背棄。

1991年6月，即蘇聯解體的前夕的一次調查表明，在蘇聯的高層幹部隊伍中，3/4的人認為應該走資本主義道路，這便是明證

這種體制是在「黨代表人民管理國家」的總體框架下產生的。「黨代表人民管理國家」是列寧在十月革命後放棄了「人人當官」，人人參加管理的設想而提出的正確結論。如何保證黨正確代表人民的利益？這就必須有民主的制度和體制、機制。在缺乏民主選舉、民主監督的條件下，少數領導人大權在握了，不謙虛謹慎了，自以為代表社會主義、代表人民羣眾的利益，實際上是把一些激進的、不切實際的措施，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社會，強加於廣大人民羣眾；遇到不同意見者、敢於抵制者，便濫用職權，在捍衛社會主義利益、保衛黨的路線的旗號下，以階級鬥爭的手段加以批判、「清洗」和鎮壓，造成一批又一批的冤假錯案，給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留下難以撫平的硬傷。這就不僅僅是脫離羣眾，而是走到民眾的對立面了。這樣的執政黨，民眾怎麼可能把它當成自己利益的代表者？這樣的社會主義，民眾又怎麼可能由衷地擁護呢？

脫離羣眾就是脫離實際。脫離社會實踐的結果就只能從未經實踐檢驗的設想、既定的目標出發搞社會主義。斯大林在建立了生產資料公有制、消滅了剝削階級之後就匆忙宣佈建成社會主義並向共產主義過渡；後來赫魯曉夫又提出20年內把蘇聯「建成共產主義」，勃列日涅夫宣佈建成了「發達社會主義」，都是一脈相承的脫離實際、超越社會發展階段的錯誤。在缺乏羣眾基礎、缺乏牢靠的物質文化條件的背景下宣佈建立起新的社會制度，又不能不過分地依賴國家機器、依靠強制性的力量來支持和運轉，自然根基不牢，經不起社會政治風浪。

蘇聯劇變教訓告訴人們：執政黨同廣大民眾的關係是全部政治建設，包括政權建設、黨的建設、社會建設的中心問題；共產黨成功執政的根本保證在於，把誠心誠意為廣大民眾謀利益，緊密依靠人民羣眾，作為黨一切工作的根本出發點和根本路線。為了做到這一點，政治體制的改革和建設的關鍵應該是廢止濫用委任制，切實保障選舉人的民主選舉權利；思想建設上要真正樹立人民羣眾是歷史的創造者，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的觀念

必須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改善民生為重點，政治建設要圍繞經濟建設進行

共產黨人搞社會主義說到底是為了不斷提高廣大民眾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在社會政治生活中不斷提高其自由民主程度，最後進入「自由人聯合體」。這包括政治和經濟兩個方面的任務。而在資本主義不發達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由於生產力發展水平低，政治文化中封建專制主義殘餘濃厚，這兩方面的任務都十分繁重。

在這樣的國家裡，能不能搞社會主義革命？十月革命前就發生過爭論。列寧承認「俄國生產力還沒有發展到足以實現社會主義的水平」是一個「無可爭辯的論點」；但他反對認為缺乏這個經濟文化前提就不能奪取政權的觀點。他的觀點是「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達到這個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後在工農政權和蘇維埃制度的基礎上趕上別國人民」。簡言之，先奪權，後建設；先政治，後經濟。這種思路是適應當時俄國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的。問題在於奪得政權之後怎麼搞。

取得政權之後也仍然面臨著政治任務：被推翻的階級不可能不企圖復闢，奪回他們失去的「天堂」，因此工人階級不能不在激烈的階級鬥爭中鞏固自己的政權；即使在政權得到鞏固，進行「和平的」經濟建設時期，也必須有正確的政治方向，才能順利推進經濟建設，完成生產任務。

問題是：在一般情況下，政治任務與經濟任務哪個是中心、是根本、是基礎性的？

儘管列寧處在蘇維埃政權建立初期，階級鬥爭十分激烈和複雜，他對政治與經濟建設任務的關係的觀點仍然是十分明確的。他一有機會，哪怕是在戰爭期間的喘息時機也要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問題；他十分明白，管理俄國「單靠專 政、暴力、強制是堅持不住的」。

斯大林倒不是像一種流行的觀點所認定的那樣，只注意抓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建立，不注意抓發展生產力。他提出建成社會主義就是建立起其經濟基礎，而重工業是基礎的基礎。這當然是唯物主義的。他還反對在貧窮生活的基礎上用拉平的辦法搞社會主義。客觀地說，他並沒有像後來某國的基佐派那樣，鼓吹「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但是斯大林並沒有擺正政治與經濟的位置。問題不是他重視政治任務，而是沒有把握好政治建設的正確方向，沒有把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作為根本的政治任務來抓。他過分熱衷於依靠階級鬥爭、動用專政手段。當他提出「通過殘酷的階級鬥爭來消滅階級」，經過「最大限度」地加強國家政權的道路來使國家消亡時，他已經背離了歷史唯物論，實際上陷入了「唯政史觀」、「唯權史觀」。他強行推行全盤農業集體化，搞「大清洗」、大鎮壓，不僅造成大量尖銳、深刻的社會矛盾，而且也因為挫傷、壓制了勞動者的積極性而阻礙了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發展。

上層建築的建設必須圍繞經濟基礎進行，而不是相反。但認識到必須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還不等於就能夠把經濟建設搞好

為了把經濟建設搞上去，還必須有符合經濟發展規律的、運轉自如的經濟體制。蘇聯實行的是指令性計劃經濟體制，長期認為市場經濟同社會主義格格不入。蘇聯指令性計劃經濟，由於實行單一的公有制形式，生產與消費需求相脫節，生產者的貢獻與取得的報酬不相一致，因而缺乏內在的動力和恆久的活力，是一種高投入、高消耗、高成本、低效益的經濟。

為了把經濟建設搞上去，還必須有符合社會經濟發展客觀規律的發展觀念和發展戰略。其中最重要的是經濟建設必須以人為本，以不斷提高人民羣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為目的，以改善民生為發展的重點。蘇聯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沒有正確處理好國防建設和經濟建設，即大炮與黃油、導彈與麵包的關係，重軍工、輕民用（工業）。由於特殊的國情和國際環境以及俄羅斯大國沙文主義、擴張主義傳統的影響，蘇聯的國防開支、軍工生產大大超出維護國家安全需要的限度，給蘇聯背上沉重的包袱，使輕工業和農業沒有得到相應的發展。加上蘇聯發展觀念和戰略中歷來都存在重積累、輕消費，重速度、輕效益，重國家利益、輕個人利益等，不能體現社會主義本來就應該有的以人為本的觀念，使廣大民眾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受影響，從而也影響了社會主義制度對民眾的吸引力。

沒有擺正政治建設和經濟建設的位置，經濟發展又不盡如人意，是蘇共失敗、蘇聯解體的深刻原因。

蘇聯劇變教訓告訴人們：執政黨必須把發展作為「第一要務」，發展必須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不斷改善民生為重點。我國共產黨今天堅持的這些執政理念，正是對包括蘇聯劇變在內的社會主義建設歷史教訓的科學總結

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人民羣眾是社會主義社會的主體；黨內民主是黨的生命，黨員是黨內生活的主體。這是我國共產黨在新世紀作出的關於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最重要理論結論。這些擲地有聲的論點實際上也是對蘇共亡黨喪權教訓的深刻總結。

共產黨根本的組織制度和領導制度是民主集中制。這種制度是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黨在20世紀初、在建黨初期創立的。其原意是民主的集中制，是與官僚的集中制相區別。但實際還是強調集中。這在革命時期和政權建立初期很有必要，在一般情況下也是凝聚黨的力量、統一全黨意志和行動所必需的。但共產黨是主張無產階級和全人類解放的政黨，黨內民主不僅是保證正確集中的基礎，而且也是共產黨員政治生活的需要。它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列寧雖然生活在非常需要強調集中的奪取政權時期和政權建立初期，仍然積極地發展黨內民主。比如，即使在炮火連天的國內戰爭時期也按期每年召開全黨代表大會；在黨的重要會議上可以作觀點不同的副報告；可以將有重大分歧的問題交付全黨討論表決；可以批評黨中央及其最高領導人的錯誤等等。

但是，到了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斯大林戰勝了反對派之後，黨內民主一步步遭到削弱、破壞和踐踏。這主要表現在：黨內民主選舉流於形式，形成實際上的廣泛的委任制；黨內監督十分薄弱，黨的各級監察委員會成為相應的黨委會領導的檢查黨委決議的執行情況和處理違紀黨員的機構；黨員民主權利得不到尊重，特別是持不同意見的黨員的民主權利，甚至身家性命都得不到保障；特別是集體領導制度受到削弱和破壞，形成了個人集權、個人崇拜的體制。

這種體制形成的途徑是不按黨章的規定定期召開黨的代表大會、中央全會，從而實際上使具體工作機構、辦事機構置於權力機關、領導機關之上。從十三大（1924年）到十九大（1952年）兩次黨代會之間相隔時間越來越長，由1年到2年到3年到4年到5年到13年。斯大林漠視全黨代表大會的權威，說黨的「最高機關是全會」，是「全會決定一切」。這顯然是違反黨章規定的言論。但他實際也沒有按黨章的規定召開全會。據統計，把召開的中央全會、中央和中央監委聯席會、全黨代表會議加在一起，1923—1929年年均3次以上，1930—1936年年均約兩次，1937—1952年，年均不到一次。在權力的實際運行中，中央全會權力小於政治局，政治局的權力小於書記處，書記處的權力小於斯大林辦公室，斯大林辦公室不言而喻是聽命於斯大林。這樣，黨內權力體制就變成背離黨章規定的金字塔。它自上而下是：總書記一斯大林辦公室一書記處和政治局一中央委員會—全黨組織和黨的代表大會。發號施令、裁決一切的是處在權力頂端的總書記。

在這種權力體制下，蘇共歷史上一些重大歷史關頭的重大決策，常常是由少數人，甚至是個人決定的。這種情況在斯大林時期表現尤為突出。在蘇聯歷史上，全盤農業集體化和30年代「大清洗」是兩個長期影響著社會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的全局性問題。而在這兩次重大的運動中，斯大林不止一次是在政治局尚未集體討論的情況下就發出具有重要轉折意義的方針性指令的。

個人集權制的形成，個人專權作風的強化，是以個人崇拜為思想基礎的；個人崇拜思想同時又反過來助長和強化個人集權制。斯大林不僅接受，而且製造對自己的個人崇拜。從1929年底斯大林五十大壽全國為他祝壽開始到他去世，在長達20多年的時間裡，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成了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重要準則，成了任用幹部的標準，成為蘇聯「臣民」們必須遵守的「法律」。

斯大林之後，蘇共黨內民主有了某些改善。起碼是全黨代表大會、中央全會、政治局會議大體按時召開了。赫魯曉夫執政11年，召開了3次黨代會，34次中央全會；勃列日涅夫執政18年，召開全黨代表大會4次，中央全會48次，政治局會議從二十四大到二十六大10年間開了451次，年均45次。不過，不論是赫魯曉夫還是勃列日涅夫都沒有改變黨內權力體制、領導體制和組織制度的基本框架。儘管個人崇拜受到批判、集體領導得到強調，在他們各自執政後期，還是不同程度地重複了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的錯誤。1979年底蘇聯出兵阿富汗，這是蘇聯在國際社會被搞得聲名狼藉的重大舉動，但是據不少材料披露，這個重大的決策竟是由勃列日涅夫同國防部長、外交部長等幾個人商量後就作出的。

個人集權、個人專斷是蘇共民主集中制受到嚴重削弱和破壞的集中表現。因此，蘇共面臨的改革的方向毫無疑問應該是發展黨內民主。那麼，以「公開性」、「民主化」、「多元化」的新思維為指導思想的戈爾巴喬夫改革為何把蘇共推上絕路呢？

如果說，在戈爾巴喬夫執政後期，蘇聯在經濟上是既無計劃，又無市場的話，在政治上可以說是既無正常的民主，也無正確的集中。蘇共對國家和社會的管理和控制，有「軟」、「硬」兩手，「軟」的一手是靠壟斷意識形態來維持黨和國家的「思想統一」；「硬」的一手主要是靠國家機器的強製作用，靠民主集中制和「鐵的紀律」。戈爾巴喬夫大講「公開性」、「民主化」和「多元化」，這些口號一般來說並沒有錯，但戈爾巴喬夫宣揚的實際上是極端民主化，即「沒有限度」、「無條件的民主」、「大小事情都要有公開性」。在破除蘇共原來的輿論一律、文化統制和思想禁錮的過程中，對新聞、輿論工具完全「開禁」。這樣一來，思想由「高度統一」到完全失控。

發展黨內民主確實是此時關係到蘇共生死存亡的重大問題。戈爾巴喬夫沒有能把握好民主與集中的「結合點」和「度」，造成了兩大惡果。一是從淡化民主集中制走向黨內派別化，使黨內有不同綱領的派別爭鬥不休，難以統一。另一個惡果是黨中央同各加盟共和國黨組織的關係由原來的過分集權走向黨的聯邦化。蘇共二十八大強調「各加盟共和國共產黨的獨立」等於砍斷維繫著多民族聯盟國家的「民主集中制」這根鋼索。蘇共的分崩離析使國家解體不可避免

當蘇聯處於極端民主化和無政府狀態的時候，戈爾巴喬夫的個人當權卻比改革前有過之而無不及。蘇聯改行總統制以後，黨和國家分開了，政治局被撇在一邊。在形勢越來越失控的情況下，戈爾巴喬夫被授予越來越大的權力。這實際上說明政治局越來越難以控制。而優柔寡斷、目光茫然的「舵手」戈爾巴喬夫最後一次重大決策便是「建議」蘇共中央委員會「自行解散」。這是戈爾巴喬夫在沒有召開任何黨的會議、沒有通過任何民主程序的情況下宣佈的。這真是蘇共領導人個人專權的傳統體制給這個「90高齡」的黨的最後的致命一擊，是這個黨最後吞下的一顆永遠也消化不了的苦果

為什麼當戈爾巴喬夫宣佈蘇共中央自行停止活動，即下令解散一個有1800萬黨員的黨時，蘇共各級組織和黨員竟驚人地無動於衷？這是因為黨內民主的缺失造成黨員長期缺乏積極性和主人翁感，黨組織的戰鬥力和凝聚力早已喪失，表面上的一致性掩蓋著政治分歧、思想混亂和組織上的渙散無力。這樣的黨，自然經不起社會政治風浪的衝擊。

關於對待資本主義文明成果問題，列寧有一個提法：「蘇維埃的歷史使命是充當資產階級議會制以及整個資產階級民主制的掘墓人、後繼人和接替人。」人們常常記住「掘墓人」而忘記了「後繼人」。列寧對如何對待資本主義文明成果問題，認識是很正確的、精闢的，而且是比較一貫的。他有的話說得很肯定。如他認為社會主義能否實現，就取決於蘇維埃政權和管理組織同資本主義最新進步的東西結合得好壞。蘇維埃政權+普魯士的鐵路秩序+美國的技術和托拉斯組織+美國的國民教育等等等等++=總和=社會主義。把這個不少人熟悉的公式再抽象，便是蘇維埃政權+西方資本主義文明成果=社會主義。

斯大林的一國建成社會主義和兩個平行市場理論表明他對此缺乏足夠的理解。長期以來，人們一般把資本主義社會的許多文明成果都看成姓資、同社會主義水火不相容、屬於基本制度的範疇，結果使這些文明成果變成似乎資產階級一家獨有。其實，許多東西是屬於人類歷史積累下來的文明成果，是反映了人類社會發展的共同經驗，是共同的規律性的東西，是不同社會制度下都可用甚至是不用不行的，不用就會偏離人類社會文明發展大道，其結果是欲速則不達。

比如市場經濟問題。蘇聯經濟體制和經濟運轉機制的病根子，就是始終未能處理好市場和計劃的關係，把社會主義看成就是計劃經濟，把市場經濟等同於資本主義。布爾什維克掌權之初，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傳統理論，把商品貨幣關係、市場同社會主義完全對立起來。當時黨綱就規定要用產品分配代替貿易，準備取消商品。戰時共產主義的教訓使列寧認識到在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商品貨幣關係存在的必要性。到了工業化時期，斯大林批評了布哈林使市場「常態化」的理論，不少學者認為蘇聯已到了商品貨幣不斷消亡的階段了。到了50年代初，斯大林的認識有了變化，提出了「不能把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生產混為一談」，商品生產不會「引導到資本主義」，但又留下了生產資料不是商品，價值規律同有計劃按比例發展規律是對立的、對生產沒有調節作用等教條。斯大林之後，赫魯曉夫發起的思想解放運動開闊了人們在市場問題上的理論視野，蘇共大綱領提出要「對商品貨幣關係充分加以利用」。但是到了1960年後半期，當東歐改革掀起新浪潮，人們對市場問題的認識又前進了一大步時，勃列日涅夫領導的蘇聯又發起了對「市場社會主義」的大批判，斥之為「反社會主義理論」，認為市場經濟同公有制、計劃生產屬於不可調和的矛盾，實際上是取消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和按勞分配等等。

在市場與計劃關係問題上認識的幾起幾落，反映出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一次又一次地起來反抗束縛經濟發展的僵硬教條。可惜它始終未能打破傳統的理論框架和經濟模式。直到80年代初，蘇聯95%左右的物質仍由國家統撥。蘇聯認識到必須實行市場經濟時，已是積重難返。戈爾巴喬夫錯誤的改革方針又進一步使蘇聯經濟全面失控，急劇滑坡，陷於「既無計劃，又無市場」的可悲境地。蘇聯經濟和政治體制崩潰幾乎是同步的。

對於資本主義的政治文明成果，也應該採取具體分析的態度和方法。比如資本主義的選舉制、任期制，是在同封建主義制度長期的鬥爭中產生的，是與封建主義的世襲制、終身制相對立的，是比後者進步的制度。它們不是資產階級一家獨有，還包括我們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應該批判繼承的民主政治和一些具有共同規律的東西。

蘇東國家政治體制的弊端對於蘇共垮臺是有決定意義的。這種弊端的產生並長期得不到根本的改善，也可以說是把社會主義政治體制和資本主義政治體制完全對立起來，沒有注意批判吸取人類政治文明成果的結果。人們很難找到斯大林談論如何吸取資本主義社會政治統治、政治管理經驗的言論。

蘇聯模式的政治體制的主要弊端是什麼？人們常說是「高度集權」。其實，這麼看還未抓住關鍵。其致命的弊端有兩個：一個是國家安全機關對包括高層人物在內的全社會的控制、監督和無法無天的鎮壓；另一個是監督制度的機制薄弱、極不完善，尤其是最高領導集團、最高領導人之不受監督和制約。在蘇聯，監察、監督機關缺乏相應的、實際的權力，而權力是必須用權力來制約的，最需要制約的恰恰是監督體系達不到的地方。於是，最高領導人所犯的給國家和人民帶來損失和災難的錯誤、罪過，不可能得到及時的糾正和制止，只有在他們身後，或他們在黨內鬥爭中敗北之後，才能受到揭露和清算，可那已經太晚了

西方國家的「三權分立」實際上是資產階級應用「權力制衡」原則而採取的一種統治形式。這個「分權」實質上就是剝削階級對於統一的不可分割的國家權力的分享，它對於維護資產階級統治和國家的管理是有效的。社會主義國家不採用「三權分立」的形式，但卻不能把它所蘊涵的權力制衡原則一起拋棄。權力制衡原則是人類經過千百年歷史積累的統治和管理經驗的總結，是防止權力過分集中、權力被濫用和權力腐敗的重要規則，是任何民主政治發展的必然要求，是社會主義國家在健全和不斷完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管理機制和運行機制時必須加以吸取和借鑒的文明成果。

談到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關係，實際又涉及社會主義與封建主義的關係。由於已出現的社會主義國家幾乎都產生於資本主義不發達國家，共產黨執政後對封建主義殘餘嚴重存在又都缺乏清醒的認識，沒有下大力氣肅清其影響，致使其在社會主義嫩弱的機體裏潛伏下來，一有機會就興風作浪，甚至猖獗一時。社會主義國家對待資本主義的先進文明成果出現的錯誤，往往正是封建主義殘餘對資本主義進步的東西的抵制和反動

蘇聯劇變的教訓告訴人們，改革是推動社會發展的動力，不改革沒有出路。同時要看到，必須在推進改革和保持社會穩定二者之間尋找和掌握合理的度，任何片面都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社會穩定應該是矛盾的正確處理和解決、社會各階層的利益得到合理協調的結果。這隻有通過改革才能做到。改革就是除舊布新，解決矛盾，推動社會發展，在新的基礎上求得新的穩定。但改革本身，不可能不打破舊的平衡，不可能不觸動僵化體制維護者的利益，甚至不能不在利益的重新調整中觸動許多人的舊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思想和習慣，從而引起不同程度的社會震蕩。但是如果求穩怕亂，畏縮不前，只能積重難返，最後走入死衚衕。當然，改革的成敗取決於有無正確的指導思想、方針、政策和方法。就方法步驟而論，改革必須保證有較為穩定的社會環境和秩序。為此，必須考慮社會絕大多數人對改革措施的承受能力、適應能力，必須謹慎地、循序漸進地推進改革

列寧是實事求是的，十月革命後六七年中，正是他領導著黨根據俄國國情和實踐經驗不斷地、及時地提出對社會主義的新看法。斯大林對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豐富和發展也作過某些貢獻，他的錯誤是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某些原理教條化，把蘇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的經驗絕對化和模式化，並以教科書的形式給後人留下影響很深的僵化教條。他去世之後，許多僵化的「左」的理論觀點長期統治著蘇聯和其他許多社會主義國家的理論陣地。

教條主義就是脫離實際，不是面對現實、面對矛盾、揭露矛盾，用妥善的辦法緩解和解決矛盾，而是不顧事實，迴避矛盾、捂住矛盾，粉飾現實，有時竟到了自欺欺人的地步。「實際」是西方資本主義在不斷自我調節，在發展，他們卻長達半個多世紀閉著眼睛唱著「資本主義總危機」的老調，而不去研究人家的新情況。在民族問題上，典型地反映了教條主義不面對事實、迴避矛盾的特點。明明是斯大林時期遺留下一系列尖銳複雜的民族矛盾，從60年代開始，蘇聯國內民族主義運動一步步發展起來，不僅發生了各種形式的抗議、示威乃至恐怖活動，而且不斷出現各種民族組織。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還是異口同聲地宣稱，蘇聯民族問題已經完全解決了，並且是「徹底和一勞永逸地解決了」由於教條主義的理解，當民族問題尖銳地表現出來以後，他們就拿不出切實可行的方案和措施。戈爾巴喬夫在上臺後的一段時間裡，一方面是沒有充分意識到民族矛盾的嚴重性，一方面又高唱「民主化」、「公開性」，於是，民族分立運動一發而不可收。蘇聯的分崩離析正是對他們的教條主義民族理論和官僚主義地對待民族問題的態度的無情諷刺。

教條主義不是一切從實際出發，尊重人民羣眾的實踐經驗，而是唯上、唯書。蘇共長期持超越社會發展階段的理論觀點，就是這種唯上、唯書的典型表現，而對市場經濟的批判，對社會矛盾，特別是對抗性矛盾視而不見，不予承認，也都是拘泥於「經典」結論的結果。思想理論的停滯落後，使蘇共無力回答和解決，或以錯誤的認識和方式回答和對待人民羣眾在實踐中提出的新問題。對民眾的形式主義的「灌輸」式的政治思想教育方式概源於此。這樣，一旦社會矛盾激化，各種社會思潮活躍起來，長期習慣於搞教條主義、廣大民眾早已厭煩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隊伍」還能打勝仗嗎？

唯上、唯書，輕視人民羣眾實踐經驗的理論根源，是對「自發」和「自覺性」的片面認識。一百多年前，列寧在《怎麼辦？》一書中，批判了「自發論」，提出要從「外面」向工人運動「灌輸」社會主義理論，強調「自覺性」，強調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作用和黨的領導作風，這無疑是正確的。但是如果理解成黨是天生正確的，人民羣眾的任何「自發性」都是傾向於「工聯主義」（機會主義的一種）、非社會主義的，那就離開了馬克思主義的真理觀和唯物史觀。社會主義的歷史證明，實踐纔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社會主義史上發生的黨的領導的錯誤有不少是由人民羣眾「自發」的「運動」來糾正的。

唯上、唯書的制度和體制的根源是權力過分集中，包括意識形態部門在內的選人用人缺乏民主機制。官員們只能聽命於上級，任何從實際出發，反映民眾呼聲、要求和利益的努力，只要與上級稍有「不一致」都可能給個人帶來負面影響，理論創新哪怕是正確的都可能帶來「麻煩」；而唯上、唯書，無條件地保持「高度一致」纔是明哲保身，平平安安做官陞官的最好辦法。僵化的理論正是來源於僵化的制度。

教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體系這樣一個開放的體系、發展的理論當成是封閉的體系、終極的理論。馬克思主義只有開放，才能在同對立面的相互鬥爭中、相互比較中克服和戰勝錯誤的理論和思潮，同時也吸取其他思想理論中新的科學成就，充實自己、發展自己，成為永遠生氣勃勃的科學理論。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當成封閉的體系，當成絕對正確的終極真理，把其他理論，包括資本主義的文明成果、其他社會主義理論，不加分析地一概戴上姓「機」、姓「資」的帽子，最後只有使自己的理論萎縮、老化、僵死。這樣就只能搞一家獨鳴，只有在一言堂中宣佈自己是戰無不勝，實際上並沒有戰鬥力。為什麼蘇聯官方理論在「意見多元化」的思想領域裡很快敗下陣來？原因之一就是其中不少理論觀點已經變成離開權力的支持就站不住腳的理論。搞教條主義只能喪失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理論陣地。

引自

《我們應該從蘇聯劇變中吸取什麼教訓？》

意思就是要「理性」地蹭俄蘇的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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