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訶夫在文學史上究竟是一個怎樣的存在？
契訶夫是世界級短篇小說巨匠，世界三大短篇小說家之一。其劇作對20世紀戲劇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他堅持現實主義傳統，注重描寫俄國人民的日常生活，塑造具有典型性格的小人物，藉此真實反映出當時俄國社會的狀況，這樣的一個人在文學史上具體是一個怎樣的存在呢？
契訶夫之後，所有優秀的短篇小說家都叫契訶夫。
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加拿大短篇小說作家愛麗絲?門羅，早年的目標曾經是寫出優秀的長篇小說。但是在看了契訶夫的作品後，她受到極大影響，遂放棄寫長篇的想法，專心書寫短篇小說。
愛麗絲?門羅後來被讚譽為「加拿大的契訶夫」。
世界文學史上還有許多優秀的短篇小說家被冠以「XX契訶夫」的稱號。比如美國作家雷蒙德?卡佛被稱為「美國的契訶夫」，約翰?契佛被譽為「美國郊外的契訶夫」，愛爾蘭短篇小說家威廉特?雷弗被稱為「愛爾蘭的契訶夫」，等等。
為什麼人們會這樣稱呼一個優秀短篇小說家？因為契訶夫的作品代表著短篇小說所能達到的巔峯，他本人就是「優秀短篇小說家」的代名詞。
一、把短篇小說寫到巔峯的作家是怎樣煉成的
契訶夫出生於1860年，卒於1904年，這段時期正是俄羅斯農奴制度走向末路，同時也是最黑暗，各種矛盾最激烈的時期。
契訶夫的祖上就是農奴，一直到他出生前20年，他的祖父才攢夠錢贖了身，一家人才成為自由人。所以，契訶夫說：「我的血管裏流著農民的血。」
成為自由人的契訶夫一家，生活並沒有因此而改善。他的父親先是給人做店員，後來自己開了一家小雜貨鋪，又因經營不善而破產。為了躲債，契訶夫的父親離開家鄉來到莫斯科。
契訶夫在全家搬到莫斯科之後，孤身一人靠當家庭教師，在故鄉完成中學學業。後來契訶夫考上莫斯科大學醫學系，畢業後靠行醫養活自己。
歷史上很多作家在人生的最初階段，都選擇學醫行醫。比如喬伊斯、毛姆、魯迅等。當醫生是這些出身普通家庭，需要靠一技之長養活自己的人的最好選擇。現在我們熟悉的畢淑敏、馮唐等作家也有從醫的經歷。
契科夫行醫時間很長，甚至可能還要超過寫作的時間。他非常熱愛醫學，曾說過「醫學是合法的妻子，文學是情人」。
正因為此，契訶夫作品中的主人公，有很多都是醫生。比如《出診》中的科羅廖夫，《第六病室》中的安德烈?葉菲梅奇，《約內齊》中的德米特里?約內齊?斯達爾採夫，戲劇《萬尼亞舅舅》裏的鄉村醫生阿斯特洛夫等等。
在他漫長的行醫生涯中，他接觸了社會各個階層，尤其是底層老百姓的生活。這些為他提供了豐富的寫作素材。而醫生這個職業，在技術上需要冷靜客觀，在情感上需要悲天憫人，這兩個特徵同時體現在他的寫作上，讓他既能不動聲色地觀察這個世界，又能對人類的悲哀和不幸，表現出極大的仁慈和悲憫。
但契訶夫在文學上也走過一段彎路。他1884年大學畢業後，一邊行醫一邊寫作。迫於生存壓力，他只求速成多產，所以寫了大量充滿笑料卻很無聊的作品。
1886年，當時的著名作家格里戈羅維奇給契訶夫寫信，要他不要浪費自己的才華，要尊重自己的作品。契訶夫大受啟發，開始嚴肅對待寫作。也是從這個時候起，他開始正式使用安東?契訶夫這個筆名。
認真寫作的契訶夫很快就受到認可。1888年，他獲得「普希金獎」，在文學界展露頭角。已經出版了五部短篇小說集的契訶夫，開始意識到自己作為一個作家，需要肩負的社會責任。他說：「如果缺乏明確的世界觀，就不是生活，而是一種負擔，一種可怕的事情。」
1890年，契訶夫不顧自己體弱多病，不辭辛勞地長途跋涉到庫頁島考察。那裡是沙皇政府安置苦刑犯和流放犯的地方。他調查了「將近一萬個囚徒和移民」。在調查中，契訶夫的思想覺悟和創作水平都得到了改變。他說：「如果我是文學家，我就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間……我至少需要一點點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哪怕一點點也好。」
從庫頁島回來，他創作了一系列優秀作品。其中《第六病室》尤其令人印象深刻，連列寧讀後都受到極大感染，說自己「覺得可怕極了」，好像自己也被關在「第六病室」裏了。
作為短篇小說代言人的契訶夫，用自己的筆寫盡社會百態。不管是揭示醜惡現象，還是深刻思考人生，抑或對無知者的哀嘆，對苦難者的憐憫，都入木三分，力透紙背。
二、《契訶夫短篇小說選》收錄了作者極具代表性的23部作品，集中展現了契訶夫作品中的社會現實和精神實質
1）農奴制度下底層老百姓困苦的生活
契訶夫的行醫生涯，為他了解底層老百姓的生活提供了便利。後來他更長途跋涉到庫頁島，調查邊疆苦寒之地移民和犯人的生活。
他對這些最窮困人們的生活感受至深，有的直接用標題來表達情感。比如《哀傷》《苦惱》《風波》等。
在《哀傷》裏，窮苦的莊稼漢格里戈裏?彼得洛夫在一個大雪之夜，拉著自己生病的老太婆到醫院去。在路上，他不停自言自語，埋怨雪下得太大，路太不好走，拉車的老馬走得太慢，更恨自己在老太婆生病時，還到小酒館喝酒，喝醉了還回家打她……
他這樣「不由自主地念叨，為了緩解一下自己的憂鬱」。但很快，「他抓起她的一隻手摸了摸，冰冷冰冷的。那隻被他提起過的手，像鞭子一樣落了下來。」
痛苦還沒有開始，就馬上結束了。
彼得洛夫想到妻子跟著他沒享過福，卻要過飯。自己總把家裡微薄的收入拿去買酒……
就在他沉浸在對妻子的懷念和痛苦中時，他又累又冷，倒在暴風雪中。等被人發現救起，他被要求「跟你的手和腿告別吧，已經凍壞了！」可他怎麼能夠躺下呢？他的老太婆還沒有下葬，那匹老馬也要還回去，他還有很多事沒有做！可是，「一切都完蛋了！」
極端的窮困經常與疾病和死亡相伴相生，更加重人的苦難。
在《苦惱》中，年老體弱的馬車夫約納在雪裡等了一天，纔在黃昏等到一個乘客。他想和客人說說兒子的事。他的兒子一週前死了。但客人很不耐煩。
接下來的客人不但給錢很少，還嫌他的馬跑太慢，往他頭上重重打了一下。這些他都不在乎，他只想和他們說說自己的兒子。
可沒人想聽一個老車夫的痛苦。
他的妻子早就死了，兒子是他唯一的親人。現在兒子也死了。在這個世界上，他連個說話的人都沒有。他只有對自己的馬說。可他覺得他對不起這匹馬。因為一天賺的錢，連給馬買點燕麥都不夠。他的馬只能喫乾草。
老約納就像祥林嫂，逢人就說：「我兒子死了，你知道嗎？」他只有在不停地訴說中，才能忽略生存的痛苦。他掙扎著求生存，掙扎著忘記痛苦。
生存和死亡，到底哪一個更痛苦？
《萬卡》的主人公萬卡是個9歲的孤兒，只有一個年邁的爺爺。為了餬口，萬卡被送到鞋匠鋪做學徒。
在鞋匠鋪裏，萬卡受盡折磨。他要做一切雜務，還要照顧店主的孩子，稍有不慎就被打被罵，有一次，萬卡甚至被打昏過去。他還經常喫不飽，連菜湯都喝不到。
聖誕節前夜，小萬卡趁店主和師傅們出門做晨禱，偷偷給爺爺寫信，告訴爺爺自己的遭遇，希望爺爺來把他接走。
把信投到郵筒裏後，他就靠著爐子睡著了，夢裡是回到家後和爺爺幸福的生活。就像那個賣火柴的小女孩，在最後一支火柴的微光中，看到聖誕節幸福的燈光。
但這些都是幻覺。火柴滅了，小女孩永遠閉上了眼睛。萬卡的爺爺，也永遠不會收到他的信。因為萬卡在信封上，根本沒有寫爺爺的地址。
痛苦仍將繼續。契訶夫只給了萬卡一個美好的夢。
2）官僚體制下小職員醜陋的面孔
契訶夫筆下的小人物，除了在困苦中掙扎的農民之外，還有醜態百出的官僚小職員。其中不乏荒誕、戲謔、幽默和諷刺的意味。
《小官吏之死》和《變色龍》是契訶夫早期的作品，表達方式直白幽默，節奏緊湊，給讀者酣暢淋漓之感。
小官吏切爾維亞科夫在看歌劇時，不小心打了個噴嚏。他擔心自己的唾沫濺到前排的高官頭上，便心懷愧疚，一個勁兒想道歉，想彌補過失。
可那位高級官員一開始不在意，後來被他搞得不耐煩了，說了聲「滾出去」。這下切爾維亞科夫覺得沒希望了，「感到肚子裏好像有什麼東西碎了。」他失魂落魄回到家裡，離開了人世。
如果說切爾維亞科夫的死，是出於對權力的懼怕，那麼，《變色龍》裏的奧楚蔑洛夫，則充分展現了一個小官吏對上級的攀附和媚從。
有個人被狗咬了，要警督奧斯蔑洛夫為他主持公道，讓狗主人賠償損失。在確定狗主人身份的過程中，短短几句對話，奧斯蔑洛夫的態度就變了6次。一個趨炎附勢、欺下媚上的底層小官僚的嘴臉，頓時暴露無遺。
《胖子和瘦子》是更直接的上下級碰撞。胖子和瘦子在火車站遇見，老友相見，分外親熱。瘦子先介紹自己的家庭和工作現況，氣氛輕鬆愉快。
可胖子一開口，瘦子就發現人家的職位要比自己高很多，遠遠超出自己的想像。瘦子馬上就把腰彎下去了，畢恭畢敬地重新向自己的老朋友介紹自己和家人。
瘦子「那副誠惶誠恐、阿諛奉承、低三下四的寒酸相」，讓胖子也覺得噁心。可瘦子一家三口卻「又驚又喜」。
這些小官僚們在官場上的醜惡嘴臉，被契訶夫毫不留情地寫出來。而他們在生活中的樣子，同樣令人憎惡。
比如讀者都很熟悉的《套中人》，那個始終把自己裝在套子裏，保守、拘謹、墨守陳規的學校職員，不但自己不敢越雷池半步，還要時刻監視別人，讓周圍的一切都處在壓抑的氛圍中，令人喘不過氣來。
在《歌女》中，這種人表現得更無恥。柯爾巴科夫熱烈追求一個年輕漂亮的歌女。但他卻不敢在外人面前暴露自己。
柯爾巴科夫的太太來找歌女，認為丈夫把挪用的公款都給了歌女，要歌女賠償。當歌女委屈地將自己所有財產都交給這位官太太后，柯爾巴科夫卻認為自己太太向這個低賤的歌女屈尊了。他大罵一通，揚長而去。
這些道貌岸然的偽君子，完全不把歌女當人看，只將她作為玩物。當她損害自己的利益時，便毫不留情地將她一腳踢開。
小官僚身上的所有醜態，被契訶夫寫得毫髮畢現，無所遁處。縱觀世界文學史，幾乎無出其右者。
3）契訶夫不僅在揭露，他也在思考
對於社會的種種苦難和醜惡現象，契訶夫在作品中也提出了自己的思考，或者留給讀者思考的餘地。
在《廚娘娶親》中，契訶夫通過一個孩子的眼睛，對婚姻發出了疑問：「我弄不明白，這娶親是幹嗎呢？……娶這麼一個嚇人的馬車夫……呸！到底出於什麼目的，非要可憐的（廚娘）娶丈夫呢？」
他想：「（廚娘）以前生活無拘無束，想幹什麼都可以，用不著和誰說。可突然就這麼平白無故地來了個陌生人，居然從某個地方得到了支配她的行動和財產的權力！」他感到非常苦悶。一個自由女性就這樣被束縛被支配了。
在《渴睡》中，13歲的小女孩瓦麗卡，因為失去親人，小小年紀就到鞋店當保姆。她沒時間睡覺，白天晚上都不停地在忙。要照顧小嬰兒，要劈柴、泡茶、刷鞋、做飯、打掃衛生，店裡所有的活都要她做。「要是瓦麗卡一不小心睡著了，老闆就會把她痛打一頓。」
一個晚上過去了，一個白天過去了，又一個夜晚過去了，瓦麗卡的眼睛沒有合過一下。她的精神崩潰了。最後，她認為導致自己無法睡覺的罪魁禍首就是不停哭泣的嬰兒。於是，她掐死了嬰兒，自己睡熟了。
這是瓦麗卡逃脫苦難的辦法嗎？契訶夫也不知道該如何幫助瓦麗卡，只好讓她暫時睡去。一切等睡醒再說吧！
在列寧都感到可怕的《第六病室》裏，成年人的世界就沒這麼簡單。
「第六病室」環境惡劣，但沒人關心。因為這裡的病人都是瘋子。
醫生安德烈?葉菲梅奇來到這裡後，想改變這裡髒亂差的醫療條件。他還喜歡和那個上過大學的落魄貴族瘋子聊天。他說：「二十年來，全城只有一個有頭腦的人，而這個人是個瘋子。」
這裡的醫生都衣冠楚楚，對待病人態度惡劣，中飽私囊，官僚氣息濃厚。但葉菲梅奇喜歡智慧和正直，和周圍環境正相反。
他的助手想頂替他的位置，就說他不正常。接著所有人都認為葉菲梅奇不正常。最後葉菲梅奇也成了第六病室的病人。
葉菲梅奇的遭遇，讓人想起《局外人》中的默爾索。和周圍環境格格不入的人，結局必定或瘋或死。
《第六病室》是契訶夫從庫頁島回來之後的作品。他通過葉菲梅奇之口，說出了對人生的思考。
「努力理解生活自由的深刻思想，和完全鄙視塵世的空虛，是人類最高的幸福。有了這種認識，第歐根尼住在木桶裏也是幸福的。」
「普通人從馬車、書房這些身外之物中期待美好的東西，有思想的人卻從自身期待。」
「很多人把生命的能量、把自己的智慧和心靈消耗在打牌和造謠上，而不願意在有意義的交談和閱讀上花點兒時間，不願意享受智慧帶來的快樂，這多麼遺憾，多麼可惜！」
不要責怪契訶夫沒有更加先進的思想，不知道用革命的方法來改變社會。一個作家能用自己的如椽巨筆，給人帶來心靈的震撼，喚醒人們改變的意識，就已經完成了他的使命。畢竟，他的讀者中有列寧。
三、契訶夫始終在影響後世的人們
高爾基曾說，契訶夫是一個獨特的巨大天才，是那些在文字史上和在社會情緒中構成時代的作家中的一個。列夫託爾斯泰也給予契訶夫極高的評價，稱他是「無與倫比的藝術家」。而且還說：「我撇開一切虛偽的客套肯定地說，從技巧上講，他，契訶夫，遠比我更高明！」
契訶夫和莫泊桑齊名，都被譽為「短篇小說大王」。但有「英國契訶夫」稱號的卡特琳?曼斯菲爾德說：「我願意用莫泊桑的全部作品，換契訶夫的一篇短篇小說。」
海明威說的更直接：「人們說卡特琳?曼斯菲爾德寫了一些很好的短篇小說，有的還很優秀。但看完契訶夫的，再看她的，就像聽了一個聰明、博學的醫生講的故事之後，再聽一個年輕的老處女竭力編造出來的故事一樣。」
所以，有人說契訶夫不是在「寫」小說，更不是在「玩」小說。他是在「流」小說。
他不需要編故事，也不需要構思。他的人物不請自來，他的情節隨手拈來，他彷彿只要拿起筆，就像擰開了水龍頭，小說便如水一樣源源流出。他能從任何角度開始，也能從任何章節斷開。但看起來都天衣無縫，渾然天成。
契訶夫的這種能力，就是因為他有豐富的生活經歷。他只需要按照生活的本來面目去處理就行了。同時他的小說中還具備獨立思考的精神，和直面現實的勇氣。
讀契訶夫的小說，就好像看著他站在路邊，微笑著對走過的人說：「你們可不能再這樣生活下去了。」
契訶夫的所有作品已經全部被翻譯成中文，其中一些優秀作品，如《變色龍》《套中人》《萬卡》，還被選入小學和中學課本，將影響越來越多的人。
今年7月15日是契訶夫去世116週年。他是俄國最有名的短篇小說家，世界文壇的一顆璀璨明星。在他的筆下，俄國社會的撕裂和創傷被毫不留情地揭開，他憑藉高超的諷刺能力和對窮人的共情贏得人心。1907年，也就是在契訶夫逝世後不足三年，吳檮從日文轉譯《黑衣教士》，將它介紹給中國讀者。1909年，周作人和周樹人合譯的《域外小說集》，其中收入了契訶夫的短篇小說《在莊園裏》和《在流放中》。打那時起，一百餘年間，中國人讀契訶夫的書，看他的戲，學習他敏銳觀察生活並對之作藝術概括的能力。契訶夫留下了四千多封信。由於契訶夫秉性謙虛，從不長篇大論其主張和見解，他的許多可貴的主張散見於他的書信之中。書信中的契訶夫是一個活生生的契訶夫。
▲安東·巴普洛維奇·契訶夫（1860.1.29—1904.7.15），俄國世界級短篇小說家，「世界三大短篇小說家「之一，同時也是傑出的劇作家。契訶夫堅持批判現實主義傳統，代表作有小說《套中人》《變色龍》，戲劇《櫻桃園》等。
契訶夫手寫書信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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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國歷史上，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是一個反動勢力猖獗的時代。沙皇亞歷山大二世遭刺殺後，統治者們百般壓抑禁錮社會思想，書報檢查達到了十分荒謬的程度：「禿頭」一詞常常被刪除，因為使用此詞被視為影射，是冒犯禿頭沙皇亞歷山大三世。當時尚年輕的契訶夫在一封信中埋怨道：「要不了多久連『商人』這個稱呼也將成為禁詞。」
在這種令人窒息的社會氣氛中，庸俗報刊風靡一時，其上盡登載一些滑稽詼諧小品，嘲笑爛醉的商人和官吏，講述別墅休養者的風流奇遇。年輕的契訶夫以「安東沙·契洪特」、「沒有病人的醫生」、「自己哥哥的弟弟」等筆名寫了許多沒有思想和藝術價值的「小東西」。後來契訶夫直言不諱在信中說，在創作初期他「犯過一大堆錯誤」，「當年契洪特能夠寫出許多東西，而這些東西是後來契訶夫怎麼也不會寫的」。不過，他還說，「凡是犯過錯誤的地方，同時也就積累了經驗」，契洪特嘗試過種種體裁，「中篇小說啦，短篇小說啦，通俗戲劇啦，論文啦，幽默作品啦，種種荒唐東西啦……」這就使後來的契訶夫「戰地比較廣闊，題材比較豐富」。一直到1895年契訶夫還在給友人的信中「回想過去的生活」，他寫道：「不久前我看了一下舊的多半已被人們忘卻的《花絮》，對當初您和我身上那股子旺盛的血氣驚訝不已，在如今最新的一些天才中任何一個人身上都沒有這種血氣。」事實表明：契洪特的許多作品具有社會意義，有較佳的思想藝術性。
29歲的契訶夫
閱讀契訶夫早年的書信我們發現，有兩封信對於瞭解契訶夫是相當重要的。一封是他寫給堂兄的信，在信中十七歲的他稱周圍世界是「一個十分陰險狠毒的世界」。在這種生活環境中，一個破產的三等商人的家庭受到歧視不足為怪，但年輕的契訶夫善於自重，他在一封信中批評胞弟說：「為什麼你稱自己是『一個微不足道的渺小的弟弟』呢？」「你知道嗎，應該在什麼地方意識到自己渺小？那應該是在神和智慧、美和自然面前，而不是在人們面前。在人們之中你應該意識到自己的尊嚴。你可不是什麼騙子，你是一個誠實的人。」「要記住：誠實的小夥子可不是渺小和微不足道的。」自卑感是一種「小市民習性」，是契訶夫一家的社會地位所造成的。契訶夫十分重視從自己以及兄弟們身上清除「小市民習性」，1886年3月他在信中對其二哥尼古拉說，必須克服「小市民習性」，為此必須「日以繼夜地勞動，不斷地讀書和鑽研」，必須有「意志力」，「把自己身上的奴性」「一點一滴地擠出去」。
「應該意識到自己的尊嚴」，「一點一滴地」「把自己身上的奴性擠出去」，這可說是契訶夫在青年時代的（也是他畢生的）一個重要觀念，實質上也是他對「十分陰險狠毒的世界」所作出的一種精神反抗，是契訶夫所說的那種「血氣」，其實這也就是1861年農奴制改革在俄國社會中所引起的反應，正如列寧所說，這反應就是「『人格的普遍提高』……正是改革後的俄國造成了人格和自尊心的提高」。契洪特的這一反抗精神和血氣以及罕見的藝術稟賦使他寫出了《一個官員的死》、《變色龍》、《假面》等優秀幽默作品，而被列夫·託爾斯泰譽為「第一流的」短篇小說《苦惱》、《萬卡》、《歌女》等也都出自這個契洪特之手筆。契洪特與契訶夫之間有著血肉般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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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84年到1888年，契訶夫的五個中、短篇小說集先後問世，它們是：《梅爾柏密尼的故事》、《五顏六色的故事》、《在黃昏》、《天真的話》和《短篇小說集》。1888年10月帝俄科學院授與他普希金獎金。當年的文壇名人格里戈羅維奇、蘇沃林、米哈伊洛夫斯基都各自對他表示讚譽、勸導和鼓舞。原先鮮為人知的契洪特成了彼得堡的「紅人」。閱讀這段時間的契訶夫書信，我們發現，他在反思自己的創作，他在求索人生的目的：「我乾的究竟是正經事呢，還是微末的無聊事？」「寫完了好幾普特重的紙張，得到過科學院的獎金，過著波將金公爵過的那種生活，但沒有寫出一行在我看來是真正具有文學意義的東西。」契訶夫的許多書信還告訴我們，他對污濁的現實更為不滿，他在一封信中寫道：「我認為，生活是由災禍、瑣事和鄙俗行為組成的，而且它們是互相夾雜和交替著的。」「俄國人民貧窮和飢餓，令人遺憾。」目睹不堪忍受的種種生活情景，契訶夫感到「苦悶和憂鬱」。在1888年12月26日的信中我們讀到：「請原諒我的憂鬱心情，我自己也不喜歡這種心情。這種心情是由許多因素引起的，而這些因素又不是我造成的。」他痛苦地承認說，「政治方面、宗教方面、哲學方面的世界觀我沒有，我每個月都在更換這類世界觀。」他說，「我的生活很苦悶，以致有時我會恨。」
契訶夫恨什麼呢？他在信中寫道：「我痛恨以一切形式出現的虛偽和暴力；……偽善、愚蠢和專橫不僅在商人家庭裏和監獄裡盛行，在科學和文學方面、在青年人當中我也看見它們。」在契訶夫的許多書信中我們看到，契訶夫在求索，但得不到正確的答案。這情形在他的中篇小說《燈火》中得到了反映。這部小說的結尾是：「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一件事情弄得明白。」契訶夫的好友謝格洛夫-列昂捷耶夫對此表示異議說：藝術家應當能夠把事情弄明白。契訶夫卻回答他說：「如果羣眾所相信的藝術家敢於聲明他雖然看見了種種事情卻什麼也不明白，那麼單是這個聲明就是思想領域裡的巨大認識，向前跨出了一大步。」他還說：「我不會騙人，因此就直截了當地聲明：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一件事情弄得明白。只有傻瓜和騙子才什麼都知道，什麼都懂。」儘管這樣，契訶夫還在另一封寫給普列謝耶夫的信中十分明確地聲稱：「我認為最神聖的東西是人體、健康、智慧、才能、靈感、愛情和完完全全的自由，是擺脫強力和虛偽的自由，不管後兩者是如何表現出來的。如果我是一個大藝術家，這就是我要恪守的綱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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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特利故事》的初版扉頁
在另一封信中契訶夫公開聲明：他不相信當年流行於俄國社會的種種「主義」，他說他自己不是「自由主義者」、「保守主義者」、「漸進論者」、「旁觀主義者」和「修士」，他也鄙視吉洪米洛夫之流的「社會主義」，他要求索一個可以把一切都貫穿起來的「總的觀念」。他苦苦求索，他明白，沒有一個「總的觀念」，沒有「明確的世界觀」，就不可能有「自覺的生活」。中篇小說《枯燥乏味的故事》就是這種苦苦求索的藝術結晶。小說的主人公是一個老教授，他無法回答其養女向他提出的「該怎麼辦？」的問題，痛苦地認識到：沒有一個「總的觀念」就等於什麼也沒有。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對契訶夫的中篇小說理解得最深切，他說：這是一部「有生命力的」作品，是契訶夫在尋求「總的觀念」過程中體驗「內心折磨的產物」，「作者把自己的痛苦注進了小說」。
就在《枯燥乏味的故事》發表後不久，契訶夫在信中對好友謝格洛夫-列昂捷耶夫說：「如果批評界知道我們所不知道的東西，那它為什麼至今保持沉默?為什麼它不向我們揭示真理和顛撲不破的規律呢？如果批評界知道這些，那麼，請您相信，它早就會給我們指出一條道路，而我們也就會知道：我們該怎麼辦。福法諾夫也就不會呆在瘋人院裏，迦爾洵會活到今天，巴蘭採維奇不會憂鬱苦悶，我們也不會像現在這樣煩惱和愁悶，您不會老是想上戲院，而我呢，我也不會一心想去薩哈林了。」說得再清楚不過了，他之所以一心想去薩哈林，乃是因為他想進一步深入現實體驗生活並探求「我們該怎麼辦？」的答案。
《庫頁島旅行記》書影
契訶夫上路了。五十天左右的旅途，萬般艱辛，光是騎馬就騎了四千餘公里。在一封信中契訶夫寫道：「我在同泛濫的河川作鬥爭，在同寒冷、泥濘、飢餓和瞌睡作鬥爭。」
有材料證明，在踏上艱辛旅途之前，契訶夫已是一個深受肺結核菌侵襲的人，自1884年起到1889年底止，他反覆咯血過十一次，而肺炎則經常在一年間發作兩三次。令人心驚的還有契訶夫在臨行前寫給拉夫羅夫信中的一句話：「日內我將離開俄羅斯很久，也可能一去就不復回。」
薩哈林之行顯示出契訶夫的高尚品格和堅強意志。在薩哈林之行後，契訶夫的思想有了巨大飛躍。他明白了一個道理：作為一個文學家，他需要的不是「最最絕對的自由」，而是「需要生活在人們中間」，需要有「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哪怕很少一點點也好」。更為可貴的是他認識到，做一個文學家，必須有「正義感」，「正義感比空氣更為寶貴」，「主要的是應該公正，而其他的一切都會隨之辦到的」。有了這許多新認識，他才意識到，為《新時報》撰稿帶給他的只是「禍害」。而且他還說，「在薩哈林之行前《克萊採奏鳴曲》對我來說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而現在「它在我看來是可笑的，而且似乎是糊塗的」。「要麼是我去薩哈林跑了一趟後精神上成長了，要麼是我發瘋了。」特別使契訶夫反感的是託爾斯泰這部中篇小說的「後記」，在1891年9月8日寫給蘇沃林的信中契訶夫說：「您可以把我打死，但我仍然認為這個『後記』比我所鄙視的《致省長太太的信》更為愚蠢和令人窒息。」確實是契訶夫在精神上成長了。
薩哈林之行的主要創作成果有二，其一是《薩哈林旅行記》，它是契訶夫的「心血結晶」；其二是中篇小說《第六病室》，它控訴了沙皇專制制度的野蠻殘暴。年輕的列寧在讀了《第六病室》後說他覺得「可怕極了」，覺得他「自己好像也被關在第六病室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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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訶夫照片
契訶夫不是文學理論家，但是對文學以及與文學創作有關的諸多問題他有許多真知灼見散見在他的書信中：
「文學之所以叫做文學，就因為它是按照生活原有的樣子來描繪生活的。它的宗旨是真實，是無條件的老老實實的真實。」
「在藝術中，也正像在生活一樣，沒有什麼偶然的東西。」
「文學家不是做糖果點心的，不是化妝美容的，也不是使人消愁解悶的，他是一個負有義務的人，他受自己的責任感和良心的約束。」
「文學上的偽善是最令人厭惡的偽善。」
「那些我們稱之為不朽的或簡稱之為好的作家，那些使我們陶醉的作家，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而且非常重要的特徵：他們在朝著一個什麼地方走，而且召喚您向著那個地方走……他們中的優秀分子都是現實主義的，把生活寫成本來有的樣子，但由於每一行文字都像浸透了漿汁似的目標感，您除了生活本來的樣子外還感到那種應該有的生活，而這一點也就使您心醉。」
「藝術家進行觀察、選擇、推測和組合，——光是進行這些活動一開頭就要提出問題；如果藝術家最初不想自己提出問題，那麼他就沒有什麼好推測，沒有什麼可選擇的了。為了講得更加簡練一些，我以精神病學來結束我的講話：如果否認創作中有問題和意圖，那麼就必須承認，藝術家是即興地、無用意地受了感情衝動的影響而進行創作的；所以如果有哪一位作家向我誇口，說他實際並沒有深思熟慮的意圖，而只是憑一時靈感就寫好了一部中篇小說，那麼我就會把他叫做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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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契訶夫與高爾基在雅爾達契訶夫的家中
契訶夫不是文學批評家，從未寫過評論文章，但在他寫給親友們的書信中卻有不少精闢獨到的見解。在書信中他提及許許多多遐邇聞名的大師和作家，諸如：莎士比亞、塞萬提斯、列夫·託爾斯泰、普希金、萊蒙托夫、果戈理、赫爾岑、屠格涅夫、岡察洛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柯羅連科、迦爾洵、薩爾蒂科夫-謝德林、布寧、庫普林等等。對其中每位作家他都有評述，無論是褒貶臧否還是好惡愛憎，全都觀點鮮明，而且言之有理，極少偏頗。
特別值得讚揚的是契訶夫對俄羅斯革命民主主義作家的態度和評價。他十分明確地說過：「60年代是一個神聖的時代。」在講到別林斯基和赫爾岑時他說，這是「一些具有清楚面貌的人」，他們「不只是支付稿酬，而且吸引人，教導和培養人」。在契訶夫的心目中，薩爾蒂科夫-謝德林是一個「堅強有力的人」，他無情揭露「庸俗的已經欺詐成性的俄國中等知識分子身上的卑鄙習氣」，他是這種習氣的「最固著和最執拗的敵人」。只有他「能夠做到公開鄙棄」，而且「沒有人懷疑他的鄙棄態度的真誠性」。薩爾蒂科夫去世後，契訶夫說：「我惋惜薩爾蒂科夫的去世。……揭露是每個報紙寫稿人都做得來的，嘲笑就連佈列寧也辦得到，可是能夠公開蔑視的卻只有薩爾蒂科夫一個人。」
尤其可貴的是他對初登文壇的高爾基的支持和鼓勵。他十分肯定高爾基是「無可懷疑的天才，而且是真正的巨大的天才」。他也坦率地說高爾基「沒有分寸」，「不穩重」，勸說高爾基「應該多看，多瞭解，應該見聞廣博」。而當反動報紙《公民》侮蔑高爾基為「神經衰弱病人」時，契訶夫在寫給愛妻克尼佩爾的信中說：「高爾基在成名後得頂住或在長期內不時地經受仇恨和嫉妒的攻擊。他一舉成名，而這在當今世界上卻是不可原諒的呀。」同情與愛護之心躍然紙上。關於高爾基，契訶夫說過一段將永載史冊的名言：「須知高爾基的功績不在於他的作品受到人們的喜愛，而在於他第一個在俄國，乃至在整個世界以鄙視和厭惡的口吻講到了小市民的習氣，而且正是在社會對這種抗議已經作好了準備的時候第一個開始講的。……我認為，將來會有一天人們會忘記高爾基的作品，但高爾基本人甚至在一千年之後也未必會被忘記。我是這麼想的，或者說我是這麼感到的。」
契訶夫之墓，於莫斯科
在書報檢查制度森嚴的沙皇俄國契訶夫能夠如此評價革命民主主義作家和高爾基，其民主主義精神難能可貴！在契訶夫對外國文學的評述中，必須提及他對保爾·布爾熱的長篇小說《門徒》以及顯克微支的《波瓦涅茨基一家》的評論。他批評布爾熱在《門徒》中討伐唯物主義並把科學家西克斯特漫畫化。他對《波瓦涅茨基一家》的批評更加尖銳辛辣：「這部長篇小說的目的是給小市民催眠，讓他們去做他們的黃金夢。」
契訶夫是一個不贊成因循守舊的藝術家，他在小說和劇本的創作中都是創新者。對當代文壇上出現的新流派他是關心的，他對象徵主義的詩作和戲劇抱有濃厚的興趣。例如，他在病中關心藝術劇院排練比利時頹廢派作家梅特林克的《盲人》、《不速之客》等劇本的工作，而且還說：「如果我有劇院的話，我一定會上演《盲人》。」由於這個劇本是「奇怪和不可思議的」，「影響巨大」，他要求在海報上寫明劇本的內容：「當然，要寫得簡短，可以這樣寫：『這個劇本……講的是，有一個老頭兒，他是一羣瞎子的領路人，他不聲不響地死了，而瞎子們對此一無所知，他們坐等他回來。』」據劇作家和導演卡爾波夫回憶，契訶夫對俄國的頹廢派持否定態度，說他們忸怩作態，盲目模仿外國作家，「他們既沒有未來，也沒有過去……這些俄國的梅特林克都是上不著天下不著地的人物……他們很快就會才思枯竭，成為過眼雲煙。」而在1903年2月2日寫給克尼佩爾的信中契訶夫說：「新派人物為之撰稿的《藝術世界》給人以一種十分幼稚的印象，就好像是一些氣鼓鼓的中學生在那兒寫東西。」在另一封信中他對妻子說：「我喜歡巴爾蒙特，但是我不明白，是什麼使瑪莎（契訶夫的妹妹——本文作者注）欣喜若狂。是他的講演？但他的講演有點裝腔作勢，令人發笑。不過，主要的還是他的東西有時令人難以理解。」而在一封寫給巴爾蒙特本人的信中契訶夫卻說：「我喜歡您的才能，而您的每一本書都帶給我不少的樂趣和激動。這也許是因為我是一個保守的人。」
契訶夫也喜歡斯特林堡。他在1899年5月9日寫給女友沙芙羅娃的信中說：「這是一個出色的作家，是一種十分不尋常的精神力量。」「早在80年代（或90年代初）我就讀過《朱麗小姐》了，對這個劇本的內容我是熟悉的，但我現在仍然津津有味地讀了一遍。」他還說他已「把這個劇本寄給小說家高爾基了」。「如果您能把斯特林堡的短篇小說翻譯過來，出版它一卷，那該有多好。」
發佈於 2020-07-20繼續瀏覽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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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想摸魚的社畜你有小星星了嗎列夫託爾斯泰曾經給過契科夫極高的評價，他曾經說他是「無與倫比的藝術家」，他還說道「我撇開一切虛偽的客套肯定的說，從技巧上來講，他，契科夫，遠比我高明！」
安·巴·契科夫是一個擅於把控社會情緒的短篇小說天才。
1860年，他出生在羅斯托夫省塔甘羅市。
小時候，他在父親的雜貨鋪裏長大，童年記憶中停留時間最長的就是站櫃檯和做買賣。
到了1876年的時候，由於家裡破產，父親一個人去莫斯科當小夥計。
不久便舉家搬遷至莫斯科。
只留下了契科夫一個人在故鄉繼續求學，他就這樣一個人度過了艱苦的三年時間。
1879年，契科夫進入了莫斯科大學醫學院學習。
1884年，大學畢業於伏斯克列辛克斯和茲威尼羅哥德。
由於醫生這個職業，使他廣泛接觸了農民地主官吏教員等社會上的各式人物。
這為他的文學創作積累了大量的素材。
到了1880這一年。
他在幽默刊物《蜻蜓》裏發表了他的兩部處女座品，一部是《寫給有學問的鄰居的信》，另一部是《在長篇小說和中篇小說裏最常遇見的是什麼》。
這是他文學生涯的開端。
但對於他本人而言，他覺得這兩部作品都是為大眾娛樂服務的陳詞濫調，毫無深刻可言。
只是供人消遣解悶的滑稽故事，他的思想開始出現了分歧，他嘗試著跳出來，他成功了。
從1883年起，他以契洪特為名，寫出了很多優秀的短篇小說故事。
反映俄國社會的荒誕怪誕和勞苦大眾的苦難哀傷，比如《一個文官的死》《胖子和瘦子》《變色龍》《兇犯》《苦惱》《萬卡》。
深刻而富有內涵的反映社會現實的內容，非凡的才華讓契科夫的名譽與日俱增。
他的小說創作有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始於1880年，終於1886年，這是契洪特階段。
第二個階段從1886年開始，結束於1892年發表的《第六病室》。
第三個階段從1892年開始到1903年發表最後一部辭世短篇小說《紅娘》為結束。
在他創作的第一個階段裏，主要寫的是幽默詼諧的作品，而到了1883年以後，他的短篇小說開始蘊含著一些新的短篇小說題裁，叫做抒情心理小說。
這一類作品就是以平凡的日常生活現象為情節基礎，用客觀含蓄的筆法，構思巧妙的藝術細節和精心勾勒的生活背景，以作家濃鬱的情意平淡的融化在作品的全部形象體系之中，以人物的心理狀態反映社會的方方面面，它隨著契科夫的創作發展而日趨完美。
第二個階段自八十年代下半期起，契科夫聲譽日增，到了1888年，他已經是《梅爾柏密尼》《五顏六色的故事》《在黃昏》《天真的話》《短篇小說集》等五個故事子集的作者了。
他創作的題材比以前更加豐富，對於生活的挖掘更加的深廣，從道德的角度來揭露生活矛盾。
並且擅於通過諷刺的手法，去控訴資本主義社會的「可怕罪惡」，比如《公爵夫人》中，契科夫暴露有財有勢者的偽善與虛榮，《跳來跳去的女人》則淋漓盡致的展示了一個愛慕虛榮的女人，可笑可悲的貧乏心靈。
在他創作的第三個階段裏，具有極大的藝術概括力。
比如《套中人》裏，契科夫描繪了一個害怕接觸實際、害怕接觸新生事物死心守衛政府法令的別里科夫，諷刺和鞭撻別里科夫造成這種畸形性格的反動八十年代。
他塑造了一個情緒激昂和善於思索的伊凡伊凡內奇形象，反映了九十年代後期的重要歷史情況。
進步的革命階級中的革命激昂情緒在不斷的滲透擴展到其他行業。
我們都是人民，我們所做的最好的一切工作都是人民的事業。
――契科夫
契科夫是一個人民的藝術家。
列夫託爾斯泰曾經給過契科夫極高的評價，他曾經說他是「無與倫比的藝術家」，他還說道「我撇開一切虛偽的客套肯定的說，從技巧上來講，他，契科夫，遠比我高明！」
安·巴·契科夫是一個擅於把控社會情緒的短篇小說天才。
1860年，他出生在羅斯托夫省塔甘羅市。
小時候，他在父親的雜貨鋪裏長大，童年記憶中停留時間最長的就是站櫃檯和做買賣。
到了1876年的時候，由於家裡破產，父親一個人去莫斯科當小夥計。
不久便舉家搬遷至莫斯科。
只留下了契科夫一個人在故鄉繼續求學，他就這樣一個人度過了艱苦的三年時間。
1879年，契科夫進入了莫斯科大學醫學院學習。
1884年，大學畢業於伏斯克列辛克斯和茲威尼羅哥德。
由於醫生這個職業，使他廣泛接觸了農民地主官吏教員等社會上的各式人物。
這為他的文學創作積累了大量的素材。
到了1880這一年。
他在幽默刊物《蜻蜓》裏發表了他的兩部處女座品，一部是《寫給有學問的鄰居的信》，另一部是《在長篇小說和中篇小說裏最常遇見的是什麼》。
這是他文學生涯的開端。
但對於他本人而言，他覺得這兩部作品都是為大眾娛樂服務的陳詞濫調，毫無深刻可言。
只是供人消遣解悶的滑稽故事，他的思想開始出現了分歧，他嘗試著跳出來，他成功了。
從1883年起，他以契洪特為名，寫出了很多優秀的短篇小說故事。
反映俄國社會的荒誕怪誕和勞苦大眾的苦難哀傷，比如《一個文官的死》《胖子和瘦子》《變色龍》《兇犯》《苦惱》《萬卡》。
深刻而富有內涵的反映社會現實的內容，非凡的才華讓契科夫的名譽與日俱增。
他的小說創作有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始於1880年，終於1886年，這是契洪特階段。
第二個階段從1886年開始，結束於1892年發表的《第六病室》。
第三個階段從1892年開始到1903年發表最後一部辭世短篇小說《紅娘》為結束。
在他創作的第一個階段裏，主要寫的是幽默詼諧的作品，而到了1883年以後，他的短篇小說開始蘊含著一些新的短篇小說題裁，叫做抒情心理小說。
這一類作品就是以平凡的日常生活現象為情節基礎，用客觀含蓄的筆法，構思巧妙的藝術細節和精心勾勒的生活背景，以作家濃鬱的情意平淡的融化在作品的全部形象體系之中，以人物的心理狀態反映社會的方方面面，它隨著契科夫的創作發展而日趨完美。
第二個階段自八十年代下半期起，契科夫聲譽日增，到了1888年，他已經是《梅爾柏密尼》《五顏六色的故事》《在黃昏》《天真的話》《短篇小說集》等五個故事子集的作者了。
他創作的題材比以前更加豐富，對於生活的挖掘更加的深廣，從道德的角度來揭露生活矛盾。
並且擅於通過諷刺的手法，去控訴資本主義社會的「可怕罪惡」，比如《公爵夫人》中，契科夫暴露有財有勢者的偽善與虛榮，《跳來跳去的女人》則淋漓盡致的展示了一個愛慕虛榮的女人，可笑可悲的貧乏心靈。
在他創作的第三個階段裏，具有極大的藝術概括力。
比如《套中人》裏，契科夫描繪了一個害怕接觸實際、害怕接觸新生事物死心守衛政府法令的別里科夫，諷刺和鞭撻別里科夫造成這種畸形性格的反動八十年代。
他塑造了一個情緒激昂和善於思索的伊凡伊凡內奇形象，反映了九十年代後期的重要歷史情況。
進步的革命階級中的革命激昂情緒在不斷的滲透擴展到其他行業。
我們都是人民，我們所做的最好的一切工作都是人民的事業。
――契科夫
契科夫是一個人民的藝術家。
契訶夫印證那句話：高明的喜劇一定包含諷刺。
諷刺一詞，「刺」字最秒，契訶夫的作品就是一把手術刀，直刺人性。
藝術領域中，在才華面前，其餘所有隻能是次要因素。契訶夫真真就是一個才華溢出來的作家，他可以在一年的時間裡寫出上百篇短篇小說，而寫的如此多，如此快的原因起初只是為了賺錢。我們所熟知的《變色龍》、《小公務員之死》等早期作品，實際上只是他的遊戲之作。他也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巴爾扎克（別被他桌子上的拿破崙給騙了）一樣，毫不避諱自己為錢寫作的事實。長期以來，契訶夫一直以行醫為最大的樂趣，寫作只是個掙外快的途徑。
其實，我並不太認同「契訶夫注重描寫俄羅斯人的生活」這種敘述，因為我覺得這是在窄化他作品的意義，就像我也不認同魯迅只是在寫「國民性」，他們寫得其實都是人性，是普遍的。
早期，契訶夫並不是很重視自己的才華，他諷刺了許多社會現象。雖然作品客觀上確實足夠深刻，但他彼時還沒打算以此為己任，賺錢纔是硬道理。
不要誤會，我沒有貶低契訶夫。在我看來，藝術創作，無論你是什麼動機，是要以筆為戈，警醒世人；還是碼字賺錢，補貼家用，都無可厚非，關健看作品。作品不行，初衷再高尚也沒用。
但在評論一個作者的作品時，文學動機確實需要考慮。契訶夫最初的文學動機是賺錢，因為這個目的，所以契訶夫的作品一定有極強的可讀性、趣味性，不會故弄玄虛，而是要時刻抓住讀者的眼球，而且從不脫稿（太難得了）。他中期開始嘗試喜劇創作，原因也在於此。但是，趣味性並不會降低作品的深度和藝術性。事實上，契訶夫的才華正是完美融合了趣味性與思想性。
一些備受好評的作品如《獵人》，實際上就是契訶夫抽空寫的，他自己也坦誠這些作品是隨意之作，沒有花多少心思。所以，他一度並不怎麼看重自己的作品，認為這些為應付而寫的作品不是很體面。他在短篇小說領域做出的建樹，在俄羅斯甚至不亞於普希金（只在短篇小說領域），而且，他的故事與技巧渾然天成，沒有刻意雕琢的感覺。
直到1886年，在一位同行的提醒下，契訶夫才真正開始認真對待寫作這件事兒，短篇小說的風格也開始出現轉變。雖然諷刺依然是他作品的主旋律，但是他也開始寫一些描繪底層人生活的作品，最有名的就是《苦悶》。後期的《決鬥》和《帶小狗的女人》也是經典作品。
在劇作上，契訶夫也開始收穫成果。
其實，造成這種轉變的原因還在於，當時契訶夫已經很有名氣了，也就是說，有了任性的資本，可以寫一些自己真正想寫的東西，而不用擔心無處發表。於是，他也開始自覺地以文學形式傳播他的社會理念。
我個人覺得契訶夫堪稱「故事製造機」。能從生活中提煉出如此多的經典故事，並能迅速找到典型事件、典型人物，且如探囊取物，實在讓人佩服。
要我說，契訶夫的天賦、才華在整個世界文學史上也屬一流，無愧於天才作家。也正是由於契訶夫過人的天賦才華，「文人相輕」這個梗，在他身上似乎並不適用。納博科夫、高爾基、託馬斯·曼都對他讚賞有加。連託爾斯泰也對契訶夫不吝讚美之詞，要知道，他們兩個在一些社會理念上是對立的。而且，能得到託爾斯泰讚賞的人可不多，畢竟，老爺子是連莎士比亞都頗有微詞的人。
契訶夫在文學史上的存在，實在太難複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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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存在，無影無形，無法捉摸。
只說看法。
契訶夫
二十歲開始寫作，才思敏捷，像個頑皮又含蓄的孩子，躲在暗處，嘲笑筆下的角色。文風似果戈裏。參考《一個文官的死》《胖子和瘦子》。
二十五歲漸入佳境，對角色有了同情憐憫，不再躲躲藏藏。參考《廚娘出嫁》《苦惱》。
二十七歲接觸哲學著作，開始省察自己的生活、創作、思想。參考《草原》《燈光》《沒意思的故事》。
三十歲一意孤行，將身邊所有事都安排妥當，隨即踏上了薩哈林之旅——帶著欠安的身體，猶如一個殉道者。考察殘酷的流放苦役地，接觸苦難的流放苦役犯。參考《薩哈林旅行記》《在流放中》。
三十一歲登堂入室，賦予了角色理想，增加了大量的哲學討論，博愛慈悲自筆尖流出，以文入道。
「是啊，我總是對人有話直說。……我誰也不怕，什麼也不怕。在這方面我和你們有很大的區別。你們是些無知無識、瞎了眼睛、受盡壓制的人，你們什麼也看不見，就是看見了也不明白。……人家對你們說，風掙脫了鏈子，你們是畜生，是佩徹涅格人，你們就聽信了。人家打你們的脖梗子，你們反倒吻他的手。一個穿著浣熊皮大衣的人搶去你們的錢，然後丟給你們一枚十五戈比的硬幣算是賞錢，你們卻說：『讓我吻您的手，老爺。』你們都是賤民，可憐蟲。……我就不同。我活著，頭腦清楚，什麼都看得見，好比一隻鷹或者雕在大地的上空飛翔。我什麼都明白。我是抗議的化身。我一看見專橫就抗議，一看見假仁假義和偽君子就抗議，一看見得意洋洋的卑鄙小人就抗議。任什麼也不能壓倒我，就是西班牙宗教裁判所也堵不住我的嘴。對了。……就是割掉我的舌頭，我也要比劃著手勢抗議，就是把我關進地窖，我也要在那兒大聲喊叫，讓一俄裏之外的人都聽得見；要不然，我就絕食而死。叫他們的黑良心多添點負擔。就是殺了我，我也要變成鬼來顯靈。所有的熟人都對我說：『您成了叫人受不了的人，巴威爾·伊凡內奇！』我為這樣的名聲自豪。我在遠東工作過三年，可是我留下來的名聲卻會存在一百年。我跟所有的人都吵過架。我的朋友們從俄國寫信來說：『你不要回來。』我呢，不管三七二十一，偏要回去。……對了，……這就是生活，我明白。這才叫生活。」
「我拿自己跟你們比，我就憐惜你們。……這些可憐蟲。我的肺是健康的，咳嗽是因為腸胃出了毛病。……就連下地獄我也經得住，慢說去紅海了！再說，我對我的病，對藥品，都採取追根究底的態度。你們呢……你們卻是些無知無識的人。……你們苦，很苦很苦喲！」古塞夫
他總是滿心看不起地批評城裡人，說是他覺著他們那種渾渾噩噩的愚昧和昏昏沉沉的獸性生活又惡劣又討厭。他用男高音講話，響亮，激烈，要麼帶著忿怒和憤慨的口氣，要麼帶著熱中和驚奇的口氣，不過他永遠講得誠懇。不管人家跟他談什麼，他老是把話題歸結到一件事上去：在這個城裡生活又無聊又煩悶，一般人沒有高尚的趣味，過著黯淡而毫無意義的生活，用強暴、粗鄙的放蕩、偽善來使這生活添一點變化；壞蛋喫得飽，穿得好，正人君子卻忍飢受寒；這個社會需要創辦學校、立論正直的地方報紙、劇院、公開的演講、知識力量的團結；必須讓這個社會看清楚自己，為自己害怕才成。他批評人們的時候，總是塗上濃重的色彩，只用黑白兩色，任何其他的色調都不用。依他看來，人類分成正直的人和壞蛋，中間的人是沒有的。提起女人和愛情，他總是講得熱烈而入迷，可是他從沒戀愛過一回。
第六病室
「重要的不是安娜死於難產，而是所有那些安娜、瑪芙拉、佩拉格婭從一大早到天黑彎著腰操勞，由於力不勝任的勞動而生病，一生一世為挨餓和生病的孩子發抖，一生一世害怕死亡和疾病，一生一世醫病，很早就憔悴，很早就蒼老，在污穢和惡臭當中死掉。她們的孩子長大了，重演那套舊故事，這種情形已經有好幾百年，千千萬萬的人只為有一口飯喫而生活得比牲畜都不如，經常擔驚害怕。他們的處境的全部慘痛就在於他們沒有工夫想到他們的靈魂，沒有工夫想到他們的形象和樣式。飢餓、寒冷、牲畜般的恐懼、繁重的勞動，像雪崩那樣壓下來，把他們通往精神活動的條條道路全部堵死，而精神活動纔是人和牲畜的區別所在，纔是唯一使人值得生活下去的東西。您用醫院和學校去幫助他們，可是您用這些東西並沒有解除他們的桎梏，反而加深了他們的奴役狀態，因為您給他們的生活裡帶來了新的迷信，給他們增添了需求的項目，更不要說他們為了買發泡膏和書本就得付錢給地方自治局，因而就得更加彎著腰勞動了。」
「必須把人從繁重的體力勞動裏解放出來，」我說，「必須鬆掉他們的枷鎖，給他們喘息的時間，讓他們不致一輩子守在爐竈和洗衣盆旁邊，守在田野上，也有時間考慮靈魂，考慮上帝，可以廣泛地發揮他們的精神能力。每個人的使命就在於精神活動，在於探討真理和生活意義。等到您使得粗笨的、牲畜般的勞動在他們成為不必要，使得他們感到自由，那您就會看出那些書本和藥房是什麼樣的嘲弄了。人一旦認識到自己的真正使命，那麼能夠滿足他的就只有宗教、科學、藝術，而不是那些無聊的東西。」「可能。您自己分擔一份他們的勞動就行。如果我們大家，城市和鄉村的居民們，無一例外，全體同意：凡是人類用來滿足生理需要而耗費的勞動由大家平均承擔，那我們每個人也許一天只要工作兩三個鐘頭就夠了。請您設想一下，我們大家，富人和窮人，每天只工作三個鐘頭，我們其餘的時間一概是空閑的。您再設想一下，為了少依賴體力，少辛苦，我們發明機器來代替勞動，而且極力把我們的需求的項目減少到最低限度。我們鍛煉我們自己，鍛煉我們的孩子，讓他們不怕飢餓、寒冷，讓我們不致像安娜、瑪芙拉、佩拉格婭那樣經常為她們的健康發抖。請您設想一下，我們不醫病，不開藥房、煙廠、釀酒廠，那麼最後我們會剩下多少空閑的時間！我們大家就共同把這種閑暇獻給科學和藝術。如同有的時候整個村社的農民一齊出動去修路一樣，我們大家也齊心合力去探求真理和生活的意義，那麼，我相信，真理會很快為人們所發現，人類就會擺脫對於死亡的那種經常痛苦不堪的恐懼，甚至會擺脫死亡本身。」「是的。醫學只有在以疾病作為自然現象加以研究而不是為了醫病的時候纔是需要的。真要是談醫治，那麼要醫治的也不應當是病，而是病因。消除了主要的病因，體力勞動，那就不會有病。我不承認治病的科學，」我激動地繼續說，「科學和藝術，如果是真正的科學和藝術，那就不是致力於暫時的目標，不是致力於局部的目標，而是致力於永恆而普遍的目標。它們尋求真理和生活意義，探索上帝和靈魂。如果把它們同當代的貧困和怨恨結合在一起，同藥房和圖書室結合在一起，那它們反而會使生活複雜，加重生活負擔。我們有許多醫師、藥劑師、律師，識字的人也多起來，然而生物學家、數學家、哲學家、詩人卻完全沒有。人的全部智慧、全部精神力量都用在滿足暫時的、轉眼就過去的需要上了……科學家、作家、畫家都在緊張地工作，由於他們的努力，生活的舒適在一天天地增長，肉體方面的需求在加多，可是真理卻還遠得很，人像以前一樣仍舊是最殘暴卑劣的野獸，整個局勢趨向於人類大多數退化，永遠失去一切生活能力。在這樣的條件下，畫家的生活是沒有意義的，他越有才能，他的地位就越古怪，越不可理解，因為仔細一看，原來他工作是供殘暴卑劣的野獸消遣，維護現行社會制度的。我現在不想工作，將來也無意工作……什麼都不需要，叫這個世界掉到地獄裡去纔好！」帶閣樓的房子
我們暢談起來。當我們的話題碰到體力勞動的時候，我就表白了這樣的想法：必須使強者不奴役弱者，必須使少數人不成為多數人的寄生蟲或者不成為逐步吸盡多數人身上的脂膏的唧筒，這也就是必須使所有的人，強者和弱者，富人和窮人，沒有一個例外，各人為自己，一律參加生存鬥爭。在這方面，除了體力勞動可以作為普遍的、人人理所當盡的責任以外，再也沒有比它更好的消除差別的辦法了。
「可是何必去摸索呢？」我生氣了，「如果您不驅使您的同胞供您喫，供您穿，給您趕車，為了保衛您而去跟敵人作戰，那麼在眼前這種完全建立在奴役上的生活裏這豈不就是進步嗎？依我看來，這纔是真正的進步，而且恐怕是唯一可能的、為人類所需要的進步。」我們就開始談這個漸進論。我說，關於做好事還是做壞事這個問題，每個人都是自己把它解決的，並不等到人類通過逐漸的發展解決了這個問題的時候再來解決。此外，講到循序漸進，也吉凶不定。伴隨著人道主義思想逐漸發展的過程，還有另一種思想也在逐漸地成長。農奴制度沒有了，可是資本主義在成長。在解放思潮的全盛時期也跟在拔都的時代一樣，多數人供少數人喫穿並且保衛他們，而多數人本身卻挨餓，沒有衣服穿，沒有保障。這樣的社會秩序能夠跟任什麼樣的思潮和潮流融洽地相處，那是因為奴役的技術也逐漸細緻起來。我們不再在我們的馬廄裏打我們的僕人，可是我們給奴役添上一種精緻的形式，至少我們善於在每個個別例子裏為奴役找出藉口來。在我們這兒，思想只不過是思想罷了，要是如今，在十九世紀末尾還可以把我們的最不愉快的生理機能的需要轉嫁到工人身上去，那我們一定轉嫁，而且事後當然會為自己辯白說：如果最優秀的人、思想家、大學者把寶貴的光陰耗費在這方面，就可能為進步造成嚴重的危機了。「您對這些人還能指望什麼呢？」她生氣，心裡滿是怨恨。同時我卻跟農民們處熟，越來越跟他們相好了。他們大多數是神經質的、愛生氣的、受盡侮辱的人。這些人的想像力已經被撲滅，他們愚昧無知，見識貧乏而模糊，老是那一套關於灰色的土地、灰色的日子、黑麵包的想法。這些人狡猾，然而跟鳥那樣只把頭藏在樹後面。他們不會算計。他們不肯為二十個盧布而上您這兒來割草，可是您只要肯出半桶酒，他們就來了，其實二十個盧布可以買四桶酒哩。他們也確實骯髒、酗酒、愚蠢、騙人，不過儘管這樣，人卻覺得一般說來農民生活是立足在一個堅固健康的核心上的。不管農民趕犁走著的樣子多麼像是一頭笨拙的野獸，也不管農民怎樣用白酒灌醉自己，可是人只要走近前去細細一看，就會感到農民有一種不可缺少的、很重大的東西，而比方說瑪霞和醫師就恰好缺少這種東西，那就是農民相信人世間最重要的東西是真理，他和所有人民的得救都只在於真理，因此人間萬物當中他最喜愛的莫過於公正。我對妻子說，她看見了玻璃上的斑點，卻沒有看見玻璃本身。她往往用沉默作為回答，或者像斯捷潘那樣哼著：「烏——溜——溜——溜」……每逢這個善良聰明的女人氣得臉色慘白，嗓音發顫地跟醫師講到酗酒和欺騙，我總是弄不懂，而且為她的健忘喫驚。她怎能忘記她父親，那位工程師，也喝酒，而且喝很多，他用來買杜別奇尼亞的錢是藉助於一連串沒廉恥、昧良心的欺騙得來的呢？她怎麼能忘了這些呢？我的一生
我心想：實際上有多少滿足而幸福的人啊！這是一種多麼令人沮喪的勢力！你們看一看這種生活吧：強者驕橫而懶惰，弱者無知而且跟牲畜那樣生活著，處處都是叫人沒法相信的貧窮、擁擠、退化、酗酒、偽善、撒謊……可是偏偏所有的屋子裡也好，街上也好，卻一味的心平氣和，安安靜靜。一個城市的五萬居民當中竟沒有一個人叫喊一聲，大聲發泄一下他的憤慨。我們看見人們到市場上去買食物，白天喫飯，晚上睡覺，他們說廢話，結婚，衰老，心平氣和地送死人到墓園去。可是那些受苦受難的人，那些在幕後什麼地方正在進行著的人生慘事，我們卻沒看見，也沒聽見。處處都安靜而太平，提抗議的只有那些沒聲音的統計表：若干人發了瘋，若干桶白酒喝光了，若干兒童死於營養不良……這樣的世道顯然是必要的，幸福的人所以會感到逍遙自在，顯然只是因為那些不幸的人沉默地背著他們的重擔，缺了這種沉默想要幸福就辦不到。這是普遍的麻木不仁。每一個幸福而滿足的人的房門背後都應當站上一個人，拿一個小鎚子經常敲著門，提醒他：天下還有不幸的人，不管他自己怎樣幸福，可是生活早晚會向他露出爪子來，災難早晚會降臨：疾病啦，貧窮啦，損失啦，到那時候誰也不會看見誰，誰也不會聽見他，就跟現在他看不見別人，聽不見別人一樣。可是拿小鎚子的人卻沒有，幸福的人無憂無慮地生活下去，日常的小煩惱微微地激動他，就跟微風吹動白楊一樣，真是天下太平。
「那天晚上我才明白：我也幸福而滿足，」伊萬·伊萬內奇接著說，站起來了，「我在喫飯和打獵的時候也教導過別人，說應該怎樣生活，怎樣信仰宗教，怎樣駕馭老百姓。我也常說學問是光明，教育是必不可少的，可是對普通人來說，目前只要認得字，能寫字，也就夠了。我常說：自由是好東西，我們生活中不能沒有它，就跟不能沒有空氣一樣，不過我們得等待。對了，我常說那樣的話，現在我卻要問：『為什麼要等？』」伊萬·伊萬內奇問，生氣地瞧著布爾金，「我問你們：為什麼要等？根據什麼理由？人們就告訴我說：什麼事都不是一下子就能辦到的；各種思想都要漸漸地到一定的時期才能在生活裏實現。可是這話是誰說的？有什麼證據能夠證明這話對？你們引證事物的自然規律，引證社會現象的合法性，可是我，一個有思想的活人，站在一道壕溝面前，本來也許可以從上面跳過去，或者在上面搭座橋走過去，卻偏要等它自動封口，或者等它讓淤泥填滿，難道這樣的事還說得上什麼規律和合法性？再說一遍，為什麼要等？等到沒有了生活的力量纔算嗎？可是人又非生活不可，而且也渴望生活！「那一次一清早，我從弟弟家裡出來，走了，從此我在城裡住著就感到不能忍受。城裡的那種和平安靜壓得我不好受。我不敢看人家的窗子，因為這時候再也沒有比幸福的一家人團團圍住桌子喝茶的光景更使我難受的了。我已經老了，不適宜作鬥爭了，我甚至不會憎恨人了。我只能滿心地悲傷，生氣，煩惱，一到夜裡，我的腦子裡種種思想紛至沓來，弄得我十分激動，睡不著覺……唉，要是我年輕點就好了！」伊萬·伊萬內奇激動得從這個牆角走到那個牆角，反覆地說：「要是我年輕點就好了！」他忽然走到阿廖欣面前，先是握住他的一隻手，後來又握住他的另一隻手。「帕維爾·康斯坦丁內奇！」他用懇求的聲調說，「不要心平氣和，不要容您自己昏睡！趁您還年輕力壯，血氣方剛，要永不疲倦地做好事情！幸福是沒有的，也不應當有。如果生活有意義，有目標，那意義和目標就絕不是我們自己的幸福，而是比這更偉大更合理的東西。做好事情吧！」醋栗
「我們的廠主好像完全變了……」葉利扎羅夫說，「這可真糟！科斯丘科夫生了我的氣。『飛檐上用的薄板太多。』『怎麼太多？該用多少就用多少，瓦西里·丹尼雷奇。我又沒拿它們就著粥喫到肚子裏去，那是薄板啊。』『你怎麼可以跟我這樣說話？』他說，『你這蠢貨，沒出息的！別忘了形！』他嚷著說，『是我提拔你做包工頭的。』『這也沒什麼稀罕！』我說。『當初我沒做包工頭的時候，我也天天有茶喝啊。』『你們全是下流胚……』他說。我沒言語。『我們在這個世界是下流胚，』我心想，『到了那個世界你們就是下流胚囉。』哈哈哈！第二天他軟下來了。『你別因為我說的話記恨我，馬卡雷奇，』他說。『要是我說話有過火的地方，』他說，『那麼話說回來，我到底是一等行會的商人，比你上流，你應當閉嘴纔是。』『您是一等行會的商人，我是木工，』我說，『這話不錯。可是聖徒約瑟也是木工啊。我們這行業是正當的，連上帝都喜歡。要是你願意做比我上流的人，那也隨您，瓦西里·丹尼雷奇。』後來，我是說在談過這回話以後，我心想：『到底誰是上流人啊？一等行會的商人呢，還是木工？』一定是木工，孩子們！」
「柺杖」想了一想，補充幾句：「是這樣的，孩子們。誰勞動，誰能忍，誰就上流。」「不要緊……」他又說一遍，「你的苦惱還算不得頂厲害的苦惱。人壽是長的，往後還會有好日子，有壞日子，什麼事都會來的。俄羅斯母親真大呀！」他說，往左右兩邊看了一看，「我走遍了俄羅斯，什麼都見識過，你相信我的話吧，好孩子。將來還會有好日子，也會有壞日子的。早先，我走著到西伯利亞去，到過黑龍江，到過阿爾泰山，在西伯利亞住過，在那兒墾過地，後來想念俄羅斯母親，就回到家鄉來了。我們走著回到俄羅斯來，我記得我們有一回坐渡船，我啊，要多瘦有多瘦，穿得破破爛爛，光著腳，凍得發僵，啃著麵包皮。渡船上有一位過路的老爺——要是他下世了，那就祝他昇天堂——憐恤地瞧著我，流下了眼淚。『唉，』他說，『你的麵包是黑的，你的日子也是黑的……』等我到了家，正好應了那句俗話：家徒四壁。我有過老婆，可是我把她留在西伯利亞，她葬在那兒了。所以我就做長工過日子。你猜怎麼樣？我告訴你吧：打那時候起，我過過壞日子，可也過過好日子。眼下，我卻還不想死，好孩子，我還想再活上二十年呢。這樣說來，還是好日子多。我們的俄羅斯母親真大喲！」他說，又瞧了瞧兩邊，還回頭看了一眼。在峽谷裏
「您要出去念書纔好！」他說，「只有受過教育的、神聖的人才是有趣味的人，也只有他們纔是社會所需要的。要知道，這樣的人越多，天國來到人間也就越快。到那時候，你們這城裡就漸漸不會有一塊石頭留下，一切都會翻個身，一切都會變樣，彷彿施了什麼魔法似的。到那時候，這兒就會有極其富麗堂皇的大廈、神奇的花園、美妙的噴泉、優秀的人……可是這還算不得頂重要。頂重要的是我們所謂的羣眾，照現在那樣生活著的羣眾，這種惡劣現象，到那時候就不再存在，因為人人都會有信仰，人人都會知道自己為什麼活著，再也不會有人到羣眾裡面去尋求支持。親愛的，好姑娘，走吧！告訴他們大家：您厭倦了這種一潭死水的、灰色的、有罪的生活。至少您自己要明白這層道理才對！」
「辦不到，薩沙。我就要結婚了。」「唉，得了吧！這種事對誰有必要呢？」他們走進花園，蹓躂了一會兒。「不管怎樣吧，我親愛的，您得想一想，您得明白，你們這種遊手好閒的生活是多麼不幹凈，多麼不道德，」薩沙接著說，「您得明白，比方說，要是您，您的母親，您的奶奶，什麼事也不做，那就是說別人在為你們工作，你們在吞喫別人的生命，難道這樣乾淨嗎，不骯髒嗎？」新娘汝龍譯
一九零四年，四十四歲的契訶夫在寫給朋友的一封信中透露，他計劃三個月後再次去往西伯利亞。
如果我身體好，那麼我得在7月或8月去遠東，不是當記者，而是當醫生。我覺得，醫生可以比記者看到更多東西。
朱逸森譯
三個月後，契訶夫病逝。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居眾之所惡，故幾於道。
契訶夫呀，契訶夫呀，您多久沒笑了？
契訶夫微笑。
契訶夫呀，您去哪兒？
遠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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