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啓超像

　　近代中國傑出的啓蒙思想家梁啓超，不僅在家庭教育、社會教育方面喚起了一個時代的覺醒，培養了大批卓越的人才，促進了近代中國的發展，而且在家庭中他是孩子們的慈父、導師、摯友，在教育子女方面也是非常成功。

　　他的五男四女，人人成才，個個都有專門科學知識，並熱忱報效祖國，成就斐然。長女思順，詩詞研究專家；長子思成，著名建築學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次子思永，著名考古學家、中央研究院院士；三子思忠，西點軍校畢業，參與淞滬抗戰；次女思莊，北京大學圖書館副館長、著名圖書館學家；四子思達，經濟學家，合著《中國近代經濟史》；三女思懿，著名社會活動家；四女思寧，早年就讀南開大學，後奔赴新四軍參加革命；五子思禮，火箭控制系統專家、中科院院士。

　　梁啓超的寫作、工作、會客及交往異常繁忙，但他在百忙中又十分重視對孩子們的教育，對孩子們非常慈愛卻又毫不溺愛。梁啓超對孩子們特別慈愛親近，他對每個孩子都有暱稱，他常呼大女兒思順爲“寶貝”、“乖乖”，當樑思順已是幾個孩子的母親時，仍稱她“我的寶貝”、“乖乖”，他特別愛女孩，尤愛大女兒。對孩子們的暱稱還有達達、莊莊、小白鼻等。當孩子們在幼小時，他常去抱抱親親，孩子稍長大後，抽空與孩子們講講玩玩，領孩子們到雙濤園及海邊游泳、釣魚。1925年7月10日在《致孩子們》信中說：“近來和阿時、忠忠三個人合作做點小玩意，把他們做得興高采烈。”由此可以清楚看到梁啓超與孩子們玩耍的興致。

　　梁啓超子女合影

　　梁啓超關心孩子們可說是無微不至的。不僅在孩子病痛時親自看望、電話詢問乃至護理，平時甚至對給孩子們做什麼衣服，給女孩做何種花色的衣服都十分關心。當他與孩子們分離時，經常給孩子們寫信，政事、家事、遊記、健康狀況乃至內心深處的想法等，無所不談，“大事小事都不瞞你們”。

　　梁啓超與孩子們書信往來十分密切，信中沒有乾癟的說教，更沒有嚴厲訓斥或硬性規定。每見孩子稍有進步時，他非常高興，口頭表示肯定或給以紀念品作爲獎勵。每見孩子有思想情緒時，則曉之以理，加以引導。如選擇學習專業等有傾向性建議時，亦以商量的口吻，究竟如何辦，由你們自己決定。如有分歧意見，也建議他們在思順處開個家庭會商議着辦，信中體現了家庭開放和自由，語氣生動、溫和，有情有理，孩子們讀起來，也格外親切舒暢快樂，也易於接受父親的教誨。

　　孩子們也及時給父親回信。梁啓超每當接到孩子們的來信，無不興高采烈，隔幾天收不到孩子們來信時，則發出熾熱的思念之情，甚至達到發瘋的程度，在一次酒醉以後，滿紙寫的是“我想念思順”、“我想寶貝思順”，或懷疑孩子們病了等，感到心情不安。

　　1927年6月15日他在《給孩子們》的信中說：“三個多月不得思成來信，正在天天懸念”“爹爹是最富於情感的人，對於你們的愛情十二分熱烈”。晚年，梁啓超病痛不斷加深，更盼望孩子們的來信。1927年11月15日在《給孩子們》的信中說：“晚日等到了思成的信，高興到了不得”。在海外的孩子們也經常盼望收到父親的信，“三個禮拜不接到父親的信就撅嘴了”。由此可見，梁啓超與孩子們間有着極其深厚的情誼。

　　梁啓超和他的孩子們

　　治學，是梁啓超與孩子們書信溝通的重要內容。讀書的目的是什麼？1916年2月8日《致順兒》的信中，梁啓超回答說，“吾家十數代清白寒素，此最足以自豪者，安而逐腥羶而喪吾所守也”。他強調孩子們應堅守忠厚爲本的家風，不必去巧取豪奪，損傷人格。“但國家生命，民族生命總是永久的，我們總是做我們責任內的事。”因此“總要在社會上常常盡力”“人生在世，常常思報社會之恩”，儘自己最大的努力。至於成效如何，自己能否看見，都不必管，更不必悲觀，“我以爲一個人什麼病都可醫，惟有悲觀病最不可醫，悲觀是腐蝕人心的最大病毒。”從道理上講，你們“畢業後回來替祖國服務，是人人共有的道德責任”，但在當時的國內學術環境下，你們在“美國再蹲兩三年，也並非不是愛國的，在那裏發揮自己建築藝術上的創造能力”，若能成功也是“發揮本國光榮，便是替祖國盡無上義務”。

　　孩子們赴美國、加拿大留學，梁啓超當然希望他們取得一流的成績，歸國後成爲學科的開創者和一流專家。但是，他對孩子們學習的要求卻是求實的、辯證的。一方面告訴孩子們“學業內容之充實，與生命內容之充實擴大成正比例”，但當孩子們感到學習壓力很大，唯恐不能升級時，梁啓超則勉勵他們說：“汝等能升級固善，不能也不必憤懣。但問果能用功否，若既竭吾纔則於心無愧。若緣怠荒所致，則是自暴自棄，非吾家佳子弟矣。”並明確告訴孩子們，“求學問，不是求文憑”“不必着急，只須用相當的努力便好了”，進而使他們自覺努力學習。當他得知孩子們用功過猛時，又及時指導說，“做學問原不必太猛進，像裝罐頭樣子，塞得太多太急，不見得便會受益”，應該“優遊涵飲，使自得之”。又告訴孩子們向實踐學習，“學問是生活，生活是學問，彼宜從實際上日用飲食求學問，非專恃書本也”。

　　當孩子們進入大學科學研究階段，梁啓超知道他們要埋頭猛攻與細細咀嚼。他說：“凡做學問總要‘猛火熬’和‘熳火燉’，兩種工作循環交互用去。在熳火燉的時候才能令所熬的起消化作用融洽而有所諸已。

　　梁啓超給子女們的書信

　　學習也不能過於專門化，太單調的學習生活易生厭倦，應該“多學些常識，尤其是文學或人文科學中之某部門或者音樂、美術等”，“興趣廣泛些才能夠永久保持不厭不倦的精神”。必要時“趣味轉過新方面，使覺得換過新生命，如朝旭昇天，如新荷出水”，使生活燦爛向榮，而且“要跟着潮流求自己職務上的新智識”。

　　培養孩子們的獨立自主精神，一切尊重孩子們的興趣，這是梁啓超指導教子的依據和出發點。他在給孩子們的信中說，關於當前學習的事業與將來就業發展關係及方向，要各個人自審其性之所近何如，人人發揮其個性之特長，以貢獻於社會，人才經濟莫過於此。梁啓超曾熱情建議思莊學習國內奇缺又大有前途的生物學。後來當他發現思莊對文學更有興趣，就同意她轉學文學了，要她“自己想想拿定主意”，後來竟成爲圖書館學迷。以此培養孩子們創造性地獨立生活能力。

　　梁啓超還特別適時地對孩子進行挫折教育。1923年5月，思成不幸被汽車撞折腿骨住院，至少要推遲一年去美國留學，他爲此焦慮不安，甚至急於成行。爲此，梁啓超專門寫信給思成說，“人生之旅途苦長，所爭決不在一年半月，萬不可因此着急失望，招精神上之萎畏。汝生平處境太順，小挫折正磨練德性之好機會”，況國內多預備一年，多讀些國學，溫習背誦，“亦未嘗有損失耶”。

　　梁啓超即是孩子們的慈父、導師，又是親密的朋友。正如他自己所說：“在家裏頭，像你們有我這樣一位爹爹，也屬人生難得難遇的幸福。”的確如此，梁啓超在家庭教育方面做得頗爲完善，不僅內容豐富，而且方法極爲科學。他在教育孩子方法的“度”上掌握得恰到好處。在他對孩子的教育方法中，毫無訓斥打罵以及必須遵命照辦之類，而是充滿慈愛、引導、商量之類的語言。愛而不溺；嚴而不苛；引導而不指令；表揚獎賞學習先進，但不斥責後進，並多加安慰勉勵；節儉而不寒酸；既重視中國傳統文化的教育又積極吸納西方科學；既有共同的要求，又充分尊重孩子的個性興趣發展等。處處堪稱模範，有很重要的借鑑意義。

　　本文原載於《文摘報》（作者董方奎，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圖源網絡，圖文版權歸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