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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全球性問題和全球治理的關注近些年越來越多，如何治理非傳統安全問題也成了其中談得最頻繁的一類。當氣候變化、難民危機、自然災害、糧食安全等經常成爲各種論壇的討論主題時，一個問題也在產生：時至今日，對人類生活影響最大的“全球性問題”到底是什麼？又應以什麼樣的尺度去衡量什麼問題最具全球挑戰性？

　　本文作者系盤古智庫學術委員、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程亞文，文章來源於《環球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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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全球化規制不力曾引發災難

　　對此會有不同的判斷和衡量標準。但以往的人類歷史，會給人們以強烈的提示。筆者近年重讀19世紀後期到20世紀上半葉的世界史，一個深刻感受是，當時世界的各種政治緊張，包括兩次世界大戰的發生，大多與英國主導下的經濟全球化發展過快、缺乏政治規制有關。當18世紀60年代由英國率先發起的“工業革命”，到19世紀中期以後擴大成爲一波“浩浩蕩蕩”的經濟全球化大潮時，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產業結構的巨大調整、商業活動的大幅拓展，改變了很多國家甚至全球的經濟、社會結構尤其是利益結構，也讓既有政治體系失去承受能力，使無論個別國家的政治還是國際關係都陷入紊亂。

　　19世紀下半葉到20世紀上半葉的多數政治事件，都與當時的經濟全球化過程有關。以19世紀60年代的美國南北戰爭爲例，對這場戰爭的成因，以往的研究已經很多，今天更需要的是對經濟全球化與美國內戰相關性的研究。

　　在當時英國主導的工業化時代，紡織業是支柱性產業，而其所需要的棉花將近80%又是從美國南方進口的，這也使英國當年對北美的投資，在總的海外投資中佔了1/3左右比重，到19世紀中葉，一個全球性的棉花體系形成了，該體系很大程度上集中在英國和美國，尤其是利物浦、曼徹斯特和美國南方。在南北戰爭前夕，美國內部已經極度利益疏離、南北兩大地域不再是利益共同體，相反，從利益關聯度看，美國南方與當時英法兩國尤其是英國，更像是一個利益共同體。政治共同體的前提是利益共同體，當1860年代的美國南北方在英國主導的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發生嚴重的利益疏離時，政治上的分裂也就難以避免。

　　在美國內戰發生半個世紀後，太平洋另一端的亞洲，中國清朝也在經歷較長時間的生死危機後，最終於1911年在內憂外患中解體，並在其後陷入南北兩個政權對峙、各種政治力量相互傾軋的長期政治混亂局面。致清朝於死地的“外患”究竟是什麼？同樣不可忽視當時的經濟全球化背景。晚清的內亂、革命及崩潰，是英國主導的經濟全球化主動找上門(兩次鴉片戰爭)，中國在被迫進入這個體系的過程中，內部發生的一個重要變化，是南部地區受經濟全球化影響更深，由此導致與美國類似，中國在南北兩大地域上也發生了不斷加劇的利益疏離和思想分化，並在清朝消亡後演變爲南北兩大地域集團在經濟、政治和思想上的多方面對立。

　　美國內戰、清朝崩潰及奧斯曼帝國、奧匈帝國的解體，都還是發生在經濟全球化外圍地帶的災難性政治事件，而在二戰結束後，作爲全球化的動力和中心地帶，英國努力幾個世紀建立起來的殖民和帝國體系，也在達成最大規模時土崩瓦解，由其主導的全球化進程也走向終結。其成因很大程度也在於，在英國推進經濟全球化時，本與殖民母體英國高度相關的殖民地利益，在不斷加深的全球經濟聯結中，轉而與其他經濟體也發生利益關聯，進而產生離心傾向，殖民體系不再可以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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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本無序擴張再度成爲時代最大挑戰

　　經濟全球化必然會在全球範圍內引發國家間和各國內部在利益結構上的巨大調整，如果政治意志無法對此進行規制和有效協調，必將衝擊到個別國家的政治體系和國際關係，從而不僅在相關國家造成政治撕裂，也給國際關係帶來緊張和對立。從上一波經濟全球化規制不力帶來的慘痛經歷來看，再沒有什麼比國家內部的激烈衝突和國際關係步入失控和混亂，更可能給人類生活帶來嚴重災難了。

　　轉至今日，上世紀80年代以來以美國爲動力的新一輪經濟全球化浪潮，也迎來越來越多質疑聲。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與以往質疑主要來自發展中國家不同，發達國家也對由其自身發起的全球化表達出越來越大的恐懼。這反映出，百年前所經歷的資本意志貪婪擴張對國家意志的激烈衝擊，再度迴歸人類生活。顯然，那些“非傳統安全”問題無論被說得有多重要，也都不會比這種“傳統”問題來得重要。近些年來，人們感受得比較多的，是傳統的大國競爭再度登場。一些人在憂心於國際關係會不會再次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注目於主權國家之間的緊張關係時，可能會忽略一個事實，即這些“新”的場景，不過是一個老問題的再現：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資本擴張及其導致的階層分化甚至階級化，已使經濟問題外溢爲社會、政治和安全問題，此乃主權國家之間發生碰撞背後那隻“看不見的手”。這是19世紀下半葉和20世紀前期最大的“全球性問題”，而在如今同樣如此。

　　一百多年前，在面對這個最大“全球性問題”時，當時世界的主要大國曾紛紛尋找解決方案，美國是威爾遜主義和羅斯福新政、蘇聯是計劃經濟與共產主義、德國則是國家社會主義，這些“主義”同時出現，不僅在國家治理而且在全球治理層面，都發生了多種理念或方案的競爭。但無論是以蘇聯爲代表的“社會主義集團”還是以美國爲代表的“資本主義集團”，都強調要規制資本的無序擴張和運用國家力量對受損者進行利益平衡。

　　商業擴張瓦解政治體系的利益調節能力，是經濟全球化引發政治混亂的基本成因。一個世紀後，資本對國家發揮利益平衡者作用再次形成阻礙，這也成爲當下各種社會衝突和政治緊張的重要緣由。這種情況下，需要做出的選擇，或是規制商業擴張，或是推進政治體系變革，但最終目標都是政治體系維持或重構作爲利益平衡者的功能，但這對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來說，都是巨大挑戰。

　　文章來源於《環球時報》。

　　圖文編輯：張泰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