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在春秋戰國那一段時期，可參考的史料突然呈現一個指數型增長（這個貌似和百家爭鳴，各種思潮突然爆發有些類似），難道只是因為各諸侯國在那段時間都開始記載自己的歷史嗎？有沒有什麼更深層次的原因呢？

個人認為，西周的史料和春秋戰國時期的史料，並不存在特別明顯的數量級上的差異。

即題主問的「指數級增長」情況是否存在，我認為是值得商榷的。

關於西周史研究，可以參考的時人史料有：《尚書》、《逸周書》、《詩經》、《周易》、《周語》、《穆天子傳》、《世本》、《竹書紀年》。

還有可以作為政治制度的旁證參考的，《周禮》、《儀禮》（當然，這些經過了儒家的加工，今天我們看到的版本成書於兩漢）。

*在這些史料中，《世本》和《穆天子傳》成書最晚，為戰國時期。但是，《穆天子傳》作為一種「史詩」形式的作品，應當在民間流傳了很多代，最後才被收集整理成文；《世本》也顯然並非一朝一代「突擊」編纂出來的作品，應當是世代流傳，世代編纂，最後在戰國時期停止。這和《周語》（《國語》）的情況類似。

至於《竹書紀年》、《尚書》、《逸周書》等，雖然一直有偽作的爭議，但是基本都應該是（也只能是）存在古本的。偽作主要是由於後人在抄錄傳播的過程中，動了一些手腳。

關於春秋戰國史，可以參考的時人史料有：《春秋》、《春秋》參考書三本（左傳、公羊傳、穀梁傳）、《呂氏春秋》、《晏子春秋》、《竹書紀年》、《詩經》、《楚辭》、《國語》、《世本》、《易繫辭傳》。

還有一些是現代出土的，時人史料：雲夢《編年紀》、雲夢《秦律》。

至於一些我們今天耳熟能詳的史料，都很明確是漢代及漢代以後的作品：《說苑》（西漢）、《新序》（西漢）、《戰國策》/《戰國縱橫家書》（西漢）、《吳越春秋》（東漢）、《越絕書》（東漢）、《華陽國志》（晉）……等等

而題主所說的，諸子百家的著作，除了《商君書》、儒家三禮等直接描述政治制度的作品，大多隻能當作歷史事件、人物的參考（比如《列子》等），內容也極不嚴謹（比如《莊子》中杜撰頗多，《墨子》和《孟子》中的故事也非常可疑），當作史料來看的話，缺乏足夠的說服力。

把這些列舉出來（可能存在一些疏漏，歡迎補充）是為了說明什麼呢？

我們仔細在裡面挑，真正出於記錄歷史的目的而創作的作品，無非是《尚書》、《逸周書》、《世本》、《竹書紀年》、《國語》、《春秋》（包括三傳）、《編年紀》。

這其中，「春秋戰國時期的創作」和「自西周開始的創作」，幾乎可以說是一半對一半，與其說「一樣的多」，不如說「一樣的少」。

而我們之所以「感覺」西周的材料好像少些，春秋戰國的材料好像多些。主要是由於這其中很多書都是最終成書於戰國時期（甚至更晚）。

我拿《尚書》來舉例。

我們今天看到的《尚書》是「真偽摻半」的（有興趣可以瞭解清華簡）。近代以來，有不少學者主張我們今天看到的《尚書》最終成書於戰國時期。

但最終成書，不代表書中的內容都是戰國時期才「突擊」寫完的。

我們都知道，孔子和墨子都讀過《尚書》，墨子的「先王之道」就是從「先王之書」裏讀來的，孔子還大概率刪改過《尚書》。那麼和孔子墨子有關的那個《尚書》，是怎麼一回事呢？

按照近代學者的意見，大量過去被認為是周朝的書籍，現存的版本都成書於戰國時期（甚至成書於漢初）。那麼孔子年輕時奔赴周國的檔案館學習，讀的又是些什麼書呢？

《尚書》成書於戰國是事實，春秋之前就有《尚書》，也是事實。

如果能想明白這一點，這個問題也就解答了。

再說一個更淺顯的比方：今天我們看到的先秦儒家經典，要論「版本」的話，幾乎全部成書於兩漢。這都是漢初之後，或由儒生默寫（傳經儒）、或從哪裡挖出來（壁中書）、或從民間徵集來（私藏或偽作）……甚至連《周禮》也是漢朝從民間徵集來的。其中當然有儒生們記錯、記混甚至是自作主張的修訂，造成了版本的不同。

因此，《周禮》成書於兩漢是事實，可週初就有《周禮》，也是事實。

如果能想明白這一點，這個問題也就解答了。

此外，關於先秦史料較少，主要還有兩個原因：

1.各種意外原因失傳。

有大量因為種種意外佚失了的書籍。比如上文中列舉的雲夢睡虎地出土的《編年紀》和《秦律》，就是現代以來，才意外發掘出來的秦簡。原本秦朝的檔案去了哪裡呢？這個就要問項羽了……

那麼西周有沒有這樣的書籍被埋在地下呢？我們不知道。不過倒是出土了很多西周時期的青銅器，這些青銅器的銘文也成為研究西周史的重要材料。

2.由於周王室衰微，貴族、知識分子攜書出奔，下落不明。

到了春秋時期，禮壞樂崩、天子失官，「出奔」何其多也。這些出奔（比如王子朝）也極大地影響了周王朝檔案的流傳和保存。換言之，周王朝的檔案館，大概率被這羣出奔的貴族、知識分子搬空了。

不過總體來說，西周的史料和春秋戰國的史料確實存在著一些差異，體現在記述內容上。從原始的、「史詩」形式的記錄傳說，轉變到後來比較正規、嚴肅地記錄歷史事實，需要一個過程。這個過程大致就發生在這幾百年中。

參考資料：

西周史[M]. 上海人民出版社 , 楊寬著, 1999

周朝是我國開始有文獻史料傳下來的第一個歷史朝代，包括西周和東周，以周平王遷都洛陽為界，在這以前為西周。東周又分為春秋和戰國，大家應該就比較熟悉了。但是西周近300年歷史，流傳到今天的史料記載卻不多，除了《尚書》中有十多篇出自西周的書記外，《逸周書》中也有一些篇章屬於西周，另外《詩經》中包含有很多西周時期的作品，《周易》的經文也主要成於西周時期，其他似乎就沒啥了。而緊挨著的東周卻不一樣，各種歷史典籍爆髮式增長。怎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呢？經過分析，我鬥膽猜測，可能有如下原因。

首先，《左傳》中有這麼個故事，公元前520年周景王去世，因嫡長子不久亦去世，周王室在繼位問題上發生內亂，嫡次子王子丐被立為周敬王，庶長子王子朝將王子丐驅逐出王城（今日洛陽）並自立為王；公元前516年秋冬之際，晉國出兵支持周敬王複位，王子朝見大勢已去遂攜帶周室典籍投奔楚國。至於王子朝一行所攜帶的周室典籍，應當是相當珍貴的，甚至包括前朝（指商代、夏代及更早時代）的文獻、文物，以及周代列王的誥命文件，或許還有各諸侯方國的奏章、報表等文書檔案資料。在王子朝奔楚之際，恰逢楚平王死，楚國在繼位問題上也動蕩不安，使得王子朝只能滯留召南。公元前505年，他被周敬王派人刺殺。王子朝攜帶的這批典籍因此失蹤，成為中國歷史上的千古懸案。如果屬實，西周史料少的情況就能夠解釋通了。

其次，西周有一套記注和修史的史官制度，不過範圍也比較窄，主要是記錄統治者的「言」和「事」。因此，西周的文獻，大部分都是由當時的史官記載的。此外，西周又是奴隸制的強盛時期，全國範圍內能真正讀書識字的可能也就只有貴族了，由於讀書人基數少，因此民間著書立說的可能性並不高。而民間能留下《詩經》這樣的典籍，已經是不幸中的萬幸了。3000多年吶！隨著時間的流逝，也難免會有不少史料遺失。

再有，到春秋戰國，史職發展，史官記載的方面更為廣闊，出現了許多體裁不同名稱不同的史籍。戰國就更不得了了，畢竟是百家爭鳴的時代，各家都鼓吹自己的學說，留下了不少專門著述。當然，戰國之世，各國也都有各種史職的著作。除此之外，還有禮家（儒家中以禮為業的一派）、地理家、天文歷算學家、醫學家、文學家的著作，甚至還有反映當時海外交通發展的作品。這樣一來，很顯然，史料就多起來了。

最後，春秋戰國已經進入到封建社會，又是亂世，亂世最缺的就是人才，各個諸侯國都有人才需求，因此底層人民有機會通過努力讀書，憑藉真才實學走上人生巔峯。再加上諸子百家廣泛收學生，傳播他們的思想，給了人們讀書的機會。所以，大家讀書的熱情高了，文盲率相對大幅度降低。書讀的多，想法就多，一不小心就可能留下個千古名篇，然後就成了咱們後世研究他們的史料了。

以上。

我們現在看到的大部分先秦史料，都是經過漢朝（至多加一個魏晉）學者們的發掘整理後呈現給我們的。從今天的角度看，確實是越玄遠的部分，史料越少。具體來說就是西周比東周少，殷商比西周少，至於更久遠的，還是一個傳說時代，掩埋在二里頭和河南龍山文化的遺址中。。。。

是不是西周的人不善於或者不喜歡記史呢？看來應該不是，就以西周而言，史就已經是西周王廷上一個重要的官職。西周的歷史，應該是曾經被完整地記錄下來的。但是不應忽視的是，當時記錄歷史的材料來之不易（竹簡和青銅器），難於保存（竹簡在半乾濕的鎬京容易腐爛），材料的自然散佚情況本來就很嚴重。最重要的是，保存西周歷史材料的鎬京在西周與東周之交成為了動亂的一個中心，進入東周之後，鎬京地區也一直不得安寧，這直接影響這些材料的保存。再加上在當時的生產力條件下，複製這些記錄也是一件較難的事情，於是.這批材料就這樣散佚了，只留下很小的一部分。

實際上，即使是春秋戰國間列國的史書，保留下來的也很少。即以春秋而言，晉國原有《乘》，楚國有《檮杌》，而今安在哉？留下來的無非就是魯國的史書《春秋》以及一本真假參雜斑駁異常的《國語》而已。春秋與西周對比，應該不能說史料爆髮式增長。

至於戰國時期，相比於前面的時期來說，有一個特點就是因著私學盛行，多了許多私人著述，但是這些著述是不能當成百分百真實的材料來看待的。舉個例子，《戰國策》裏就很多縱橫家的功績便是有誇大的成分在的。《孟子》一書也有很多關於歷史的想像（比如異常規整的井田制描述），這些都是不能直接作為史料使用的。。。。

因為在春秋末期，也就是孔子那年代，出現了文化大爆炸。知識不再被公卿大夫們壟斷，落魄地主士人和新興商人等爆發出了對文化的巨大需求。尤其是商貿的發展，對文字記錄的需求就凸現了出來，史記裏記載的中國第一批富翁，就是從子貢范蠡那批人開始的。中國古貨幣出土量的暴增，也是從戰國開始的。

商業活動的激增就催生了對記賬的需求激增，而會記賬的必要條件就是會寫字。當那些暴發戶被掃盲後，就會自然被激發出對文化的需求。於是這時候出現了孔子編春秋，左丘明做國語等舉動。然後到了戰國，這個趨勢愈演愈烈，今天我們看到的先秦諸子文獻也因此主要是在戰國時成書的。

如果沒有春秋戰國的文化爆炸，那麼中國先秦歷史記錄很可能像古埃及文明那樣，隨著統治階級得滅亡而湮沒。因為有了廣泛的羣眾基礎，所以無論經歷多慘烈的動亂，中國文化都不會被湮沒，薪盡火傳，繼往開來，生生不息！

這個問題其實與西周時期的檔案制度有關。

西周實質上是我國首個歸檔制度完備的時期這個王朝在政治制度上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宗法組織和國家組織緊密結合，宗法系統上的等級和政治上的等級是一致的。

所以西周這個國家宛如一個奴隸制大家族的放大器，宗法制度發展到後期，政治從屬關係已經大於血緣關係。為了維持這種宗法制度的神聖性，西周統治者在宗廟設計上花費了很大心思。

西周的宗廟收藏機構被稱為天府。1976年陝西岐山縣鳳雛村，就發現了西周宗廟的遺址，根據考古研究，西周宗廟的祖宗收藏包括兩大部分。一個是王氏權力象徵的鎮國寶器，如青銅器玉器和其他傳世寶物。另外一個則就是各種王室權力的憑證文書。

包括記錄全國戶口的戶籍，山川形勢的地圖，羣臣百官的功書，以及維繫諸侯國關係的盟書等重要檔案，無論是正副本，均需要上呈天府，以祭告神靈，讓祖宗考察。

除了上呈天府之外，西周的一些重要檔案還會藏於金匱。《尚書》裏記載滅商之後的第二年，武王生了病，周公曾向先王祈禱，願以身代兄死，史官就把周公的禱告詞寫在典冊上，藏於金匱中。

這種上呈天府，深藏金匱的歸檔方式，配合太史內史小史等史官的貴族世襲，保證了西周貴族對於檔案和知識的壟斷，保證了王室統治的神聖性。

但是這種把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裏的操作，註定了這種保存方式的安全性完全依賴於國家的絕對控制力。

然而，從西周後期一直到戰國時代。整個中國經歷了長年的戰亂，僅春秋時期240年，列國之間的軍事行動有483次，盟會450次，總計933次，衰微的周王室根本無力挽回檔案的散失。

據記載，一個國家亡國之後，諸侯公卿士大夫都不能倖免，不僅要「殺其民人，去其牛馬」，還要「毀宗廟，遷重器」，宗廟就是集中保存檔案的地方，重器本身就是流傳後世永志紀唸的檔案。

以春秋為例。這本魯國的史書應該是從伯禽封魯開始記載。但我們現在看到的卻是一個距伯禽已經七代的第14位國君魯隱公開始的。（實際上隱公以後的檔案也毀壞了不少）

而且跟我們想像的不同。西周時期的主要文書實際上是以簡牘為主。

我們現在見到比較多的金文，鐘鼎文實際上是奴隸主貴族的重要的記事檔案，不是國家機關辦理事務的產物，因此它不是王朝的政務文書，僅僅只是王和各級奴隸主貴族的傳家寶。

並且，金文和鐘鼎文在春秋後期逐漸流於裝飾化，主要記錄統治階級的冊命，賞賜，征伐，訴訟等事件，缺乏記載上的連貫性。

因此，雖然青銅器保存較為完好，出土數量相對之下也較為豐富，但對於瞭解連貫性的周朝歷史幫助有限，而本應該是周朝史料重點的簡牘文件，卻因為材料或政治的原因大量散失，以至於我們只能從後世的傳作，抄作，甚至偽作之中去了解。

推薦閱讀：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