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個例子吧，老舍的：

帶有輕喜劇色彩的《女店員》1959年初上演後，一下子就收到各方面傳來二十六條修改意見，主要認為看不出黨的領導和支持，對於社會主義商業工作的性質表現不夠，在大躍進時代表現兒童搗亂不合適等等。西城區商業局提意見說：「用女店員代替男店員，把男店員調去支援生產，並不是一個方向。」東城區百貨大樓、隆福寺商場書記提出：「看不出黨的領導和支持，書記出來做了什麼？」市委財貿部長也同樣認為：「黨的領導表現無力，戲裡三個女青年在她們決定去向的過程中似乎和黨沒有聯繫，戲裡看不到這幾個年輕人本身的思想鬥爭和變化……對男售貨員小陶的處理有些過，過了就會起副作用，有些地方顯得流氣，如跪下求婚……最後一場戲亂，不集中，唱個歌就結束，很鬆，不過癮，使戲減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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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外行給內行提意見，以政治正確為綱的條件下，想寫出好作品實在是太難了。

有些高贊的答主，變著法的要證明，不是新社會不支持文藝工作，是這些作家自己的問題，因為國家不幸詩人幸，所以民國他們才寫的出好文章。而後來新中國成立了，國家這麼幸福，他們創作上的靈感可能相對就削弱了，沒有那麼具有震撼性的作品出現了。

甚至有人為了粉飾太平，用老舍的《茶館》說事，證明新中國的文藝「很開放」，「很自由」，那些人寫不出這麼高級的作品怪他們水平，不怪國家。

這種人一看就是完全不知道《茶館》是在什麼條件下創作出來的，為了保持藝術的獨立性，老舍為此又得罪了多少人，否則按當時官方提的意見來寫，這基本是一出革命戲。（具體詳情可參考陳徒手的《人有病，天知否》）

這樣說話的基本全是畜牲。而且也不愛國，是借著愛國的旗號在騙贊。

他以為自己是在幫那個時代的政府說話，卻把人民羣眾的智商都給侮辱了。

羣眾的智商是在代代提高的，以前認幾百個字就算是有基本文化基礎了，高中畢業簡直是高材生。今天連專科畢業的都被認為是低學歷。因為受教育越來越多，所以人就沒那麼好騙了。哪怕看抖音評論區的時候還是會感慨，可我還是相信大部分羣眾的智慧。

在這樣的新社會，你用這麼簡單的理由，就能把各種繁瑣的審查，以及寫完之後不一定會惹出什麼禍的政治風險都一筆抹殺了？這是那個年代客觀存在的，你承認了不丟人，不承認還找藉口，才丟人。

事實上，與港臺相比，我們在六七十年代，就是一直在文藝作品上是遠遠落後的，這沒什麼可丟人的。而核心原因就是政治審查。這不是抱怨，而是事實。

因為當時主要還是為瞭解決羣眾的溫飽問題，精神世界是知識分子追求的東西，而我國是工人跟農民居多，尤其是那個年代，是不講究太多娛樂活動的。

同樣是六十年代，腐朽的香港在拍什麼？

《獨臂刀》。以及左派電影公司出的《雲海玉弓緣》。（但雖然是左派，內地一樣不讓看）

左派的電影公司領導們都傻嗎？他們為什麼不把同時期內地的樣板戲以及《艷陽天》這類階級鬥爭電影拿到香港給勞苦大眾們享受享受，反而要拍這麼腐朽落後的武俠小說故事？

因為誰都知道，哪些好看，哪些不好看。

倉廩實而知榮辱，那時候我們大陸還處于勒緊褲腰帶的時候，對藝術作品的需求並不是最主要的，小說，戲劇，還是以宣傳為第一要務。畢竟是剛剛建國，需要在羣眾當中廣泛普及一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這也是無可厚非的。

至於當時文藝管制的厲害，導致了名作家跟名導演束手束腳，搞不出好東西，這也無妨。都過去了不是麼？更何況聞一多還被蔣介石殺了呢，有這樣一個例子可說，新中國對創作者已經算是寬宏大量。

一個時期有一個時期的主流，這是領導者決定，也是他底下的人民決定。其實不怪政府，正是人民選擇了看這種電影，這是當時人民的選擇，是他們用實際行動打敗了國民黨反動派，所得來的革命成果，代表了他們自己。

政府有政府的無奈，你可以認為這麼做是對的，但不要忽略基本的邏輯常識。自己感覺像是在替政府說好話，把政府當成偶像愛豆一樣愛護，一點瑕疵不能有，必須全方位吊打美蔣港英，哪怕是與民生無關的文藝事業，也得是作家們跟導演們自己不上進，沒靈感，才耽誤下來的。

這跟追星的腦殘粉有什麼不同呢？你以為你懂歷史，所以拿些對自己立場有利的「證據」來糊弄大眾，這如果算是懂歷史，那腦殘粉都是電影史學家，音樂理論家。因為她們幫哥哥們打擊對手時候乾貨滿滿。

當然，我也不建議因此說政府的壞話，因為政府就是政府，也不是你我有資格去妄斷的。我們既然生活在這個文化開放，喫喝不愁的年代，就不要過於計較以前的往事。你可以知道，但無需在意。這會讓你自己很累。

因為你太在意，要抱怨，那也只有兩種結果，一是國家越來越好，文藝越來越多樣，自由。那你抱怨的不覺得虧心嗎？豈不是成了令人不恥的「公知」？

二是國家發展不好，文化倒退，變成跟當年一樣，看樣板戲了。那你抱怨不是給自己找事兒嗎？

好好賺錢，愛崗敬業，面對歷史一笑置之，日子還得往前走，我覺得中國應當會越來越好，當初的無奈之舉，不該粉飾吹捧，但也不必記恨於心。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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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要釣魚嗎？

釣上來賣的那種。

這個問題問的很好。建國後到那十年中間，其實還有一個過度階段叫「十七年文學」

一般地，1917年到1949年9月這段時期的文學被稱為「現代文學」。

1949年到1966年這段時間的文學被稱為「十七年文學」。

現代文學中，魯迅、周作人、巴金、茅盾、沈從文等作家創作了一系列作品，像《吶喊》、《雷雨》、《女神》這些作品也都被人所熟知。

而在十七年文學裡，我們似乎並沒有見到這些作家繼續創作，除了《紅巖》以外沒有什麼比較熟悉的文學作品。

原因可能有下面這些

在這一階段，以延安文學作為主要構成的左翼文學成為唯一的文學事實。

（___）的文藝思想成為綱領性思想。現實政治成為文學的目的。文學從屬政治。因而也產生了對題材、方法、藝術風格等的規範：必須寫工農兵生活，注重塑造先進人物和英雄典型，必須揭示歷史本質，表現生活的客觀規律等等，對作家創作進行了極大的限制。

根據延安文藝為代表的文藝思想和理論，基於文學觀念、政治訴求和作家的世界觀和態度，對40年代的作家進行了類型的劃分。

劃分的類型有三類：左翼作家、中間階層作家、反動作家。沈從文就屬於「要毫不留情地舉行大反攻」的對象。

這裡面的中間階層作家，也被稱為進步作家，雖然他們仍有一定發聲的權利，但主席認為他們仍有一定的「小資產階級」成分，因此更傾向於從工人農民中發現和培養作家。這也造成了之前的作家凋敝的現象。

在這些情況地綜合作用下，40年代的一部分作家迅速「邊緣化」。

沈從文受到批判，轉而研究文物。

錢鍾書失去創作小說的權利，從事古代文學研究。

朱光潛、廢名、李健吾、師陀等人的寫作收到限制。

穆旦、鄭敏、王辛迪等「自動消失」。

而郭沫若、老舍、巴金、曹禺、馮至、艾青、臧克家、夏衍、田漢、周立波等人希望通過學習、熟悉新生活來繼續創作作品，但很遺憾，他們之中大多都沒有達到之前的高度。

另外，還有一些國統區和解放區的罹難者，如胡風、施蟄存、傅雷、馮雪峯等

1966年以後就不用提了

一九四九年以後，大部分現代作家就不再寫作了。巴金只寫了一個中篇《團圓》，後來改編成電影《英雄兒女》。茅盾沒再寫什麼，曹禺不斷改寫自己的舊作。只有老舍還繼續筆耕不輟，是最成功的勞模作家，其中劇本《茶館》成就最高。當然，他也寫了很多今天看來藝術價值不高的作品。但是，眾所周知66年，老舍自殺了。

題主問了沈從文，那就說沈從文吧。據香港《亞洲週刊》於一九九九年六月公佈之「二十世紀中文小說一百強排行榜」，經十四名來自海峽兩岸、香港及新加坡、馬來西亞和北美的作家學者評選，魯迅以小說集《吶喊》名列第一，沈從文《邊城》第二。沈從文早年北漂過得很慘，鬱達夫去看他，送了他一條圍巾（圍巾是五四文人的必備裝扮，圍巾一圍土匪就變作家了。某種程度上後來沈從文在《柏子》、《丈夫》等小說裏也繼承了鬱達夫的「民族·性·鬱悶」，並且在文學成就上超過了鬱達夫。）埃德加斯諾編中國現代短篇小說集——《活的中國》時，讓魯迅推薦作品，魯迅就選了沈從文這篇《柏子》作為中國小說的代表。沈從文是五四以來最特別的小說家，他跟所有人都相反。他認為鄉村比城市好，說「我們鄉村的妓女比城裡的太太要高貴。」他認為舊的比新的好，舊時候的劊子手殺了頭還要到廟裡磕頭，後來改槍斃了，把人一槍崩了就跑去喝酒，再無懺悔之意。

諾貝爾文學獎評審委員會最初提名沈從文的時候，曾到中國駐瑞典大使館詢問沈從文的情況，回復說不知道沈從文是誰。去年過世的著名漢學家馬悅然（同時也是諾貝爾文學獎評審委員會裡唯一一位懂中文的）曾不止一次在公開場合毫不避諱的說，87年-88年連續兩年沈從文都進入候選人名單，要不是突然去世肯定得諾貝爾文學獎。那樣，沈從文將是第一個獲此殊榮的中國作家。

第二次文代會時，毛主席接見沈從文，握著他的手問他多大年紀，說「你還不算大嘛，還可以寫幾年小說」。周總理也是鼓勵他再寫。

1968年九月初，得到通知，張兆和月內將下放湖北鹹寧「五七幹校」。這對沈從文是很大的打擊。這一分別，「是否還能見到，即不得而知了」。之後沈從文每個禮拜都要去探望一位故交舊友，彷彿告別儀式，有點今生再不相見的意思。

十一月一日，專案組一個軍代表將抄家時沒收審查的部分物品還給沈從文，計有：私人照片、文物研究手稿、工作記事本。其中文物研究手稿量最大，包括《服飾資料》改正稿，「感謝專案組為分門別類，編定號碼，一包一包整理得清清楚楚……負責人之一問我，『你怎麼寫了那麼多？』我笑笑。……但是一看面前大包小包文稿，我卻發了愁」。他發愁的是這些自己二十年工作積累的東西，恐怕不可能整理出來給後來者用了。「還有大量卡片卻毀去了，有些材料是我自己感到無意義而毀去的。」

他還被告知，不發還的材料，包括書信、自存文學作品樣書、文學手稿等，將由館中「代為消毒」。「至於信件、作品，一律由館中處理，我同意，不說什麼。本想把英、日譯文本還我留個紀念，也不說了。……這一處理，也可說把日前還妄想寫得出新型短篇的希望，連根拔除。」

當時的情景，沈從文多年後回憶起來還歷歷在目：「一個軍管會的『文化幹部』，廿一二白白臉小夥子，卻裝模作樣把我叫去，說是『一切黃色作品，代為消毒。無害的，你自己拿走！』見我沉默不語，便做成嚴肅神氣說：『你以為我沒有文化嗎？不服嗎？』這倒真是我從來還不考慮到一個問題。……他大致誤認為我是什麼高知，才這麼缺少自信，因此我忙說：『你比我高明多了，政治水平、思想水平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我還算不得白專，卅年前寫了這些黃色有毒東西，多虧得一一指出，你處理那會有錯？』我趕忙把還我的一份破書亂稿，塞到預先準備的一個麻布口袋裡，拖拖跌跌下了樓。

這就是沈從文了。

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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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參考文獻如下

電子書邊城作者 沈從文去查看?

電子書沈從文的後半生：1948—1988（增訂版）作者 張新穎去查看?

電子書許子東現代文學課作者 許子東去查看?

在文學上，也一樣，凡是老的和舊的，都已經唱完，或將要唱完。舉一個最近的例來說，就是俄國。他們當俄皇專制的時代，有許多作家很同情於民眾，叫出許多悲慘的聲音，後來他們又看見民眾有許多缺點，便失望起來，不很能怎樣歌唱，待到革命以後，文學上便沒有什麼大作品了。只有幾個舊文學家跑到外國去，作了幾篇作品，但也不見得出色，因為他們已經失掉了先前的環境了，不能再照先前似的開口。

————————魯迅《老調子已經唱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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