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外族人在唐，是導致安史之亂很久才平息的原因之一嗎？ 購買該鹽選專欄查看完整 18 篇內容
是大唐過於開放包容的結果嗎？
安史之亂時 大部分外族人 乃至外國人都是站在唐朝廷一邊的 甚至還有于闐王 放棄王位 親自帶兵 萬里援唐這種操作
也正是因為這些外族人 安史之亂被迅速平定了
但等到僕固懷恩之亂、吐蕃入侵的時期 某些民族可就沒這麼乖了……
這說明 異族怎麼表現 跟異族怎麼想無關 關鍵還看你自身是否絕對強大 只要你自身強大 大家就會開開心心當大唐的狗 跟著你混有肉吃 跟你作對被打死 誰不當狗誰傻
先說幾點概論：
1.安祿山出身的幽州武士集團源自營州柳城胡人聚落，而該聚落是唐朝為了「以胡制蕃」而一手打造，跟什麼「包容開放」沒啥關係。
2、安祿山和史思明作為「雜胡」，其宗教信仰與族群認同有著鮮明的內亞文化色彩，其集團也多有粟特人武將。
3、安祿山自稱為「光明之神」的化身，並親自主持粟特聚落中群胡的祆教祭祀活動，使自己成為胡族百姓的宗教領袖。他利用宗教的力量來團聚轄境內外的粟特胡眾，利用「光明之神」的身份來號召民眾。大量蕃兵胡將追隨安祿山起兵反叛，不能不考慮「光明之神」感召的精神力量。
4、安史之亂後唐朝確實出現了對胡化、胡人的反感與排斥。
5、「大量外族人在唐，導致叛亂很久才平息？」我個人不贊同，我覺得李光弼、僕固懷恩、李懷光等外族將領大大加快了局勢的好轉。
1、
首先要說明的一點是，唐朝之「胡」多指昭武九姓胡，也就是西域粟特人。本文如無特別說明，也均指粟特。
安祿山、史思明等叛軍高層核心，都是營州地區的「雜胡」，也就是突厥與粟特血統文化混合的族群。那麼營州為什麼會有如此多的「雜胡」呢？
營州粟特，主要出自柳城粟特聚落。柳城粟特胡之來歷，最早見於武周萬歲登封元年（696）夏，因契丹攻陷營州，則天武后「大發河東道及六胡州、綏、延、丹、隰等州稽、胡精兵，悉赴營州」，表明大量六胡州等地的粟特人進入營州地區。以後，開元初（713年以後），安祿山等輾轉來到柳城。天寶元年（742），康阿義又率部落到達。
眾所周知，粟特人傳統上並不是能征善戰的民族，而是一個往來於東西方交通通道的商業民族。西北的沙州、西州等地也有陸續遷徙來的粟特人集團被唐朝編入鄉里，在沙州為從化鄉，在西州為崇化鄉。然而營州粟特跟以上聚落相比有著截然不同的特點。
一、這是唐朝通過行政手段經過幾次較大的粟特部落的遷入而形成的。
二、這些粟特人都是從東突厥汗國內遷徙而來的，精於騎射，富有戰鬥力，無論血統還是文化上也呈現出粟特-突厥混合的傾向（即所謂「雜胡」）
唐朝這樣做的目的很簡單：以胡制蕃，自從營州之亂後唐朝面對兩蕃（契丹、奚）就越發力不從心，因此想要利用這些善戰的粟特胡人，來對付兩蕃。
也正是因為要保持粟特部落強大的戰鬥力，故而唐朝未將粟特部落打散而是只對這裡保持鬆散控制，安祿山和史思明等人也正是在和東北兩蕃的戰鬥中成長起來的。
營州胡人風貌，正如高適《營州歌》：
營州少年滿原野，狐裘蒙茸獵城下。虜酒千鐘不醉人，胡兒十歲能騎馬。
也正是這樣的聚落，讓安祿山得以積聚出許多粟特武將：
安忠臣，安祿山養子
安忠順，後改名守忠，天寶十載時列安祿山將帥之首位；祿山攻佔長安後，命其總兵以鎮西京
何千年，天寶十載時列為安祿山將帥之一；十四載為祿山副將，入朝代祿山奏請以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祿山起兵後，先令其率壯士數千人伏兵於河陽
何思德，安祿山手下大將，相貌類似祿山。天寶十載秋討契丹之先鋒
史定方，平盧節度使安祿山手下騎將，天寶十載曾救祿山於契丹重圍
安思義，安祿山部將，屯真定，後降於李光弼
安岱，安祿山派駐京師之親信，天寶十四載五月為楊國忠捕殺
康傑，天寶八載所立《大唐博陵郡北嶽恆山封安天王之銘》撰者。
康阿義屈達干，安祿山之先鋒使。天寶四載任范陽經略副使。五載為節度副使
康節，安祿山部下邢州刺史
曹閏國，安史部將，雲麾將軍守左金吾衛大將軍，後歸降唐朝。
何元辿，天寶十三載二月任上谷郡修政府折衝，為安祿山造《大般若波羅密多經
安神威，與孫孝哲一道奉安祿山命西攻長安。
安太清，原為安祿山部將；後助史思明殺安慶緒，為史思明手下主要大將，鎮懷州，後為李光弼生擒
安武臣，安慶緒部將，至德二載（757）七月曾率眾攻陷陝郡
安雄俊，安慶緒部將，曾與蔡希德、安太清等攻陷河北
史思明
史朝義，史思明長子
康沒野波，史思明部將，為先鋒攻平原郡，顏真卿棄郡渡河南走
康文景，史思明部將
曹將軍，史思明貼身心腹
何數，史思明時任北平盧龍府別將。
何令璋，何數之子，史思明時任游擊將軍、行右衛上谷郡遂城府別將、輕車都尉、都知降戶使判官
石帝廷，安史部將
康孝忠，史朝義之戶部尚書
康某，安南都護康謙之婿，在安史叛軍中，連累康謙被殺
......
2、
安祿山和史思明作為叛軍兩大核心，又均為「雜胡」，二人身上都表現出了複雜的文化認同雜糅現象。
安祿山母親是突厥巫女，父親大概為康姓粟特人，後又在安姓粟特家庭中成長，其與突厥-粟特千絲萬縷的聯繫首先表現在其名字上：
安祿山是否可以翻譯為「亞歷山大」??www.zhihu.com
安祿山自己的族群認同無疑就是粟特（也就是「胡」），這清楚地表現在他和哥舒翰的對話上：
祿山謂翰曰：「我父胡，母突厥；公父突厥，母胡。族類本同，安得不親愛？」翰曰：「諺言『狐向窟嗥不祥』，以忘本也。兄既見愛，敢不盡心。」祿山以翰譏其胡，怒罵曰：「突厥敢爾！」
安祿山試圖以都是胡人與突厥的混血來拉攏哥舒翰（哥舒翰的母親是西域于闐人，被安祿山認為同是胡人），被哥舒翰拒絕後便憤怒的破口大罵「突厥敢爾！」表現出其對突厥強烈的反感和不屑。
但是恐怕連安祿山自己也未必清楚的是，自己身處河朔也不知不覺間收到了突厥文化的影響——安祿山曾對唐玄宗稱「蕃人先母后父」，然而粟特傳統上實際更注重父系血統，如果安祿山真的認同「先母后父」，那恐怕更可能是突厥「先母后父」式的雙親稱謂次序帶來的文化傳統。
相比之下，另一個核心人物史思明的認同顯得格外有趣——他對胡人（粟特）的認同很成問題，以至於對著粟特曹將軍大罵「胡誤我！」。甚至史書對其長相的描寫都與傳統西域粟特人相差甚遠，而更像是北亞人種。
3、
安祿山的族群認同是粟特，粟特人多信仰祆教。而老安一方面通過用編造自己的降生神話來神話自己，一方面動用祆教信仰以拉攏廣大胡人群眾。安祿山呈現出了多元文化下的多重面孔。
我們看安祿山的種種宗教活動：
潛於諸道商胡興販。每歲輸異方珍貨計百萬數。每商至，則祿山胡服坐重床，燒香列珍寶，令百胡侍左右。群胡羅拜於下，邀福於天。祿山盛陳牲牢，諸巫擊鼓歌舞，至暮而散。
引見諸賈，陳犧牲，女巫鼓舞於前以自神。
安祿山搞的祭祀活動，出場的都是胡人，安祿山也穿著胡服，跟同時期唐朝其他對祆教的描寫可知，此處安祿山即在祭祀祆神。
而我們再看安祿山的出生描寫：
赤光傍照，群獸四鳴，妖星芒熾落穹廬
母阿史德……禱子於軋犖山，虜所謂斗戰神者，即而妊。及生，有光照穹廬，野獸盡鳴。望氣者言其祥
安祿山為自己身世編造的「感生神話」並將其與出生時取下的「軋犖山」一名相聯繫，其中的緣由十分複雜。我們可以認為安祿山將自己打造為軋犖山神的感應化身，並自稱為「軋犖山」或「祿山」，也就是「光明之神」的化身；也可以認為安祿山把自己的出生與突厥戰神「軋犖山神」相聯繫，並藉此加入北方民族自古流傳的含有濃郁薩滿教因素的「感光而妊」神話，以向其麾下各北亞游牧族群傳播「君權神授」的信號。
從祆教的角度說，安祿山把自己打扮成「光明之神」，利用粟特人的祆教信仰來團聚他們，又通過粟特人的商業往來秘密傳教，團結了營州幽州的粟特，又以「光明之神」的名義號召民眾起兵，動員出了龐大的人力物力。
叛軍中究竟那一股人最多？不好說，陳寅恪始終主張昭武九姓胡是主力；黃永年認為中堅力量則是契丹和奚族；宮崎市定認為安氏兵力大振乃是由於突厥降部的大批加入，榮新江認為叛軍將領和士兵的主體都是胡人。
4、
安史之亂後唐朝確實出現了不少對於胡人的反感，乃至於將安史之亂的爆發歸結於胡人入華導致的「胡化」
天寶初，貴游士庶好衣胡服，為豹皮帽，婦人則簪步搖，衩衣之制度，衿袖窄小。識者竊怪之，知其戎兆矣。
開元來……太常樂尚胡曲，貴人御饌，盡供胡食，士女皆竟衣胡服，故有范陽羯胡之亂，兆於好尚遠矣。天寶欲末胡欲亂，胡人獻女能胡旋。旋得明王不覺迷，妖胡奄到長生殿。胡旋之義世末知，胡旋之容我能傳。
歧視胡（廣義）將如僕固懷恩，最終僕固懷恩在被陷害後被逼起兵造反。
張光晟對於九姓胡和回鶻一起大加殺戮，得到了朝廷的默許和庇護，這其中也不能不說沒有朝廷對於胡人（廣義），尤其是對和安祿山同種的粟特人的厭惡造成。
不過，粟特人在長安仍然繼續存在，他們用改換姓氏、郡望等方法來轉胡為漢。
另有不少粟特人輾轉來到安史起家的河朔地區，逐漸和藩鎮合流加強了當地力量，又有不少融入沙陀集團在五代扮演重要角色——只不過到了此時，這些「雜胡」中安祿山越來越少，像史思明那樣的精神外族越來越多
（康）福世本夷狄，夷狄貴沙陀，故常自言沙陀種也……（僚佐）見其錦裘，相顧竊戲曰：『錦裘爛焉。』福聞之，怒曰：『我沙陀種也，安得謂我為奚？』聞者笑之。
最終逐漸隨沙陀人一起完全融入漢人。
因為唐太宗沒有殺降，反而採取「羈縻府州」的懷柔政策，可謂是唐朝悲劇的早熟之患。
俯視洛陽川，茫茫走胡兵。
流血塗野草，豺狼盡冠纓。
——李白
在中國領土的最遠端，常常可以看見石頭或者碑上刻著「漢疆唐土」的字樣，可見中國人對於漢、唐這兩個漢族鼎盛時期建立的王朝的遼闊疆土，有著深入血液和骨髓的輝煌記憶。確實，在漢、唐統治時期，中國極大地擴張了自身的版圖，其中唐代「武功之盛，亘古未有」。在全盛時期，唐朝統治了東至鄂霍次克海、西逾蔥嶺（帕米爾高原）直至阿姆河、南至安南（越南）、北至瀚海（貝加爾湖）的廣闊土地，顯得尤為耀眼。
其實，唐朝在建立之初日子也不好過。隋末亂世群雄並起，山頭林立，雖然唐朝擺平了幾個不服的，但依然有一些割據的軍閥勢力威脅著唐朝的統治，使唐朝統治者無法像隋一樣抽出軍事力量在西北地區對抗日益強大的東突厥勢力。突厥使者每次來到長安，態度都非常傲慢和跋扈，甚至胡作非為，唐朝君臣也不得不忍受，史載：「每遣使者至長安，頗多橫恣。高祖以中原未定，每優容之。」
即使唐朝君臣用伺候大爺的態度小心地對待突厥，突厥依然我行我素，連年侵擾中原，並且勾結殘餘的反唐勢力，蠢蠢欲動，試圖效仿鮮卑的拓跋氏逐鹿中原。公元 626 年 6 月，在聞知唐朝發生政變（玄武門之變）後，頡利可汗起兵攻唐。8 月，突厥大軍直抵渭水，列陣於渭水北岸，威脅首都長安，唐太宗不得已與頡利可汗簽訂城下之盟，史稱「渭水之盟」。雙方雖已立盟，突厥卻並不死心，但見唐軍防守嚴密，恐強攻兩敗俱傷，於是大掠而走。
如此的奇恥大辱深深地刺痛了帝國君臣的心。公元 630 年，突厥遭「白災」（暴雪）侵襲，又逢內亂，唐帝國本著「趁他病要他命」的思想打響了精心準備多年的攻滅東突厥之戰。李靖等發兵討伐東突厥，由於唐軍戰前準備充足、戰技高超，全軍上下懷著復仇之心一舉擊滅了東突厥，解決了西北方向的心腹大患。此後，唐帝國通過連年攻伐，基本解決了除西南方向（吐蕃）之外的所有異族威脅，領土大大擴張，進入全盛時期。唐太宗得意而豪邁地說：「前王不辟之土，悉請衣冠；前史不載之鄉，並為州縣。」
殺降不祥
東突厥滅亡後，投降的部眾有十多萬，其他依附於東突厥，在靖邊戰爭中投降、被俘的「雜胡」更是不計其數，怎麼處理這些人成了擺在唐朝君臣面前的一個大問題。朝臣在這個問題上分為兩派，一派以中書侍郎顏師古、禮部侍郎李百葯為代表，主張把這些胡人充實到河南、河北的府州去，「授以生業，教以耕種」，我們姑且可以稱他們為鴿派。
宜悉徙之河南兗、豫之間，分其種落，散居州縣，教之耕織，可以化胡虜為農民，永空塞北之地。
另外一派以名臣魏徵為代表，持鷹派（姑且稱之）觀點。魏徵可謂是唐代的鷹派領袖，他反對非法移民，堅決主張把這些人遣送回原籍：
宜縱之使還故土，不可留之中國。夫戎狄人面獸心，弱則請服，強則叛亂，固其常性。
魏徵還舉了晉代把匈奴殘餘和諸胡安置在中原地區導致五胡亂華、生靈塗炭的例子：
晉初諸胡與民雜居中國……後二十餘年，伊、洛之間，遂為膻裘之域。
夏州都督竇靜也反對把突厥俘虜安置在中原地區，他認為這嚴重威脅了唐朝的安全：
置之中國，有損無益，恐一旦變生，犯我王略。
值得指出的是，兩種態度相較之下，似乎魏徵讓他們重獲自由、回歸家園的辦法更加仁慈。實際上，當時東突厥適遭暴雪天災，牲畜大量凍死，男性則在戰爭中大量陣亡，因此，在突厥俘虜中，老弱和婦孺佔了一半還多，這時候如果強迫他們返回塞北，無異於藉助大自然之手判了大多數人的死刑。
因此，唐太宗當堂駁斥了魏徵的意見，他說：「夷狄亦人耳……不必猜忌異類。蓋德澤洽，則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則骨肉不免為仇敵。」
現在，有些半吊子歷史學家說唐太宗是鮮卑人，因此才對游牧民族如此寬容和優待。這純屬胡說八道。李世民的鮮卑血統主要來自其母系，而古代中國人和世界上其他多數民族的譜系是只承認父系的（如歐洲的薩利克法）。而且，現代人類學、民族學研究也採用只研究 Y 染色體單倍體的方法來研究民族演變，因為只有 Y 染色體在遺傳中能夠保持穩定性（只有男性有 Y 染色體）。因此，李世民是毋庸置疑的漢人。他對於處理少數民族俘虜問題的考慮，也反映出一個漢族帝王基於儒家和道家思想的政治考慮。一方面，基於道家思想，他認為鴿派「化胡虜為農民」的同化政策「乖違物性」，也就是說，強迫游牧民族去種地是不尊重自然規律的。另一方面，基於儒家思想，他認為「殺降不祥」，更是堅決不同意採用魏徵所提的迫使俘虜返回塞北的變相種族滅絕政策。
羈縻懷遠
因此，唐太宗採取了一種全新的懷柔政策，他把這些俘虜全部分散安置在突厥故地中靠近中原核心統治區的地區，任命俘虜中的首領、酋長為唐朝官吏，按照其民族的風俗和原始習慣法，實施區域自治，這就是所謂的「羈縻府州」：
「……處突厥降眾，東自幽州，西至靈州；分突利故所統之地，置順、祐、化、長四州都督府；又分頡利之地為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雲中都督府，以統其眾。」
「其餘酋長至者，皆拜將軍、中郎將，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長安者近萬家。」
「羈縻府州」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非常獨特的存在，它既不同於一般的中原州縣，也不同於外藩。羈縻府州通常將唐代律法和本民族習慣法相結合，或者直接用本民族的習慣法來治理，理論上也不承擔中原漢族人的各種賦稅（有些羈縻府州象徵性地納稅，最多不超過中原的一半）。其統治者既是其本民族的首領和酋長，也是唐朝的行政官員。其人民既是部落民，又是唐朝的屬民，他們在羈縻府州內依然按照他們的風俗習慣生活，只需每年定期繳納象徵性的貢賦，即可得到中央政府「薄來厚往」的恩賜。在為突厥設置羈縻府州之後，唐朝又為被征服的如奚、契丹、室韋、吐谷渾、鐵勒、靺鞨、党項、薛延陀和西南及南方的諸蠻族分別設置了眾多的羈糜府州。
早熟之患
不難發現，這其中的好幾股勢力日後都成了中原王朝的心腹大患，甚至反客為主定鼎中原，比如契丹（遼）、靺鞨（女真）、党項（西夏）、室韋（蒙古）。他們在唐代還羽翼未豐，正在唐的羈縻府州中做順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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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者不祥：從打架到戰爭的暴力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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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祿山率領的那十五萬大軍，本來就是蕃、漢聯軍，而且漢族士兵的數量並不少，從史書的記載看，因為安祿山「令嚴肅，得士死力，無不一當百，遇之必敗」，所以當他起兵的時候，除了平原太守顏真卿、常山太守顏杲卿二人之外，河北諸郡基本望風而降，然而即使這樣，安祿山在起兵前仍然是猶豫了非常久的，最後讓他下定決心起兵的一個人叫做嚴庄，而嚴庄這個人就是漢人。
大唐天寶十四載即公元即公元755年春三月，安祿山做范陽、平盧、河東三鎮節度使的時候，又率領大軍打敗了契丹人。雖然這時候的安祿山已經在華北地區經營多年，但是還並沒有完全下定起兵叛亂的決心。而最終促使安祿山下定決心起兵反唐的人有兩個，他們分別是高尚和嚴庄二人，高尚這個人究竟是胡人還是漢人，我並不清楚，然而嚴庄這個人就是個漢人，而且可以稱之為安史之亂時期的「毒士」。
天寶十二載即公元753年，楊國忠掌權後，嚴庄曾經協助楊國忠，以「勾結叛胡」的罪名清除了李林甫的黨羽，後來又與吉溫等人投奔到安祿山麾下，並且不停的慫恿安祿山起兵造反，還協助叛將蔡希德攻打大唐上黨太守程千里，等到程千里戰敗，而被蔡希德生擒後，便是這個嚴庄親手殺死了程千里的，像嚴庄這樣的漢人謀士，或者漢人將軍在安祿山手下可是大有人在，比如說崔乾祐、武令珣、薛嵩等人。
崔乾祐參與攻打洛陽和長安的戰爭，特別是在攻陷潼關的戰爭中，崔乾祐就是大燕國軍隊的主帥，而崔乾祐手下率領的軍隊中可也不缺乏漢人士兵。然而，先後幫助大唐保衛潼關的高仙芝、封常清、哥舒翰三人當中，就有兩個是胡人。哥舒翰在靈寶西源被崔乾祐的軍隊打敗後，就是被火拔歸仁挾持著，投降了崔乾祐的。
另外，就在崔乾祐打敗哥舒翰的當天，李光弼也在常山將叛將史思明打敗。李光弼是契丹人，安祿山手下有一個名叫孫孝哲的人也是契丹人，被李光弼打敗的史思明也是胡人，然而李光弼代表的大唐官軍，孫孝哲、史思明代表的是叛軍，難道這樣的戰爭還能純粹看成針對外族的戰爭嗎？
天寶十五載即公元756年春，安祿山在洛陽稱帝，建立「大燕」，改元「聖武」。也是在這個時期，大唐南陽節度使魯炅率領從荊州、襄陽、黔中、嶺南等地招募的十幾萬新軍討伐叛軍。安祿山派出他手下的將武令珣出戰，唐、燕兩支軍隊在葉縣展開血戰，最終，武令珣將魯炅率領的十幾萬大軍打的幾乎全軍覆沒，這樣的戰爭又和民族問題扯得上什麼關係呢？要知道，武令珣和崔乾祐一樣都是漢人。
當時的官軍的戰鬥力真的很差嗎？我看未必。就在哥舒翰鎮守潼關的時候，李光弼、郭子儀二人多次在常山打敗叛將史思明，使「河北諸郡歸降者十餘」，顏真卿協助賀蘭進明收復了信都。身為常山太守的顏杲卿用離間計斬殺了叛將何千年，俘虜了叛將李欽湊、高邈二人，顏杲卿本來是有希望守住常山的，然而因為太原尹王承業想要獨吞斬殺王承業，生擒李欽湊、高邈二人的軍功，而不願意救援，所以才最終導致顏杲卿被蔡希德所俘。
別看這時候的叛軍氣勢洶洶，實際上安祿山自己的心理也一直在打鼓，特別是當安祿山聽說，李光弼、郭子儀打敗了史思明，收復了河北十幾個縣，差點打入范陽，賀蘭進明收複信都，顏真卿在堂邑打敗叛將袁知泰，哥舒翰又在潼關擊退了安慶緒的進攻等這一系列的消息後，安祿山可是瞬間慌了：【祿山大懼，召高尚、嚴庄詬之曰：「汝數年教我反，以為萬全。今守潼關，數月不能進，北路已絕，諸軍四合，吾所有者止汴、鄭數州而已，萬全何在？汝自今勿來見我！」】，還不是因為唐玄宗李隆基隨後的一系列騷操作，才使潼關淪陷，讓安祿山有了信心吞併大唐的嗎？
還有就是，安史之亂爆發前的大唐都成什麼樣了。杜甫的《兵車行》所說的「道旁過者問行人，行人但云點行頻。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去時里正與裹頭，歸來頭白還戍邊。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荊杞。」說的可就是人口已經高達五千萬的大唐天寶末年的事情。此時，唐玄宗李隆基的窮兵黷武已經使階級矛盾十分尖銳了。鮮於仲通、李宓等人出兵南詔國，損失的大軍超過十六萬，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甚至說，在楊國忠掌權後，大唐與南詔國的數次戰爭中，損失的大軍就已經超過二十萬了，這樣的損失不是短時間內可以修復的，除了軍隊的損失之外，還導致大量青壯年勞動力白白死在戰場上，使大量土地沒有人耕種，又加上天寶末年的自然災害頻繁，本來就導致糧食減產，朝廷的賦稅和徭役卻反而越來越重，在這種情況下，即使安祿山不造反，也可能會很快爆發流民大起義，類似東漢末年的情況。相比之下，安祿山對契丹戰鬥的損失反而是比較小的。
天寶十載即公元751年秋八月，安祿山率領十萬大軍（或作「六萬」）討伐契丹，並且以兩千多名奚人作為鄉導，結果因為奚人倒戈，所以安祿山被契丹人打敗，然而安祿山也僅僅是損失幾千人，並沒有造成非常巨大的損失。隨後安祿山又發兵二十萬討伐契丹，雖然沒有什麼戰果，但是也並沒有到全軍覆沒的地步。然而就是在這一年的夏四月，鮮於仲通率領的六萬大軍攻打南詔國，結果六萬唐軍被南詔人打的全軍覆沒，唐軍的屍體直接將瀘水堵塞，南詔國王閣羅鳳以唐軍的屍體為京觀，並且直接向吐蕃稱臣，與吐蕃一起對抗大唐；到了當年秋七月，高仙芝率領的三萬大軍，又在怛邏斯城被大食國的軍隊打的全軍覆沒，相比之下，安祿山已經算損失最小的了。
當然了，天寶末年的大唐確實是有民族矛盾的，然而造成這種民族矛盾的結果恰恰就是朝廷軍隊的霸權欺凌。比如說鮮於仲通做劍南節度使的時候，當時的雲南太守張虔陀就經常無故扣留南詔人的妻妾，並且向南詔王閣羅鳳索要巨額賄賂，徹底激怒了南詔人。於是閣羅鳳才會發兵攻陷了大唐的雲南都護府，殺死了張虔陀，這才會激怒鮮於仲通。等到鮮於仲通要發兵打南詔的時候，閣羅鳳就馬上表示要稱臣，並且願意歸還南詔國掠奪的土地和財產，可是鮮於仲通不肯，於是閣羅鳳只能被迫叛唐，而稱臣了吐蕃，並且最終將鮮於仲通率領的六萬大軍打的全軍覆沒，總不能說，這件事的責任全部在南詔人那邊吧？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西域，就是因為高仙芝在攻入石國後進行了殘酷的燒殺搶掠，才會徹底激怒石國人，於是西域諸胡才會聯合大食國發動了「怛羅斯之戰」的，總不能說，唐軍就沒有半點責任吧？雖然安祿山在對付契丹人的時候，也有霸權欺凌的手段，比如說，安祿山經常將契丹人騙到營帳中，灌醉殺死，一次就殺死幾千人，並且經常發兵騷擾已經歸順的契丹人，使契丹可汗李懷節盛怒之下斬殺了和親的靜樂公主獨孤氏，奚部酋長李廷寵盛怒之下斬殺了和親的宜芳公主楊氏，但是安祿山率領的軍隊的戰鬥力好歹是不錯的，至少在對付契丹人的戰爭中，安祿山的軍隊算是天寶末年的軍隊中表現比較好的了。然而即使這樣，楊國忠、李亨等人仍然一直要唐玄宗李隆基除掉安祿山，這種情況下，就算是個漢人在那個位置上，還不是一樣造反嗎？
與你想的恰恰相反，安史之亂當中安史叛軍一方的基本盤本來就是有奶便是娘的幽州胡漢武人集團+對大唐中央離心離德的幽燕河朔土民+失意漢族士子武人。在這個盤子里，胡人漢人都有，即便是胡人，也已經漢化日久。
安史集團當中，如嚴庄，高尚，高邈，何千年（存疑）這樣的謀臣自然不必說全是漢人，而其高級將領中，崔乾佑，蔡希德，安守忠，田乾真，田承嗣，武令珣、薛嵩等大將都是漢人。
即便是孫孝哲，李寶臣，李歸仁之類的胡人將領也具有很高的漢化程度，甚至湧現出阿史那承慶之類的胡人智將。
誠然，安史叛軍當中有大量的粟特、兩蕃、突厥武人，但那個時代唐朝哪一個邊鎮集團拉不出成排的胡人城傍和僕從軍？你看看安史大軍中的高層，真正能夠統帥叛軍進行大兵團作戰的叛軍高層仍然是以漢人和漢化胡人。
歸根結底，你唐玄宗不修德，在東北邊疆搞出這麼個胡漢混雜的職業武人集團，本身就已有尾大不掉之患，又加上天寶年間朝堂政治敗壞，言路閉塞，李林甫和楊國忠先後弄權，銓敘失序，大量漢人文武開始在長安朝廷以外尋找進身之階，而諸節度使的幕府就成了最好的目標。漢人精英們在中央的上升渠道閉塞，轉而投靠已經掌握了軍事和財政權的地方勢力，這本身就是大內亂的肇端，八王之亂的本質與此有異曲同工之處。
更何況，你唐打一開始就對河北沒行過仁政，李淵背信棄義殺竇建德，李大李二前後血腥鎮壓劉黑闥，後來二鳳和小九征遼，河北輸役又重，武則天時期，吏治敗壞，李盡忠孫萬榮被趙文翙逼反，武攸宜、武懿宗、武三思這幾個草包打仗的本事沒有，反倒在河北以極其殘忍的手段濫殺無辜，殺良冒功，導致河北各族百姓離心離德，武周軍隊在短短一年多的時間裡經歷三場大敗，最後還要靠突厥人幫手，間接養肥了默啜這條野心狼，倒霉的又是河北沿邊百姓。
河北各族百姓從你唐建立就沒過過幾天好日子，不反你反誰去？日後河朔三鎮百年割據，除了唐朝本身應對安史之亂的措施失當之外，河北民心不附長安是一個很大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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