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景和他的故主爾朱榮一樣，在殘酷暴戾殺戮的同時，也順便把早已落伍的高門大族們送進歷史垃圾堆。八百亡虜渡江，攪得南朝天翻地覆的傳奇經歷，也讓他在歷史上有了不可磨滅的重要位置。

且不說南陳王朝的建立者陳霸先，就是因為平定侯景之亂而發跡，單看東魏的慕容紹宗、南梁的王僧辯，都是因為擊敗侯景軍的著名戰役，而在唐朝時雙雙入選了武廟六十四將之列，得以和眾多古代名將一樣青史留名。

相比之下，引狼入室的梁武帝蕭衍，因貪得土地，招納叛將，結果落得個國破身死的結局、更令南朝丟失廣闊土地，以一個年老昏聵、亡國喪身的昏君形象載入史冊，成為歷史上養虎貽患和引狼入室的反面教訓。他曾經輝煌的文治武功盡被世人忽略，不能不說是——悲劇啊！

張廷玉，權傾朝野，一生開掛，本以為可以風風光光死後配享太廟，沒想到僅僅因為自己年紀大了提了退休申請，完全改寫了自己的命運。

張廷玉本來是中國歷史上最幸運的大臣之一。

雖然高處不勝寒，但張廷玉卻有本事在政治中樞這一高危區域如履平地，步步高升，走出一波驚人漫長的大牛曲線，成為清代文臣最成功的代表之一。

張廷玉，安徽桐城人。

他出身書香門第，二十九歲高中進士，並被點為翰林。

三十三歲那年，他獲得了一次與康熙交談的機會，給皇帝留下了極為良好的印象，康熙認為他持重得體，遂「奉旨侍值南書房」，成為皇帝貼身低等小秘書。由於服務出色，四十五歲時升為「副部級」的禮部侍郎。

康熙去世，雍正登基，見他「氣度端凝，應對明晰」，迅速升他為禮部尚書，參與機密。

雍正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難伺候的皇帝，對科舉出身的漢族大臣尤其缺乏好感，對他卻一見如故，欣賞至極。

不論大事小情都要和他商量，凡有諭旨均由他繕寫。

雍正與他君臣相得十三年，感情至好，甚至一天也不能分離。

雍正五年（1727 年）五月，張廷玉生了一段時間病，病好後進宮，雍正說：「我前兩天對近侍們說，我連日臂痛，你們知道嗎？他們驚問其故。我說，大學士張廷玉患病，此人如朕手臂，這不就是我臂痛嗎？」

此事傳開，成為一時佳話。

雍正末年，張廷玉回家省親，皇帝寫信給他說：「朕即位十一年來，朝廷之上近親大臣中，只和你一天也沒有分離過。我和你義固君臣，情同密友。如今相隔月余，未免每每思念。」（《張廷玉年譜》）

雍正累次升遷張廷玉為大學士、首席軍機大臣、兼管吏戶兩部，權傾朝野。

為了表達對張廷玉的欣賞，雍正特別立下遺囑，要以最信任的兩位大臣——鄂爾泰和張廷玉在身後配享太廟，也就是死後與他一起到陰間做伴。

這是一項極高的政治榮譽，整個清朝二百餘年，他是唯一享受到這個待遇的漢人。

乾隆即位後，對這位三朝老臣更是優禮備至，繼續奉為漢臣之首。

他平時和張廷玉說話，從來都是和顏悅色。

張廷玉上朝時，皇帝從來不忘提醒身邊太監上前攙扶，生怕老人家有什麼閃失。

乾隆二年（1737 年），皇帝特封張廷玉為三等伯爵，開了有清一代文臣封伯的先例，恩遇可謂至渥。

在此之後，屢有獎勵。為了表示信任，皇帝多次賜詩給他，詩中有云：「喉舌專司歷有年，兩朝望重志逾堅。魏公令德光閭里，山甫柔嘉耀簡編。」

另一首詩中更說：「潞國晚年尤矍鑠，呂端大事不糊塗。」把他比作周宣王時的賢臣仲山甫，後世名臣文彥博與呂端，足見尊重之至意。

漢大臣中，張廷玉的地位、恩遇在有清一代，堪稱空前。

3

在傳統政治中，做皇帝近臣，特別是位高權重的近臣，絕不是一件輕鬆愉快的事。

由於中國古代專制制度的自私本性，君權表現出強烈的排他性和防範心理。

這就決定了君臣關係，尤其是君相關係的脆弱性和暫時性。

俗話說，「伴君如伴虎」。

確實，生活在專制政治的高層，處處都是陷阱，步步都是危機。

一個人想始終得到君主的信任，更是難上加難。

中國歷史上那些聲名顯赫的文臣武將，大多數下場不佳。

特別是曾經居大位、享大名者，幾乎沒有一個人是完滿收場的。

比干被掏心而死，李斯易主則亡，韓信功成被滅，周亞夫絕食以終，岳飛血灑風波亭，于謙上了斷頭台，袁崇煥則慘遭凌遲。

以魏徵之忠直，生前也被李世民懷疑有結黨之嫌，死後更是被唐太宗「親仆其碑」。

以寇準之功績，一生的結局卻是罷相遭貶，死在謫戍的路上。

雖然許多君主為了讓臣下放心，向他們頒賜鐵券，但最終還是沒有幾個人逃得過猛虎之口。

即以清代而論，清代中前期的幾位權傾朝野的權臣，其中除了明珠屬於善終外，其餘都死於非命：鰲拜、年羹堯、和珅都被勒令自盡，索額圖於拘禁地餓死，隆科多死於監獄。

事實上，清以前的幾千年歷史中，立有巨大功勛而得到善終的，只有郭子儀一人。

後來的名臣曾國藩對此體認極深，他說：「吾通閱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權勢，能保全善終者極少。」（《曾國藩家書》）

「立不世之勛而終保令名者，千古唯郭汾陽一人而已」。

這就說明，君主與權臣之間這種潛在的緊張是專制制度的本質使然，並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

截至乾隆十三年（1748 年）前，張廷玉在政治最高層一直穩如泰山，四十多年從沒有犯過任何錯誤，這在整個中國歷史上是十分罕見的。

不能不說，這個人身上確有過人之處。

首先，張廷玉有過人的才華。

張廷玉自康熙四十三年（1704 年）入值南書房，為皇帝起草文件起，就充分表現了出色的秘書天才。

雍正即位之初，屢有詔命，皇帝「口授大意，（張廷玉）或於御前伏地以書，或隔簾授幾，稿就即呈御覽。每日不下十數次，皆稱旨」。

每次雍正口述後不過片刻，張廷玉即可擬就，每日十數次從未出過差錯，其文思之敏捷實非常人所及。

其次，張廷玉辦事非常勤勉，為皇帝服務不惜心力。

史載他晚上退朝後還要點雙燭治事，即使已經就寢，還經常在枕上思索所擬之文，或覺不妥，立即披衣起身改正。

他心思縝密，記憶力極強，能將各部院大臣、全國疆吏的出身、經歷，以及各司員府縣甚至胥吏的姓名、籍貫絲毫不差地說出來，就像一個活檔案庫。

對其辦事能力，雍正帝曾這樣稱讚：「爾一日所辦，在他人十日所不能也。」（《澄懷園語》卷一）

當然，這只是他仕途成功的一半原因，另一半則與才華無關。

張廷玉是康熙時期的大學士張英的兒子，這是他人所不能及的先天優越之處。

張英是清代著名大臣，因為「縝密恪勤」，深得康熙欣賞，被提拔為一朝「宰輔」，在政治高層數十年如魚得水。

為了讓張廷玉繼續光大家門，張英言傳身教，傳授給他大量做官的獨門心法，所以剛剛進入仕途的張廷玉就將成熟老練的風姿展現在朝廷之上，引起了康熙皇帝的特別注意，年紀輕輕，卻已深通「為臣之道」與「保身之術」。

熟讀經史而又得到父親獨門秘傳的張廷玉早就認識到，為臣之道不外兩個重點：一方面要能從君主那裡成功地獵取功名富貴，另一方面又要不為皇帝這隻猛虎所傷。

這就好比火中取栗，實在是一個高難度動作。

張廷玉深知，皇帝最防備的，是大臣的私心。

在明主面前，只有以退為進，以無求為求，以無私來營私，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

所以他為官數十年，處處事事都從皇帝的角度出發去考慮和判斷，從不露骨主動地為自己牟取私利。

朝廷上下公認他為人淡泊寧靜，氣質和平。

乾隆皇帝誇獎他「風度如九齡」。

他平日生活無聲色之嗜，辦事出於公心，從來沒有貪瀆指控。他做主考官時，有人慾通關節，以微詞試探，他賦詩以辭道：「簾前月色明如晝，莫作人間幕夜看。」

當然，越是這樣皇帝越不會讓他吃虧。

因為他清廉，雍正皇帝先後多次對他進行賞賜，賜銀動輒上萬兩，還給了一所當鋪，讓他補貼生活。

因為他從不主動為自己的親人牟取私利，所以皇帝對於他的子弟親戚的仕進也多有照顧。

但皇帝越施恩，他就越謙退，皇帝每有獎賞，他必儘力遜讓。

雍正十一年（1733 年）其長子張若靄高中一甲三名探花，張廷玉聞知「驚懼失措」，立刻面見皇帝，「免冠叩首」，以自己家世受皇恩，科舉很盛，請求皇帝降低其子的名次。

張廷玉說，「天下人才眾多，三年大比，莫不望為鼎甲，官宦之子不應占天下寒士之先」。

雍正大為感動，經他懇請，特將張若靄改為二甲一名，並把此事前後情由在諭旨中加以公布，表揚張氏的公忠體國。（《張廷玉年譜》）

4

除了以上這些原因，張廷玉身上還有一個突出特點，就是「柔」與「順」。

張廷玉對歷代大臣得禍之由深有研究。他認為，做高級大臣最忌諱的有以下幾點：

一是性格過於剛直，比如比乾和海瑞。他們不講方式方法地與天子作對，下場當然悲慘。

二是做事過於講原則，比如岳飛。他只從國家民族角度去考慮問題，卻不顧及帝王個人心理隱私以社會正義去挑戰帝王的一己之私，終至非死不可。

三是權力過大，不知謹慎。歷史上倒霉的權臣多是由此。皇帝與大臣考慮問題的出發點不同，性格氣質思維方式及個人偏好不同，不可能事事都想到一起。與皇帝意見相左之事既多，不免日久生怨，積隙成仇。

第四點則比較有清朝特色，那就是由於大臣們因為「好名」而獲罪。

專制主義發展到清代，連儒學的人格追求，也成了專制極度擴張的妨礙。

原因很簡單。儒學固然有維護「綱常」的一面，同時也有追求自我完善，要求人格獨立的一面。

儒學一方面要求其信徒儘力為皇帝服務，同時也要求他們不能放棄對自己人格尊嚴的堅持和精神價值的追求。

清代前期帝王皆雄才大略，在統治術上大有創新。

他們認為，一個大臣如果過於注重自身修養，也會妨礙他們不打折扣地為皇帝服務。

為了徹底把大臣改造成奴才，雍正帝提出一個重要觀點，那就是大臣們不但不能圖利，也不能「好名」。

他說：「為臣不惟不可好利，亦不可好名。名之與利，雖清濁不同，總是私心。」

雍正朝和乾隆朝，都有大臣因為「好名」而被皇帝嚴厲打擊。

比如雍正朝的楊名時，是一個有操守的政治家，在一些問題比如打擊科甲朋黨上與皇帝意見不同。

他做了很多減輕農民負擔的好事，卻忘了推功給皇上，遂引起雍正帝的惡感。

雍正說他「性喜沽名釣譽」「欲以君父成己之名」，尋故將其抓入大牢。（郭成康《政治衝突與文化隔閡：楊名時案透視》）

張廷玉在政治生涯中，全力避免犯以上錯誤。

他的政治信條是絕不要因為政治思路的差異而與君主產生衝突。

因此他不做政治家，而只做大秘書。

不做思想者，只做執行人。

張廷玉有一句名言，叫「萬言萬當，不如一默」。他一生為人，謹慎小心，緘默持重。

這一特點直接遺傳自父親張英。

《清史稿》稱「英性和易，不務表襮，有所薦舉，終不使其人知。所居無赫赫名」。

專制政治是充滿風險的絞肉機，稍有不慎，就會危及生命。

每天退朝回到家裡，張廷玉都要把一天的大事小情細細梳理一遍，看看有沒有說錯的話、做錯的事。

他從不留片稿於私室，也不讓家人子弟得知。

他很少交接外官，在朝中為官多年「無一字與督撫外吏接」。

雍正對他極為信任，人事決策多向他諮詢，他卻從來不會透漏任何一絲風聲。

他以皇帝之心為心，以皇帝之意為意，凡事默默去做，不事張揚。

許多人經他推薦而受重用，卻終生不知道自己被起用的背景。

在雍正這樣一隻「喜怒不定」的猛虎身邊，張廷玉恰如一個走鋼絲的演員，全神貫注，始終緊張，沒有一分鐘鬆懈過。

他襄贊雍正十三年，幾乎雍正朝的每一項重要決策他都參與過，但是《清史稿》的列傳提及他的功績卻只有三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比如建議對守節十五年婦女加以表彰之類。

對此，他的學生汪由敦有這樣的解釋，他說張廷玉主掌樞府二十四年，「凡軍國大政，他都承旨商度，經常與皇帝促膝密談，一商量就是很長時間。

至於他所籌劃者，我們卻舉不出一件事可以具體歸到他名下，他為國操勞一生，卻沒有留下什麼明顯的記載」。

他又說：「雍正以來數十年間，吏治肅清，人民安樂……張氏從容坐而論道，享極盛之世……那麼張氏的縝密周詳，略可想見也。」（《張公墓志銘》）那意思就是說，雍正以來的治績，多賴張廷玉的襄助。

皇帝的軍功章里，沒有張廷玉的一半，也有張廷玉的一塊。

只不過張氏自己不提而已，這正可見張氏的縝密周詳。

從康熙開始，三代皇帝都對他這點極為讚賞。

乾隆描寫他這一特點時說：「不茹還不吐，既哲亦既明。」

雖然把臣術練得如此爐火純青，進入乾隆時代，張廷玉還是感到了一絲絲涼意。

他的第一感覺是，這個年輕皇帝太精明了，比他的父親實在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如前所述，掌握了駕馭清帝國這艘航船的高難技巧的乾隆，開始越來越注意打擊朋黨。

而打擊朋黨的要訣是最大限度地防止大臣之間的組織性和聯繫性，千方百計地造成他們的孤立化、分散化、「原子化」，使每一位官僚，都以孤立無援的姿態面對強大的君權。

而所謂「擒賊先擒王」，打擊朋黨就必須從打擊朋黨的核心人物入手。

就如同要阻止珍珠的形成，就必須從貝殼中取出那粒沙子一樣。

只有讓大臣們認識到他們所依靠攀附的人物靠不住，朋黨才能不攻自散。

乾隆五年（1740 年）開始，皇帝就不斷地打擊性格傲慢、行事張揚的鄂爾泰。

同時，皇帝一刻也沒有放鬆對張廷玉的觀察和挑剔。

幸虧張廷玉平時對於朋黨嫌疑懍如臨淵。

作為官場中人，人際往來誰也無法避免，特別是作為「相國」，他的家是京城人際交往的中心。

「薄暮還寓，則賓客門生，車駕雜沓，守候於外舍者如鯽矣。」（《清稗類鈔》）但張廷玉絕不輕易幫人說話，也絕不輕易介入人事糾紛，而是聽從花開花落。

他的名言是：「予在仕途久，每見升遷罷斥，眾必驚相告曰：此中必有緣故。余笑曰：天下事，安得有許多緣故。」（《郎潛紀聞》）他從政原則是事不關己，則謹守本分絕不發言。

有人因此指責他說：「如張文和（張廷玉）之察弊，亦中人之才所易及。乃畫喏坐嘯，目擊狐鼠之橫行，而噤不一語。」（《郎潛紀聞》）連乾隆皇帝都說他過於謙抑，說「張廷玉則善自謹而近於懦者」。

在與鄂爾泰的鬥爭中，他始終處於下風，也始終不爭不怒，打太極拳。

正因為如此謹慎，所以在鄂爾泰連連受到指責和處理時，他卻安然無恙。

然而，鄂爾泰死後，皇帝的注意力必然完全集中到他身上。

樹欲靜而風不止，雖然他不想成為朋黨領袖，但是身處如此高位，想不被攀附是不可能的。

主動要投靠他的人如蠅之附，驅而不走。

同時，身處官僚政治的利益場中，他再擺出一副正大至公的神態，也無法完全掩飾自己手中巨大權力的偏向。

幾十年間，他私下辦的事，偷偷送出的好處也車載斗量，雖然手腕高明，畢竟不是完全沒有形跡。

所以，雖然皇帝的大棒一直沒有落下，張廷玉心中卻無時不處於緊張之中。

他知道，統治者是從來不講什麼恩義的。

雖然自己給乾隆的父祖賣了幾十年的命，但如果政治需要，皇帝打擊起自己來並不會手軟。

2

張廷玉感覺，自己退出政治舞台的時間到了。

在乾隆即位之初，張廷玉確實是大清帝國不可或缺的政治元老。

他頭腦中裝著大清帝國官僚體系中每一個零件的說明書和使用記錄。

那個時候的乾隆一天也離不開他。不過，乾隆七年（1742 年）以後，皇帝對他的倚重卻越來越少了，不再事事向他諮詢。

皇帝已經不再那麼需要這樣一個活檔案。

雄心熾烈的皇帝急於進取，而張氏「穩重和平」「八面玲瓏」的個性已經不太適合一個大刀闊斧、除舊布新的時代。

乾隆十年（1745 年），鄂爾泰去世，皇帝起用三十多歲的訥親為軍機大臣。

訥親是青年權貴，初獲任用，就位列於張廷玉之前，成為首席軍機大臣，這讓張廷玉心中有些不舒服。

乾隆十一年（1746 年）十月，皇帝說：「大學士張廷玉服官數十年。今年逾古稀，每日晨興赴闕，未免過勞，朕心軫念。嗣後可仿此意，不必向早入朝。」

這實際上是宣布，張廷玉不再參與核心機密，訥親將獨自面承聖旨。很顯然，張廷玉在大清朝廷中的實際地位大大降低了。

皇帝的這個決定不是沒有理由。

自然規律是不能抗拒的，雖然一直以精力充沛著稱，但從乾隆三年（1738 年）起，張廷玉已明顯感覺自己有些老了。

乾隆三年他在給乾隆請辭兼攝吏部的奏摺中說：「今犬馬之齒六十有七，自覺精神思慮迥不如前，事多遺亡，食漸減少。」

不但眼睛花得看文件越來越吃力，寫字時手也開始打顫。

年齡的增長使他在政治鋼絲上走得越來越費力了。

乾隆十一年（1746 年），他的長子內閣學士張若靄病故，這對他又是一個意外的打擊。

白髮人送黑髮人，他備覺傷悼，身體一下子大不如前。

各種老年性疾病，慢慢都找上身來。這種身體狀況顯然已經不適於承擔帝國政治中樞的繁重工作了。

在這種情形下，皇帝對朋黨政治的大力打擊，就如同在張廷玉頭上懸起了一把沉重的達摩克利斯劍，隨時有可能落下來，讓一輩子沒有犯過錯誤的他陷於大戾。

一是自己門下任何一個官員出了事，都有可能把自己牽扯進去；二是人一老，就容易糊塗，「錯誤耽延，在所不免」，讓皇帝抓到自己的辮子。

凡事過猶不及。

張廷玉的官已經做到了極致了：身仕三朝，功名利祿達到極致，張家一門也都安排得妥妥噹噹。

兩個弟弟張廷璐、張廷緣分別官至禮部侍郎和內閣學士，兩個兒子張若靄和張若澄也都入值南書房和軍機處，參與機要。

「一門之內，朝紳命服，輝映閭里，天下榮之。」

為官如此，夫復何求？

臣術中最重要的一條，是平安降落。

沒有這一條，那麼其他方面再成功，也不過是一場春秋大夢而已。

因此，退休的念頭越來越強烈地出現在張廷玉心中。

3

乾隆十三年（1748 年）正月，張廷玉進宮出席皇帝為近臣舉行的一次新年宴會，宴會後他得到與皇帝私下談話的機會。

乾隆十一年以後，這樣的機會越來越少了。

機不可失，他趁皇帝情緒不錯，提出自己「年近八旬，請得榮歸故里」。

張廷玉有充分的理由認為，皇帝會痛快地批准他的這個請求。

沒想到，皇帝拒絕了他。

乾隆從來沒有想到一貫勤勤懇懇的張廷玉會提出退休的要求。

雖然張廷玉已經不能承擔繁巨的工作，但畢竟他的政治經驗還是十分豐富的，在朝中作為顧問，對大清政治不無裨益。

因此，皇帝回答說：「卿受兩朝厚恩，並且奉了皇考的遺命，將來要配享太廟，豈有從祀元臣，歸田終老之理？」就是說，你死後享受配享太廟，和皇帝一起吃冷豬肉的最高榮譽，生前怎麼能貪圖逸樂呢？

只有功高蓋世、純無瑕疵的名臣，才能「配享」太廟。

一旦得到「配享」之榮，必然永載史冊。

因此，獲得這項殊榮的人就應該死而後已，為國家貢獻出全部力量。

素來縝密的張廷玉對皇帝的這個問題已有所準備。

他叩了一個頭，引經據典回答說：「七十懸車，古今通義。」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只有及時退步，才能保此身榮。

況且宋明兩朝也有享受配享榮譽的大臣退休回家的，比如明太祖就允許劉基回了老家。

這句話，讓皇帝一下子不高興了。

耿恭

耿恭是耿恭，字伯宗，扶風茂陵(今陝西興平東北)人，耿況之孫，耿廣之子， 建威大將軍 ，東漢官員、將領。

公元75年7月，匈奴包圍了疏勒城，久攻不下之後匈奴人切斷了疏勒城的水源，西域本來就缺少水，想把城內的人渴死。情況非常緊急，沒有水的官兵甚至從馬糞當中榨汁取水喝。耿恭便親自帶領士兵挖井，但很可惜總是沒有水。就在所有人都已經絕望時候，在挖到十五丈深時，井水突然噴涌而出，所有人都喜極而泣。匈奴人也大驚，以為他們感動了神，於是撤圍。

永平十八年（75年）三月，匈奴單于派左鹿蠡王率領兩萬騎兵攻打車師。耿恭派司馬領兵三百人前往援救車師，途中遭遇北匈奴大軍，因寡不敵眾，全軍覆沒。北匈奴打敗並殺死車師王安得，然後攻打金蒲城。由於城中兵少，形勢危急，耿恭便親自登城與北匈奴人交戰。耿恭把毒藥塗在箭上，傳話給北匈奴人說：「這是漢朝神箭，中箭者必出怪事。」於是用硬弓射箭。中箭的北匈奴人，看到傷口處血水沸涌，大為驚慌。恰好出現狂風暴雨，耿恭軍乘雨攻打北匈奴，殺傷眾多北匈奴人。北匈奴人十分震恐，相互說道：「漢軍有神力，真可怕啊！」於是撤退。

永平十八年八月，漢明帝去世，朝廷正是大喪之機，沒有派出救兵。於是車師再度反叛，和北匈奴一道進攻耿恭。耿恭激勵士兵進行抵抗。車師王夫人的祖先是漢人，經常暗中把敵情告訴耿恭，又供給他糧食軍餉。幾個月後，漢軍糧食耗盡，便用水煮鎧甲弓弩，吃上面的獸筋皮革。耿恭和士兵以誠相待，同生共死，所以眾人全無二心，但死者日漸增多，只剩下了數十人。匈奴單于知道耿恭已身陷絕境，定要讓他投降，便派使者去招降耿恭說：「你如果投降，和我們一起，單于封你做白屋王，給你美女為妻。」耿恭引誘使者登城，親手將他殺死，將匈奴使臣給煮了，北匈奴單于生氣極了，又增派援兵圍困耿恭，但仍不能攻破城池。

後來范羌率領援兵趕到，從疏勒城走，耿恭部僅剩26人，當到達玉門關後，僅剩了13人

後來，耿恭因上書奏事冒犯過馬防，監軍謁者便秉承馬防的意思，彈劾耿恭不留意軍事，接受詔書時心懷不滿，耿恭因此獲罪而被召回朝廷，逮捕入獄，並罷免其官職遣送原籍，耿恭最終老死家中。

耿恭率領300人死磕20000匈奴，實乃傳奇！

單騎滅國的王玄策

話說公園六百四十七年，王玄策老英雄接受了唐太宗的任命，率領著一撥大概三十多人的使團出訪印度，可不幸的是他還沒走出大唐國門，他將要出訪的目的地國家，印度那邊政變了。

事件已經發生了，但是那年月沒有全球通訊手段可以對世界各地的情況進行隨時的監控與溝通啊，恰好那回唐太宗手底下擅長算卦的三元李靖，徐懋功，李淳風等命理學大師還都沒在家，結果造成王玄策竟然不知道印度的變故，在那邊「農奴翻身做主人」已經成為現實之後，還意氣風發地一邊憧憬著新世界，一邊昂首闊步地奔西趕路呢。大家想像一下現在讓你跑到阿富汗北部山區，或者索馬利亞沿岸是什麼結果？王玄策的悲慘命運貌似已經註定了。

果然，剛剛篡位成功的印度王派了兩千多人在半路上伏擊王玄策的使團——兩千正規軍打三十人的使節團，還是伏擊，這場戰役的勝負，用腳趾頭想也知道結果如何。

最終，王玄策被俘，而使團之中除了他和跟他享受到了同等俘虜待遇的副使蔣師仁以外，其餘隨行人員全部被害。

不過話說印度那位政變成功的新國王真的既沒啥政治眼光，也缺乏管理天分：你沒事招惹了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帝國之一（另一個應該是波斯帝國），還不趕緊嚴加防範，至不濟也應該謹守機密，別讓人家大唐知道啊。他偏不，他竟然讓王玄策和蔣師仁這兩個在印度恐怕連東南西北都分不清——還不會說當地語言沒法問路的外來戶逃跑了。

新任印度王：「跑了就跑了吧，不用搭理他們……」

你不想搭理人家？問問人家答應嗎？

逃跑了的王玄策並沒有回到當時的大唐國都找太宗哭訴「嗚嗚嗚，他們抓我……」

如果他真的這樣做，他也就配不上自己出現在這個問題的答案里了。因為在王玄策的意識形態之中，報仇晚一天都算晚啊！

所以這兄弟剛剛從印度跑到尼泊爾就停下了腳步，並且打著吐蕃王松贊干布的旗號，從尼泊爾國王手裡借來了七千騎兵，而得到王玄策要揍印度這一驚天大秘密的松贊干布本人還友情贊助了王玄策一千二百人。就這樣，王玄策自己號稱「總管」，帶領著他招募而來的這小一萬人編製的「海外兵團」打回印度報仇雪恨去了。

老實話講，王玄策的仗到底是怎麼打的我不知道，但反正王老頭最終報仇的結果是他帶著自己那不到一個滿編師編製的隊伍先蕩平了北印度，又滅了當初那個派人伏擊過自己的中印度，最後逼迫東印度王上表謝罪……然後，王玄策才帶著東印度王「贈送」的牛馬財寶若干，還有在自己家都沒能成功逃跑的「偽」中印度王一塊，滿載而歸，回長安找太宗大BOSS述職去了。

總之，王玄策的生猛與強悍已經達到了超出我理解範圍的高度，他的經歷不是傳奇，他本身才是傳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