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仁执导的电影《超级大国民》，于1996年上映，讲述台湾五零年代白色恐怖受难者出狱后的记忆和心境，当时极受瞩目，获得第32届金马奖7项提名，林扬得到最佳男主角，而李寿全、范宗沛也赢得最佳电影音乐。这部影片在2015年由国家电影中心完成数位修复，数位修复版已在昨天(2016年10月28日)上映，值得进戏院，重温或者认识这部经典。

白色恐怖的人与记忆

《超级大国民》以画面，对话或自言自语，重现搜捕、刑求和挚爱家人的遭遇等，从很多白色恐怖受难者口述访谈资料可知，这些是众多受难者的共同记忆。

想为逝去难友点上烛火，《超级大国民》叙述同伴情谊，为难友发声出力的心意，可以在很多政治受难者身上看到。受难者蔡焜霖一次又一次，不断为难友蔡炳红和杨俊隆诉说因为「绿岛新生训导处再叛乱案」枉死的悲剧。受难者吴声润以难友傅庆华、蔡炳红、林新贵和张万枝名字中的字为四个子女命名，永志不忘。除此之外，影片也呈现了戒严时期政治受难者的记忆，虽然部份只是点到为止或一闪即过，不过氛围和重要内容都成功传达，以下对照一些口述历史资料，佐证片中的集体记忆。

抄家搜捕过程

抄家搜捕过程，从二二八事件到美丽岛事件，始终粗暴。1947年3月10日，警察上门找蒋渭川，直接表明「我们奉命要来枪毙你」，蒋渭川虽逃离现场，但他十七岁的女儿蒋巧云为了安抚惊吓大哭的六岁弟弟蒋松平，中弹丧命。时至1979年，抓捕依然野蛮，以两位在当时具有民意基础的省议员为例，张俊宏在口述访谈中是这样说的：

我不开门，他们就从阳台爬进来把门打开，…我们最小的女儿，四岁，跟我们睡在一起，吓得连哭都哭不出来，他们竟然用枪顶著她的喉咙。我问说：你们有没有搜索票？他们回答：「什么搜索票？逮捕票！」全身搜查，就押著我走，我想穿皮鞋，他们就把我的皮鞋踢掉，所以我就赤脚上路。^[1]

1980年2月25日林义雄在狱中手写的《林义雄备忘录》也以搜捕开始：

民国六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我正在睡梦中，太太来唤醒我，说有人要来捉楼上的施明德(施租的房子正在我家楼上)，我起床穿上了衣服，开门出去，在围墙内外望，几十个人在门前，过了一会一个警员喊开门，说要户口检查，我看那样子根本不像，回说哪有这种检查法，退回来关上门，这些人跳过围墙打破了玻璃门，冲进来。这时也有人从二楼冲下来，我家里挤满了人，这中间有一个人亮出了刀，有一个人问我是谁，我说「林义雄」，一声带走，把我二手扭到身后，扣上手铐，我才知道我被捕了，他们来不仅是捉楼上的，连我一并在内。^[2]

刑求手段

影片中许毅生经过曾经是警总保安处的西门町狮子林，自述在十只指甲被拔掉后，有了「至痛之后是麻痺」的体悟。从史料来看，戒严时期政治案件的刑求，对指甲下手可能只是基本款待，受难者欧阳剑华曾将刑求方法「拔指甲」绘制成画作，由笔者负责配乐制作的纪录片《绿岛e光》，^[3]也有受难者萧振文诉说类似刑求手段和其残缺不全的手指指甲影像。

而当许毅生找到同案的吴教授询问与陈政一有关的事情时，吴教授认为政府在脑子里装了电子侦测器，不能想也不能说，对许毅生的问题相应不理，这段看似夸张的情节，它真实存在，因美丽岛事件遭逮捕的邱奕彬，在严重刑求获释后，也有类似想法 ：

侦讯一开始，就有一种声音「咚！咚！咚！」二十四小时一直响，好像在催眠或将一个人自我防御的功能卸掉，我七天七夜都听到那种声音。在警总被侦讯几天之后，我也不晓得是否已经精神分裂，冥冥中看到全家都被杀掉。我以为我妹妹也被抓进去，被丢到锅子里煮熟了，他们还切他的肉来吃。我还看到我的儿子，他们用枪瞄准他的睪丸，一枪把他打死掉…；那些影像都历历在目。我还怀疑他们在我脑筋里种下一个机器还是晶片，我出来后，还叫医生检查我的头皮。事实上回来一阵子之后，我还一直听到好像有人在我上面讲话。^[4]

具医学背景的邱奕彬都怀疑脑里被装机器植晶片监控，可以想见刑求手段之惨烈。在戒严时期，因为残酷刑求导致精神受损的例子还有政大学生许席图，于1973年被送进疗养院，至今未愈。

对挚爱的愧疚

至于家人的长夜哭泣，当事者的愧疚和不愿拖累，更是很多受难者都有的经历和心情。影片中许毅生因为参加读书会被判处无期徒刑，自觉无法照顾妻女，不愿拖累而提出离婚，却导致妻子自杀身亡，许毅生也因终身愧疚，始终带著妻子的骨灰坛不愿离身。2008年，白色恐怖受难者黄温恭的外孙女张旖容意外发现外公迟到56年的五封遗书，经过近三年的奔波交涉，书信才回到家人手上。清查后，第一波公开的十位受难者遗书，竟有五位的内容希望太太改嫁或忘记自己，可惜这些爱都没能传达，被扣押在冰冷的档案室，长达五、六十年。他们当时是这样写的：

黄温恭：「莲！我临于此时恳恳切切地希望妳好好的再婚。」^[5]
郭庆：「假如可能，希望您再婚！」^[6]
黄贤忠：「忘记我，越快越好。」^[7]
陈振奇：「你就再去嫁不要误自己的前途。」^[8]
王耀勋：「请你等到美丽六岁时再婚。」^[9]

就像影片中许毅生的妻子，白色恐怖时期因为挚爱家人受难而轻生者也有例可循，受难者蔡焜霖经过十年黑牢，出狱后兴奋地和家人相聚，这是他重获自由当天的回忆：

我以为父亲可能患了感冒或什么还睡著的吧，就私自推开几个卧室的门喊著「爸爸」探头去寻找，却都不见他的踪影。久久，么弟再也忍不住，脱口说：「爸爸已经过世了」，然后又一段沉默后：「就在你被送往火烧岛次一年他老人家自己了断了生命」。^[10]

当时的撞头、痛哭、哀嚎都没有办法抚平蔡焜霖对爸爸离开的心痛和歉疚，多年后公共电视纪录观点制播蔡焜霖的纪录片《白色王子》，蔡焜霖用「一世人心内最大的创伤」形容爸爸的离世。^[11]另外，受难者罗天贺遭枪决，家产被没收，太太吞下洗衣店的苏打自杀，痛苦煎熬三个月后死亡，这段过程也成了女儿罗美枝永远难忘的伤痛记忆。^[12]

家人的遭遇

林麗君在其主编的《台湾文学：英译丛刊》前言，替受难家属发声，她认为：

在二二八論述中，常被称为受难人家属，但严格說來，失去父亲，丈夫或儿子的妇女本身也是受难人。^[13]

《超级大国民》没有忘记许毅生女儿的处境，除了就学时在学校被称为「叛乱家庭」，还得面对情治人员不时的询问和监视。著名的邹族领袖吾雍‧雅达乌犹卡那(高一生)， 遭当局逮捕枪决，还丑化其为「贪污的奸人」，家属们因此被逼到阴暗角落。毕业于台中师范学校，曾任国校教师的女儿高菊花，长期受到情治人员的骚扰威胁，就算为家计到歌厅演唱还是持续遭迫害，甚至得配合国防部将领，做很不愿意做的事，高菊花在访谈中说道：

我们邹族的贞操观念很深，要帮这种忙实在是很难受，可是不得已呀，为了家里，为了信守承诺—父亲说要照顾妈妈、弟弟、妹妹­—，我要想办法活下去，不能那么容易就被枪毙。^[14]

直到1972年，高菊花才得到一张「自首证」，以此换取一点点自由，换回一点点人生，此时距离父亲受难，已经过了十八年。歌手以莉‧高露在2015年的专辑以歌曲〈优雅的女士〉向吾雍‧雅达乌犹卡那的女儿高菊花致敬，的确，不管被迫做了多么不愿意做的事，她不仅优雅，更是高贵圣洁的，相对来说，那些以镣铐、以权势、以各种暴力欺压善良人们的角色，真的脏死了！ 

牢记他们，更懂得努力幸福下去

《超级大国民》在记忆部份的铺陈相当细致、内容取舍非常用心，呈现一场和回忆征战的旅程，为了寻找好友的葬身处，主角许毅生一步步的走过这个从来不在意自己的城市；这个人事已非，景物也不在的城市。他来到青年公园，想到曾经溅血的马场町；看著狮子林，想著「人糟蹋人」的警总保安处；经过五星级饭店仿佛听到的刀叉铿锵声，想到的却是好友在此步上死亡路途的脚镣声响。

被社会恶意遗弃
加上自己有意放弃这个社会的同时
社会也将我忘记了

在许毅生的眼中，这个社会和自己就是这么回事，不过同时，观众也从被社会和自己放逐的许毅生眼中，一点一滴勾勒出台湾白色恐怖时期的氛围轮廓，也许，有助于理解这段历史，也许，能够更接近受难者的记忆，而这些也许，都可能是救赎，都是贡献。在台湾，曾经真实上演著血迹斑斑，有些伤痕，不是长夜哭泣就能得到释放；有些思念，也不是天人永隔就能够忘记。《超级大国民》片中，许毅生念兹在兹的想念和心意令人不舍，戒严时期政治受难者的生命和心情也一样，应该被正视、被了解。若能以柔软的心，记住这段时间与空间都距离不远的曾经，就可能走出悲情，因为牢记他们，会更懂得如何努力幸福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