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看大屠殺 (豆瓣)，前面一直比較壓抑，沒想到後面居然出現了一段略喜感的文字，真是意外之喜。這段文字也不長（取自第八章第一節），我就全文摘錄了（文獻略過）。專欄好久沒更新，就用它來充個數。

1940年時，約有7500名猶太人生活在丹麥境內，其中約1500名為難民。丹麥人與其鄰國的民眾不同，不僅沒有對德國的入侵施以強烈的抵抗，反而似乎很樂意與納粹合作，正因如此，德國人起先也並未乾涉丹麥的猶太人問題。在德國佔領丹麥的最初幾年，生活一切照舊，似乎和戰前沒有什麼區別。丹麥政府與軍隊仍正常運轉，德意志帝國戰前派駐丹麥的大使塞西爾·馮·倫特-費恩科（Cecil von Renthe-Fink，1885—1964），仍在哥本哈根做他的大使。雖然早些時候，丹麥政府就已告知德國人，「猶太人問題」並不在兩國討論的範圍之內，不過德國佔領當局官員仍經常就此事糾纏丹麥政府。在1942年1月7日發給德意志帝國外交部的電報中，倫特-費恩科向上司彙報了關於一篇流傳甚為廣泛的文章的情況。這篇文章的作者是哥本哈根大學傑出的教會史專業教授哈爾·科赫（Hal Koch，1904—1963）。科赫寫道，既然丹麥已同其他納粹盟國一樣，與希特勒簽訂了《反共產國際協定》，很多人就會認為，丹麥政府應該開始採納一套「積極的反猶主義政策」。科赫宣稱，丹麥人必須抵制這一理念，因為如果這樣做，「將對丹麥政治活動帶來強烈的打擊，並將動搖丹麥政治的根基」。科赫還寫道：「在猶太人問題上保持誠實與公正，與對整個丹麥民族的全體生靈保持誠實與公正同樣重要。」倫特-費恩科認為，科赫的文章已在丹麥民眾中間，勾畫出一條「內部的政治分界線」；他警告柏林方面不要捲入此番爭端，否則將「猶太人問題，以前所未有的廣度和深度，進入丹麥的公眾意識」。

倫特-費恩科繼續寫道，「抓住每一個機會根除猶太人的影響」是德國的政策取向，這意味著德意志帝國應竭盡所能，「徹底趕走猶太人」。他的結論是，德國官員「未來應繼續採取行動，激發對猶太人問題的更深刻的了解」。[4]希特勒後來撤了倫特-費恩科的職，以黨衛軍聯隊長維爾納·貝斯特博士（Dr. Werner Best，1903—1989）取而代之。自此以後，德國對丹麥國家以及丹麥猶太人的態度都開始發生轉變。儘管貝斯特仍希望儘可能地維持與丹麥政府的熱忱關係，但隨著丹麥民間針對納粹統治的抵抗日益升級，貝斯特的目的越來越難以達到。1943年3月的大選之後，由於越來越多的丹麥民眾已意識到德國戰敗將在所難免，他們在當年春天和夏天，組織了一波大規模的罷工等激進行動，反對納粹德國的佔領。

1943年8月28日，德國政府要求丹麥政府將公共群集與罷工定為非法，實行宵禁，並啟動針對報紙的出版審查。柏林方面還堅持丹麥政府允許德意志帝國官方在丹麥建立軍事法庭，並有權對破壞行為的實行者判處死刑。丹麥政府對以上要求統統說「不」；第二天，陸軍上將、國防軍派駐丹麥的軍事指揮官赫爾曼·馮·漢納根（Hermann von Hanneken，1890—1981），宣布解散政府，並實行軍事管制，然後，他開始強行在丹麥實行8月28日最後通牒中的一切要求。

由於對丹麥動蕩不安的局面治理無效，貝斯特的名聲已大遭污損，他認為，現在重提猶太人問題，也許是個合適的時機。希特勒同意了他的訴求，黨衛軍也開始搜集猶太人的家庭住址。9月11日，貝斯特告知哥本哈根德國公使館隨員格奧爾格·斐迪南·杜克維茨（Georg Ferdinand Duckwitz，1904—1973），德國人將在10月1日至2日夜間採取「行動」。到9月底，杜克維茨飛往斯德哥爾摩出差，並詢問瑞典政府是否願意接收丹麥猶太人。回到哥本哈根後，杜克維茨向漢斯·黑托夫特（Hans Hedtoft，1903—1955）訴說了德國人的計劃。黑托夫特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同時也是納粹的堅定批判者。他迅速將貝斯特的行動計劃告知丹麥抵抗組織的首腦。杜克維茨也將驅逐計劃告訴了一些猶太人領袖。現在，一個又一個丹麥人，終於紛紛站了出來，開始協助猶太裔親朋好友躲藏。

與此同時，瑞典外交部新聞秘書斯文·格拉夫斯特倫（Sven Grafstr?m，1902—1955），於10月2日星期六晚上告知報界，瑞典政府已做好準備「接收全部來到瑞典的丹麥猶太裔難民」。第二天，一封有丹麥全體路德派教會主教簽名的公開信，在全國的教堂宣讀。公開信寫道，德國人對猶太人的暴行有悖於《新約》的教義，並承諾，丹麥基督徒將「為我們猶太人兄弟、姐妹的權利而戰鬥，以維護我們共同的自由——比生命還要重要的自由」。

丹麥傳奇國王克里斯蒂安十世（Christian X，1912—1947年在位）也表達了自己對德國人「行動」的反對態度。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圍繞這位國王，譜寫了一段神話，將他樹立為丹麥民族抵抗精神的象徵——他的民眾普遍相信，克里斯蒂安十世曾威脅道，如果德國人強迫猶太人佩戴黃色大衛星，那他自己也要佩戴。另一個故事則是說在國王早晨8點的公開騎馬活動中，他佩戴了一顆大衛星以示對猶太人的支持。而事實上，由於擔心丹麥人的反應，德國佔領當局從未強迫丹麥猶太人佩戴大衛星。

「在接下來幾個星期內，丹麥人援救猶太人的努力，由最初的無序狀態，轉變成整個國家範圍內、高度組織化的行動。他們先是藏匿猶太人，後來開始將他們用船橫跨丹麥海峽，運往瑞典。有些漁民曾試圖收取猶太人的船票錢，但地下組織隨即介入，並制止了此類行為。最終，富裕的丹麥人為救援行動償付了大部分花銷。雖然蓋世太保竭盡所能，試圖阻止丹麥猶太人的逃亡，但由於人手不足，只俘獲並監禁了約461人，這些人後來被送往特雷西恩施塔德滅絕營。在丹麥民眾的共同努力下，7220名猶太人最終得以安全逃到瑞典。後來，負責計劃驅逐行動的阿道夫·艾希曼，被派到哥本哈根調查到底哪裡出了問題。結果他發現，說服當地官員，令他們願意在未來的驅逐行動扮演關鍵性的角色，是十分重要的。以色列大屠殺紀念館後來將丹麥命名為「正義之國」，而且丹麥是唯一一個獲此殊榮的國家。1971年，以色列大屠殺紀念館又宣布授予格奧爾格「·斐迪南·杜克維茨「國際義人」稱號。

以色列大屠殺紀念館：「民族義人」（取自《大屠殺》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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