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說我們那個年代，有說讓父母給你介紹個對象？那太掉價了！」

還有，就是他們會寫詩。他們的歌詞像詩歌，自己寫的。五條人的音樂，有粗糲感。精華的地方，像張亞東說的，是他們的歌詞。

五條人的歌詞，是詩歌，也是時代的詠嘆調。

這個年代會寫詩，本就是罕見。作家，等於待業，好聽一些叫做自媒體人，而詩人，連流氓都夠不上，簡直是腦子有坑的行為。

上世紀曾經有過詩歌的繁榮，連縣城都有詩社。就算是明信片，也要寫上汪國真的詩句。若是能背幾首朦朧詩，就可以和姑娘搭訕了。當然，一個姑娘的芳心，不能靠抄，還是自己創作一首不怎麼樣的詩吧。

阿茂說，仁科是詩人。詩人，就是很八九十年代的感覺啊。

先說這麼多，最後，讓我們的思緒從回憶的山路轉回來吧，回到唱著伍佰《Last Dance》的仁科和阿茂和舞臺。原來，我不在九十年代裏。

臺上是農村拓哉、郭富縣城。

木村拓哉的女兒都已經出道，郭富城在年過半百後走進婚姻里老婆女兒熱炕頭，八零後的另一個青春人物貝克漢姆的長子，也宣佈婚訊。

現在是2020年。

2020大約只有五條人對《南方人物週刊》的記者說「以後別採訪了，還是寫信吧」

2020年可以復古當年九十年代的打扮，但是不能重來舊時代。就好比，我們不會寫信了。

你，想不想像九十年代的人一樣去愛一次？瘋狂的，不計任何後果的？

不，我不敢。

你，能不能像九十年代的人那樣去失戀？為伊消得人憔悴，為君癡狂到迷離。

不，我不能憔悴，明天我還要上班。

現在我們對體面和穩定的追求，可遠遠高於理想和愛情。

張曉舟在2013年的《南都週刊》評五條人「把被這個暴戾的時代搶走的溫情和詩意，以古惑仔的架勢，重新還給了我們。」

到了2020年夏天，我還是要感謝五條人的仁科，把舊時代裏好模樣的縣城舞廳為心愛姑娘唱歌的阿哥模樣呈現給我們。

好啦。想要看我更多吐槽，可以關注我的知乎微博頭條公號所有平臺，都叫林河圖哦。

別人為什麼喜歡五條人我不清楚，我只能告訴你我一個80後喜歡五條人的原因。

在我眼裡，五條人的表演會讓我想起小時候自家小鎮上誰家有喜事臨門時請的「西洋樂隊」。

臺下的人摩肩擦踵，臺上的人熱情洋溢。在90年代你永遠想不到二十幾線的小鎮上一個熱門的西洋樂隊人氣有多高。這種樂隊從來不假唱，有時唱別人的歌，有時也唱自己寫的歌。所用的樂器簡單又普通，但正是樂器的簡單與普通，等樂隊的聲音一起來才真正顯出他們的不簡單。

那時候的我個子小，為了找到最佳的觀看點，我是有樹爬樹有房頂爬房頂，看到檯子上那幾個人自由自在的表演，還有他們那總被我媽認為是不正經人的穿著，以及與臺下觀眾互動時的自然灑脫把我深深吸引著……看完表演後我時常免不了一頓打罵，我媽說誰家的女孩子都不像我一樣野蠻，下次再爬就把腿給打斷！儘管下次再來臨時還會被打被罵，但是還會冒險去爬

看到五條人，像是看到了當年西洋樂隊裡面的樂手，看似簡單普通，卻能進到人的心裡。

他們來自勞苦大眾，任生活千錘百鍊，又回到勞苦大眾中間，客觀直白地陳述著眼中的人和事，用詞簡潔幹煉，質樸平實，不過度描繪熱烈的大喜，更不刻意美化渲染悲傷。

五條人的歌就像是為每一個生活操勞奔波之人的代言，彷彿苦逼孤獨的日子裡突然有了伴，感受到力量，觸摸到自己的經歷，明白原來此時無論多麼不堪的自己竟然有人在關注著。

他們出身於市井之間，身邊生活的大多都是社會底層人物，五條人更能體會到這些人的生活不易，體會到他們在努力地活著。

我們大部分人都出身平凡普通，在市井之間穿梭行走，聽到五條人的歌，就像看到了曾經生活的一幕一幕，真實可觸摸，更難能可貴的是，聽不到憂傷壓抑聽不到非議譴責，聽到的是滿滿的關懷理解和安慰。

在五條人的歌裏，不堪的人，也會有人愛。

「親愛的春天小姐

親愛的春天小姐

——《晚上好 春天小姐》

在五條人的歌裏，糟心的事情也可以拿出來善意調侃。

「我們在田野上面找豬

想像中已經找到了三隻

小鳥在白雲上面追逐

它們在樹底下跳舞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咧

我們在想像中度過了許多年

農村已經科學地長出了城市

我們在城市裡面找豬

想像中已經找到了幾百萬隻

小鳥在公園裡唱歌

它們獨自在想像裏跳舞 」

——《城市找豬》

在五條人的歌裏，那些真實的無奈的苦逼的熟悉的身影就在身邊，真實可見

」今日開個大會，眾仙可有到齊，如有到齊，何不撥開雲霧相見「

」李縣長-到 藍股長-系度系度 韓局長-伊放尿去了 葉祕書呢-我在這「

」今日開個大會，眾仙可有到齊，如有到齊，何不撥開雲霧相見「

」張支書-在這在這 何院長-來在這咯 韓部長-我到了 曹所長呢-I』m here「

」嘿嘿大家靜一下啊，今日的會議相信大家也有所瞭解，縣城這個垃圾四散丟這個問題呢，一直是個頭痛的問題，幾個月前，縣撥款幾千元的鉅款，買了十個和諧牌的垃圾桶，無幾日剩無幾個，大家對這些問題，有什麼看法和建議，嘿嘿嘿大家都別看手機了，都講一下都講一下「

」我覺得啊，應該多做一些宣傳方面的工作，比如說就像八榮八恥那樣，以愛護垃圾桶為榮，以偷垃圾桶為恥，然後呢我們就印成海報橫批到處去貼，大呢要大到縣城所有宣傳欄，小的話呢就要小到飯店廁所等等，嗯，差不多了「

」我覺得要去再買一批垃圾桶，質量和設計都得漂亮些的，怎麼說呢這樣比較有藝術感，大家就會走近注意去看它，欣賞的同時順便也會很認真地將垃圾給投進去

這個建議好啊，很有建設性，也很有創新，我支持啊，我相信廣大老百姓也會支持的！「

」不過呢我縣不像美國那麼發達，能一而三三而再地撥款，買垃圾桶供人民扔垃圾這也是不現實的，不現實的事情，我們就無謂講太多啦，不過這個建議還是好的，大家鼓掌鼓勵一下「

」我認為我們呢，應該再全縣的範圍內，找幾個發明愛好者，讓他們進行發明，我們建議他們以垃圾為原料，發明製造一批垃圾桶，這樣我們就能節約成本，最重要的是用垃圾造的垃圾桶，我相信那些賊也不會去偷，那些賊也不會笨過賊吧，他如果去偷用垃圾造的垃圾桶，就等於偷垃圾要被人笑死，賊也要講實效講面子的嘛」

「沒錯沒錯……」

「那這件事情呢就由葉祕書來跟進，今日的會議開得很成功哈，大家還有沒有什麼問題？如果沒有什麼問題，那今日的會就在此結束」

「好……」

「去哪喫啊打麻將不」

「Pu母仔，這羣人，整天都這樣討厭死了」

「等下要去洗頭「

「你怕老婆」

「還沒簽名呢」

「簽名在哪簽呢』

「門口」

「簽個名先簽個名先」

「走走走,簽後再一起去喫」

——《大會》

有人說五條人樂隊是村鎮樂隊，土到掉渣。可那樣怎樣？我就是按耐不住的喜歡，因為自己熟悉的生活都在五條人的歌裏……

@楓葉紅瘋了 一個專註收刀片的女工頭兒，歡迎大家去我那裡看有趣的視頻

「地域如此之小，世相卻如此之大。」 2009 年，五條人出版了自己的第一張專輯《縣城記》後，當時的一位樂評人對這張專輯評語如是說到。

但彼時還沒有許多人進入到五條人歌裏所描繪的那個世相，直到十一年後的夏天。

2016 年 6 月 5 日，廣州大雨。鷺江商貿樓二樓的琴房，仁科和阿茂正在排練。

這是一間十平米的正方形小屋，沒有窗。阿茂擰亮夾在架子上的閱讀燈，光射向天花板；四周的牆壁工整地釘著紅白藍三色橫條紋的塑料袋，那是仁科和阿茂用一天完成的裝修。起初他們買來隔音材料貼在牆壁上，「估計甲醛超標」，阿茂說，「裝完後屋裡臭得進不去人。」

這二樓原本是個大排檔，每個小屋都是個鋪位。大排檔倒閉後，鋪位被改建成聯排單間，不少廣州搖滾青年租來做排練室，月租一千元。

雨打在鐵皮屋頂上，造成紊亂的鼓點。吉他、貝斯、鍵盤、手風琴、鼓和音箱站著，效果器攤在腳邊，音頻線整齊地掛在牆上。仁科和阿茂拿起琴，擺好架勢。此時屋裡剩餘的空間大概還能容下一隻貓。

「他是個畫畫的，他是個畫畫的，手筋斷了你讓他怎麼畫啊？」（《走鬼》）合著雨聲，抱著吉他的阿茂在唱。他們的現任鼓手小宇在深圳，架子鼓後面的凳子空著。唱到副歌，仁科停下手風琴，前跨一大步，倒拿鼓槌加上一串鼓點——在結尾，他乾脆將鼓錘丟向他夠不著的軍鼓，補齊最後一拍。

大股大股的雨水絞成粗麻繩，不管不顧地澆下來。一個濕漉漉的青年背著貝斯在走廊上經過仁科和阿茂。他們同時丟掉煙頭，相互點頭問好。隔壁是個重金屬樂隊，阿茂笑眯眯地介紹道，這裡隔音太差，「他們一開始排練，我們就只能休息了」。

2009 年，一張名為《縣城記》的唱片讓人們認識了這兩個用海豐話寫歌唱歌的青年。初版《縣城記》的 CD 裝在大信封裏，信封內還有個戶口簿，紅色封面一本正經，內有仁科和茂濤（阿茂）的履歷和照片——仁科細瘦，阿茂精壯，兩人都是南洋青年的典型面孔。唱片的歌詞印在一張假報紙上，「縣城記」三個大字下面八字真言：「立足世界，放眼海豐」。他們的音樂古怪而才氣橫溢，像莽莽大地上忽然綻放出的一朵奇葩。那一年，「五條人」被譽為「廣東民謠音樂圈最大的驚喜」。

「條」在粵語中常被用為量詞。名為「五條人」，《縣城記》出版時，這個樂隊只有仁科和阿茂，共計兩條。關於樂隊名字，仁科有各種各樣的說辭，最為文藝的一個是，這個名字出自杜可風的電影《三條人》。

看《三條人》是在 2005 年，那時十九歲的仁科和二十四歲的阿茂一起住在石牌村。

石牌村是廣州 138 個城中村裡最大、歷史最長的。它位於繁華的天河區中部，周圍是 CBD 的高樓大廈和商業街。進得寫著「石牌」的牌樓，右手是池氏大宗祠；再往裡走，視野驟然收縮，目光所到之處全是樓。樓與樓之間距離不足一米，開窗便能貼面，當地人稱石牌村的樓為「接吻樓」。抬頭，密密麻麻的樓羣之上不見天光，樓與樓間，一百多條羊腸古巷網羅無數商鋪、小飯館、燒烤攤、理髮廊、診所、修鞋鋪、碟片店、租書店、成人用品商店……這裡的空氣滋味曖昧，混雜著花香，飯菜香，泥土氣，汗味兒，還有各種生肉和熟肉的腥味兒。

一平方公里的石牌村內住著五萬多人，人均居住面積 1.3 平方米。居民絕大部分是外來戶，他們之中有學生、IT 從業者、「走鬼」（擺地攤）的小販、作家、酒鬼……當然，還有音樂人。

在搬出石牌村的時候，廣州音樂人王磊寫過一首《石牌村》：「我樓下是防盜門的加工廠，生意特別好，聲音特別響……天剛矇矇亮，睏意上了牀，太陽是希望，白日夢緊張。」來到廣州的第二年，仁科和阿茂一起住進了石牌村。大半年後，仁科一個人租了個月租三百的單間，有時候他會在六樓的天台上俯瞰這個城中村落，彈著吉他唱歌。

2006 年，盤古樂隊的前貝斯手李文楓作為監製，將仁科這個時期的作品收錄進仁科的第一張個人專輯《春就很好聽了》。李文楓也曾是石牌村的居民。

十年之後的夏天，石牌村傳來消息，改造計劃又一次被推遲了。雨下起來的時候，池氏大宗祠的門口南方花朵開得恣意，年輕的姑娘撐起了雨傘，看宗祠的大叔們正在乒乓球檯上激戰。接吻樓的牆壁上，房屋出租廣告仍然貼得裏三層外三層。

仁科和阿茂結束排練的時候，雨已是尾聲。他們斯文的牛仔褲和帆布鞋都還乾乾淨淨的。阿茂將吉他收入琴盒，背上帆布包，擺手召車，回他大學城的住所去。而仁科沿著新港西路，一路向西。「我喜歡走路」，他說。

在博爾赫斯書店，仁科買了一本吉爾·德勒茲的《電影 I：運動—影像》。他熟練地在扉頁上蓋上博爾赫斯書店的鋼印。收款臺旁邊的書架上擺著菲利普·圖森全集，封面是仁科的女朋友設計的。其中一本《急迫與忍耐》的封面上，一個人安詳地躺在遠去的公共汽車旁，雙手放在胸前。仁科說他是這幅畫的模特。

仁科雙子座，他說自己眼下 29.7 歲，還沒有人到中年的感覺。來了廣州近十年，他似乎活得很得章法。指著路過的學而優書店，他說他有打折卡。又指著不遠處的一家老牌酒店，他說他每天都去酒店裡只對賓客開放的泳池游泳。「我有辦法」，他平和地解釋。雨已經完全停了，他決定散步回家。夜幕降臨到廣州，路口此起彼伏亮起了燈，他左右望望，倏忽消失了，既像是一滴水，也像一尾魚。

仁科生於 1986 年，阿茂生於 1981 年；兩人都在少年時期隨家人遷居到海豐。

2003 年，阿茂已到廣州兩年，靠賣打口碟為生。從中學開始，他就在聽哥哥大茂從廣州帶回的唱片，國內的崔健、祖咒、舌頭、盤古；國外的平克、槍花、涅槃；各大牌搖滾樂隊還有港臺音樂，阿茂混起來，什麼都聽。開始賣碟之後，他也聽自己進的貨，除了英文唱片，還有阿拉伯語的、法語的、西班牙語的，各種小語種都有。剛開始寫歌時他用普通話，歌詞叛逆又稚嫩，多是「我的兄弟，我明天要走了」之類。

忽然有一天，在買菜的路上，阿茂哼著一個旋律，發現自己自然而然地用海豐話唱了出來。

阿茂的哥哥大茂有個朋友網名「區區 500 元先生」。500 元先生比阿茂大四歲，當時在海豐中學當美術老師。有一次在廣州，阿茂跟 500 元先生聊天，提到他寫的海豐話歌曲，說打算在街頭唱著玩玩，500 元先生聽了說，那乾脆搞個大型的，聯繫一下其他有寫歌的本地人，搞一個「首屆海豐原創音樂會」。

那個時候，仁科十六歲，在工藝美術班裡學畫畫，老師告訴他，拿畢業證要交五十塊錢。他說：「還要五十塊？那我不要了。」聽到「海豐原創音樂會」的消息，又聽到 500 元先生說「只要是自己寫的歌就可以參加，什麼歌都行」，仁科馬上躲進房間去練吉他。

報名來參加音樂會的人不少。演出場地在定在文化局的門口，當時文化局的領導說，過年做這種活動是人民喜聞樂見的好事，節目可以搞得豐富多彩一些。另外，歌詞要交上來審查。有一首歌叫《海豐雷鬼》，某領導看了說：「過年過節的，雷鬼這兩個字看著很不吉利，改個名字。」500 元先生告訴他，雷鬼嘛，就是海豐天上的雷公……其他不知道歌詞的歌 500 元先生就現場瞎編歌詞，或者寫「純音樂」，報上去。

大年初三，海豐原創音樂會如期舉行。海報是 500 元先生和朋友們用廣告顏料手繪的，貼得滿街都是，像牛皮癬；音響設備也是 500 元先生四處搞來的。文化局的老式樓大門寬敞，門口兩隻大柱子，幾級臺階，臺階上就是舞臺。怕社會上的人搗亂，公安局還派來一隊人坐鎮。

文化局在海豐的主幹道旁邊，趕上過年，路過的年輕人、中年人、阿公阿婆、摩托車、小孩貓狗，聽見熱鬧，又發現免費，都忍不住停下來看看。阿茂的演出曲目中有一首叫《高等教育》，那是他在番禺一所學校的宿舍裏寫的歌，唱完之後全場興奮地一起高喊，還有觀眾衝上舞臺一起唱。500 元先生在臺下捏了一把汗：「幸好是過年，要不然被人舉報我們就慘了」。《高等教育》唱完，觀眾大聲問：「怎麼樣快演完了吧？後面還有沒有？」一邊吵一邊往臺階上擠，包圍著舞臺的圈子越來越小，觀眾和演員混在了一起，幾乎面貼面，場面極為混亂。在阿茂後面上臺的仁科看著，心想這還能演嗎？——500 元先生一把拉過他說「到你了，趕緊去！」

這場音樂會讓仁科認識了阿茂。在他們的記憶中，那是一場很成功的演出。

那一陣子，仁科不上學也不上班，每日在家畫畫彈琴，還有就是跟一個神祕的朋友聊天。

我第一次聽看五條人的表演，道山靚仔，聽了三句，暫停節目，給好友發微，我發現了羅大佑

五條人的音樂像一幅畫，他要展示給你的不是音樂技巧，結構，也不是樂器演奏的玄妙，說實話可能他們也做不到，但是他們展現了一幅畫卷，最貼近生活的那種畫卷

他們是藝術家，不是音樂家

這兩個貨是詩人阿。

為啥這麼說呢，我抄個解釋，」詩一般認為是一種內容與形式結合統一，並體現出美感，適宜吟詠的文學形式。」五條人折騰的那些東西，顯然非常適合這個定義。

詩歌這玩意兒，非常講究情境的合一，觸景生情算是比較土的了，牛逼的玩法是景就是情，情就是景。四句話唸完，你感覺到自己代入了某種情境中，如果正巧你當時的情緒符合，就會被撩撥的一陣上頭。按照王陽明的說法，就是：汝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同歸於寂。汝來看此花時，此花顏色一時明白過來。便知此花不在汝之心外。

這麼說有點抽象，舉個例子：

《天凈沙》

枯藤老樹昏鴉，

小橋流水人家，

古道西風瘦馬。

夕陽西下，人在天涯。

大家都知道，比原文少了兩字兒。但老實說，讀到第23個字的時候，還特麼用得著告訴你這是斷腸人嗎？

那五條人的是怎麼樣的呢？

《鮮花在等待》

鮮花在岸上開，

哦他們在等待。

你為什麼不回來，

哦我已全都明白。

即便我這樣的鋼鐵直男，都能覺得那種」過盡千帆皆不是「的鬱悶來。

不算是詩歌，即便是精神上，他們兩個也是詩人的調性。

不是有一集他們跟馬東臧鴻飛喫飯嘛，聊起來人生的高光時刻。作為社畜，這種問題大部分人都回答過。具體表現形式有「說一說你工作中最驕傲的時候」，「講一講你人生最難成功的方案」。反正意思就是要你給兩個社會認可的成功案例出來。臧鴻飛一看就是面試官喜歡的，他回答：「我們作為第一支中國樂隊登上了世界上最大的音樂節，有60萬人呢；第二是我去了奇葩說找到了新的機會；第三是我們去了草莓音樂節」。

差不多的意思就是「我主導設計了並發每秒2000萬次的交易系統，我勇敢的從外企跳到了民企創業，我是湖畔大學的學員」。一般而言，作為有效的社會溝通方式，你的標準回答是」臥槽，大哥牛逼，來喝一個「或者」這麼巧啊，我是湖畔5屆的，兄弟你是哪一期的啊？」然後兩人相視一笑，算是彼此認同了正經人的身份。我倒不是說這個不好，不過畢竟搖滾是所謂現實世界的escape對吧。

而那兩個人，仁科回答：「我出生了、我活著、我來了。」 阿茂：「第一是我在電影院撿到五毛錢可以在便利店買好多東西，第二是我淘到了一張法國碟叫《只愛陌生人》，第三是我看過兵馬俑。「

仁科的回答很可以用他的一首歌來呼應：

《陳先生》

1878年，伊生於海豐，

1933年，佢死於香港，

1934年，其葬於惠州。

就這麼三句話，裡面的陳先生，是陳炯明。如果你覺得這三個字兒有點耳熟的話，是因為高中歷史課本告訴過你「陳炯明背叛革命，炮轟孫中山總統府，導致第二次護法運動失敗。「老實說，用這段話來總結他，那還不如歌詞的那三句。從孫大炮的粉絲到翻臉，他們兩個中間各種糾葛，複雜的要命，甚至連有沒有炮轟總統府都難說。然而時過境遷，陳先生這輩子高光時刻是革命的希望，至暗之時他是革命的叛徒，最終也不過是一抔黃土，客死他鄉。還真是」我出生了，我活著、我來了「。

仁科的還稍嫌形而上了一點，阿茂的那幾句更有味道。平鋪直敘的解釋太沒勁兒，我講個類似的：

王維《終南別業》

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陲。

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知。

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

偶然值林叟，談笑無還期。

意思是王維人到中年，開始喜歡道家啥的了。當然，他可不會去養個手串拜個仁波切啥的。他是搬進山裡，開始喜歡獨來獨往了。

下一句關鍵的來了，」勝事空自知「，意思是說「牛逼的事情只有我自己知道「，」或者說」我感到牛逼的事情只有我自己知道「。啥事兒呢？不是拿了唐朝最佳詩人獎，李隆基親自頒獎，現場有60萬人呢。而是他」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偶然值林叟，談笑無還期「。也就是說王維覺得，他最「勝」的事兒，是獨自游到山窮水盡處，看到了絕美的風景，以及那天和一個山野村夫聊的非常開心。

你喜歡李白王維，不是因為詩人的官做的最大，否則乾隆豈不是最牛逼的詩人了；你喜歡李白王維，是因為你覺得自己跟他們在某一剎那，是心意相通的。就像是阿茂說的那些微小的快樂。不會人人的老婆都是林志玲，但半夜回家，愛人門口為你留著的暖黃燈光，卻是共通的。

所以，你喜歡的不僅僅是五條人脫口秀，你喜歡的是他們背後中國幾千年的詩人傳統阿，不服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