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方萌，中央民族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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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問我的課程對留學生有何幫助，說實話我真不清楚。我只是盡力將自己認爲有用的知識傳授給學生，具體如何應用取決於他們了。我希望教過的每個學生都能找到值得終身奮鬥的價值，讓世界有一點不同。至於我自己，也許通過教育他們，已經讓世界有了一點不同吧。

　　“吾國文明全盛之時，泱泱國風，爲東洋諸國所表則。稽之遠古，則有重譯之來朝。洎乎唐代，百濟、新羅、日本、交趾，爭遣子弟來學於太學。中華經籍，都爲異國之典謨；紙貴雞林，以覘詩人之聲價。猗歟盛哉！大國之風也。”——胡適《非留學篇》

　　全世界人類的小樣本

　　2012年初，我從美國留學五年後回到國內，就教於北京師範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簡稱社發院）。該院開設了全英文授課的碩士生項目，招收各國留學生。我剛來就被安排講授一門新課“公共政策分析”，前後準備了一年多。這是我獨自設計的第一門課，爲了找本靠譜的教材，我翻閱了一些政策分析的英文讀物，最後選定了美國學者鄧恩（William Dunn）編寫的《公共政策分析導論》。此書按政策階段介紹相應的分析工具，也適於其他國家的學生學習。

　　2013年秋，我第一次給留學生上課，從此連續上了六年。我教的大部分外國學生就像中國學生一樣，上課不懂裝懂，下課也不提問。我自認還算個嚴師，上到第三年，組織了一次期中考試，發現不少學生連基本概念都沒有掌握。爲此我反思了自己的教學方法，更換了學生感到陌生的事例，又加入了針對以前內容的複習環節，才增強了一點教學效果。有的學生從網上抄襲了幾段文字，直接上交當作業。遇到這種情況，我也嚴懲不貸。

　　除了在北師大社發院，2018年秋，我還在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兼職代課。幾年下來，我教過來自近五十個國家的一百多名留學生，並指導過其中十幾人的碩士論文。留學生們的國籍遍佈各大洲，就像各人種的一個小樣本。他們的母國文化與中國有異，不時會鬧點笑話或尷尬。

　　記得東非某生作風剽悍，與老師約談推門直入，旁若無人。我跟某同事開玩笑說，這是把辦公樓當成大草原了吧？拉美的學生則活潑好動，有時尺度稍大了一點。一次學生組織新年晚會，我在抽獎環節拿到巴西某生準備的禮物，打開一看是盒避孕套。我那時還沒結婚，心想這孩子真替老師未雨綢繆。去年結課以後，有個西非學生髮來郵件，盛讚我的課程質量。我回信表示感謝，她很嚴肅地回覆道：“我們那兒有句老話，送花就要趁人還活着的時候送。”

　　雖說國際班上的學生膚色各異，信仰不同，我在同他們的接觸中更多感受到了人類的共通性。這些留學生來自天南地北，坐到一起卻很快消除了交流障礙。每次授課，我會給他們佈置一篇學期論文，要求就某個政策問題寫份簡報。大多數學生都選擇自己國家的一項發展議題，比如性別平等、貧困救濟、營養改善、毒品管制等等。我從他們的簡報中看到了每個國家面臨的政策問題，也看到了這些問題的普遍性。學期末所有學生依次演示簡報，大家也會分享各國有關的政策經驗。他們處於同一個世界，也許沒有同一個夢想，可至少認識到彼此相似的處境。

　　我一面給留學生講課，一面也從他們那兒學了不少東西。我從小就愛看世界地圖，中學的地理課上常常拿高分。當一名非洲學生告訴我她來自“厄裏特里亞”時，我才意識到世界上還有我沒有聽說過的國家。該國緊鄰埃塞俄比亞，經過與後者的長期鬥爭，於1993年宣告獨立。我在大學時讀過丹麥哲學家克爾愷廓爾（Soren Kierkegaard）的著作，後來見到他的另一譯名“齊克果”，只當是歸化的譯法，聽起來像中文名罷了。去年班上來了一名丹麥學生，他也叫“Kierkegaard”。我叫他“克爾愷廓爾”，他沒有任何反應。原來“齊克果”纔是丹麥語的正確發音，中國譯者“望文生音”，爲哲人取了個錯誤的譯名。還有一次，一位坦桑尼亞同學說當地農民爲了集資，將現金都放到木盒裏。我馬上問了一句：“爲什麼不存到銀行？”他平靜地解釋說：“因爲沒有銀行。”當時我覺得自己就像說“何不食肉糜”的晉惠帝。

　　坦桑尼亞人用於集資的木盒。 田方萌提供

　　師夷長技以育夷

　　社發院的留學生項目全稱爲“當代中國發展研究（Development Studies of Contemporary China）”。有些課程介紹當代中國，有些課程介紹發展研究，我的課屬於後一類。雖說近年中國的發展勢頭令全球矚目，發展研究的學術中心仍在美國和歐洲。我的課程不只使用英文教材，很多案例也來自西方。像我這樣有留學經歷的老師，其實充當了西方理論的二傳手，將美國學到的知識又傳授給其他國家的學生。魏源在《海國圖志》中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我們則是“師夷長技以育夷”。再現胡適在《非留學篇》中所說的“中華經籍，都爲異國之典謨”，只有等中國先成爲社會科學的學術中心吧。

　　有時看到美國的學生出現在自己的課堂上，我都會納悶他們爲何要來中國——在本國學習不是更直接嗎？後來我發現，這些西方學生大都對中國懷有興趣，這裏的語言、文化和制度都讓他們體驗到一種真正的異國情調。有些歐美學生雖然不通中文，仍然選擇與中國有關的問題作爲論文題目。我課上有位華裔美國女生梳理了北京的交通政策，還提出合理的改進措施。另一位英國同學的畢業論文則研究了北京英語培訓學校聘任外教過程中體現的種族觀念。他們的視角也許仍是西方的，可在新環境中發現了新問題。

　　相較而言，來自發展中國家的留學生來華的主要目的不是爲了解中國，而是要學習先進的理念和技術。胡適認爲留學的意義在於“洋爲中用”，將外國所學用於中國發展。類似地，非洲留學生在中國學習也是爲了“中爲非用”，將中國所學用於非洲發展。不過，社會科學畢竟不像物理學那樣具有普適性，如果生搬硬套，甚至會產生淮橘爲枳的後果。雖說人類具有共通性，可具體的政策實踐還需要地方性知識（local knowledge）。

　　留學生課程讓我更深刻地認識到社會理論的適用性。如果說西方理論與中國社會有層隔膜，經過我這種二傳手就又多了一層。因此講課頭兩三年，我將很多時間用於學習美國和其他國家的政策分析。對鄧恩和其他西方學者的著作有些心得後，我上課才覺得腰板挺得直了一些。學生有時向我提問，似乎也能給出讓他們滿意的答案。不過，自己覺得懂了，並不意味着真懂。我始終有些擔心，西方的發展理論通過中國的二傳後，轉到非洲和其他地區又不知變成了什麼樣兒。

　　政策分析課一般都要選取案例討論，我選取的案例大都來自美國和中國，少數涉及其他國家。這雖然幫助留學生了解中美兩國，可他們中的大多數並不熟悉這些案例。一次分析人才外流問題，我播放了馬拉維醫生流向他國的短片，非洲同學參與討論的熱情明顯高漲。可惜我一直沒有時間研究非洲國家的政策問題，否則也可以針對他們真正關心的公共事務組織討論。就像我當年留學時對美國教育的印象一樣，非洲學生也會發現我的課程並不能提供他們國家問題的現成答案。

　　作爲一門方法課，我的課程沒有將案例侷限在某一政策領域，而是從多個維度體現政策問題的複雜性。從種族概念到計劃生育，從廣島核爆的倫理考量到留學生食堂的飯菜質量，每學期我會圍繞十個左右的大小案例組織學生討論。我在討論中儘量保持中立，質疑每個學生的立場，自己決不表態。因爲政策分析課程的目標在於訓練學生的思辨和表達能力，而不是灌輸某種價值觀或判斷標準。我的一位美國老師曾頗爲自豪地宣稱，學生永遠不能根據她在課堂上的表現猜出她的政治傾向，在這點上我以她爲楷模。

　　在課上討論過的政策問題中，同性婚姻是學生爭論最激烈的話題。歐美學生一般持有寬容的態度，非洲學生則抱着保守的立場。如果不知道他們在爭論什麼，外人恐怕會以爲黑白之間爆發了種族衝突。在歐洲人尚未登陸非洲之前，當地很多土著部落並不排斥同性之愛。基督教在非洲的傳播使黑人民族將同性戀也視爲“罪惡”，原本信神的歐洲人後來卻遠離了上帝。當代西方人依然相信自己代表着正確的價值觀，雖然他們的觀點同殖民時代相比反轉了180度。被殖民者的後代捍衛着殖民者的傳統文化，這多少也有點歷史的弔詭。

　　北師大留學生在“公共政策分析”課上討論的場景。 田方萌攝

　　留學生的數量與質量

　　我在北師大爲三類學生授課：本科生、專業碩士和留學生。每類學生中都存在好學生和差學生，可根據我的觀察，最差的學生總在留學生中。每當爲水平很差的留學生批改論文，我都會思考一個問題：“當初爲什麼要招他們？”爲了回答這個問題，我追查到教育部制訂的《留學中國計劃》和國際大學排名的依據，在此基礎上撰寫了《中國高校擴招留學生的低效與不公》一文。此文被多家媒體轉載，引起了很多大學教師的共鳴。

　　某些西方媒體發佈的大學排行榜本是爲考生擇校提供參考，最後卻演變成高校改革的權威指南。有兩家國際知名的排行榜以留學生佔全校學生的比例來衡量一所大學的國際化程度。這一比例越高，該校得分就越高，在排行榜上的名次也越靠前。很多中國高校據此擴大留學生規模，甚至不惜將中國學生趕出宿舍，爲外國學生騰出居住空間。這兩年中國公衆對留學生擴招的怨聲越來越多，已經成爲突出的政策問題。

　　中國的留學生政策服務於國家的發展戰略，除了提升大學的國際排名，還有着外交方面的考慮。例如，爲了配合“一帶一路”倡議，有些高校加大了針對沿線國家的招生力度。這些國家來的留學生被認爲有助於傳播中國文化，增強國家軟實力。可他們到底有多瞭解中國，也很值得懷疑。雖說我在美國首都呆過五年，生活範圍基本不出大學和住所，連華府的黑人都很少接觸，更不必說南部的紅脖子梗和西部的硅谷精英了。可以推想，在華留學生能夠接觸的羣體也很有限。

　　更嚴重的問題在於，中國吸引的留學生，其平均質量不僅遜於美國吸引的留學生，而且明顯不如中國本土的大學生。我在六年的教學工作中對此深有感觸。一般來說，中國高校的排名越高，留學生的規模和比例也越大。爲留學生提供的教學項目佔用了高教部門相當可觀的教育經費和師資，可生源質量卻不能匹配如此巨大的投入。我在北師大教過的學生應該屬於來華留學生中的佼佼者，其中水平較差的學生能否考取國內三本的大學，我心裏都打個問號。

　　我曾接觸過一名巴基斯坦籍的碩士生。他爲人奸滑，總是應付課程考覈，想方設法回國。後來我側面瞭解到，此生經營着中巴之間的生意，借留學生身份一邊拿獎學金，一邊當國際“倒爺”。將教育經費花在這樣的學生身上，浪費還在其次，實在不利於中巴友誼。某名牌大學的留辦人員提出，對留學生應當“同等對待，適當照顧，嚴格要求，加強指導”。“適當照顧”就是降低考覈標準，“加強指導”則意味着增加工作量。由於留學生平均素質較差，高校教師不得不多花時間教導他們，其實是將教育負擔轉嫁到了教師身上。

　　教育部制定的《留學中國計劃》表示，2020年來華留學人員將增長至50萬人。在有些官員的意識中，留學生招生規模擴大就是接近世界一流大學水平，增強國際競爭力的表現。以這一思想爲指導，他們確立了“擴大規模，優化結構，規範管理，保證質量”的留學生工作方針。這裏“擴大規模”總是重於“保證質量”的，而且“質量”主要指“來華留學教育質量”，即教學質量，而非學生質量。

　　由於重視規模勝過質量，中國的留學生擴招變成了“打腫臉充胖子”式的國際化，遠非胡適描述的“大國之風”。這不僅減少了中國考生的入學機會，長期來看也不利於國內大學提高國際聲譽。規模和質量不可兼得，保證生源質量就必須縮小招生規模。根據我的個人經驗，每屆留學生都會出現兩三個很差的學生，學院爲了解決他們的問題，常常需要投入不成比例的時間精力。有一年社發院的留學生項目少招了四分之一的學生，我很快發現作業的平均質量提高了，很可能是因爲沒有錄取最差的幾名申請者。

　　2018年12月底，我在北大給留學生上完了最後一次課，這意味着六年的教學工作告一段落。不敢說桃李滿天下，但若周遊世界，我總還能聯繫到課上的學生。如果問我的課程對留學生有何幫助，說實話我真不清楚。我只是盡力將自己認爲有用的知識傳授給學生，具體如何應用取決於他們了。我希望教過的每個學生都能找到值得終身奮鬥的價值，讓世界有一點不同。至於我自己，也許通過教育他們，已經讓世界有了一點不同吧。

　　田芳萌與北大政管學院留學生的合影。 田方萌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