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學曾國藩什麼「早睡早起」習慣，學學曾國藩的書法，倒是也沒什麼壞處，說實話也有不少大我一輩的親戚們給我發一些類似「學習曾文正公」的文章，但是每次說到曾國藩比你還「笨」的時候，聽一下就好，曾國藩要比我還笨，他根本不可能出將入相，名留青史。歷史上恐怕沒那麼多勵志故事，「笨」人如果27歲中進士，那麼這世界真沒天理了。

如有不妥之處，求輕噴，歡迎愛好者們一同討論~

曾國藩說自己笨是和無數歷史上真正的天才比。

這個有點像清華北大的學生說自己是學渣。

其實言外之意是說你們連學渣都不如。

曾國藩是耕讀寒家子出身，能夠考到進士，而且還考上了翰林，

相當於國考第二進入中辦秘書，

可以說是牛氣衝天了。

曾國藩的「天資」可能確實一般，但是絕對算不上「笨」。

要知道在傳統時代，平頭百姓要想爬上士紳階層，並不比駱駝穿過針眼容易。明清兩代士紳佔全社會人口的比例，在最多的時候也不過百分之一左右(4)。

平民百姓想要改換門庭，最主要的途徑當然就是科舉。然而傳統時代科舉的錄取率極低，最低一級功名秀才（生員）的錄取率不過 1% 左右(5)，至於舉人、進士功名，當然更是難上加難。何炳棣說，以明代 1393 年為例，「進士只佔總人口的 0.000055，而在清代 1844 年，則占 0.000048」(6)。也就是說，進士佔全國人口的比例，平均不過十萬分之五左右。

因此，由布衣而入仕，通常不是一代人能完成的事業，往往需要好幾代人進行接力。宗韻在《階層與流動：明初農戶入仕案例分析》一文中，對明代二十個家族的奮鬥史進行分析，得出的結論是明初普通農民家庭攀升為官宦之家，平均需要四代到五代人，花 130 年左右的時間才能完成(7)。

在這個漫長的奮鬥過程中，通常有兩個必須通過的關口。第一，奮鬥的起點往往是這個家族從中農以下變成富農或者地主，也就是經濟地位要有一次上升。第二，有一代人獲得秀才這個低級功名，後代才有可能中進士。

為什麼要經過這兩個關口呢？首先，只有具備一定的經濟條件，才能供孩子讀書。雖然中國科舉制度最令人稱道之處就是它的公平性，然而這種公平性是受到經濟條件的極大制約的。潘光旦、費孝通分析了清朝從康熙到宣統年間的 915 份朱墨卷，得出的結論是，科舉制看似公平，但是實際上對城鎮居民、有產之家庭更為有利。張仲禮也認為科舉制實際上更有利於有財富權勢者(8)。因為供孩子讀書、參加考試，特別是鄉試以上級別的考試，是要花很多錢的。參加鄉試，需要在省城住店或者租房，「而此時房租又頗昂貴，非一般貧寒子弟所堪承受。而參加會試，更是所費不貲。有些離京城較遠的省份，第二年三月的會試，在前一年十二月初就準備上京。旅途勞頓之苦，旅費之巨，不難想見」(9)。一個具體的例子是光緒二十四年（1898），河南拔貢王錫彤由汲縣赴北京參加朝考。河南離北京並不算遠，然而往返路費還是花掉了約 50 兩白銀；到了北京之後，他經歷了到禮部投文、報到、買卷、團拜等必需的程序，又花掉 50 兩左右(10)。這樣大的支出是中農以下的人家通常難以負擔的，所以大部分科舉的成功者都出自小康以上的家庭。

而要由前代人獲得一個低級功名給後代人做墊腳石，是因為獲得舉人、進士等高級功名的難度遠遠大於秀才。艾爾曼說：「在 3 萬名生員中，只有 1500 名（5%）從鄉試中勝出成為舉人，而在舉人中最後只有 300 名（20%）可以通過殿試。」(11)也就是說，按所有參加科舉的人數與最終的進士名額計算，錄取率是 0.000136。

由平民家庭白手起家中了秀才的第一代科舉成功者，由於教育質量的限制，往往只能止步於第一階。但是他們卻可以給自己的孩子提供更為優越的教育環境，做孩子的啟蒙老師，成為孩子們向上攀登的階梯。王先明研究證明，晚清考中舉人的那些人，查他們的祖、父兩代，大部分都取得過秀才等基礎功名。「其祖、父有功名身份的舉人所佔比例占絕對的多數。」(12)何炳棣也說，明清兩代近百分之七十的進士不是出身於普通平民之家(13)。具體到清代，百分之八十以上進士的三代祖先中至少出現過一個秀才(14)。

曾國藩的同時代人李鴻章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安徽李氏最初「清貧無田」，到李鴻章高祖時，才「勤儉成家，有田二頃」(15)，有了一定的經濟基礎。李鴻章的祖父李殿華立志要光大門戶，發奮苦讀，無奈時運不濟，兩次鄉試均告失敗，止步於生員。李殿華從此退居鄉間，率子孫耕讀，「足不入城市幾近五十年」。他承擔起所有家事，讓自己的子孫們專心於學業。命運終於對李氏家族的頑強努力加以回報，李文安父子後來雙雙金榜題名，「以科甲奮起，遂為廬郡望族」(16)。

曾國藩家族的科舉史與此十分相似。湘鄉曾氏接力式奮鬥的起點，也就是經濟地位的上升是在曾國藩的祖父曾玉屏這一代完成的。曾玉屏出生之時，家境屬於中農。他「少游惰，往還湘潭市肆，與裘馬少年相逐，或日高酣寢」。一度遊手好閒，不務正業，以至人們擔心曾家在他手裡破落。好在從三十五歲起他痛改舊習，勤苦力田，「入而飼豕，出而養魚」，多種經營，一年到頭，無稍空閑。高嵋山「壟峻如梯，田小如瓦」，曾玉屏「鑿石決壤」(17)，將十幾塊小田土連接成一片大田地。幾十年艱苦創業，終於使曾家經濟狀況逐漸改善。

公元 1811 年（嘉慶十六年）曾國藩出生時，家裡有田地百餘畝(18)，家中有祖父母、父母、叔嬸、大姐加上他共八口人，人均至少十二畝半。晚清中國人均田地，學者的樂觀估計是三畝，悲觀估計僅為一點四畝，具體到嘉慶十七年，吳慧提供的數字是一點七一畝(19)。也就是說，曾家人均土地是全國水平的七點三倍。

毛澤東的出生地與曾國藩家相距不遠，出生時間較曾國藩晚八十二年。毛澤東在與斯諾談話中說，「我家有十五畝田地，成了中農」，後來又買了七畝，「就有富農地位了」(20)。人均五畝多地就算富農，這一幾十年後的標準亦可略資參考。據此我們大致可以判斷曾家的成分為小地主。曾國藩為曾玉屏作的《大界墓表》中說曾玉屏中年以後成為地方上的頭面人物，經常修橋補路，救助孤貧(21)。這從另一個角度說明他具備了一定的經濟實力。這是曾家向紳士階層進發的第一層基礎。

曾玉屏對湘鄉曾氏家族更大的貢獻，是高瞻遠矚地供自己的兒子讀書。

曾玉屏深知功名對光大家業的重要性。據族譜記載，曾玉屏並不是湘鄉曾氏的第一個地主。事實上，在五六百年的歷史中，曾氏一族也數度上升到小地主階層，比如曾國藩的太高祖曾元吉就生財有道，在康熙、乾隆年間積聚了數千兩的產業，置買了數百畝田地。然而由於沒有功名做保障，這一短暫的地主地位很快被中國社會「諸子均分」習俗所打破：曾元吉晚年將家產均分給了六個兒子，自己只留下衡陽的四十畝田作為養老送終之用。六個兒子每人可以分到五十畝左右的田地，再次回落到中農階層(22)。

為防止曾家的富裕如曾元吉時代一樣曇花一現，曾玉屏下定決心，一定要讓自己的孩子博取功名。他一力負擔起所有家業，供長子曾麟書從小讀書，並且不惜代價「令子孫出就名師」(23)，擺出一副破釜沉舟的架勢。

在曾玉屏的嚴厲督責下，曾麟書「窮年磨礪，期於有成」。無奈他的天賦實在太差了，前後應考了十六次秀才，都失敗了。直到四十二歲頭髮已經花白的時候，才「得補縣學生員」(24)。

雖然來得有點兒晚，然而這畢竟是曾氏家族史上破天荒的重大突破，值得大書特書。曾國藩回憶父親生平至此，不覺嘆道：「五六百載，曾無人與於科目秀才之列，至是乃若創穫，何其難也！」

三　從下層紳士到上層紳士

取得秀才即「生員」身份，即意味著獲得一定的特權：從面子上講，「一得為此（指秀才—作者注），則免於編氓之役，不受侵於里胥，齒於衣冠，得以禮見官長，而無笞捶之辱」(25)。可以免除一點兒賦役，出入可乘肩輿，見了地方官，不必下跪。在法律上也享有一定特權：犯了罪，先要由學官免除秀才身份才能定罪。因此小吏和衙役等人不能隨便欺負，「平民且不敢抗衡，廝役隸人無論矣」(26)。

然而，這點兒實際利益對一個安分守己、家口不多的普通生員人家來說，意義不大，也就是說，秀才功名對家庭經濟地位的改變十分有限。最主要的原因，當然是秀才不能當官。

確實，在曾麟書成為秀才後，曾氏一家的經濟地位沒有發生明顯變化。

幾乎每一個讀書人的目的都是走上仕途，而只有舉人和進士才能保證他們獲得官職。然而曾麟書中了秀才後，卻再也沒進過考場。通過十七次艱難科考才得了一個秀才這個事實，讓他認識到自己確實缺乏讀書的天分，根本無力跨過從生員到舉人的鴻溝。他早已經把努力的重心轉到了培養幾個孩子，特別是長子曾國藩身上。

曾國藩祖父和父親對曾國藩的殷切期望從曾國藩的學業進程中就可以體現出來。曾國藩四歲即啟蒙(27)，八歲就讀完了五經，開始學習寫八股文。「讀五經畢，始為時文帖括之學。」(28)

然而由於天資平平，曾國藩的科名之路開始也並不順利。他十三歲即赴省城參加考試，一直考到二十二歲，前後考了七次才中了秀才，看起來很可能要步父親的後塵了。不過在那之後就峰迴路轉，早年紮實的基本功讓他厚積薄發，轉過年來就中了舉人。在兩次進京會試失利後，在道光十八年春也就是二十七歲時取中三甲第四十二名進士。更因在隨後的朝考中發揮出色，被授為翰林院庶吉士。

曾家三代努力至此大功告成。相比宗韻所說的一百三十年，曾國藩家族的奮鬥過程算是相當順利的。從父親曾麟書讀書起到曾國藩中進士，前後不過四十多年；不過，曾國藩父子兩人異峰突起之前，卻是這個庶民家族五六百年之久的蟄伏。曾國藩屢屢說他的發達「賴祖宗之積累」(29)，這並非虛言。

為入京而「集資」

一　曾家生活排場的變化

在曾國藩中進士以前，曾氏一家始終過著普通農家的日子。

曾玉屏一生勤苦，家境小康之後，仍然一早一晚親自澆地灌田。曾國藩在墓表中引用祖父的話：「種蔬半畦，晨而耘，吾任之，夕而糞，庸保任之。入而飼豕，出而養魚，彼此雜職之。」(30)每天早上起來給菜地鋤草，餵豬養魚也親自動手。曾國藩小時候和弟弟們課餘時間也常干放牛、砍柴之類的零活。為了補貼家用，幾兄弟甚至還到集市上叫賣過菜籃子，到採石場幫人推過運碑車，這進一步證明了晚清一個小地主家庭經濟狀況的不穩定。曾國藩後來在家書中提及此事說：「吾家現雖鼎盛，不可忘寒士家風味……吾則不忘蔣市街賣菜籃情景，弟則不忘竹山坳拖碑車風景。昔日苦況，安知異日不再嘗之？」(31)

不但曾麟書成為秀才沒能讓曾家富起來，即使在曾國藩成為舉人之後，曾家的經濟狀況也並沒有發生太大變化。以至後來曾國藩兩次進京會試的花銷，對小地主曾家構成了相當沉重的負擔。道光十六年，曾國藩會試失敗後，返鄉途中「為江南之游」，在南京看到一套《二十三史》，愛不釋手，遂典當了自己的衣服買下。回到家中，父親曾麟書「且喜且誡之曰：『爾借錢買書，吾不惜為汝彌縫，但能悉心讀之，斯不負耳。』公（曾國藩—作者注）聞而悚息。由是侵晨起讀，中夜而休，泛覽百家，足不出戶者幾一年」(32)。曾麟書囑咐曾國藩，他不惜全力還此債務，但曾國藩只有認真研讀此書一遍，才算不負父親的努力。曾國藩因此足不出戶在家裡苦讀了一年。可見，這一套《二十三史》的支出，在曾家看來是多麼重大的事件。

道光十七年冬十二月，曾國藩再次入京會試，家中已經空乏得拿不出路費。「稱貸於族戚家，攜錢三十二緡以行，抵都中，餘三緡耳。時公車寒苦者，無以逾公矣！」(33)四處借貸，才借到三十二吊錢，節衣縮食趕到北京，手裡只剩三吊，也就是說，已經沒有回來的路費了。如果不能取中，有可能流落街頭，無法返鄉。

然而在曾國藩中進士之後，曾家的生活排場，馬上發生了巨大改變。

中了進士之後，曾國藩風風光光回到家鄉。他外出拜客，排場是「仆一人，肩輿八人」(34)，坐著八人抬的肩輿，後面跟著一個僕人，昂然行走於湖南鄉下，引得農民們紛紛駐足觀看。在中舉之前，曾國藩衣著樸素，經年不過一件長衫而已。而再次進京當官之前，曾國藩統計自己置辦的衣服，已有如下內容：

羊皮袍、呢皮馬褂、灰袍套、呢袍套、珍珠毛袍套、厚綿綢小襖、薄綿布小襖、綿袍套、綿圓袍、綿套褲、綿馬褂、絨領、綿小帽、秋帽、秋領、線縐夾馬褂……(35)

曾家日常生活雖然不常大魚大肉，但宴客時已經能上「海菜」了。這就是所謂的「鯉魚一躍過龍門」。

曾國藩雖然中了進士，但是此時還沒有被授予正式官職，用通俗的話講，還沒有工資收入。為什麼曾家的生活水平，一下子上了這麼大一個台階呢？

這是因為，獲得進士資格意味著肯定會當官，因此馬上有很多人前來巴結。在明代，一個人取得進士功名後，在社會上立刻就會受到與現職官員相同的待遇。顧公燮描述：「明季縉紳，威權赫奕，凡中式者，報錄人多持短棍，從門打入廳堂，窗戶盡毀，謂之改換門庭。工匠隨行，立刻修整，永為主顧。有通譜者、招婿者、投拜門生者，承其急需，不惜千金之贈，以為長城焉。」(36)

也就是說，明代一個人考中之後，前來報喜的人手持短棍，從門口一路打進去，把所有的門窗都打壞，說這是「改換門庭」。隨行的工匠立刻上前修補，新科進士家的裝修活以後就由這名工匠承包了。接下來，會有同姓之人前來通譜，也就是認為同族，有人來當媒人，有人來當門生，不惜贈送千兩白銀。

古典小說中的很多描寫更有助於我們了解通過功名獲得收入的具體過程。比如《儒林外史》中描寫周進中舉後，「回到汶上縣……汶上縣的人，不是親的，也來認親；不認識的，也來相認」(37)。

范進中舉當然更為典型。范進家境破落，經常無米下鍋，與縉紳之家更無交往。鄉試過後，更是餓了兩三天沒人救助。

然而一旦中舉後，「當下眾鄰居有拿雞蛋來的，有拿白酒來的，也有背了斗米來的，也有捉兩隻雞來的」。

與他素無來往的做過一任知縣的張鄉紳立刻坐轎來拜，與范進平磕了頭，送了他賀儀五十兩。又見范家房屋寒陋，硬是送了自己在東門大街上三進三間的一所宅子給范進居住(38)。這還僅僅是開始，自此以後，「果然有許多人來奉承他：有送田產的，有人送店房的，還有那些破落戶，兩口子來投身為仆，圖蔭庇的。到兩三個月，范進家奴僕、丫鬟都有了，錢、米是不消說了」。范進由社會底層的平民一夜而成為巨富。

中國紳士階層的誕生與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不同。中國傳統社會的最大特徵是政治權力的超經濟強制，也就是說，財富依賴於權力。一個地主或者商人，即使擁有土地財產再多，如果沒有「功名」，也仍然處於平民之列。而對絕大多數獲得高級功名的紳士來說，即使他原本家世清寒，獲得功名之後也註定會在經濟上上升為中等地主以上階層。「英國縉紳階級最重要的決定因素是土地產業，間或因其他形式的財富。……中國的縉紳階級則不然。在明清兩代的大部分時期中，他們的地位由來只有部分是財富，而極大部分是（科舉所得的）學位。」(39)

至於科舉成功者經濟上升的具體渠道，則因個人的情況不同而千差萬別。曾國藩成為京官，直接效益也就是薪俸十分有限，然而「邊際效應」卻非常大。這種邊際效應主要體現為籌資能力的增長、獲得干預地方政事的權力，由此導致曾家可支配財富的迅速增長。下面我們不妨通過湘鄉曾氏這一實例，對清代士紳家庭的財富來源進行具體了解。

二　拜客的總收入是多少

按國家定製，翰林院庶吉士相當於「實習翰林」，應該在翰林院學習（「住館」），三年學習期滿舉行「散館考試」，根據成績決定是否正式錄用。但從清代中葉起，這項制度已經大打折扣，不但學習時間縮短為一年，且留京、回鄉自便，只需一年後參加散館考試即可。

因此點了翰林之後，曾國藩請假回家，在老家逍遙「把戲」（玩耍之意）了近一年。衣錦還鄉是新科進士的慣例，曾國藩返鄉的目的有三。一是整修門楣，光宗耀祖。曾家老屋門前豎起了旗杆，曾國藩遍拜各地曾氏宗祠，還重修了族譜。二是充分休息，以抵償自己十年寒窗的辛苦。日記中甚至有「昨夜打牌未睡」等記載。三則是為將來進京當官籌集「資本」。

為什麼要籌集「資本」呢？這是因為清代財政制度和今天有很大不同。首先，傳統時代交通不便，進京當官，需要花掉一筆很大的路費，對於湖南到京城這麼遠的路程來說一般要一二百兩。這筆錢要由官員自己出。其次，翰林等官員薪俸很低，而國家又無公款配給之制。到達北京之後，住房、官服、僕役，種種花費均需自己負擔。所以進京「創立」之初，必須有一筆巨款墊底。

一般來講，這筆巨款的解決方式有三種。第一種，家裡經濟實力雄厚的，會由家庭提供。第二種，經濟條件一般的，只能「打秋風」。正如康有為所說：「故得第之始，則喪廉寡恥，羅掘於鄉里，抽豐於外官。」(40)一個人一開始獲得當官的資格，馬上就要喪失廉恥，因為他不是在鄉里四處挖掘財源，就是到地方官那去打秋風。比如曾國藩後來在家書中提到的一例，即他的好友陳源兗（岱雲）：

岱雲江南、山東之行無甚佳處，到京除償債外，不過存二三百金。(41)

陳岱云為了找錢，到江南、山東跑了一大圈，最後弄到的錢不多，除了還債外，不過剩了二三百兩。

第三種則是借錢，有的時候甚至是借高利貸。

因為籌不到錢沒法到北京當官的情況在清代多有發生。比如康熙時的魏象樞，「其初得京官時，亦患無力，不能供職」(42)。「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劉光第中進士後被欽點刑部主事，因為家境貧困，無力支持當京官的花銷，竟曾一度不想就任。所以籌措「進京資本」，是曾國藩一家必須考慮的首要問題。

而曾家所能想到的最主要的籌資方式就是「拜客」。

這麼說吧，大部分省份，不是全省前三名，你基本不用考慮你能中進士這回事情了。

湖南省在曾國藩前後，三年考一次，一般人數為一兩個，也有的年份全省一個都沒有。

而且是三年一次哦

而且你要明白，以前的全省前五名沒考上的還要二戰三戰四戰五戰。

所以說，能中進士的人，都有省高考狀元的水平。

曾國藩考中的年齡27歲又是此中佼佼者。（前40%）

你想想這樣的人笨不笨吧。

當然，我們說他笨只是相對於左宗棠和李鴻章這種超級天才來說，曾國藩智商140的話，這兩個人可能得有160。尤其是左宗棠喜歡吹吹牛皮，吐槽一下曾，就顯得差距更大了。

但是人家的坐標系是左宗棠李鴻章，不是普羅大眾。

就像袁隆平院士可能比愛因斯坦智商低一些吧，但是秒殺全國99.9%的人應該沒什麼問題。

再一個就是曾國藩的軍事風格比較謹慎和穩紮穩打，這種風格容易顯得笨笨的，沒有靈動飄逸的走位和一大堆眼花繚亂的騷操作。但是這只是風格的區別，並不能說一定是智商的區別。就像林彪和粟裕，都是軍師天才，粟裕兵動若神，林彪穩紮穩打，你不能說後者一定智商不行。因為責任重了，穩就成了更優的選擇。

以上。

但凡曾格達迪有點騎砍玩家的自尊心，他也不至於打仗打成呢樣，把湘軍帶成呢樣。

但凡曾格達迪有點人樣，洋務運動也不至於死無全屍。

大清帝國同光中興的旗手級人物，一個政治家、軍事家，談他是否聰明的標準是他是個成功的做題家。

八股文寫得好，一法通萬法通。

看來知乎人確然還能說幾句實話，當代做題家們學的數學、物理、化學、英語，其實都是你大清的八股文。

也罷，知乎做題家們早晚都得祈求一位曾格達迪來保衛他們那點可憐的既得利益。

你們吹曾格達迪是怕自己出門遇上太平軍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