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季的回答我還是要提出一點異議，並非想要擡槓，只是友善的探討

在對冬季同學的答案的探討之前，我認為應該首先明確我的一個觀點——「民國並不是一個國家」

狹義上我們口中的民國是指於1912年建立1949年被趕出中國大陸的中華民國，廣義上我們口中的民國是隻從1912年起一直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的這一時期。

這裡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在我們表述中的民國到底是專指中華民國，還是在這個時代的所有勢力的總和（包括各地軍閥）？這個政府是將北洋政府與廣東國民政府和南京國民政府分割開還是混為一談？而且如果將這些分割開的話，後來的南京國民政府到底是一個割據政權還是真正統一全國的「天下共主」？這些問題都是需要注意到的。

所以在這篇文章的開頭，我要闡明我的觀點：民國並不是一個國家，我更願意將之理解為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所謂的「民國」指是清末以來戰亂的延續，他並不是清王朝或是新中國那樣嚴格意義上上統一全國且具有正常國家機能的穩定政權，所謂的北洋政府也好，南京政府也罷，都僅僅只是軍閥混戰的一塊遮羞布而已。

好，我們言歸正傳，先說冬季同學關於民國與清代的人口平均壽命的對比，我認為其引用的清代人平均壽命存在一定的問題，先不說《大分流》一書中對於東北村莊異常出色」的數據計算得出的平均壽命，就說《轉變的中國》一書中對於1750年與1769年之間僅安徽桐城縣的家譜計算就相當的牽強，先不說依靠家譜的計算是否科學（有家譜的人家的生活狀況和沒有家譜的人家的生活狀況是否能劃等號？），以安徽桐城縣一地的平均壽命和民國南京雲南的整體平均壽命做對比是否科學？更不用說用1750年到1769年這樣的太平時節和民國這樣一個戰火紛飛的年代做對比了。

這是一篇關於民國時期廣西平均壽命的文獻，此文獻中關於廣西人平均壽命的統計表所反映的狀況就很有意思

表中的數據基本與冬季同學的數據一致，但是接下來有著這麼一段話：

廣西三四十年代的全省整體壽命大大高於雲南呈貢與南京市，實際上新生兒的預期壽命是在逐年升高的，所以將此數據強行論證民國的醫療水平不如清朝未免過於牽強。

而且這裡還要注意一點，1912-1928年雲南人口的年平均增長率是持下降趨勢的，戰亂和隨之而來的瘟疫都是影響人口增長和平均壽命的重要原因。

況且自1912年到1928年這段時間裡國內政治動蕩，軍閥混戰，平均壽命不如太平年代也是很正常的事，所以所謂的「民國靠著現代醫療的發展等硬體的提高，結果卻連兩百年前都不如「這種話更是無稽之談，這就像是用元末亂世人平均壽命不如元朝反證明初在元朝一百多年的基礎上倒退一樣。

當然我這裡並不是來給民國（特別是南京國民政府）洗地的，只是想要糾正一下冬季同學，民國是壞，但是滿清也並不好。

因為在開頭我已經明確的闡明瞭我的觀點，民國根本就不是滿清那樣擁有正常政府機能的正常國家，就說民國的醫療（這裡的民國主要是指南京國民政府），民國在醫療方面其實做出了一定的努力，雖然做的不夠好，但是其積極的一面我們還是要肯定。

首先是建立了公共衛生的理論基礎。1912年中華民國的建立是中國近代政治體制轉變的標誌，也是新型公共衛生體系建立的開端。當時一些學者對衛生制度和公共衛生做了大量的研究。最早對中國的衛生髮展做較為系統探討的論著，是馬允清先生於年寫作出版的《中國衛生制度變遷史》。蔡穎之為允済書中所作的序言中說：「近來作各種學術史的不少了，可是作我國衛生制度史的，要算馬君馬允清為第一人」

還有胡鴻基先生所著《公共衛生概論》即為代表作之一，該著作緒論中指出：「公共衛生與國家之盛衰，有莫大之關係，蓋國家盛衰，以人民之強弱為衡，而人民能否強健，則以公共衛生為準。如知注重公共衛生，則一國國民，皆能健壯有為，社會中生產力，當然增加，生產力既能增加，國家之經濟自然富裕，而國勢以盛。反之，如不知注重公共衛生，必多孱弱無為之民，則精神物質，種種方面，亦必蔞靡不振，生產力自必低減。」論證了一個國家發展公共衛生的必要性。在其第二章「預防醫學與公共衛生」中，專門論述了預防醫學和公共衛生的關係，其中對各種疫病如霍亂、天花、麻疫、結核病、流行性感冒等及其預防方法著墨較多。

畢汝剛先生所著供醫科學校教材之用的《公共衛生學》分章節分佈論述保健設施、防疫設施和傳染病等。該書大對十幾種常見傳染病的名稱、特性、傳播途徑及防治管理方法等作了詳細的介紹。

類似的著作還有賴鬥巖先生的《公共衛生概要》

胡定安的《中國衛生行政設施計劃》

餘覺的《衛生集》

宋介的《市衛生論》

命鳳賓、程翻章的《衛生要義》以及中華教育衛生聯合會編纂的《衛生叢書》等。雖然這些著作研究都是初步的，但是代表了當時國內學者對於公共衛生研究的起步，從此向著系統研究公共衛生和傳染病及其防治研究邁進，而且起到了傳染病防治的宣傳教育。更為重要的是，它引進吸收了西方公共衛生的先進理念，開了城市公共衛生研究的先河。

而且初步建立了衛生行政體系，在國民政府能夠管轄的區域設立衛生主管機關

然後是設立省級醫院，雖然做的不夠好（經費不到位，很多醫院還是教會辦的），但人家好歹還是做了，不能一棍子打死

有些省設立了市級、縣級衛生行政機構，但是各市是否設立衛生行政機構以及衛生行政機構的隸屬、職責、名稱都各不相同。如北伐以後，各大城市相繼設市，其中一些城市設立了衛生局，主持衛生事宜，也有城市設立衛生事務所，還有設衛生院或衛生科者。民國二十六年的調查結架裏現了抗戰前的全國各市衛生行政機構設立的情況：「各市已設置衛生局者，有南京、北平、上海、漢口、天津、青島、廣州、杭州等處。後因經費緊縮，有數處已被裁併。除北平、上海、廣州三市設存生局外，在南京市設衛生事務所，在青島市則由社會局第三科設股辦理。南京市設生分所二十一處，廣州洲市衛生所六處，上海有五處，北平有四處。」抗戰開始後，沿海省、市相繼淪陷，後方省、市設立衛生局，各城市設立衛生局或衛生事務所者計有重慶、成都、自貢、貴陽、昆明、西安、蘭州等7市。市轄衛生機構共24單位，報考市立醫院、市立產院、傳染病醫院共10所，其他衛生機構共14所。因戰事影響而撤銷的計有衡陽、桂林兩市。抗戰勝利後，市之恢復或增設衛生局、衛生事務所或衛生院的計有：南京、上海、青島、天津、北平、廣州、瀋陽、杭州、汕頭、太原、長春、徐州、南昌、長沙、臺北等共29市。至年，設立市衛生局的城市增至11個。有個城市設衛生8處，市設衛生事務所，市設衛生科。
據不完全統計，市衛生機構發展到103所，包括市立醫院56所，婦嬰保健院13所，結核病防治院4所，傳染病院19所，精神病防治院2所，麻風病醫院1所，衛生試驗所7所，戒煙醫院3所。

1923年12月，衛生署規定各縣設立縣立醫院，辦理醫療救濟和縣衛生事業，由內政部通

令各省民政廳，分令各縣遵照籌辦。江蘇、浙江兩省首先籌設縣立醫院達數十所。年月舉行的衛生行政技術會議，通過縣衛生行政方案，將縣衛生機構予以變更，決定縣設衛生院，區設衛生所，較大農村設衛生分所，每村設衛生員，使縣衛生行政成為一個系統。根據縣級衛生機構組織大綱規定，縣衛生院掌管全縣衛生行政和技術工作，主要包括醫院管理、醫療工作、傳染病管理、環境衛生、婦嬰衛生、學校衛生、衛生教育、生命統計及一般衛生行政，設病牀20—40張.

當時縣立衛生機構發展還處於初步階段，大多數縣立醫院建構不健全，人員設備不足，只存在著個別縣縣立衛生機構發展較好的情況。截至抗戰開始，各縣設立衛生院或縣立醫院者計有江蘇25縣、浙江14縣、江西83縣、山東2縣、河北1縣、陝西9縣、福建118縣，共225縣，廣西12區，每區設衛生事務所一所。但是，基礎衛生機關，除少數外，多數是人員缺乏，設備簡陋，不足以實施醫療、衛生等業務。

所以只能算做了，做的並不好。作為一個財政緊張，支出軍費佔大頭的孱弱政府成效做出的成效有限，我表示理解，但我不接受，因為他完全可以做的更好。

抗戰期間後方各省縣衛生院的設置年有增加。按照民國二十三（年）規定的縣立衛生機關補助辦法，繼續補助經費不足的縣，至抗戰勝利為止，除收復區不計外，各省已設衛生院達978縣。據1946年的調查，各省設立衛生院達1013縣。縣設衛生院達1440所，區屬衛生分院353所，鄉鎮衛生所783所。

下面是南京政府在衛生建設上的資金投入，我只是將數據擺出，不做評價（以下引自《_民國公共衛生體系及其與疫災的互動》一文）

好，我們接著說民國的識字率問題。

首先，劉強強同學關於民國識字率的問題已經說的很清楚了，我這裡要提出的質疑和劉強強同學差不多，就是何為「識字「？換句話說：「怎樣纔不是文盲？」

羅友枝在《清代中國的教育和大眾識字率》一書中估計清代中國的識字率，男子為30－45％，女子則為2-10％。在地域分佈上江南地區比之北方有更高的識字率。

不過，在葛兆光先生看來，羅友枝的這一統計數字，尤其是關於能夠閱讀的男性的數字顯然是誇得過大了。其在《〈時憲通書〉的意味》一文中表達了自己的看法：「即使是在經濟較發達的、教育較普及的地區，當時恐怕真正具有閱讀能力的也不過十分之一二。如果再算上邊遠地區和深山老林中的民眾，恐怕連這個比例也難以達到。」

而「文盲」一詞，據胡適先生考證是近代以來從日本傳入的。直到民國二十六年出版的《辭海》中才收錄並解釋了「文盲」這一詞語:「文盲，謂不識字之人也。有目者見文字不識等於無目，故曰文盲。」

黃貴祥先生在《文盲字彙研究》一書中認為：「文盲就是缺乏生活必需最低限度的文字知具的人。簡言之，文盲就是缺文字知具的人。」而「掃盲」就是「使文盲擁有生活必需的最低限度的文字知具的教育，或者說是授文盲以文字知具的教育。」

這裡還有一個問題，清代那些有志於科舉出仕的高端識字羣體和那些僅具備基本識字能力的功能性識字者是否都是屬於「擁有生活必需的最低限度的文字知具的人羣」

有志於科舉出仕的人羣暫且不論，那些功能性識字者是否是擁有生活必需的最低限度的文字知具？

所謂的功能性識字者其所識得的字和其從事的職業息息相關，如果他們只識得自己所從事行業的文字，那麼他們並不能被稱作「擁有生活必需的最低限度的文字知具的人」；如果這個羣體中的部分人識得的字能夠達到其擁有生活必需的最低限度，那又該如何計算？

所以現今學界對羅友枝的計算並非全面接受，《清代中國的教育和大眾識字率》書中的觀點還是停留在爭論探討的階段，所以我們應對於其給出的數據持辨證的態度。

關於掃盲運動國民政府做出了一定努力，但是政府起到的作用極為有限，主要靠民間人士推動，但是成效也極為有限（並不是毫無成果）：

關於南京國民政府的學校建設在這裡我引用《中華民國專題史》中的圖表：

而掃盲運動主要的問題還是經費困難：

下面來說田賦的問題，冬季同學引用了四川各防區的的田賦徵收情況，數據資料沒有任何問題。作為一個四川人對於四川軍閥在民國時期的田賦徵稅還是心裡有數的，特別是為了軍費搞出來的「預徵」最是臭名昭著

其收取的賦稅的確要遠高於清末

但是這個時候的四川是大小軍閥混戰，整個四川打成了一鍋粥，城頭變幻大王旗，連地方自治政府都算不上，各防區的軍閥是近乎於掠奪的方式在收取田賦。這類事例在軍閥混戰的年代屢見不鮮：

所以這是戰爭年代反動軍閥的暴行，無論怎麼說都是赤裸裸的暴行，沒得洗。

但是用清政府來做對比我認為有失偏頗，在戰亂年代，一夥粗通文墨的丘八做出的惡行怎麼能夠和一個大統一的王朝中一夥飽讀聖賢書的封建官僚所做出的惡行對比呢？

這兩者的性質是完全不同的，一邊是缺少思想教育和是非觀的舊軍閥，一邊是通過科舉洗禮且具備完整天下觀的封建官僚，這兩者所作的惡一方面不能憑藉其強徵暴斂的多少來量化，另一方面不能將不知法犯法和知法犯法的性質等同。總而言之，我們痛斥舊軍閥的橫徵暴斂，但是不能以此洗脫滿清政府殘暴統治的罪惡，所以「人思聖清」這種言論放在這裡容易誤導其他不明真相的閱讀者，愚以為這樣做著實不妥。

況且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面臨的最大困難便是財政危機。當時，獨立各省正處於戰亂之中，新舊政權交替，財政稅收的職能處於癱瘓狀態，中央政府一時無法立即恢復正常的財政稅收秩序，以保證財源。很快，南京臨時政府被袁世凱的北京政府所取代，北京政府的財政制度是處在舊的封建財政制度崩潰、新的財政制度初建的過渡階段，極為混亂。再加上政府處于軍閥控制之下，戰爭不斷，軍費浩繁，各地由於天災兵禍，生產受到破壞，人民生活困苦，國力凋敝，致使財源枯竭。北京政府財政收支的特點是，財政收支混亂，預算與實際收支相差很大；嚴重入不敷出，靠舉借內外債度日，財政困難嚴重。直到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建立以後，中國實現了形式上的統一（國民政府依然無法控制一些省份），經濟才一度有所好轉。

還有「則我方劃出一地,嚴陣固守,以待中央之命令」這段語句出自蔣介石在918事變後給煙臺劉勛鑒的一封電報：

「煙臺劉師長勛鑒。哿辰電悉。日軍侵魯，已提出國際聯盟。此時我國應上下一致，嚴守紀律，確定步驟，勿為日人藉口。故先勸告民中（眾）守秩序，遵公法，勿作軌外行動，以待國際之公理與國內之團結，須為有計劃之舉動。如果其海軍登岸，則我方劃出一地，【【嚴陣固守】】，以待中央之命令，此時須忍耐堅定，靜【鎮謹守之】。中正，養午」

我認為「嚴陣固守」並不是什麼投降舉動，「固守」並非棄地逃跑，這篇電報旨在告誡劉勛鑒不要意氣用事，靜候進一步指示。「嚴陣固守」並不是指一槍不放。

若有可商榷之處煩請指出

理髮店裡髮型種類大大進步了。

創立了永利鹼廠的範旭東，打破了西方 70 多年來對制鹼技術的壟斷，在洋人的眼皮底下，永利鹼廠成為當時亞洲最大的制鹼企業。

創業二十年時，他說過一番話：「我總覺得中國受病已久，它的存亡關鍵，決不在敵國外患的有無，完全是握在全國智識分子手裡，智識分子教它興就興，教它亡就亡。」

1913 年那個初秋，陸阿伯在喬家浜弄堂的德成號油鹽店裡見到一種從沒見過的鹽。

那鹽裝在墨綠色的玻璃瓶裏，倒出來卻白如疊雪，一粒粒晶瑩剔透，在日照下閃著光。陸阿伯思忖著：這東西怎麼跟自家平常喫的鹽不一樣呢？家裡的鹽又粗又臟，一勺撒在鍋裏，跟碎砂子似的蹦出脆響。要是煮碗鹽水，燒開了都有一層土灰浮在面上，在騰騰冒氣的水渦裏不停打轉。

還是德成號的夥計告訴他：「這可是洋鹽！好東西！別說醃肉醃菜了，拿它光拌飯喫都香，做菜放一小勺，小擰打了耳光也不肯放碗的。」

陸阿伯半信半疑：「個麼我先前買的，也是天津長蘆的鹽哇，哪能就比不上了呢？」

夥計咧嘴一笑：「差遠了好伐？人家洋人的鹽，都是大工廠裏生產的，哪能一樣？」

喔唷，連喫的鹽都是工廠造出來的。陸阿伯心裡唸叨著，提溜著一瓶洋鹽出了油鹽店，卻迎面撞見一位西裝革履、氣質文雅的中年短髮男人，操著外地口音，頗有禮貌地問他：「老伯，您買的這瓶鹽多少錢？」

陸阿伯瞥了他一眼：「三十錢。」

那男人露出驚嘆的臉色：「啊呀。這一瓶是一斤精鹽，只要三十錢。我們自產的粗鹽，一斤倒要六十錢。長此下去，莫說通商口岸，怕是內地都會偷賣這種走私洋鹽！」

短髮男人急忙邁開大步，奔回位於福州路的住處，取出紙筆開始伏案書寫，直至深夜。第二天東方微白時，他便走出房門，將一封信件自郵局寄往背景，收件人是北洋政府的鹽務署顧問景本白。

為何只是小小一瓶洋鹽，便令這位中年男子如此焦慮？信件寄往的那個鹽務署，又是什麼來頭呢？要揭開這一切，還必須要說到當時轟動中國的一件大事——善後大借款。

1911 年辛亥革命之後，末代皇帝溥儀遜位，袁世凱藉機掌控了半壁江山。而他所建立的政權所面對的，是一個革命派風起雲湧，保皇派死而不僵的局面。特別是南方的革命黨，始終對袁世凱的上位極為不滿，各省舉兵倒袁的呼聲此起彼伏。袁世凱為了維持自己的統治，剷除異己軍事勢力，便迫切需要一大筆經費。而當時無論是南京臨時政府，還是北京的國庫，都無比空虛。財政總長熊希齡清點國庫後竟然發現，「南京庫儲僅餘三萬，北京倍之，不及六萬」，這還沒算上清政府多年來積欠的外債和賠款。

面對混亂的局面，素來和西方世界往來甚密的袁世凱決定向列強借款。英、美、法、德、俄、日六國組成的國際銀行團（分別為滙豐、東方匯理、德華、華俄道勝、橫濱正金，美國在威爾遜任職總統後退出）當然不會放過這個控制中國財政的好機會，果斷伸出了「援助」之手。經多次談判，於 1913 年 4 月 26 日當晚，袁世凱繞開了國會，在北京滙豐銀行大樓與五國銀行團簽署了 2500 萬英鎊的《中國政府善後借款合同》，共計借款 2500 萬英鎊，年息 5 釐，按期限 47 年清還。

顯而易見的是，五國銀行團的借款是有著附帶條件的，幾乎可以用霸王條款來形容：這筆借款所圍繞的一個重要核心，便是中國的鹽稅。

五國銀行團在借款合同中明確聲明今後中國的鹽務收入、支出和管理都必須有洋會辦參加；鹽稅和關稅收入必須存儲在五國銀行團之銀行，統歸五國銀行團執掌；至於鹽稅、關稅收入償清每期債款本息之後所剩下的餘額，中國政府也不得私自動用，必須徵得五國銀行團同意纔行。

為了確保鹽稅在自己掌控之下，五國銀行團還要求中國政府整頓改良鹽稅徵收，必須委派洋人來進行管理。為此，北洋政府才特意在財政部下成立了鹽務署（原鹽務籌備處），作為中央最高鹽務行政監督機關，其下的鹽務稽覈總所和各級地方機關均聘用了洋員作為副職協助管理，許可權很大。

所有的這一切條件，都意味著自善後大借款之後，中國的鹽稅主權徹底落入了洋人的手中。

熟悉中國歷史的便知道，鹽稅對於中國有著極其重要的地位——它是歷朝歷代政府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之一，毋庸置疑是關乎國家經濟的重要構成部分。春秋時期管仲相齊，為助齊國稱霸一方，便大興鹽鐵之利，推行「官山海」政策，規定將鹽資源歸屬於國家所有，並對食鹽的專賣加以管理，此為中國鹽政之始。如果說管仲的鹽鐵政策還是在生產上以官製為主，民製為輔，實行官收官運官銷，那麼秦商鞅所推行的食鹽專賣制則是產運銷均由國家控制，禁止私營。

到了漢武帝時，為了增加財政收入、打擊豪強商人和地方勢力，並鞏固大一統的新興政權，劉徹採納了御史大夫張湯的建議，籠羅天下鹽利歸官，將鹽商們佔有的鹽灘紛紛收歸國有。煮鹽、運鹽、販鹽全部官營，史稱「全部專賣制」。於是國庫充實，也為他的征伐匈奴提供了經費來源。

隋代短暫出現過鹽業無稅的時期，到了唐代為了補貼財政，又逐步恢復了徵收鹽稅。而宋代則實行行官商並賣制，將國家劃分為沿海州郡的官賣區與內地州郡的通商區，並且從宋代開始後，海鹽開始曬制，鹽商需要用一種稱為「引」的憑證來運輸和銷售食鹽。

明代的鹽政制度就更加完善了，不但全國鹽政歸屬戶部管理，還在各產鹽大區設立了都轉運鹽使司，掌管一區鹽政，並在鹽場設場署負責監督鹽的生產。對於銷售則立「綱法」，一改過去官家收鹽賣鹽的傳統，改由商人自主收賣，只是每年照冊上舊數派行新引，綱冊上無名的商人不得加入鹽業運營，史稱「商專賣制」。這種變革在當時雖然可稱進步，但卻使得行鹽成了鹽商專利的世業，漸漸導致了專商引岸獨擅鹽利的鹽政弊端。

有清一代，專商引岸制度的弊端已然發展成為鹽政領域的惡疾。所謂「引岸」，就是官府規定的鹽場勢力範圍，比如長蘆、山東、兩淮、四川等。佔據這些引岸的各大鹽商，地盤壁壘森嚴，憑藉官家給的憑證「引票」世代販鹽，外人一律不得染指。而且，任何居住在某一引岸地區的人民，只能購買屬於該引岸的鹽，如果擅自買了其他引岸的，就會以購買私鹽罪論處。這種毫無自由度的銷售制度嚴重違反市場規律，也讓那些享受著壟斷權的大鹽商們肆無忌憚地胡作非為。

對於買鹽的百姓，大鹽商們不但尅扣斤兩，更是在所賣的鹽裏摻上沙土。一位長蘆鹽商曾經描述過操作手法：「每當原鹽開包之後，總是往鹽堆上潑熱水或麵湯。最惡劣的是摻土，甚至將例應傾棄不許食用的硝鹽，以賤價收入，摻入大鹽中售賣。」鄒忠的《山東鹽法志》也有載：「鹽商運鹽到岸，或八兩算一斤，或九兩算一斤，又或摻沙帶水。」

粗鹽中的一些雜質對人體有嚴重損害，比如硫酸鈉、硫酸鎂、氯化鋇等。古代將含有這些金屬雜質口感發苦的鹽稱為瀉鹽，一旦不慎誤食輕者噁心嘔吐、四肢麻木、腹瀉腹痛，還會周身疲軟乏力，俗稱「軟病」；重者腸胃痙攣、心跳加劇、血壓升高，數日而亡。所以長期食用這樣質量低劣的鹽，會嚴重損害人的健康，但那些為富不仁、草菅人命的大鹽商們自是不會在意的。

對於製鹽的竈戶們，大鹽商們則極力打壓從他們這裡收鹽的成本，使得原本就利潤微薄的竈戶們只能勉強餬口。他們自然也毫無任何購買先進生產工具改良製鹽技術的動力。所以清代的製鹽技術一直處於低下的水準，食鹽質量大都很差，從手工到工業化的轉型更是無從談起。

辛亥革命之後，在鹽業改革派先鋒，《鹽政雜誌》主筆兼鹽務署顧問景本白的大聲呼籲下，各地改革鹽政的呼聲四起，四川、廣州、福建等南方省份相繼嘗試了改革，然而他們大都是各自為政，採用的方法也僅是參照本省情況，無法推及至全國。另外，北洋政府的一些高官自身也和舊鹽商存在利益糾葛。比如某任財政總長周學熙自身家族背景就是大淮商，手中握有食鹽引票 40 餘張，天然成為專商引岸制度的維護者。這樣的人身居高位，對於鹽業改革的阻礙可想而知。所以就連著名實業家張騫提出的《改革全國鹽政計劃書》，也終究因為觸動了舊體制的蛋糕，只能不了了之。

當袁世凱以鹽稅收入為擔保的善後大借款簽署後，負責改革中國鹽稅的是擔任鹽務稽覈總所會辦的英國人丁恩（Richard Dane）。此公走馬上任後，確實拿出了一套改革方案，促進了中國鹽務管理的專業化，也打破了世襲大鹽商長久以來的壟斷，在部分地區逐步實現了食鹽的自由貿易。可前門剛剿滅了虎，後門便引來了羣狼——食鹽貿易的寬鬆令西方出產的精鹽也趁機而入，並呈現愈演愈烈的趨勢，直接衝擊著本土鹽稅的收入。

所以，雖然丁恩的改革不無成效，可袁世凱這種將鹽政主權拱手交給西方人的行為，依然引發了民眾強烈的不滿。已經騎虎難下的袁世凱只能繼續滿足五國銀行團的要求，決定組織一個考察團，前往歐洲考察鹽專賣法，以及當地鹽廠的先進位鹽設備。

而在這批考察團人選之中，有一位叫作範旭東的化工領域專業人士。他，便是我們開頭提到那位寄信給鹽務署的中年男人。

1883 年範旭東出生在湖南省湘陰縣，他的家裡以教書為生，是個書香門第。在他童年時祖父和父親相繼去世，又遭遇大旱災情，家境也由尚算豐裕變得一貧如洗，只能跟隨母親謝氏和哥哥遷往長沙的慈善機構定居。範旭東的哥哥範源濂是當地有名的進步青年，對他的人生選擇影響頗深。1895 年中日甲午戰爭的失敗，以及《馬關條約》的簽訂令范家兄弟感到無比憤慨，適時長沙正在宣傳維新變法思想，倆人都在耳聞目染中萌發了救國於水火之中的思想。

戊戌變法失敗後，為了躲避清政府的通緝，身為維新派一員的範源濂逃往日本避難，並在當地留學。一年之後，範旭東也步兄長後塵，東渡日本學醫，後又考入京都帝國大學化學工業系。日本的先進和富強深深刺激到了範旭東，他意識到工業化對於落後的中國而言勢在必行。清政府倒臺之後，範旭東便返回中國，在北洋政府管理下的北京鑄幣廠擔任分析化驗員。

成為旅歐考察團的一員令範旭東無比激動，而歐洲所見所聞令他所感受到的震撼，更是超越了日本。在歐洲各國參觀的一年時間裡，他親眼看見了西方的食鹽大規模工業化生產，這和中國手工小作坊式的製鹽形成了莫大的對比。機器加工的精鹽不但顆粒遠小於中國的土鹽，純度更是遠高於後者。

站在隆隆作響的機器邊，範旭東手捧著那嘩嘩流出的細碎洋鹽，小口嘗了一點，覺得口感比土鹽好很多。身邊的翻譯直言不諱地告訴他，這種洋鹽之所以比粗鹽味道好，是因為純度要高得多。這裡的工廠大都有嚴格的規定，精鹽中氯化鈉的含量必須高於九成。

範旭東點了點頭：「那我們的粗鹽氯化鈉純度又是多少？」

「中國全是手工生產，雜質極多，含量僅有六成而已。要知道，這裡連喂家畜的鹽，純度都超過八成！」

聽到這數據，範旭東長嘆了一口氣：難怪西方媒體總愛嘲諷中國人是「喫土的民族」，原來食用鹽的標準竟然真的差距這麼大。國民們長期食用這種低質的摻土粗鹽，身體狀況自然不佳。想到這裡，他倍覺憂慮。

在後續的參觀裏，範旭東還有更大的發現——原來食鹽只是產品的一部分，還有另一部分作為工業用鹽被製造出來，成為化工產業的原料，可以用來製造純鹼和燒鹼。精通化工的他了解得越多，便越發為歐洲國家先進的工業水準所震撼：難怪人家船堅炮利，都是有如此強大的國力作為支撐，反觀中國，別說炸藥、化纖、煉油這些先進化工產業基本上是一片空白，就連老百姓喫的精鹽都造不出來。

從歐洲回到國內之後，範旭東的落腳點便是上海。在這裡親眼看見了洋鹽的入侵外，他還發現租界的洋人時常以中國本地鹽質量低劣，衛生狀況堪憂為理由，明目張膽地向中國走私運送大批洋鹽。每年通過各渠道走私入境的洋鹽，總價值竟達到十萬元以上，且勢頭還在不斷增加，這必然導致中國鹽稅收入遭受嚴重損失。

這一現狀令範旭東更加焦慮，巨大的壓力感又激發了他身上那救亡圖存的精神，激勵著他去完成一項偉大的事業——由改革鹽業轉為創立自己的精鹽工業，提高鹽質，以抵制洋鹽輸入，挽回利權。

收到範旭東的信後，景本白相當讚許這位海歸人士的觀點，不但引為知己，還特地邀請他前來北京促膝長談。在討論到具體的實施方案時，範旭東大膽地給出了自己的想法：「我很想在中國創辦一家屬於自己的精鹽工廠，只是不知該在何地入手。」

景本白拊掌大笑道：「依我之見，長蘆塘沽是個合適的選擇。此地自古便是產鹽之地，又鄰近開灤煤礦、京奉鐵路，海陸交通便利。在此設廠不論原料、燃料、運銷都很方便，可說是個地理位置絕佳的化工基地。」

範旭東點頭說道：「我也素知塘沽自清代起便開溝引海水製鹽，當地鹽田豐富。只是從未親自見過，還是謹慎考察一番為好。」

次日，範旭東便隻身一人來到塘沽。在那白浪翻滾的海邊，他親眼見到了彎彎曲曲的鹽槽自海中蔓延，縱橫交錯，連接著濾池、滷水池和不遠處的鹽坨。這得天獨厚的自然資源，卻和當地竈戶的生產條件形成鮮明的對比——他們只能在簡易的木棚下，用粗陋至極的小鍋小竈熬鹽。

此情此景反令範旭東生出豪氣：「身為一名化學家，看到如此豐富的資源而不起雄心者，非大丈夫也！」

考察初步完成之後，雄心勃勃的範旭東重回鹽務署，向那些官員們痛陳鹽政混亂的弊端，以自己在歐洲及塘沽的見聞為證據，力證在中國發展製鹽產業的重要性：「我國製造粗劣，或攙苦鹵，或混泥沙石膏等雜物，大有礙於衛生。自中外通商以來，外人居留我國者日多，雖洋鹽禁止入口，載在條約，而外人因我國鹽質粗劣，有礙衛生，多自外洋輸入精緻罐潔鹽以供食用……洋鹽歷年進口之數，已逐漸增加，不但通商口岸，即內地洋貨鋪中，亦觸目皆是，若不及時改良，設法挽回，不但鹽稅大受損失，我國製鹽之生計亦將絕跡。等有鑒於此，組織久大精鹽公司，先在塘沽設立精鹽廠，聘請專門技師，利用新式機械，製成紙包粉鹽或磚鹽，行銷通商口岸，以冀挽回利權於萬一。」

鹽務署官員們也被範旭東的懇切言辭所打動，同意了他創辦「久大精鹽公司」的申請，「該公司創製精鹽，事關改良製造，苦心經營，自應准予立案」，還規定在他所設鹽廠周圍百里之內不得再建其他鹽廠。

大喜過望的範旭東正準備施展宏圖大志，卻全然不會想到，建鹽廠之路會是多麼坎坷，僅是第一步便難住了他……

清末民初的實業家們想要建民營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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鹽選專欄

救國：近代中國的劫難、困境和逆襲

眠眠新銳科普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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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於 2020-09-04繼續瀏覽內容知乎發現更大的世界打開Chrome繼續匿名用戶

按清軍在甲午陸戰的表現對昭和日本，那是真三個月滅亡了。

臨城大劫案如果發生在滿清時期，將引發第二次八國聯軍侵華。萬幸，北洋政府妥善處理此事。

臨城劫車之案發

臨城劫車案緣起於孫桂枝與孫美珠、孫美瑤叔侄的拉桿起事。１９２０年春，孫氏叔侄在山東南部棗莊東北的抱犢崮拉起一彪人馬，自稱「山東建國自治軍」，收攏魯、豫、蘇、皖等地的貧苦農民以及安武軍、毅軍等軍閥部隊的流散軍人入夥，以孫桂枝為寨主，孫美瑤為總司令，部眾陸續發展到數千人。

時年僅２４歲的孫美瑤，是抱犢崮武裝團夥的核心人物，他曾在皖系張敬堯部服役，被認為「衣服麗都，人亦文雅，固不類山寨中人」。他們起事後，除了與當時各地所在多有、大小不等的武裝團夥一樣，幹著劫富掠財之舉外，也提出過頗具鼓動性的主張：「近年以來，國事混淆，是非顛倒，一則曰加稅，再則曰籌款、派捐、公債、印花、厘金種種苛派，紛至沓來，使農不得耕，工不得造，商不得販，兼以貪官污吏，乾沒剝削，劣董惡紳，表裡為奸……吾同仁奮然起義，縱橫齊魯，人強械廣，智勇雙全，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平等為主義，均戶為目的，志在除盡貪官污吏，殺絕劣董惡紳，將中國之腐敗病民政策滌刷一新，熙熙皞皞，打出一個清平世界，為父老兄弟造真幸福。」這表現出他們對既存社會秩序的不滿以及傳統農民起事的平均主義要求，且帶有一定的政治色彩。

以至劫車案發後有時論謂：「吾人觀察此次土匪行為，顯系初步政識之衝動。一般國民對於政治現狀與其生活之關係具不得已之要求，而出此不得已之手段，觀於匪等迭次之告示與函件可以證之。匪等此種政識，大都被世界社會主義之潮流所鼓盪，而同時復為本國政治之現象所壓迫，因而出以不中程序之奮鬥，其歷程乃在蘇俄赤化與歐美民治之間，擬之庚子事項實屬不類。」

１９２２年４月第一次直奉戰爭爆發，駐紮嶧縣的直軍北上增援，孫美珠乘機率隊下山，連佔多處村莊，扣留豪紳地主數百人，引起當地士紳之驚恐。直奉戰後，為了抗衡直系獨大之局面，北方的奉系、皖系和南方的孫中山政府，都曾派人與孫部聯絡，企圖利用其力量，而直系亦不容孫部力量之擴展。山東督軍田中玉在７月調兵往剿，俘殺孫美珠，其後續攻抱犢崮，但因該地「上豐下銳」，易守難攻，田軍「屢攻不得近山」，只能對之長圍久困。１９２３年春，抱犢崮因天旱缺水，堅守甚難，孫美瑤遂率部出山活動，以減輕山內壓力。３月間，曾任北京內閣總長的朱啟鈐等人，以中興煤礦公司董事的身份前往棗莊，視察新開礦井的生產情況。孫美瑤得知後，即佈置劫持之舉，但因事機不密而未成

此次行動可謂臨城劫車之預演，其後孫美瑤孤注一擲，策劃劫持鐵路列車，綁架外國旅客，以向政府討價還價，使己部擺脫被圍困境。

１９２３年５月５日深夜，孫美瑤率部埋伏在沙溝至臨城的津浦鐵路沿線，並卸下其中一段鐵軌，致６日凌晨２時５０分行經此處的二次特別快車出軌，孫部隨後劫持了車上的外國旅客２０餘人（包括美國、英國、法國、義大利、墨西哥籍旅客，其中美國人最多）、中國旅客數十人，英國人洛斯門（ＪｏｓｅｐｈＲｏｔｈｍａｎ）因拒捕而身亡，由此釀成中外之間的重大外交交涉事件。據交通部事後的報告，此因「事前疏於防範，臨事毫無救援，以致危及外人，損毀國道……若不速行撲滅，非惟引起重大外交，將國內路權，恐一隳而不可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