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是如何接受「性解放」的？

二戰後的 60-70 年代，美國發生了很多表面之下的變化。由於本土並未如亞洲和歐洲一樣經受炮火的蹂躪，美國在面對退伍軍人時採取的措施實際上聚焦於提供教育和住房福利上。1944年由羅斯福總統簽署的《退伍軍人權利法》（又稱 GI Bill）導致 220 萬人成為大學生，500 萬人接受了職業教育或培訓。當時，將近一半的錄取大學生都來自於退伍軍人。一方面這解決了當時的就業壓力，另一方面也為美國社會貢獻了大批人才：

有 200 多萬美國退伍軍人根據《退伍軍人權利法案》的有關政策上了大學，亨利·基辛格便是其中之一。1944 年通過的《軍人安置法案》規定，願意上學的退伍軍人的學費由聯邦政府支付。這是戰後聯邦政府為促進社會流動做出的最重大的貢獻。若沒有這個法案，基辛格除了找份工作，別無他選。若沒有這個法案，哈佛只能是個永遠無法實現的夢想。*

這些退伍軍人中在奔赴戰場之前就已經結婚，甚至不少已經有了孩子。提供住房補貼，幫助他們養家，是這個法案的另一個重要措施。在50-60年代，大批退伍軍人在政府補貼之下成了購房主力，快速推動了美國城市的郊區化。家用汽車、沃爾瑪和麥當勞在這段時間獲得了快速發展。

與此同時，一本主要面向成年男性讀者的雜誌也發行了它的第一期——這就是《花花公子》雜誌。這本雜誌的創始人海夫納（Hugh Hefner）曾經在《時尚先生》雜誌工作，但並沒有獲得他所期望的加薪。雜誌的副標題是「男人的娛樂」，以兔子頭為品牌標識，最主要的特點就是大尺度的刊登裸露的女模特圖片。啟動第一期雜誌的 8000 美金曾經讓海夫納焦慮不堪，但這個卑微的開始引致了巨大的成功。在後來的 20 年時間裡，海夫納因為這本雜誌獲得了巨大的個人財富——同時伴隨著更大的爭議——花花公子也一度成為跨越雜誌、電影、酒店等多個行業的娛樂巨頭。

海夫納的花花公子僅僅是那個年代美國性解放潮流中的一個剪影。蓋·特立斯的《鄰人之妻》就是這位非虛構寫作大師對這段歷史和社會現象的一次側寫。本書首次出版於1981年，作者經過了大量的調查和「親身體驗」，描繪了從按摩院到「砂岩」性愛俱樂部的種種現象。在2009年本書再版時撰寫的後記中，他寫道：

從某種意義上講，《鄰人之妻》是關於60年代和70年代性解放的。是關於體現了性解放的男人和女人。它講的是具體的人和事。而從另一層面上講，這些信息也是不分時間、地點存在的。從黑暗時代和穴居時代起，男女間的愛恨情仇已經講述過、發生過無數次，這本書的內容又怎麼可能沒有囊括其中？自從男人和女人第一次糾纏在一起，兩性之間的衝突一直沒停過，這永恆的愛恨關係比巴別塔還要古老；因為男人和女人一直說著、理解著不同的語言。這些言語是無法翻譯和解釋的——無論是在最高法院法官克拉倫斯·託馬斯和他的前同事、原告安妮塔·希爾曾任職的律師事務所裏，還是在亞當和夏娃的伊甸園。
《鄰人之妻》裏並無新事。

也沒有過時。

我無意於重複書中的內容，只想對其中一部分內容做一些延展。如果回看歷史，我發現事情今天的樣子本來並非如此，而是經歷了一個變化的過程。若僅僅比較事情的結果和開端，往往會因為前後差異之大，而誤認為變化過程非常劇烈和突然。實際上，整個事情經歷了一個頗為緩慢的過程。今天看上去對性愛頗為開放的美國人，最早接觸的「色情內容」無非就是一些包含性愛場面描寫的小說，而這些小說對當時美國而言還是來自歐洲的舶來品。這些小說出現在美國市場的時候，引發了大量爭議。政府出於穩妥起見，擔心這些讀物會引發墮落和犯罪，動用行政和法律手段禁止這些出版物的流通。正式出版轉入地下，從歐洲拿到走私出版物變得更加困難，追逐利潤的書商乾脆走上了「自出版」的路徑。

針對色情內容是否會帶來不良影響的爭論進行了十年之久，而一直到尼克松時代才使用了一定意義上的科學調查方法，但結論卻並如保守派所願：

（研究）放映色情影片對北卡羅來納23個大學生造成的影響，大致是到最後他們都覺得無聊透頂；丹麥色情產品合法化，不僅沒有引起早先一些丹麥人所擔憂的犯罪率飆升，結果反而是，像窺淫癖這樣的不當行為有相當地衰減。這似乎暗示，窺淫狂們既然能在裸體酒吧、色情電影和現場色情表演中看到更多，就更不願意冒著被捕的風險從人家窗戶裏偷窺。
……美國大多數性產品的消費者，那些每年貢獻百萬美元觀看色情電影、購買裸體雜誌、光顧按摩院、在色情影片自動販賣機那兒花了幾噸硬幣的人，基本上都不是什麼道德敗類、強姦犯、摩托黨、殺手或其他精神失常的社會渣滓，相反，他們大多是最高法院所定義的「一般人」，或者用委員會報告中的話說：「絕大多數是白種人、中產階級、中年、結過婚的男人，穿著西裝或整潔的休閑裝。」 色情產品對這些人的影響，並不像危言聳聽者所堅稱的那樣，會刺激人們瘋狂地跑到街上強姦女人，或煽動他們砸了房子拋棄家人。如果色情產品有什麼刺激的話，也是引起私下自慰；或者要是這個人有善於接納的妻子、情婦或女友，會增加做愛的慾望。但是，報告重申，犯罪行為並不來自接觸色情產品，因此以洛克哈特為首的大部分人主張，美國政府——它每年投資數百萬納稅人的錢騷擾和起訴色情產品出版商，成果卻頗令人懷疑——現在應該廢除所有不當的法律，那些法律剝奪了成年人觀看、閱讀任何所謂淫穢材料的權利。

而調查研究的結論往往並非推動事情進展的主要驅動力，因為在更加宏大的願景面前，這些數據和分析看起來過於瑣碎了。查爾斯·基廷，由尼克松任命的「淫穢色情總統調查委員會」成員，在他長達175頁的報告中不吝筆墨的引用了托克維爾的文字：

我在美國寬闊的港灣和豐沛的河網中探尋她的偉大非凡——但無所獲；在富饒的土地和廣袤的牧場——也無功而返。直到我來到美國的教堂，聽到她的佈道壇被正義的言辭點燃，我才明白她非凡和強盛的祕密所在。美國是偉大的，因為她是高尚的——如果美國不再高尚，她也就不復偉大。

面對這樣上綱上線的辯論，就需要回到憲法和美國崇尚自由的精神上來。

50年代後期，色情產品經銷商逐漸取代共產主義者成為眾矢之的，弗萊什曼有時以第一修正案為依據，免費為淫穢案辯護，當時這一法律立場在大多數法官那裡是站不住腳的，大部分經銷商對此也一知半解，很少有人聽說過第一修正案，像年輕的弗萊什曼那樣對憲法權利有崇高幻想的人就更少了。雖然色情產品經銷商畏懼和憎恨監禁，但他們像大部分賭徒一樣靜靜地屈從了壞運氣，因為他們生活中最首要的熱情其實是賺錢，與文學自由甚至性沒有什麼關係，他們避免牢獄之災的務實手段，就是賄賂警察或者不斷改變商業地址來規避法律。

但是，美國要成為一個偉大的國家，就必須保持高尚。以大法官沃倫·伯格為首的美國司法最終給出了他們的裁決：

伯格宣佈，色情出版商憑著在俗麗書籍的扉頁重印「伏爾泰語錄」就可以令這些下流書合法化，這樣的好日子結束了。而且，他擴展這個主題，繼續說：「如果國家警察權力可以在公共街道上禁止某種行為或對該行為的描述，那麼當這些行為改到了在酒吧或『現場』戲劇舞臺上發生，也不會讓它們自動受到憲法的保護，就像憲法不會保護正午在時報廣場『現場』表演交合的男女一樣，即便他們同時也在嚴肅參與政治對話。」
基廷發表在《全國正派報道》中的聲明說：「從我創立CDL十五逾年以來，色情出版商肆意踐踏美國公眾，用污穢的浪潮吞沒了這個國家，將她引到道德敗壞和衰亡的道路上。他們是為了錢。巨額的金錢。數十億元。為了錢他們願意出賣自己的國家、同胞和我們的孩子，讓他們陷於性墮落的枷鎖中。這些陰溝裏的商販把他們骯髒的商品包在美國國旗裏，自己蜷縮在憲法後面。他們想利用那份解放了人的心智和精神的偉大文件，來奴役美國男人，貶低美國女人。這些卑劣的日子已經過去了。不久我們就會帶著震驚和懷疑回首，看看我們讓自己被他們以『自由』之名拽入何等深淵。」但是，基廷的社評繼續說：「現在要看我們的了。要看你的了。美國正直的人，在最高法院的支持下，將要發動一場神聖的，是的，神聖的戰役對抗淫穢物商人。從今天開始我不會休息，所有和CDL有關聯的人都不會休息，直到美國所有色情出版商要麼歇業，要麼進監獄，或兩者兼得。」

最高法院的裁決下達了，但人心已經不古。花花公子雜誌、好萊塢電影等大眾媒體通過商業手段證明瞭自身存在的合理性，而空想家和避世者所進行的性解放社會實驗則在各處偏僻之地貶低開花。這些或現實或理想的實踐，生長於戰後美國人巨大的精神空虛和蓬勃的物質繁榮上，最終讓整個美國社會接受了一種對待性和色情更為開放的價值觀念。如作者在書中寫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