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會有幾個有意思的發現。

第一，就是台灣相對中國各省市區的排名，以及背後折射的經濟問題。

台灣省的地位非常特殊。我們姑且把政治上的各種爭議和鬥爭放在一邊，只談經濟。台灣，作為中國的一個特殊省，中國唯一的一個不受中央政府實際管理的一級行政區，其經濟水平也非常值得一提。

台灣的經濟發展一度非常迅速，作為亞洲四小龍之一，在上世紀70-90年代取得了飛速發展。它的經濟總量曾經達到什麼地步呢？1994年，中國大陸GDP才5643億美元，而台灣省達到了2564億美元，幾乎是大陸三十個省市區總和的近一半。如果算人均GDP，那年的台灣省是中國大陸的26倍！難怪李登輝時期還想著反攻大陸。

但是，伴隨著中國大陸經濟的起飛，以及台灣經濟進入成熟期，台灣經濟總量在中國各省市區的排位開始下滑。2018年，台灣GDP摺合3.9萬億人民幣，只佔同期大陸GDP的4.3%，排名全國第8，落後於中部的湖北省。而後面的湖南、河北和福建，都在虎視眈眈，隨時準備上位。台灣逐漸從一騎絕塵，到泯然眾省矣。

當然，台灣目前依然有一個指標，雖然在港澳台裡面最低，但卻排在大陸所有省市區之前：人均GDP。2018年台灣人均GDP達到2.5萬美元，領先大陸最高的北京的2.11萬美元。台灣人均GDP從1994年大陸的26倍，到去年是大陸的2.5倍，前後只24年的光景。幾乎可以預測，最早2020年，北京、上海的人均GDP就有可能超過台灣。屆時台灣人均GDP在大陸31個省市區中都排不到第一了。

我們經常討論兩岸統一。但是，台灣島內很多人認為，我的經濟發展比你大陸先進得多，我的人均是你的好幾倍，我幹嘛要和你統一？所以台灣島內很多人還是對大陸抱有優越感的。不過隨著台灣省GDP先後被中國大陸一眾省市區超越，這種優越感在慢慢減少。以前是總量、人均都可以笑傲大陸的省市區，但現在總量被一一超越，只剩人均GDP還可以撐場面。可以想像，一旦台灣連人均GDP在大陸都排不進前三名的時候，這種優越感會以怎樣的速度進一步降低。

從另一個維度上來講，台灣的經濟支柱是什麼呢？或者說，台灣憑什麼能夠有這麼高的人均GDP？畢竟經濟水平和代表性企業的發展水平息息相關。而全球500強企業就是最好的例證。我們來看全球企業500強里的台灣企業。前面的數字是世界排名。

24、鴻海精密、1547億美元

285、和碩、392億美元

354、廣達電腦、336億美元

368、台積電、321億美元

404、仁寶電腦、292億美元

410、國泰人壽保險、288億美元

432、緯創集團、275億美元

436、台灣中油、271億美元

479、富邦金融控股、247億美元。

9家公司，其中前五名全部是電子行業。可以說，半導體為代表的電子行業是台灣經濟的命根子。但是，這也是中國大陸正在全力攻關的領域。鴻海精密的大半個身子已經紮根大陸，而台灣最耀眼的科技企業應該就是台積電。但台積電同樣面臨著大陸的競爭。大陸的京東方已經在顯示產業全面擊敗台灣同行（關於台灣顯示面板行業是如何對大陸恩將仇報的，此處不再多言），那麼下一個領域就是半導體製造了。考慮到中國大陸在半導體行業的決心、投資的規模和市場的巨大，全面超過台灣也就是個時間問題了。從這點上來講，台灣的產業前景相當黯淡，未來經濟發展速度堪憂。

一個擁有自己貨幣和邊境的經濟體，如何才能有高的人均GDP呢？對於人口數量中等的經濟體而言，不是要在很多行業達到頂尖，而是只需要在少數幾個主要行業佔優即可。為什麼台灣的人均GDP，乃至人均收入很高？就是因為台灣人口相對較少（兩千三百多萬），只需要少數幾家巨型公司創造高利潤後，有一批高薪崗位，這些高薪人群的消費，就會帶動整個社會的收入同步上升。

簡單的比方，華為公司員工通常收入較高。那麼在華為員工聚集區，物價就可能會比周遭高一些，比如理髮，其他地方20元，這裡可能就是30元。而假如再人為限制人員自由流動，不讓周邊的提供服務的商家入駐這個區域，華為員工的聚集區的物價就會進一步飛漲。

而這就是台灣社會收入高的原因：少數行業的頭部公司創造高利潤，帶動其產業鏈上下游相關產業的發展，創造了一大批高薪階層。同時，邊境海關的存在使得其他區域（例如東南亞國家）的廉價勞動力流入受到限制，台灣本地所有服務人員的工資就可以水漲船高。這樣，整個社會的收入水平就起來了。

但是，如果這些優勢行業的頭部公司發展停滯了，利潤降低了，甚至干不下去破產被收購，大幅度裁員，整個社會的經濟發展將受到極大影響，發展停滯甚至衰退。而這，就是台灣經濟未來面臨的最大問題。

第二，就是中國大陸人均GDP超過1.5萬美元的省市區的規模。

有哪些省市區呢？

去年一共有5個：北京、上海、天津、江蘇和浙江。這5個省市區總人口是2億人。

為什麼把1.5萬美元單獨拿出來說呢？因為1.5萬美元是一個比較公認的發達國家准入門檻。一個經濟體，只有人均GDP超過1.5萬美元，才有資格去談論是否是發達國家（當然，不是說只要達到1.5萬就一定是發達國家）。衡量是否發達國家有好幾個標準，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經濟標準。按照這一標準，中國已經有2億人口達到了「發達國家」的最低經濟標準。

2億人口是個什麼概念？它是日本、德國的人口總和。更關鍵的是，在中國，各省市區之間的人員流動是沒有任何物理障礙的。也就是說，只要你願意，你是可以到上述5個省市區工作的。而且只要你有能力（比如你是高學歷高收入），你完全可以在這些地方定居、落戶、享受相關的福利。你即使沒有經濟能力在這些地方落戶，你也可以在這些地方工作，受益於當地很多高薪人群的消費帶來的溢出紅利，而不用擔心有警察以「非法入境」的名義把你遣送回原籍。好比你只是一個江西贛州的理髮師，你在當地理髮，可能月收入只有2000元，但在上海，很可能收入達到5000元。即使扣除各項較高的生活開支，只要你合理規劃，你在上海存錢的速度一定比貴州快得多。

更重要的是，人均1.5萬美元俱樂部還在擴張。福建省人均1.38萬美元，廣東省人均1.32萬美元。幾乎可以肯定，2020年這兩個省人均會突破1.5萬美元。而算入這兩個省，1.5萬美元俱樂部的人口規模將達到3.5億！

中國大陸平均每個省市區的人口在4000萬左右。這在世界上相當於一個中等國家。而廣東、江蘇的人口規模，更是在1億上下，在世界上完全相當於大國了。而這個世界更多的是人口在800萬左右的中小型國家。這個人口規模是和中國的地級市對等的。那麼我們拓展一下目光，來看看中國的地級市的經濟規模吧。

我們看看2018年，中國有多少地級市人均GDP達到2萬美元呢？

因為有些數據不全，比如2018年各市人口數據尚未完全公布，所以這裡以2017年年末人口代替。這可能會帶來些誤差，但一般誤差不會超過2%，所以就忽略不計了。另外，克拉瑪依的經濟數據在本文寫作時也尚未獲得。而克拉瑪依的人均GDP早就破2萬了。

即使不包括克拉瑪依，2018年中國也有15個地級以上城市邁過人均2萬美元的門檻。這些城市一共有1.45億人口，超過全國的十分之一。而緊跟著的還有佛山、青島、威海、鎮江四個城市，人均GDP在1.9萬-2萬之間。這四個城市又是2300萬人口。

人均2萬美元是個什麼概念？2017年葡萄牙人均GDP為2.12萬美元。葡萄牙是歐洲老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當年還把澳門從中國給搶走了變成其殖民地，直到1999年才歸還。可以說，（除了靠賣石油的國家）人均達到2萬美元，就被公認為發達國家了。而這樣的城市，在中國已經有15座，並且數目還在繼續增加。

也許有人會問：即使是人均最高的北京上海，最低工資標準也就2000左右啊，明顯不如葡萄牙。高人均GDP，又不能變成高收入，這還是沒意義啊。

這就要一分為二來看了。

一方面，這些省市區也好，城市也好，它終究不是國家，我們14億人口在這些省市區之間流動是沒有行政障礙的，是自由的，是不需要辦理簽證的。所以會大量吸引基礎人力資源。一個理髮的年輕人，這一行不需要多高的學歷和技能。他不能自由地去葡萄牙理髮，但可以自由地去上海工作。這就拉低了上海的最低收入。但是，上海的高收入階層，其群體規模、收入水平卻是遠超葡萄牙的。這既讓全國十多億人都有可能去分享經濟發達地區的發展紅利，也同時保證了該地區的高收入人群又可以較低價格享受各類勞動密集型的服務。

另一方面，得益於中央政府的調配，經濟發達地區產生的稅收，是有相當部分會作為財政轉移，用於發展中西部經濟落後地區的。所以，這也一定程度上使得東部發達省市要分一部分蛋糕給中西部。這必然會對發達省市的各項資源福利有影響。

與此相反的例子是歐盟。歐盟內部的人口流動也是自由的，最多就是語言障礙而已。歐元的統一，也使得各國經濟相關度大大提高。但是，這就使得優秀的人力資源集中到少數幾個發達國家，例如德法。德法享受了整個歐盟帶來的人力資源紅利、統一貨幣紅利、統一市場紅利，這兩個國家像是兩個大型抽水機，源源不斷地把東歐、南歐等經濟相對落後的國家的人才抽過來，卻少有類似中國的「財政轉移支付」的工具去發展這些落後地區。所以整個歐盟內部，經濟發展不平衡相當嚴重。例如保加利亞，人均GDP比中國還低，但盧森堡人均GDP長期世界第一，是保加利亞的10倍以上。而中國大陸人均最高的北京2.11萬，和人均最低的甘肅0.47萬，儘管相差也很大，但也就4.5倍差距。

（未完，待更新）

（2019-02-17更新）

第三，各省市區經濟發展競賽中的三種代表性模式。

在這之前，我們繼續回顧一下省級人均GDP的規模。

可以看到，人均過1.5萬美元的，全部位於東部沿海地區（北京為首都，比較特殊，但天津可以認為是其出海口，所以姑且也算作「沿海」）。甚至，前8名，無一例外都是東部沿海省市區。這說明中國經濟發展最前沿依然是東部沿海地區。這已經成為常識了。但我們也稍稍思考一下，為什麼是東部呢？

當然原因也很簡單。我這裡大致歸結為以下幾個因素。

首先是氣候。

東部沿海地區四季分明，並且降水豐沛，在長江、珠江入海口還有中國南方少見的沖積平原。中國古代風水裡，認為水代表財富，這是很有道理的。在傳統農耕文明裡，水資源直接決定了糧食產量，而糧食產量直接決定了人口規模和發展水平。缺水的地方是很難誕生燦爛的文明的。世界級的古代文明發源地，古埃及是尼羅河流域；古印度是印度河、恆河；美索不達米亞文明則又稱「兩河文明」——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中國當然也不例外：黃河、長江共同孕育了古代文明中國。

現代社會裡，水的重要性同樣不言而喻。工業的發展同樣需要巨大的淡水資源，而服務業同樣也對淡水資源有較高的要求。沒有足夠水資源支撐的地方，是很難自發形成經濟中心的。中國的地理位置位於亞歐大陸的東部邊緣，這裡是大陸季風性氣候最明顯的區域，越是靠近沿海地區，降水量往往越豐沛。而以淮河為分界線，中國南方的降水又比北方更豐富，水資源也越優越，甚至是多得有點過頭了。所以，東部沿海地區，又以中南部分更為發達。富庶如江南，發達如嶺南，都是淡水資源豐富、降水量較大的地區。

而放眼世界，即使是最發達的美國，其經濟同樣和降水量緊密相關。

可以看到，美國東部、南部沿海地區，以及西北角都是降水量適中甚至較大，淡水資源豐富的區域。這些地方包括了美國著名城市，如波士頓、費城、紐約、華盛頓DC、邁阿密、休斯頓、西雅圖、舊金山等。唯一的Bug大約就是加州洛杉磯，以及聞名世界的拉斯維加斯了。當然，後兩個城市主要以信息、服務產業見長，對淡水資源相對不那麼敏感。

其次是交通運輸。

現代全球貿易，最主要，同時也是最經濟的方式，就是水運。沿海地區天然擁有港口，適合現代貿易的發展。在計劃經濟時代，遼寧成為全國工業發展的明星，遼老大的稱呼可不是白叫的。試想如果遼寧不是沿海省份，怎麼會有如此重要的地位？而市場經濟時代，同樣的故事依然在上演。無論是改革開放急先鋒的廣東，還是私營經濟大發展的浙江福建，或是文化經濟兩開花的蘇滬，無一例外都擁有世界級良港。

可以看到，全球集裝箱運輸最繁忙的港口，中國佔了7席，均位於經濟發達的省市區。

再次是市場資金，尤其是外資的利用。

作為改革開放最前沿的廣東自不必說，東南沿海在吸引外資方面都是近水樓台。從早年的東南亞海外華僑、港澳愛國資本，到後來的台資西近北上、日本韓國產業轉移等，東南部沿海地理上就和當時的資本密集區的關係更緊密。而這些外資，即便是在發展中帶來了各項負面效應，但終究對中國經濟的發展是功大於過，甚至是功不可沒。

除了這些東部沿海相對富裕的省份，我們看到在全國平均GDP水平線之上的省市區，僅有內蒙、湖北和重慶三個。

那為什麼這三個地區可以在中西部經濟發展競賽中脫穎而出呢？實際上也代表了三種模式。一種就是資源為主，一種就是技術發展為主，還有一種就是政策傾斜。

我們首先來看資源為主的內蒙古。

內蒙古的資源非常豐富。從煤礦到稀土，都是世界級的礦山。同時，內蒙古的森林、草場資源也很豐富，關鍵是人口還不多。一百多萬平方公里的國土上，僅有兩千多萬居民。如果說澳大利亞是「騎在羊背上」和「坐在礦車上」的國家（不少80後應該對這兩個定語非常熟悉），那麼內蒙古完全也可以說是「騎在羊背上」和「坐在礦車上」的自治區了。

內蒙古的稀土礦、煤礦舉世聞名。包頭白雲鄂博礦山是世界上最大的稀土礦山。全區煤炭保有資源儲量為4110.65億噸，佔全國總量的26.24%，居全國第一位。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內蒙古同樣也是中國羊肉產量最高的省市區，其羊肉產量同樣佔全國總產量的近四分之一。

當然，並不是說資源豐富就一定經濟數據好看。內蒙的北方鄰居蒙古國立刻表示有話說。但是，資源豐富的確是經濟發展的一大利好。中國中西部很多省市區都有自己獨特的自然資源。合理、可持續並且科學地開發利用這些資源，是一個值得各省市區好好研究的課題。

其次，就是政策傾斜為主的重慶。

肯定有人表示不服氣。重慶作為西南地區重要的重工業基地，自從民國時期以來就是西南重鎮和工業化的代表，怎麼成了你口中依靠政策上位的省市區了呢？

當然，我並不是說重慶就完全依賴政策傾斜，同時也請理解，政策傾斜也並不是壞事。

重慶的發展也很有特色。作為中國最年輕，同時也是（無論面積還是人口維度上）最大的直轄市，重慶的發展非常值得思考和研究。最早重慶從四川「獨立」出來，是有多重考慮的，但最主要的催化劑應該就是三峽工程帶來的移民問題。而這種移民問題，最重要的影響因素，一定是政策。如何制定合理、公平且科學的政策，來幫助庫區上百萬移民重新安居樂業，一定是個世界級的挑戰和難題。所以，針對重慶，中央是做出了很大的政策傾斜來進行支持的。雖然重慶的城九區，也就是傳統意義上的老重慶是工業基地之一，但重慶市更多的人口和更大的面積，是位於傳統的貧困區。如何讓老重慶帶動這些地方一起發展？政策，投資永遠都是屢試不爽的利器。

新世紀以來，重慶的經濟發展在全國一直都很亮眼。這其中，由於政治層級上升一個大的台階（從副省級到副國級）帶來的機遇和利好，是很多其他省和自治區所望塵莫及的。雖然名義上直轄市和其它省區同屬一級行政區，但中國一級行政區中，一把手級別最高的總是直轄市，由於直轄市的定位特殊，中國直轄市的市委書記一般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任，也就是副國級。而除了廣東省外，普通省區的一把手往往都只是省部級。這兩個級別的官員，所能調動的資源和在全國的影響力，完全不是一個層次上的。

這也是為什麼近來關於「XX直轄」的傳聞不斷的原因。直轄帶來的政治資源的傾斜，對一個地區的發展是顯而易見的。不過，按照目前的情形來看，想要出現第五個直轄市的機會在可預見的未來都比較渺茫。「直轄市」將在一段時期內保持稀缺，同時也讓「直轄市」的含金量保持在一個相對高位。

如果說政治地位相對比較「虛」，那麼可以來一個「實」的數據，就是中央政府的稅收返還和財政轉移支付。一個省市區受到的返稅和轉移支付越多，相對而言就是「越受中央照顧」。我們也來看看這方面的數據。下圖是我整理的2017年中央政府對各省市區返稅和轉移支付（以下簡稱「返轉」）的詳情（中央對地方稅收返還和轉移支付分地區情況匯總表）。

其中，2017年重慶返轉的執行數是1713億元。我們橫向對比一下四個直轄市：

很明顯，重慶的返轉力度是最大的，無論是總量還是人均，還是返轉佔GDP的比例。重慶的經濟增速在這四個直轄市裡面也是遙遙領先。實際上，重慶的人均返轉金額達到了0.56萬元，在全國31個省市區中排在14名，甚至高於廣西、江西、安徽、山西等經濟落後省區。政策傾斜，可見一斑。

我們再看看2017年人均反轉金額排名表，單位是萬元。

排在前列的，要麼是少數民族自治區或聚集省份，比如西藏、新疆、寧夏，或者少數民族聚集省，如甘肅、青海、內蒙、貴州、海南、雲南；要麼是老齡化迅速的老工業基地，如東北的黑龍江和吉林等。得益於返轉政策的照顧以及自身的努力發展，西藏、貴州、重慶等地的經濟增速近十年來長期處於全國前列。

貴州努力發展旅遊業、IT信息業；重慶努力發展現代製造業和金融業等，再加上中央政府的財政轉移支付和稅收返還，更是讓這兩地經濟如虎添翼，發展迅速。爭取來了中央政策和資金的支持後，更要結合自身特色來發展特色產業，是這一類型的省市區經濟發展的要點。重慶和貴州在這方面做出了較好的表率。當然，重慶今年經濟增速突然下降，也主要和第二產業失速有關。2018年重慶以汽車產業為代表的第二產業產值僅增長3%，大幅度拖了GDP增長的後腿。希望新的一年裡，重慶經濟發展會重新回到高速通道。

最後，就是技術發展為主導的省份，以湖北省為例。

湖北省這些年的發展一改此前的頹氣，在和湖南、河北的總量競爭中目前已經領先了一個身段。而其省會城市武漢，也從2000年代前後的全國十名開外，逐漸回到第9名的位置，並和第8名的成都相互競爭。

那麼湖北的經濟發展又有什麼特色呢？

湖北作為中部普通省份，家中既沒有礦，農村人口還眾多。該怎麼發展？有句話說，二十一世紀最重要的，是人才。人才優勢的最直接體現和應用，就是高科技產業及其發展。湖北省擁有中西部省市區里最優秀的高等教育資源，當然要想辦法把這個比較優勢變成真實的產業科技優勢。

例如，武漢市的光谷，就是世界光通信產業高點。依託華中科技大學、省郵科院、烽火科技等優勢單位，湖北省將光通信產業發展起來，成為全國乃至世界領先的光通信科研和產業中心。

再例如，武漢被英國《自然》增刊列入「2018自然指數-科研城市」50強。全球科研城市50強中，共有10座中國城市：北京（第1）、上海（第7）、南京（第12）、武漢（第19）、廣州（第25）、香港（第26）、合肥（第27）、杭州（第33）、天津（第35）、長春（第42）。《自然》增刊還特地把舊金山、開普敦、武漢、慕尼黑和聖保羅單列進行著重介紹。

而另一個高科技的代表，半導體產業，作為中國全力科技攻關的產業，同樣也在湖北省方興未艾。半導體存儲，作為半導體產業中極為重要的一環，此前長期是中國的軟肋。但是，位於武漢的長江存儲，即將改變這一面貌。長江存儲作為紫光系公司的一員，計劃5年內投資1600億元人民幣（約240億美元），到2020年形成月產能30萬片晶元的生產規模，到2030年建成每月100萬片晶元的產能。作為國家發展集成電路產業的重大戰略部署，目前一期已經完成，存儲晶元即將量產。另外有業界人士透露，長江存儲Xtacking架構的64層NAND樣品已經送至合作夥伴進行測試，讀寫質量大致穩定，預計最快將在2019年第3季投產。長江存儲更計劃在2020年跳過96層3D NAND，直接進入128層堆疊。

（長江存儲首台4.6億元光刻機運抵武漢，還將有多台陸續交付）

可見，湖北省的發展，很明顯具有科技推動的特色，而且在中西部各省份中，將這一特色發揮得最突出。可以預見，未來湖北經濟增速依然向好。

而科技推動不同於自然資源的天時，也不同於可遇不可求的政策傾斜的地利，它是只要努力就可能有成效的人和。在「去產能」、「降污染」的今天，科技產業有著高科技、高利潤、低能耗、低污染的特色，將是未來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

實際上，不只是湖北省，中西部其它省份也在這方面努力實現突破。合肥長鑫光電、Intel成都分公司、江西光伏產業、三星西安半導體工廠、湖南軌道裝備製造及現代工程機械製造等，都是其它非常有代表性的例子。

例如，在各省市區代表性城市的人均GDP排名表中，就可以發現些許端倪。

可以看到，這些代表性城市中，除了資源型城市，如東營、鄂爾多斯外，其它的20座城市就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代表。其中，佛山、青島、威海、鎮江、揚州、天津、廈門，都有望在2019年邁入人均2萬美元俱樂部。深圳甚至有可能在中國內地城市中率先邁過人均3萬美元的門檻。

而這些非資源型城市中，只有兩個城市不是位於東部發達地區：長沙和武漢。而這兩座城市背後的湖南湖北，其高技術產業的發展也是非常有代表性的。武漢自不必多言，長沙背後的湖南同樣擁有中國工程機械公司三強中的兩家，而且在軌道交通製造方面也有很強的實力。

當然，這三種模式不是獨立存在的。每個省市區的經濟發展都是三個模式共同存在，只不過是哪個佔主導地位的問題。而且這個主要模式的轉變，同樣也在隨時進行。因地制宜，合理開發，集中優勢，有機結合，才能在各省市區的經濟競賽中贏得先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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