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2019年4月7日，盧旺達首都基加利的民衆在Amahoro體育場舉行燭光守夜活動，以悼念1994年種族大屠殺中的遇難者。（視覺中國/圖）

　　（本文首發於2019年4月11日《南方週末》）

　　“在我們最需要幫助的時候，國際社會拋棄了我們。”盧旺達總統卡加梅站在首都附近的尼安薩山上發表演講。但盧旺達並未因此而仇恨世界，它開始與“保護國”法國和解並推動國內種族和解進程，國家也迎來“經濟奇蹟”。

　　2019年4月7日夜，盧旺達首都基加利，一些倖存者和遇難者家屬走進一座山坡下的露天紀念館，緬懷25年前大屠殺中的遇難者。

　　“對於大屠殺造成嚴重分裂的盧旺達人民來說，和解和寬恕是主題。”當天，盧旺達總統保羅·卡加梅帶領遊行人員從國會大廈步行到紀念館。

　　紀念火焰將持續100天，盧旺達進入“百日國殤期”。

　　在那場慘絕人寰的大屠殺中，聯合國估計有80萬至100萬人遇害。時至今日，關於大屠殺的祕密並未全部公開，國際社會也在反思這場原本可以避免的人道主義災難。

　　“這場悲劇原本可以避免”

　　1994年4月7日夜，大屠殺開始了。時年23歲的布里吉特·基滕格正在首都一所大學攻讀法律學位，並照顧剛剛出生的第二個孩子。

　　“一夜之間，我失去了所有的兄弟姐妹、姑媽、阿姨和表兄妹，還有外甥和侄女、朋友、同事、鄰居。我失去了所有人。”多年後，基滕格對《紐約時報》回憶。

　　在一名胡圖族好友的幫助下，基滕格成功出逃，並在垃圾堆裏躲了10天，剛果籍丈夫寧死也不肯說出她的下落，遭到胡圖族民兵的毆打。

　　“平庸之惡”讓基滕格尤爲驚訝。一夜之間，她所熟悉的一些胡圖族同學、鄰居化爲“惡人”，大肆追打和殺戮圖西族人。

　　他們把受害者的遺體扔進江河，漂到鄰國烏干達境內的維多利亞湖。直到2009年4月，盧旺達與烏干達才達成協議，將一萬多名遇難者遺體重新埋葬。

　　歷經數月，穿越佈滿荊棘的邊境線，基滕格夫婦帶着兩個女兒逃至剛果，並在當地難民營生活六年，直到2000年移居美國。

　　不久，已是美國公民的基滕格重返故鄉，開辦了多家心理諮詢和就業培訓中心。不論行兇者、受害者抑或旁觀者，都在忍受着大屠殺所帶來的心理傷痛。

　　如今，大屠殺所留下的9.5萬名孤兒已長大成人，不少人對父母與家庭住址一無所知，還面臨着生活、求學、就業等諸多人生難題。孤獨、迷茫和絕望，是那一代人揮之不去的心理陰影。

　　1994年，從盧旺達歸國後，加拿大將軍羅米歐·達萊爾時常感到沮喪，他開始酗酒，還多次萌發自殺的念頭。大屠殺發生時，達萊爾將軍是聯合國駐盧旺達維和部隊的指揮官。1998年，時年51歲的達萊爾將軍最終以健康緣由提前退休。

　　“一羣胡圖族人將一個揹着孩子的圖西族年輕婦女團團圍住……他們叫嚷着，慫恿另一個揹着孩子的胡圖族婦女把她們殺掉。歡笑聲中，一個母親殺掉了另一個母親及其孩子。”他對《紐約時報》描述大屠殺的血腥。

　　“這場悲劇原本可以避免。”多年來，達萊爾將軍一直感到內疚。“那時，所有的國家都在袖手旁觀，而我只能無能爲力地眼睜睜地看着八十萬人慘遭屠殺……是啊，誰會在乎盧旺達？！”

　　1994年1月11日，已預見種族衝突即將到來的達萊爾將軍，向聯合國總部發出加密電文，提醒小心“反圖西人的種族滅絕”陰謀。

　　直到2014年4月，這份史稱爲“種族滅絕傳真”的電文，纔在國際刑事法庭上公之於世。

　　一系列證據顯示，早在大屠殺前夕，達萊爾將軍就通過助理獲得情報：盧旺達軍隊高層向“聯攻派”民兵組織提供武器，還指使他們對首都“所有圖西族人”進行祕密登記，爲“種族滅絕”做準備。

　　電文中，達萊爾將軍還請求增派部隊和武器彈藥，等來的卻是撤出盧旺達的命令。

　　這一幕幕，被電影《盧旺達飯店》藝術化再現：西方國家派遣軍事力量將困在飯店的本國公民接走，將一些圖西族人留下任人宰割；出於愧疚之情，影片中的西方記者不忍再讓圖西族酒店侍者幫他們打傘。

　　爲了避免讓更多的圖西族人死於暴徒的槍口和大刀之下，達萊爾將軍決定抗命，率領一小隊人馬留在盧旺達，最終幫助兩萬多名圖西族人虎口脫險。

　　聯合國因未能制止大屠殺而備受責難，時任聯合國祕書長安南承認，這是“整個聯合國體系的失敗”：大規模暴行和犯罪來臨之際，我們最缺乏的可能不是早期預警，而是如何及時應對。

　　每年4月7日被聯合國確定爲“反思盧旺達大屠殺國際日”，達萊爾將軍的“抗命之舉”廣受讚揚。同樣令人欣慰的是，倖存者基滕格女士的心理諮詢和就業培訓，也沒有對參與者進行種族區分，對胡圖族和圖西族一視同仁。

　　“正義之輪轉動如此緩慢”？

　　一起導彈襲擊成爲種族屠殺的導火索。1994年4月6日，時任盧旺達總統、胡圖族人哈比亞里馬納的座機在基加利上空被擊落，機上人員全部遇難。

　　幾分鐘後，奉行極端主義的胡圖族軍官開始對圖西族人進行殺戮，其中包括來自圖西族的盧旺達女總理烏維林吉伊姆扎納和三名部長，比利時派出保護圖西族政要的10名傘兵，也遭到拷打或殺害。

　　當時，盧旺達全國總人口八百多萬，圖西族人有一百多萬。從1994年4月7日到7月19日，至少有80萬圖西族人和胡圖族的溫和派遭到殺戮。短短一百天時間，盧旺達失去了八分之一的人口，圖西族人則失去大約四分之三的同胞。一時，盧旺達血流成河。

　　保羅·卡加梅領導的“盧旺達愛國陣線”開始自救，迅速擊潰胡圖族武裝和臨時政府軍，並在同年7月19日奪得政權。由此，卡加梅被視爲“大屠殺的終結者”，並在2000年4月出任總統至今。

　　不過，一些潰敗的胡圖族武裝力量開始逃入剛果民主共和國東部地區。他們淪爲“叛匪”，掠奪、強姦和殺戮並伺機反撲奪回盧旺達政權。

　　“正義之輪轉動如此緩慢。”大屠殺後，阿蘭 高迪耶（Alain Gauthier）等人創建“盧旺達集體民事訴訟當事人組織”，多次公開批評對大屠殺嫌疑人的審判過於緩慢、無效。

　　爲重建信任關係，把大屠殺的兇手繩之以法成爲追求正義的重中之重。1996年，盧旺達開始司法審判，一度有八萬多名嫌犯同時被拘押在獄。懲罰與寬恕並行，盧旺達2003年初一次性釋放2.5萬名嫌疑人，但至少有6500人被判有罪、700多人被判死刑。

　　“遲來的正義仍是正義。”法新社援引盧旺達總檢察長熱拉爾多·加希馬的話，“這些人的罪狀包括種族屠殺、戰爭罪、反人道罪以及各種觸犯刑法罪。”

　　一些僥倖逃脫的政客也陸續落網。2009年3月，盧旺達女議員比阿特麗斯·尼雷雷被判終身監禁，她被舉報是殺人如麻的民兵組織重要成員。大屠殺時，她不僅向民兵組織“聯攻派”成員分發制服和武器，還設立路障以識別圖西族人。2009年初被捕時，比阿特麗斯已搖身成爲執政黨“盧旺達愛國陣線”的要員。

　　1998年11月，聯合國安理會通過決議成立“盧旺達國際戰犯法庭”。一些罪行累累的劊子手陸續落網。2008年12月，時任盧旺達國防部高官巴戈索拉、前軍隊指揮官恩森吉宇姆瓦與塔巴庫茲落網，這三人被稱爲“種族大屠殺機器運作的齒輪”；2013年3月，博斯科·恩塔甘達走進美國駐盧旺達大使館自首，結束了時而隱沒荒山，時而豪華酒店打網球的逃亡生活。恩塔甘達綽號“終結者”，甚至慫恿兒童參與大屠殺。

　　盧旺達大屠殺後，不少嫌犯逃到法國及其海外屬地。2014年2月4日，帕斯卡·辛比康瓦坐着輪椅出現在巴黎重罪法庭上，他是大屠殺中首名在法國接受審判的被告人。

　　1986年的一場事故導致辛比康瓦截癱，但這並不妨礙他的殘暴行爲。法國國際廣播電臺還透露，他經常打罵農場的圖西族牧牛人，還毆打過一家媒體負責人。

　　大屠殺過後，辛比康瓦逃離盧旺達。2008年，他在法屬馬約特島倒賣假身份證件時被捕。此前，辛比康瓦已被盧旺達政府列入大屠殺“一級”罪人名單，被認爲是前總統哈比亞里馬納集團的核心成員，與哈比亞里馬納的妻子、兄弟組成權力核心的組織——“阿卡祖”。

　　從外交戰到“國家責任”的反思

　　法國頻繁向盧旺達伸出橄欖枝。2019年4月5日，法國政府宣佈驅逐一名盧旺達男子，他被指控參與大屠殺。兩天後，法國國會議員貝爾維勒代表馬克龍總統前往盧旺達參加紀念活動。

　　這名29歲的國會議員是圖西族遺孤，年幼時爲一個法國家庭收養，他被視爲“友誼的象徵”。25年來，盧旺達政府多次指控“法國間接參與大屠殺”，法國政府則極力撇清關係。

　　1998年，三名法國機組人員家屬向法國法庭起訴，指控盧旺達卡加梅政府應對飛機被擊落負責，他們的親屬在1994年墜機事故中遇難。

　　矛頭直指盧旺達現政權。2006年11月，法國法官讓-路易·布呂吉埃向盧旺達九名政府高官發出國際逮捕令，並威脅將卡加梅總統送上法庭。

　　盧旺達迅速採取報復性措施。同年11月24日，盧旺達宣佈與法國斷交，關閉法國在盧旺達境內的官方機構、電臺和國際學校等。兩年後，盧旺達專門調查委員會又發佈報告，指控33名法國人涉嫌直接參與當年的大屠殺。

　　這份指控名單中，有法國已故前總統密特朗、前外長朱佩、前總理巴拉迪爾和德維爾潘等13名政客，以及20名法國軍人。

　　憤怒的法國採取更爲實質性的報復。2008年11月9日，在法國的請求下，德國警方在法蘭克福機場拘捕羅斯·卡布耶夫人（Rose Kabuye），並將其引渡至法國受審。當時，這位盧旺達禮賓司長正陪同卡加梅總統出訪。

　　這一次，盧旺達政府不僅驅逐德國大使，還停用延續百年的官方語言——法語，並於2009年11月加入英聯邦。2014年，大屠殺元兇之一的帕斯卡·辛比康瓦在巴黎受審，讓緊張的法盧關係出現轉機。

　　但是，能夠揭露大屠殺未解之謎的重要檔案仍屬“國家機密”，這對還原大屠殺真相和法盧關係造成巨大障礙。

　　“1990-1995年間，盧旺達是法國的保護地，巴黎與當時的盧旺達政府保持着緊密的外交和軍事關係。”2014年6月，盧旺達司法部長約翰斯頓·布希尼敦促法國：解密有關大屠殺的全部檔案。

　　這時，法方已開始做出建設性迴應。法國時任總統奧朗德2015年4月宣佈，解密1990年至1995年間同盧旺達有關的部分“總統府文件”，但不包括“軍事援助”等敏感信息。

　　作爲“保護國”，法國政府一直支持盧旺達胡圖族政權。公開的“總統府文件”顯示，1962年—1993年8月，法國至少向胡圖族政權提供了2.83億美元的經濟援助。英國作家琳達·梅爾文披露，截至1993年，胡圖族政權每年還獲得法國約400萬美元的軍火援助。

　　這些軍火被指主要用於內戰，以及隨後的種族大屠殺。

　　盧旺達還對法國駐軍的“袖手旁觀”並“直接參與大屠殺”不滿。大屠殺進入後期，眼看着胡圖族政權大勢已去，法國特種部隊開始執行“綠松石計劃”，將大批胡圖族政府高官塞進飛機，運回巴黎。

　　大屠殺也成爲法國社會隱祕的“羣體心理傷疤”，但越來越多的法國人要求公開歷史真相。2017年12月14日，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主任格拉內爾（Franois Graner）等人向歐洲人權法院提起上訴，要求法國政府解密“密特朗檔案”。

　　不過，2019年4月5日，法國總統馬克龍下令成立專家調查委員會，開啓1990年至1994年間的敏感檔案，專門負責調查法國在盧旺達大屠殺中的“國家責任”。

　　這個由9名法國歷史學家組成的“專家調查委員會”有望將法盧爭端“翻篇”。

　　和解：倖存者與昔日作惡者比鄰生活

　　盧旺達地處非洲中東部赤道南側的內陸，是非洲人口密度最高的國家，2.6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今天生活着一千二百多萬人，主要由胡圖、圖西和特瓦三個部族構成，他們分別佔總人口的85%、14%和1%。

　　歷史已埋下大屠殺的種子。18世紀中期，圖西族建立的盧旺達王國開始征戰四方，實施“反胡圖族”政策。不過，種族之間的嫌隙，尚未尖銳到“你死我活”的種族滅絕程度。

　　直到西方殖民者開啓“以夷制夷”的禍端。1884年，盧旺達淪爲德屬東非保護地，1922年被委託給比利時統治。他們扶植盧旺達國王並延續親圖西族的政策，這導致圖西族人擁有該國大部分土地和財富，占人口多數的胡圖族人則一貧如洗。

　　當時，德國和比利時殖民者親近圖西族還有經濟和文化的緣由：圖西族人擅長畜牧業，他們的產品通過烏干達、肯尼亞向東售往“英語區域”，因而更喜歡學習英語、皈依基督教。

　　殖民者還人爲製造種族分離的溝壑。1933年4月，比利時殖民當局進行人口大普查，他們用尺子測量當地人的鼻翼的長和寬，以此粗暴地劃分部族。然而，僅通過外貌很難區分胡圖族與圖西族人，殖民者又以牛羣數量爲標準，固定擁有10頭牛的人可以被劃爲圖西族人。

　　人口大普查後，比利時殖民當局還在每一名盧旺達人的身份證件上註明：胡圖族、圖西族或特瓦族。人爲製造的種族歧視之下，占人口多數的胡圖人卻漸漸跌至底層，直到法國勢力的到來。

　　盧旺達並非法國的殖民地。一戰後，法國勢力大規模滲透盧旺達，尤其打破當地傳統的畜牧業，更熱衷推廣咖啡種植業，而擅長耕作的胡圖族人更受法國商人歡迎。

　　頻繁的經濟交往中，胡圖族人也更願意接受法語和天主教，這自然也會得到法國更多的扶植。

　　胡圖族的地位迅速上升。1962年7月，盧旺達實現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建立起胡圖族控制的政權。尤其卡伊班達當政期間，還對圖西族貴族進行大規模清算。

　　數年間，大約15萬圖西族人流亡海外。其間，前宗主國比利時也改爲支持胡圖族，這導致胡圖族激進分子大肆屠殺圖西族人，而逃往鄰國的圖西族人則伺機歸國復仇。

　　種族仇殺到1990年10月達到第一個高峯：僑居烏干達的圖西族難民發起“盧旺達愛國陣線”，並與胡圖族政府軍爆發長達三年的內戰。1993年8月，雙方簽署和平協定。

　　一紙和平協定並未終止戰火與種族仇恨。1994年4月6日，盧旺達總統哈比亞里馬納乘坐的飛機被擊落，這成爲大屠殺的導火索。

　　“在我們最需要幫助的時候，國際社會拋棄了我們。”2019年4月7日，盧旺達總統卡加梅站在首都尼安薩山上發表演講。25年前，大屠殺的第一個星期，至少五千人在此遇難。

　　但盧旺達並未因此而仇恨世界，它開始與法國和解，並推動國內種族和解進程：修改憲法，禁止在公衆生活中提及種族話題，並在身份證登記中取消“部族”一項。如今，他們的身份證上再無“胡圖”“圖西”或“特瓦”之分，只有“盧旺達人”。

　　2016年以來，盧旺達政府還發起“百日希望”運動以幫助大屠殺中的倖存者，還在姆比奧等地推廣“和解村”，讓倖存者與昔日的作惡者比鄰生活。

　　脫離殖民主義與種族仇殺，盧旺達也迎來“經濟奇蹟”。2016年，盧旺達被國際機構評爲非洲治安環境最安全的國家，營商環境則位居非洲第二。2005年以來，盧旺達持續實現5%以上的經濟高速增長，2018年盧旺達的經濟增長率高達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