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被科學主義洗腦得多徹底,連拿三柱香都覺得愚昧

 

案:這是澎湃新聞(東方早報的新媒體)根據2014年四月我在北京大學的講座錄音整理而成。此文轉載較多,但有疏漏,我稍事整理修改,重新張貼於此。

 

原先的題目是“以書院取代大學文科”。

 

 

薛仁明:我們被科學主義洗腦得多徹底,連拿三柱香都覺得愚昧

 

澎湃記者 田春玲

2014-07-10 12:13

 

 

   中國大學最根本的問題,就是完全沒有能力處理人的安身立命。今天書院培養的學生,必須有辦法安身立命,將來,這些人才有辦法去安別人的心。” 



      “我的看法很簡單,中醫、中國音樂、中國美術、書法、還有所有中國學問,全部統統應該撤離大學體系,我們把大學體系還給談西方學問的人。”427日,應北京大學教育知行社邀請,臺灣作家、學者薛仁明在北京大學做了一場題為“用書院取代大學文科”的講座。
        北京大學“燕京學堂”項目引來眾多質疑和爭議,該如何發展“中國學”是爭論的一個焦點。
        長期關注和研究中國文化的薛仁明認為,大學是西方的產物,一項是站在客觀的、分析的角度來看事物,在大學的體制內,不適合學習中國學。在大學裡面學到的中國學,不是真正的中國學,是“西體中用”的中國學,骨子裡,還是西方的東西。

 


        以下是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整理的演講摘錄:

 


從臺灣人偏愛中醫談起

 

        我先談一件比較遠的事情,(今年)313日,我父親突發腦中風,送到臺灣很重要的一個醫院,當天下午我弟弟先收到了一次病危通知單,晚上我到的時候又收到一次病危通知單,醫生告訴我母親說,我父親非得要動手術不可,即使動手術,要不就是救不回來,要不就是成為植物人。我們兄弟商量,我也跟我內人商量,第一個決定就是不插管,醫院又希望我們把我父親送到加護病房,我們也拒絕,我們要讓父親在一般病房,我們要親眼看到父親,我父親如果還有一點意識,他也會很在意旁邊是不是他的親人。
        後來醫院要插鼻胃管,我們也拒絕了,醫院說不可以進食,我弟弟也嘗試先讓他沾一點水,後來再沾一點藕粉,主治大夫還把我弟弟痛駡一頓。
        我內人是學醫的,她覺得醫院點滴裡面放了太多消炎藥,一直在跟醫生講放太多了。結果醫生說,妳懂什麼?然後我內人跟他說,我懂,你們放太多了,我們不希望放那麼多,他是我公公,他跟你的關係沒有我們親。
        後來醫院還是一直堅持我父親腦血管破裂,一定要動刀,我內人就問他,你們動刀之後結果會怎麼樣?醫院也說不清。我父親在醫院待到第八、九天就出院了。出院後,我弟弟就找了一個針灸的師傅,開始幫我父親針灸。
        那段時間我在大陸,回去臺灣後,我的第一件事就帶我父親到臺北找我的一個中醫好朋友,請他幫我父親把脈,開藥。配合每個禮拜針灸針兩次,到現在一個多月的時間,我父親的靜脈血塊雖然還沒有完全打開,但他現在已經可以走路快到讓我的小孩跟不上了。
        我特別提這件事情,其實要談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我前段時間在上海《東方早報》上看到一條新聞,說上海有一羣不知道是文人,還是學者,還是醫學相關的人,開了一場中醫批判大會,非常嚴厲地在批判中醫,據我所知,對中醫的批判這兩年來在大陸其實一直沒有停,批判的聲音非常厲害。
        我在臺灣所看到的情況,恰恰相反,現在的臺灣,有越來越多的人基本是不相信西醫。我認識一羣五、六十歲的知識份子,年輕時,每個人都是自由主義者,每個人都是全盤西派,沒有幾個人看中醫的。但他們年過50之後,竟然沒有人看西醫了,每個人都在看中醫,讀中醫,談中醫。在他們眼裡,西醫只有特殊的情況比較好,譬如你需要開刀幹嘛的。如果是慢性病,大概就沒有人看西醫了,因為大家都知道,看了也是白看。

    現在,大陸對中醫的批判,很簡單,就是中醫不行了。中醫之所以不行,其實就是厲害的中醫越來越少了。至於今天臺灣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看中醫,恰恰是因為,很多人遇到了蠻厲害的中醫。臺灣一方面則是被西醫統治很久,很清楚西醫是怎麼一回事;另方面則是中醫的處境有了根本改變。臺灣的中醫有很長一段時間都非常不成氣侯,第一個,以前在日本統治時代日本就是西醫教育了,臺灣的中醫基本上沒有什麼傳承。第二個,在兩岸還沒有來往之前,臺灣幾乎很少有中藥材,因為臺灣自己能產的中藥材非常有限,所以當時臺灣的中藥材多半是天價,這當然不利中醫的發展。
        因此,在兩岸還沒有開放交流之前,臺灣像樣的中醫非常少,所以中醫非常沒有說服力。等兩岸開放之後,有些人來大陸學習,當時大陸還有一些老中醫,學成返臺後,早先藥材的問題也被解決了,所以就開始有一羣有說服力的中醫了。因此臺灣人對中醫的信任就開始逐年攀升了。
        那麼,為什麼大陸這邊,現在像樣的中醫反而是越來越少了?我想,這恰恰就是今天我們要談的主題。好中醫之所以越來越少,最關鍵的原因,就是目前的中醫教育體系沒辦法培養出好的中醫,為什麼呢?因為目前的中醫教育全部都是用西醫概念來訓練的。
        當初把中醫的教育之所以會用西醫概念來講,就是因為我們百年來有個最大的一個迷信。迷信什麼?迷信科學。當時覺得中醫不科學,所以我們就開始把中醫科學化,就必須引進西醫的那些概念,然後把中醫所有的名詞用西醫的概念來理解,來分析,這麼一分析,中醫好像可以被客觀理解了,但真正的中醫就死了,中醫就失去了真正的生命力,最後,就培養不出像樣的中醫。


中國音樂、中國美術哪去了?


        至於中國音樂與中國美術,也一模一樣。前陣子我去龔琳娜家,聽她說她老公老羅,常常跟中國音樂學院的一羣教授舌戰羣儒,因為,那些中國音樂學院教授心裡面的中國音樂,跟老羅心裡面的中國音樂完全是兩碼事。
        那些中國音樂學院的教授都認為老羅不懂中國音樂,可是,後來我聽琳娜和老羅說了一下,我當下知道,真正不懂中國音樂的,是這些中國音樂學院的教授。他們有一大羣人,整天就忙著用西樂的概念來理解中國音樂,然後再把中國音樂改造成西樂那樣的標準。
        同樣地,記得去年8月我在中國美術學院,有個朋友跟我講,當年美術學院成立時,請了近代史上排名前三的畫家黃賓虹(黃賓虹與齊白石號稱“南黃北齊”)來美院當教授,但他們卻從不讓黃賓虹真正上課。為什麼?他們擔心黃賓虹“誤人子弟”。黃賓虹講的那一套,跟中國美術學院那一套完全是相背離的。我今天中國美院只是借你黃賓虹的名聲,如果你真的來這邊講,那不是亂套了嗎?
    我必須要誠實地講一句,數十年來,兩岸大學裡的人,都不太有資格談中國的東西,包括中醫、中國音樂、中國美術、書法、還有所有的中國經典。即使他們可以談得頭頭是道,但他們談的東西並沒有真正的生命力。他們會把中醫的力道削弱,他們會把中國音樂的力量弱化,他們會讓中國美術異化,他們會把所有的中國經典弄得越來越遠離我們的生命。
        正因為中國學問的每一個環節,統統都遇到同樣的困境,所以今天的題目,準確來說,不是“以書院取代大學文科”。我真正的看法,很簡單,中醫、中國音樂、中國美術、書法、以及還有所有中國學問,統統都應該撤離大學體系,我們應該把大學體系還給談西方學問的人。這纔是最根本的解決方法。

 


大學體制是設計給西方學問的


        別人姑且不論,我說我自己。我是臺大歷史系畢業,高中時懷著對中國歷史的憧憬,被司馬遷“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給打動了。結果,等到我真正讀了歷史系,4年下來,我讀越多的書,我卻是離通天人之際越遠,還沒有讀的時候,或許還稍微有一點點近,後來越讀,就反而離得越遠。為什麼?從我們進歷史系的第一天,就學史學導論,老師就開始教我們怎麼寫論文,就開始教我們怎麼分析,怎麼批判。我後來回頭想想,笑死人!我們連書都還沒有好好讀過,就開始教我們批判?然後又教我們怎麼做卡片?怎麼引用資料?換句話說,所有的書,都只是資料;學了半天, 全部都是在分析,在整理,在作比對。大學沒教我們要好好地、虛心地、慢慢地讀書,更沒教我們要如何從中受益。
       幸運的是,後來我實在受不了,大學四年級就決定不再讀研究所。當時的感覺是,如果我還繼續在大學裡面讀中國學問,那就叫自欺欺人。
        那幾年中,我最認真上的一個中文系老教授的課,他講儒家,講易傳,《中國思想史》;人其實是個謙謙君子。可數年之後,有一次我回臺大去旁聽他的課,是一門面對大眾的通識課。結果,只有三個人聽課。我想,中國學問如果再這樣談下去,會把整個中國學問都談完掉。
        後來我越來越清楚,那不是某一個個別老師的問題。今天即使再有心的人,進入這個體制,你也會做得很牽強,做得非常事與願違,即使你是唐君毅、牟宗三、錢穆,統統一樣。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唐君毅晚年的一些真實困境,他比較誠實,比較誠懇。整個體制本來就是設計給西方學問的,中國學問在這種地方一定不適合。
        為什麼不適合?第一個關鍵就是在於西方學問的根本體制,是必然站在客觀的、分析的一個角度。至於中國學問呢?簡單地講,兩句話: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你把人家講到聽不懂,固然對方有問題,你自己也有問題,這個纔是中國學問。孔子跟人家講話會不會講到人家聽不懂?不可能!孔子不只跟有學問的人講話,他跟當時的許多人都談得上話。一個人的學問只能跟有學問的人講,那個人的學問是假的,那個不是中國學問,那是西方概念的學問。
        什麼是大學?大學是西方的產物,西方的大學就是所謂知識的殿堂,什麼是知識的殿堂?我們要站在客觀的、分析的角度來看事物。今天,如果我們在這樣的地方來談中國學問,結果是什麼?就是一定要把中國的學問改造納入這個架構,這樣子你纔能夠被承認。大家都知道港臺的新儒家,他們最大的貢獻就是把中國儒釋道三家納入西方的哲學體系,取得了西方的認可,開始跟西方所謂的對話,從此他們在學院佔得一席之地。現在,臺灣談所謂中國哲學,一大半都還是新儒家的徒子徒孫。
        問題在哪?最後中國學問儒釋道三家的力量從此消失掉了,儒釋道真正的力量就再也不見了。這種做法簡單的講就是“西體中用”,把中國納入西方的架構來討論,來談。大陸這邊姑且不論,據我所知,這是臺灣的主流,臺灣所有會被認可的東西全部都是西體中用的東西,可是,所有西體中用的東西,骨子就是西方的。
        假設有一天,中醫、書法、美術、舞蹈,只要是中國的,我們真的撤出來了,全部脫離大學,另外成立一個體系,我們暫時把這個體系叫做書院體系。屆時名稱如何,都還可以再商議。今天要先討論的是:這個書院到底怎麼操作?到底它的面貌是什麼樣的?
        中國學問跟西方學問的第一個最大的差別是,西方學問他要把情感給抽離出來,用一種理性的,客觀的態度來分析。中國學問的第一個特色是要問你的感覺在哪裡,中國的學問一定要清楚的看到你這個人。有真人才有真學問,這是中國式的說法。


中國式書院教育的可能性嘗試

 

        整個中國學問建立的第一個基礎,是恢復中國人的感覺狀態,所以我們將來書院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先恢復這個感覺系統。現在兩岸有非常多的所謂書院,但它的實際操作方式可能離我講的還是非常遠。
        到底怎麼做?宋代以後的書院並不一定是中國最好的教育方式,因為大家知道,整個中國文化的氣象格局是從宋代之後開始萎縮的,書院固然對中國文化的傳播有功勞,可是整個書院實際操作的方式對中國文化的萎縮可能也有推波助瀾的惡果。
        現在兩岸到處都在做,到處都在嘗試,我覺得可以參考的,一個是在臺灣的臺北書院,另外一個是我這幾天待的辛莊師範。
        我先談一談臺北書院,臺北書院其實是一個非常鬆散的機構,大概就10個左右的老師開課,目前在上課的老師只有五六個,學員來上課也非常鬆散,就是今天你要上某某人的課,你就來報名交錢,他什麼時間你就來。另外一個老師有興趣,那你就去,非常鬆散。但是,臺北書院上課的內容,師資,還有環境,卻很值得參考。
        先講環境,尤其晚上的時候,那個空間感會讓人家感覺是進入唐宋古畫的那種畫面,一走進去,就覺得這個地方好安靜,整個心可以靜下來。我記得有一個美術編輯頭一次到臺北,我帶他到臺北書院,看到臺北書院的講堂,他說,好想在這邊上一次課。我們試想,今天如果單單走進北大現在這種西式教室,你會不會沉靜下來?你會不會特別想坐下來上堂課?不會吧!
        其次,臺北書院上課的內容分兩大塊,第一塊講經典,這裡講經典跟大學講法完全不同,他不是分析式的講法,更不是什麼尋章摘句,考證,到底是什麼意思。他們講經典是直接扣著生命來談,那些外在枝枝節節的東西不談,也就是說,他們這種談法是絕對不能寫論文的,因為也沒有分析論證,可是,你聽著,聽著,生命會被觸動。臺北書院上的,叫做生命之學。
        第二,臺北書院有很多藝的課程,他們請一位臺灣最好的京劇小生曹複永先生來談戲曲美學。首先他戲演得好,這個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能夠把背後的美學說的很清楚,這個很不容易。他們也請幾個重要的書法家,談書法跟生命的連接,書法後面整個中國人生命的態度。談藝的目的是什麼?藝是憑感覺的東西,從感覺中恢復中國人該有的感覺,然後再拉到中國人的生命狀態。
        第三個,臺北書院的師資,他們的師資最重要的他們除了是經師之外,更重要是人師。所以,臺北書院的師資本來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就是一定要有相當的年紀。因為沒有相當的年紀,你生命沒有辦法累積到那個厚度,生命的智慧沒有辦法到達那種通透。
        至於北京辛莊師範,則和臺北書院很不一樣。現在全世界有一種體制外的非主流教育體系,叫做華德福教育,外表看來,辛莊師範是要培訓華德福的中學師資,可他們的實際操作,我感覺他們在嘗試中國式書院教育的可能性,這個嘗試非常有意思,這個嘗試可能比兩岸其他的書院更具有可操作性,也更具有啟發性。
        辛莊師範所招收的學生,從20幾歲到40幾歲,很多人其實在外面已經當了很久的老師了,到了這個地方,一切歸零,重新當學生,過團體生活。每天早上5:30起牀,6點開始站樁、練武術,7點喫早餐,這個師範沒有廚房的員工,所有的學生就是廚房的員工,這個師範也沒有打掃的工人,所有師範的學生就是打掃工人。早餐之後,他們上比較重要的主課,中國文化,他們第一個邀請的是臺灣的王鎮華先生談中國文化的精神。王鎮華先生所講的某些內容其實不見得有多好,但是,王振華先生人非常好。王先生坐在那兒,自然就有種說服力。王鎮華先生的調性,可能也是辛莊師範想要達到的一個理想。你講什麼其次,人要保證後面的這個學問,這個是中國學問的根本。
       我在他們那邊上史記,不管談劉邦,談項羽,都是在談他們自己生命的連結,談怎麼跟你生命的連結,談怎麼對應當代的社會,這是辛莊師範談學問的方式。
        上完史記之後,有一個小時是帶著他們看京劇,讓他們恢復中國人的美感,讓他們感覺到中國人身體線條,中國人聲音,中國人的審美標準。中午,他們又有一羣人先回去做飯,到了下午,他們要去田裡面種地。傍晚有一些人再回來做飯,晚上去禪修,最後再自習讀一個小時,半個小時的書,1030分準時就寢,集體生活這樣子過一年,他們這些課程有一個特色,基本上不空談,即使談中國學問也不空談,談來談去一定要你自己有感覺,不談沒感覺的東西。
        辛莊師範跟臺北書院有一些通性的東西,不談純粹抽象的東西,不談跟生命無關的東西。所以林谷芳先生在臺北書院創辦的時候,他就特別強調臺北書院所談的學問叫做立命之學。


大學能讓你安身立命嗎?

        目前中國大學最根本的問題,就是完全沒有能力處理人的安身立命。你在這個地方待得越久,你只會越惶恐,你的生命只會越不安穩。你即使有某些地方好像還安穩,常常都是因為外在的肯定,社會的認可。可是你內在生命的安穩並不是因為你在這裡學到什麼東西,這個大學體系給你哪些安穩的力量?哪些生命的指點?沒有。大學沒有能力扮演這個角色。
        現在,整個中國最大的問題是人心不安。南懷瑾講過,二十一世紀全世界最大的病是精神病。我上一次來北大講《躁鬱時代的讀書人》,後來好幾個人跟我說,他們之前從來沒看過我的書,也沒有聽過我的講座,那一天純粹是沖著我的題目來的。為什麼?因為他有這個困惑,有這個躁鬱。
        這個躁鬱的問題不只是大陸和臺灣,是全世界的問題,大陸的浮躁躁鬱恐怕在全世界比較靠前,因為大陸信仰真空,然後被一些莫名其妙的科學崇拜,把自己給活活困死。
        我昨天接受《北京晨報》訪問,記者跟我提了一個看法,因為我跟他強調了臺灣的祭祀傳統保存得非常好,現在非常多的人,甚至知識份子,都參加早晚三柱香,不管是對家裡面的祖宗神位,或者到廟裡面,很多人保持著這個習慣。
        這個記者很認真,類比了有些知識份子的話語說:早晚三柱香難道不是一件非常愚昧的事情嗎?我只好不客氣的回答,會覺得早晚三柱香是非常愚昧的這個想法,纔是真正的愚昧。我跟他說,今天所有的華人世界,除了中國大陸之外,臺灣、香港、馬來西亞那些華人,甚至不止是華人,韓國、日本每天三柱香,每天祭祀,或者祭祀是他生活很重要一部分的人真不知有多少,難道你好意思說,除了中國大陸之外,其他所有這些人都是愚昧的嗎?
        老實說,我們被科學主義洗腦得多徹底,洗腦到連拿三柱香都覺得是愚昧。這麼愚昧的教育,纔是最可怕的。弄到最後,只會讓你的生命越來越不安。


書院將來要培養什麼樣的人?


        中國大陸最嚴重的問題是人心不安,所以,將來書院第一個要解決的問題就是心安的問題,讓人安身立命。今天書院培養的學生有辦法安身立命,這些人將來纔有辦法去安別人的心。
        因此,書院將來扮演的角色可能會比大家想像的更大,更積極。他不僅要扮演老師,扮演文化工作者,甚至要扮演從政者的角色。換言之,書院將來要培養的是一個個可以身心安頓的士人,中國傳統講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的那個“士”。
        大學是培養知識份子的,知識份子的重點是追求客觀知識,是進行思索、不斷思考的。書院要培養的是士,士是什麼?士要先有感受,先能夠感覺,然後自己先能夠心安,“己立立人,己達達人”,先修養自己,修己以安人,這個叫做士。
        知識份子沒有修行的問題,沒有修養的問題,他們是每天在想,每天在批判,每天在分析,跟士完全不一樣,千萬不要把士跟知識份子扯在一起。
        培養出士之後,士除了教育文化之外,很重要一個角色是要從政,這就牽扯到現在中國最大的一個問題,政治的問題。
        中國共產黨將來慢慢地變,第一個,絕對不可以走向政黨政治的路,走到那條路,只有那些公共知識份子很興奮,可是中國就完蛋了,中國一完蛋,世界也就完蛋了。
        第二,中國共產黨也要慢慢告別一黨專政,他既不走政黨政治,又不是一黨專政,那怎麼辦?中國共產黨要慢慢轉型,轉型成什麼?要轉型成士黨,就是中國古代的士人政治。
        那中國共產黨轉型成士黨之後,士第一個要恢復天下為己任這個擔當,更重要的是士要恢復修己以安人,己立立人,己達達人,這個中國文化,先安頓自身再來安頓別人,這個更重要的一個原點,可能往這邊慢慢轉之後,中國共產黨才慢慢找到一條真正屬於中國的路。
        我今天談“以書院取代大學文科”,看起來是一個非常不現實的命題,可實際上是最有現實感的命題。


        (本文根據北京大學教育知行社提供的演講錄音整理,感謝秦一然對本文的貢獻。錄音整理:沈苗。本文未經演講者審訂)

 


        演講人簡介:

        薛仁明:獨立學者、作家,一九六八年生於臺灣,係福建漳州長泰縣山重村薛氏來臺之第十二代。臺大歷史系、佛光大學藝術學研究所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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