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人而异。不在乎自己的生命的人，有可能是低自尊，自我评价低造成的。在这种评价下，只是比较忽视自己的生命价值，却有可能把别人的生命放在第一位。不然的话，也不会有见义勇为和烈士了。当然他们并非真的不在乎自己的命，但是他们把别人的生命安危放在了第一位。

相反地，不在乎别人的命的人，一般却多数很在意自己的生命，因为觉得自己的生命价值高于他人，而不是平等。

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友交于微末之时。

北宋绍圣四年，阳春四月，惠风和畅。

惠州归善县的白鹤峰上，一位垂钓而归的老人正信步拾阶而上，山峰的一侧，江面上波光闪烁。

「今天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儿都能成……」

嗯，今天老人的收成不错，又省了一些买肉钱。

山顶上有一处新建成的房舍，大门旁的两株柑橘，花开正盛。老人步入院中，放置好渔具，目光略过客厅和书房的匾额：「德有邻堂」，「思无邪斋」， 神色掠过一丝调皮的得意：一不小心又引领了一次文化潮流哦，听说现在整个惠州的书房和客厅都以四字之名为时尚了。而后他踱到院子的另一侧，一一查看自己新手栽种的橘子树、荔枝树、杨梅树、枇杷树等十几种果树（吃货的世界你们不懂），禁不住咽了下口水：嗯，不错不错，长势喜人，很快就能开吃了！

望著这座耗时一年，倾囊建造的山顶小别墅，他忽然觉得内心无比喜悦平静：何须北归，就此终老惠州，有何不可？恰在此时，惠州太守推门而入，神色匆匆欲言又止：「苏学士啊，嗯…额…朝廷又来谪令……」

老人心中猛地一沉，当他接过谪令书函看到「琼州别驾」四个字时，禁不住身体一个趔趄，过了好一会儿才喃喃道：「子厚，你当真欲置我于死地吗？」

没错这位老者便是苏轼，而苏轼流放海南，恰是拜昔日好友章惇所赐。（章惇字子厚）

苏轼和章悙也跟我们年少时一样，相遇在风华正茂的年纪，也曾把酒言欢，也曾抵足而眠，也曾肝胆相照，也成促膝而谈。

苏轼性格温和豁达，章悙则是直爽任侠，两人一同科举，苏轼进士及第进入朝堂，章悙却不甘自己名次屈居自己侄子之下，一气之下跑回来家打算下届重考。三年光阴，两人在朝堂重逢，依旧热络，可能连他们自己都没有察觉，曾经相交莫逆的岁月早已渐渐产生了细微裂痕。

以章惇耻居人下的要强个性，既然起步晚了，那么他就会更加拚命。所以，你可以从史书上发现他的确才华横溢，但是他对权利也的确太过钻营。而苏轼洒脱不羁爱自由，工作能力没问题，可文人的性格注定了他成不了一个合格的政客。以至于后来他的官越做越小，章惇却越爬越高。然后彼此的距离也越来越大，能密切交往的时间也越来越少。

岁月在变迁，彼此在成长。纵使没有矛盾，没有分歧，没有背叛，一个人也会慢慢长成另外一张熟悉又陌生的面孔，曾经的无话不谈也变成了无从谈起。原来，很多时候，友谊只可共青春，而不足以共成长。

苏轼和章惇有一段同在陕西当官的经历。那时他们也还都是官场上的菜鸟，两个人的官职都不大，小小公务员有不少清闲的时光。一次，两人相邀去爬山。后来两个人又结伴户外拓展，至一悬崖深涧处，对面是巍峨绝壁，中间只一根横木相通，其下深渊万丈。

章惇怂恿苏轼过桥：子瞻，你书法好，到对面石壁上给咱签个名呗！

苏轼很怂的表示：「No,No,No，危险系数太高了，公号粉丝们还等我回去更文呢，死不起哦，嘻嘻~「

章同学听罢，不以为然：看哥的！

他用绳子一头缚在自己腰部一头捆在树上，抬脚过桥，面不改色，在石壁上潇洒地写下了「苏轼章惇来此一游」几个大字。

苏轼心中不禁暗惊，待章惇折身返还，他拍著章惇的背说：哥们，我猜你丫以后一定能杀人！

章惇大笑：Why do you think so?

「连自己性命都不在乎的人，更何况别人的呢？」

——当时的苏轼，绝不会想到这句漫不经心的玩笑话在很多年以后居然差点应验在自己身上。

倏忽30年，斗转星移，一切都变了。

大家站在不同的政治阵营，曾经的打情骂俏，一去不复返。在云谲波诡、你死我活的党派斗争中，很多人已经失去了曾经的模样。章惇同学更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从地方调入中央以后，章惇有了更多的发展空间，他那喜欢冒险的性格在政坛上发挥得淋漓尽致。恰逢王安石变法，章惇义无反顾地成为了变法的急先锋，公元1079年，乌台诗案。这是苏轼一生最大的转折点，因为政治理念的争锋相对，不过是一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被构陷有造反罪。当变法派再度得势，高登相位的章惇，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被政治仇恨冲昏头脑的人，他的内心只有一个声音：报仇的时刻到了！我要加倍奉还！

先是已经躺在棺材里的守旧派大BOSS司马光被剥夺爵位和荣衔，家产没收，子孙官禄取消，还差一点被开棺鞭尸。（没错，就是小时候砸缸的那个聪明孩子…）

只整死人哪里解气呢，活著的那就挑个风头最盛的家伙先下手吧：苏轼同学，请出列！（苏轼：我擦，又特么是我……）

既然是杀鸡给猴看，自然动作要大一点。

于是苏轼被贬到传说中气候炎热，疾病横行的瘴疠之地——广东岭南。

一开始官职还是英州市长，结果一路走官职一路降，南下途中居然又接到了三四道谪令。官职已形同虚设，地点也改到了惠州。

苏轼很郁闷：尼玛，累不累？敢不敢一次贬到底？！

章惇：不要，那样不好玩，让你一点点加深痛苦和绝望，这样才有意思嘛。

苏轼的流放生涯的确远没有他自己诗中讲得那么岁月静好。

在惠州和海南，绝大部分时间他的日子其实相当苦逼。

惠州政府三年来一直拖欠他的薪水，缺吃少穿是常态——「典衣做重九」、「落英亦可餐」。

第三任妻子王朝云在惠州遇瘟疫而亡，从此形单影只。

流放海南，真实心境其实是这样的（写给朋友的信）：

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昨与长子迈诀（长子：苏迈），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乃留手疏与诸子，死则葬海外。生不契棺，死不扶柩，此亦乃东坡之家风也。

一封呈给官府的谢表中，言辞更是哀凄之至，不忍卒读：

臣孤老无托，瘴疠交攻，子孙恸哭于江边，已为死别，魑魅逢迎于海外，宁许生还？

——痛苦绝望之情可谓溢于言表。

不止如此，还有孤独：

「从我来海南，幽绝无四邻。」

「自笑四壁空，无妻老相如。」

「登高望中原，但见积水空。

此生当安归，四顾真途穷。」

苏轼性格乐观不假，但是他的真实处境可没有他的诗词里写得那么漂亮。

从中原腹地，到中华边疆，他能活下来就已经是万幸了。

看著一张又一张贬谪的命令，还是老友章惇撺掇的圣意，最初的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曾经那么好的朋友，最后竟然会成为一生的宿敌。

为什么好朋友会渐行渐远？其实答案并没有那么复杂。

不在乎自己的性命的人，也不会在乎别人的性命。

不在乎自己的命会不会在乎别人的命，回答会与不会都不合适。

这个问题还是会因人、因事、因场景而异，需要综合考虑。你可以回想几年前上海某学生在高架路上义无反顾得拉开车门跳下高架，留下一脸悲伤的母亲，他丝毫没在乎自己的命，他在乎过他母亲的命吗？不见得。

他跳下的那一刻，他失望的那一刻，他情绪失控的那一刻，他的眼里或许只有自己的难受与悲伤，根本顾忌不了他母亲失去他以后可能的命运转折，平常或许他会非常在意母亲的感受，也会非常关注他人的感受，关心他人的命。

其实，考虑问题，很多时候，脱离了人、事、场景，还是有点简单了。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我们需要对生命热爱与执著

而不是不在乎自己的生命

不在乎自己生命的人，往往自暴自弃，生无可恋

不一定，又不是情况而定，不珍爱自己的生命， 并不完全代表她不珍爱其他人的生命，也可能他只是表面装的不在乎，但是身边有这种人 尽量避而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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