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邦為何被稱為漢高祖？
按照廟號謚號應該是漢太祖高帝，可是從史記到漢書都稱呼漢高祖，而且朝廷也默認。一種說法是太祖高帝簡稱，一種是說高祖就是太祖，可是兩漢史書都沒有說原因，甚至史記和漢書都是高祖高帝混著用，史記裡邊都是高祖沛公漢王高帝一起用～你覺得是民間起的還是廟堂起的？
劉邦的廟號是「太祖」，但「高祖」的稱謂也沒有錯。「高祖」並不是只能作為廟號，根據《辭源》，這個詞可以有以下三種義項：
1、遠祖。《左傳·昭公十五年》：「且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為大政，故曰籍氏。」孔穎達疏：「九世之祖稱高祖者，言是高遠之祖也。」
2、祖父的祖父。《禮·喪服小記》：「繼禰者為小宗。有五世而遷之宗，其繼高祖者也。」鄭玄註：「小宗有四：或繼高祖，或繼曾祖，或繼祖，或繼禰，皆至五世則遷。」
3、開國的帝王。子孫以其功最高，稱為高祖。《書·盤庚下》：「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此指商湯，又《康王之誥》：「無壞我高祖寡命。」此指周文王、周武王。
劉邦作為開國之君， 司馬遷取該詞最後一個義項稱「高祖」，沒有問題。
此外，廟號和謚號的制度並不是從遠古開始就一直固定不變，而是在不斷變化，不同時期對於廟號和謚號的區分程度也是不同的。
廟號起源於商朝，如太甲稱太宗，太戊稱中宗，武丁稱高宗；謚號起源於周初，最初用於追謚周文王和周武王。到秦朝秦始皇廢除謚法，皇帝的稱謂按世次計數，自己作為第一代稱始皇帝，以後則稱二世、三世乃至萬世，由於秦王朝短命，所以當時並沒有廟號。
漢初恢復謚法，但宗廟相關制度還並不成熟，一直到漢元帝永光年間才依據儒家經典初步形成了定製。東漢初期沿襲了「一祖二宗四親廟」七廟制度，但之後也經常變化，朝堂之上屢有禮議之爭。
所以可以推測，在司馬遷和班固的時代，高祖、太祖、高帝，這些稱謂並不如後世那麼嚴格，因此《史記》和《漢書》在行文中大都採用了「高祖」的說法，但在記載官方口徑時仍按「漢太祖」記錄。
己巳，立太子，至太上皇廟。群臣皆曰：「高祖起微細，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為高皇帝。（《史記·高祖本紀》）
己下，皇太子群臣皆反至太上皇廟。群臣曰：「高祖起微細，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為高皇帝。（《漢書·高帝紀》）
我有個不成熟的猜想：
漢初時「廟號」制度並未完全成型，所謂「高祖」、「太祖」僅僅是宗廟中用以互相區分的功能性稱呼，尚未有「嘉號」的意義，不是由政府文件所嚴格規定的。
甚至有可能，當時的，「高祖」、「太祖」並未「專有名詞化」，普通貴族家也會指著自家的排位說：「這位是我家太祖/高祖」，就跟我們現代人說「這是我家族的始祖」一個道理。
在這個猜想中
如果我們問一個漢初的人：「誰是漢高祖？」，他會回答「劉邦」
如果我們問：「誰是漢太祖？」，他還會回答「劉邦」
但如果我們問：「劉邦到底是漢太祖還是漢高祖？」，他會回答：「或許都是吧，但是這不重要」
後世的「廟號」，本質上和「謚號」其實並無本質區別，都是要經過君臣討論、官方文件正式確認，蘊含著對死者的主觀評價。但考察廟號在商代的起源，就可知道最初的廟號只有太高中世四種+祖/宗，相對於周人發明的謚號，廟號並無太多「修辭性」、「主觀性」，只是客觀地描述廟主在宗廟之中的地位，更偏重於「在宗廟中明確順序」的實際功能。
再看史記對劉邦的記載：
丙寅，葬。己巳，立太子，至太上皇廟。群臣皆曰：「高祖起微細，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為高皇帝。太子襲號為皇帝，孝惠帝也。令郡國諸侯各立高祖廟，以歲時祠。
這明顯是與後世廟謚的產生是不一樣的。
後代的廟號謚號，都是要由君臣議定，並印發文件確定的:「上廟號曰XX，謚號曰XX」，需要有一個「官方確認」的過程。
但是對於劉邦，儘管他的謚號的確是由「上尊號為高帝」這一過程確定的，與後世無異；
而他的廟號——「高祖」僅僅是大量出現在司馬遷的行文之中，「太祖」卻僅僅是出現在司馬遷引述群臣的議論之中「為漢太祖」，並沒有一個「定廟號為XX」的過程。
如果我們認為，漢初廟號尚未制度化，官方不會明確議定謚號，這一切就可以迎刃而解。
劉邦起微細而有天下，既是創立基業的「太祖」，同時也是功高卓異的「高祖」，這兩個稱號都當得起。
而官方不會像「謚號」那樣，明確確定劉邦的廟號是高祖還是太祖。（而且當時漢朝也就劉邦這麼一座宗廟，連區分都不必要）
因此，有的人會稱呼高祖，有的人會稱呼太祖。
史記的描述中，「為漢太祖」四個字，如果我們以傳統的觀點來看，似乎很難解釋，「為」表明的是對已知事實的陳述，似乎有種已經欽定的味道，隱含的意思是「劉邦此時已經被定廟號為太祖」。
但是如果我們不把「太祖」當做廟號的專有名詞，那這句話就容易理解了：
「高祖劉邦，起於微細，撥亂反正，平定了天下，（簡直可以稱作是/眾所周知是）漢宗廟中的創立基業的偉大祖先，功勞最高」（因此）上尊號為高帝
到了後世，廟號逐漸制度化，與謚號一樣，由君臣議定，並由帝王家所壟斷
但是在殘存至今的宗廟文化中，也會有「始遷祖」、「始祖」這樣的稱呼，可以看做廟號的原始形態。
一定程度上就是司馬遷的錯
因為他給劉邦寫的個人傳記裡面，通篇都是「高祖」，連題目都是「高祖」——只有到結尾處才冒出了「太祖」二字
丙寅，葬。己巳，立太子，至太上皇廟。群臣皆曰：「高祖起微細，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為高皇帝。太子襲號為皇帝，孝惠帝也。令郡國諸侯各立高祖廟，以歲時祠。
——《史記·高祖本紀》
「高祖」甚至不是「高(皇)帝」的訛寫，因為《高祖本紀》全篇只有結尾出現「高帝」二字
高帝八男：長庶齊悼惠王肥；次孝惠，呂后子；次戚夫人子趙隱王如意；次代王恆，已立為孝文帝，薄太后子；次梁王恢，呂太后時徙為趙共王；次淮陽王友，呂太后時徙為趙幽王；次淮南厲王長；次燕王建。
——《史記·高祖本紀》
甚至在別人的傳記里，也寫作「高祖」，或「高祖」、「高帝」並用——至於「太祖」二字，反倒幾無出現～
呂太后者，高祖微時妃也，生孝惠帝、女魯元太后。及高祖為漢王，得定陶戚姬，愛幸，生趙隱王如意。孝惠為人仁弱，高祖以為不類我，常欲廢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類我……
——《史記·呂太后本紀》高祖曰：「善。」於是乃令蕭何第一，賜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相國從其計，高帝乃大喜。——《史記·蕭相國世家》
高祖之為沛公初起，勃以中涓從攻胡陵，下方與。以將軍從高帝反者燕王臧荼，破之易下。勃為人木強敦厚，高帝以為可屬大事。勃既定燕而歸，高祖已崩矣，以列侯事孝惠帝。——《史記·絳侯周勃世家》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陳平計，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游雲夢。」實欲襲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兵反，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禽。——《史記·淮陰侯列傳》
如此高頻率的出現「高祖」二字，恐怕也非傳抄失誤所致
可能就是司馬公本人並不認為稱劉邦為「高祖」有何不妥罷了～
在與 @安國大將軍 討論的過程中，我產生了一個想法（而且恰好與 @任天真 不謀而合）：劉邦死時，漢朝雖然恢復了謚號制度並為其建廟，但並未確立後世那種嚴格的廟號制度，《史記·高祖本紀》中的「為漢太祖」並不是給他上廟號「太祖」，而僅僅表達劉邦是漢朝始祖、開國皇帝之意，此處「太祖」大致就是現代漢語里「老祖宗」的意思。
直到漢景帝即位之初，漢朝才初步建立廟號制度並追尊劉邦為「太祖」。這裡補充一則由 @安國大將軍 提醒才注意到的證據。《史記·孝文本紀》結尾有這麼一段——
——丞相臣嘉等言：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等愚所不及。臣謹議：世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宜各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歲獻祖宗之廟。
注意「高皇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太宗之廟」這兩句。
首先從用詞來看，一個「宜」字，表達的是應然、祈使的語氣。就像我們說「你應該做個好人」意味著「你」目前不是個好人一樣，「高皇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也就意味著「高皇廟」此時還不是「太祖之廟」。
然後從句式來看，此處將劉邦和漢文帝父子並舉，除了「高皇廟」和「孝文皇帝廟」字數對不上以外，剩下的完全是一一對應的並列關係，絲毫看不到「劉邦已經有了太祖之廟，那麼援引此例，現在給漢文帝也整一個太宗之廟」的因果關係。據此也可以推測，「太祖之廟」與「太宗之廟」都是漢景帝時才有的新興制度。
在漢景帝時初步建立廟號制度、正式追尊劉邦為「太祖」之前，劉邦「高皇帝」的謚號已經深入人心，民間乃至官方稱其為「高祖」也就習慣成自然——後世明清兩朝以「年號」+「爺」來稱呼皇帝也與之類似，此處的「祖」和「爺」都是以家族長輩的稱呼作為對皇帝的口頭尊稱。
而漢景帝時之所以會來這麼一出，我認為這也是為了強化文帝一系的合法性。從劉邦到漢景帝，除了漢文帝這個劉邦的兒子、漢景帝的爹，還插著劉邦的另一個兒子漢惠帝。漢景帝尊祖父為太祖、父親為太宗，也就順理成章地把伯父漢惠帝排除在「祖宗」體系之外，從而抬高文帝一系（也就是漢景帝他自己）的正統地位。
明朝皇帝們在廟號上玩的花樣就跟漢景帝的操作挺像的。景泰皇帝死了之後，他哥明英宗不但不給他廟號、連謚號都不給，直到明英宗的兒子也就是景泰皇帝的侄兒明憲宗上台才給他一個謚號，景泰皇帝拿到廟號「代宗」得等到南明小朝廷了，這個就近乎於漢惠帝的待遇（朱允炆順便也打了個噴嚏）；嘉靖皇帝改明太宗為成祖、尊自己生父為睿宗，這個就是劉邦和漢文帝的待遇了。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如果漢初已有如後世那般明確而嚴格的廟號制度，司馬遷身為史官世家卻弄錯此事就非常奇怪了。當然我不是說司馬遷一定就是對的、一定不會犯錯，我只是覺得，在這種涉及本朝皇帝的最基本政治制度的問題上，司馬遷犯錯的概率太低。相比之下，還是認為漢初尚無完善的廟號制度、時人習慣稱劉邦為高祖、司馬遷只是按當時習慣進行著述更為合理。
（最新情報：最近有學者統計西漢詔令、奏議，司馬遷之前罕有用「高祖」稱呼劉邦者，司馬遷之後才更多地出現這種情況；似乎可以認為，並不是司馬遷沿襲「高祖」之稱，恰恰相反，是司馬遷帶動了「高祖」之稱的流行；而司馬遷以「高祖」稱呼劉邦，是受董仲舒《公羊》學影響，意在強調劉邦「受命」「繼統」與「改制」。這一論述詳見張沛林發表在《文教資料》2019年15期的《釋「漢高祖」》一文。）
以上純屬偶然之得，但願不是我重複發明輪子……
@安國大將軍 寫得很好，在下補充一下。
時人對於歷史人物的理解與稱謂，有時候總是跳不出思想的桎梏，拘泥於自身的政治氛圍，而缺乏對於歷史背景下的思考。
這是現代歷史科學的一段話，很好的反映出時人的困惑之處。
漢高祖之所以注重於高，除了各種政治因素外，主要還是因為漢代是一個秉承戰國的功勛時代。
漢高祖登高為帝之時，史記明確記載「功高德厚」，戰國時期的德與現代理解的德之間的區別就不解釋了，因為這不是三言兩語能夠解釋清楚的。我們可以看看這個功高，也就是說，在秦末這個時代，宰割天下的基礎來源於功與德，無論是項羽分割亦或者高祖分封，都來源於這個功德體系。而這個體系正是春秋戰國幾百年高頻率戰爭衍生的社會法則，列國在高烈度高頻率的戰爭中，誕生了一系列的功勛體系，社會地位的升遷逐步向功勛靠近。
商鞅之所以受封於商，除了得益於時任秦王的推崇，擊敗魏國奪取河西，才是裂土為封的關鍵。
而戰國分封的大致樣式就是，核心領土由政府把控，封君領地由新獲領土或者邊疆組成，這也是春秋幾百年發展的結果。
不理解戰國的功勛體系與社會氛圍，是很難理解高祖的「功高德厚」的這個法理基礎的。
至於劉氏不王非功不侯的白馬之誓，也是戰國分封體系的發展。
漢初無論是諸侯王的權力範圍亦或者公侯的封地規模，都是歷史頂峰的存在，這也是戰國酬功氛圍的體現。
到了漢武帝中期，皇權逐步穩固，這時候天人感應自然水到渠成，以至於霍光僅僅依靠中樞權力就能夠控制全國，甚至於廢立皇帝，這也是漢朝獨特的政治所決定的。
漢朝從高祖對諸將醉酒砍柱等無禮之舉無可奈何，到漢景帝平定七國之亂，再到漢武帝推恩分國和酬金失侯。漢朝也漸漸走出了戰國酬勛這個歷史慣性，走向皇權發展的新時代。
補充一下
戰國時期的勛功體系，除了最高一級徹侯的裂土封疆外，一級一級的普通爵位才是這個勛功體系的基礎。
得益於現代考古的發展，許多秦簡漢簡都得以重見天日，成為研究那個時代的社會面貌的重要工具。
秦漢社會是一個注重勛功的時代，爵位制也是一個完備的社會經濟政治體系，整個社會都圍繞著這個體系運作。
因為勛功體系除了決定個人的授田、住宅、職位及奴僕外，勛功體系還有抵罪功能，當然也能流勛給子孫。戰時國家缺錢或者前期戰事緊張需要總動員，大規模授勛及出售部分爵位是很常見的事情。勛功體系在當時還承擔一些國家信譽支付等功能，而為了維持這個勛功體系的正常運作，法網嚴密也成了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勛功體系在秦漢時期是一個籠罩社會方方面面的繁複體系，承擔著很重要的社會及國家功能。這方面就不繼續深入了，有興趣深入了解的朋友可以參考詳細論文及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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