慾望的政治——重返五月風暴的直覺
作者：[西班牙] Amador Fernández-Savater[1]
譯者：一塊紅布
1968年的五月風暴在20世紀革命史的重要意義何在？我們可以這樣說，這是一場危機的開始以及一種觀念的衰敗：那種主張通過奪取政治權力就能實現革命目標的觀念——這種論點在俄國革命之後就處於霸權地位。
1968不只是法國的五月風暴而已，在時間和空間上他的影響穿越了美國、墨西哥、捷克斯洛伐克、義大利、西班牙等國家。在這些案例中，沒有一個涉及先鋒隊政黨接管國家機器。因此，它表達了一種直覺：社會不會（僅）通過獲取政治權力甚至生產資料來改變。
俄國革命之後發生了什麼？毫無疑問，政治權力和生產關係都發生了重大轉變。但是，官僚資本主義最深刻的邏輯被再現：管理者與勞動者的巨大鴻溝，垂直管理體制，對專家的迷信，工作的泰勒化，以及把生產力以及經濟增長作為國家終極的目標……
我稱之為「直覺」，是因為那個時期並沒有出現清晰的公式，產生的思想是碎片化和混雜的，有不同的版本。當時仍然有很多人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框架來批評蘇聯。有些人認為奪取政治權力之後還要加上文化革命(這是毛和切的主張)。但顯然這裡有一個共同的直覺：僅僅採取政治革命是不夠的。然後呢？
政治經濟與力比多經濟
70年代的法國出現了激烈的哲學思辨。阿根廷思想家León Rozitchner說：「如果人民不陷於苦難之中，哲學就不懂得如何思考。」換句話說，哲學不是象牙塔里的學問，而是由社會問題所推動的。如果出現人民起來反抗的局面，哲學便會取得最大的進展。這就是20世紀70年代法國的狀況。
我認為這段時期的湧現出的哲學著作的驅動力來自於試圖從理念上總結五月風暴的「直覺」的一種努力。結果在20世紀70年代，關於權力，知識，性，想像，象徵交換等概念的複雜闡述得以展開。這樣的重新概念化衝擊了正統馬克思主義在理論上的統治地位。這些衝擊產生的思想成果直到今天仍繼續滋養著我們。
其中一位試圖通過哲學思考來掌握五月風暴之「直覺」的思想家是讓-弗朗索瓦·利奧塔，他在20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曾活躍於自治組織「社會主義或野蠻」，並在「五月風暴」的中心（巴黎第十大學）親歷了一切，包括「3月22日運動」。
今天，利奧塔的形象已經與後現代主義嵌在一起，但他的一生中還做了許多其他的思想之旅。例如在20世紀70年代，他在與德勒茲和瓜塔里的思想對話中，發展了一套複雜的，與慾望相關的哲學。[2]
利奧塔對五月風暴的直覺有何看法？我只用一句話總結他的建議：「沒有力比多經濟就沒有政治經濟學。」這是什麼意思？簡單來說：沒有一種生產方式不受某種慾望的支持，這包括一種態度，一種動機，對他人、世界和自己的生命的傾向。
沒有微觀就沒有宏觀。試圖在不考慮主體性問題的情況下引入激進社會變革的革命者陷入了慘痛的失敗。他們改變了內容而沒有觸及形式，結果霸權得以再現——這種霸權的影響不僅僅作用於外部，也觸及人的內心深處。
慾望定位的突變
利奧塔說，我們必須想像社會變革是慾望定位的根本突變。
為什麼要「定位」？因為變革不僅要改變慾望的對象，而且要改變慾望的方式，從人產生慾望的場域開始思考：不僅是思考需要什麼，而要問什麼是真正的需要？不是期待新的政治人物掌權，而是人民與政治的新關係。不僅僅是換一個工作，而是與工作的另一種關係……
不僅是想要其他東西，還想要不同的東西。我們所談論的突變意味著對我們的慾望進行激進的「重新分配」。這是對一個人整體的改變，而不僅僅是意識形態而已。
簡而言之，根據利奧塔的說法，社會變革是關於「變形記」的問題。那是人體結構中的突變。接縫處的某種人類學縫合，產生出不同的人性和其他存在的可能性：脫胎換骨。
將這種突變看作是一種快樂的狀態，或者說是線性進化的必然過程是完全錯誤的見解。因為它喜樂和痛苦並存，它痙攣，起伏，走彎路，有時向上提升，有時陷入衰退，充滿污垢，鮮血，泥土，雜質......它被愛，被接受，但也被恐懼和拒絕——有時候一個人身上可以同時出現許多那樣的矛盾。
1968：調節能量的政權
在福特主義和工業社會時代，20世紀60年代主導的慾望定位是什麼？利奧塔談到一種「調節」能量的政權，它傾向於使身體「正常化」並且只產生中等的，平庸的強度。
在工作領域，這時期的特點是泰勒主義，正如泰勒本人所說：「工人必須是猩猩和機器人的混合體」。任務的標準化定義，在勞動過程中排除任何形式的參與或情感暗示，絕對屈服於金字塔等級結構。20世紀60年代的資本主義極具壓制性和紀律性：它運用一種獨特的力量，將身體固定在特定位置並限定它的功能。當然，這種力量不光出現在工廠，也出現在家庭，學校，醫院，軍隊等機構。
在消費領域，它是交換價值的絕對勝利：如果可以換錢，任何東西都可以進入並在系統中流通。沒有什麼是神聖的，沒有什麼是「不可觸及的」，一切都可以被褻瀆：被買賣，被商品化。金錢是絕對的主宰，它摧毀了所有其他的東西。最終，沒有東西，沒有人，沒有行動，沒有知識，也沒有信仰：只有交換價值的不同形式。
那時產生和再現的「人類形態」是「經濟理性人」（homo economicus），他們存錢，精打細算，談判，捍衛自己的利益，工作，溫順，清醒，認真，溫和。它不是「沒有慾望」，而是一種順從和向抽象理念開放的慾望。
1968年的慾望漂移
在此基礎上，我們如何理解20世紀60年代的運動？他們不是有限的地區性社會運動，為了特定的訴求而努力。倒不如說是慾望的漂移，是社會構造的板塊運動。
一方面，是巨大的慾望退潮：這包括對傳統家庭，工廠工作，個人主義，權威，金錢，消費和財產，浪漫的愛情（作為對愛人的所有權）的厭倦。巨大而無形的力量侵蝕著慾望：官僚資本主義所提出的人類形態並沒有受到批評或譴責，倒不如說是「力比多投資」的錯位。
人們不再渴望他們曾經想要的東西。慾望不允許自己被現有的組織困住，規訓的力量不再能產生或複製某種類型的身體，青年不承認或者不願意自己成為「理性經濟人」，於是整個體系陷入僵局。
另一方面，慾望以另一種方式變得可供利用，它開始以不同的方式運作——投資於不同的事物和其他「價值觀」：反對紀律和權威、通過製造激情來反對與世界的工具聯繫、建立社區來反對原子化的個人主義。20世紀60年代的政治和反文化經驗形成了一個真正的平行社會，其中有支持網路和情感連接。社會慾望逃向「外部」。
抹去五月風暴的直覺
今天如何理解20世紀60年代？對於右派，那是當代所有問題的「替罪羊」：因此，60年代才是罪魁禍首，而不是取消保護並使生活變得更加不穩定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傳統價值觀的衰退，大眾普遍的迷茫狀態，以及其他當代社會的「亂象」也被算到60年代的頭上。
但是，20世紀60年代的運動也受到了另一方的批評。在與右翼的奇怪共謀中，今天我們看到左派批評者抨擊他們。左翼批評者告訴我們，五月風暴的核心是一個自由主義的運動，它加速了消費社會的出現，鞏固了「現代性」，使工人階級支離破碎，鼓吹個人主義，並以虛無主義的方式拒絕一切傳統和紀律……
這些分析並不合理。但重要的是要閱讀這些批評的潛台詞：必須放棄慾望的政治，從而回歸經典的政治形式。也就是藉由黨和（通過選舉）取得權力：黨被視為人民的代表（人民被定位成完全被動的受害者），黨作為槓桿的身份，也是道德的標準，它領導著左翼運動。根據這些批評者的說法，解放政治的唯一可能的範圍是：捍衛被逐步削弱的福利國家。
因此他們試圖抹去五月風暴的直覺。
我的想法恰恰相反。如果新自由主義在今天如此強大，那不僅僅是因為它詭計多端而且壓迫反抗，卻也是因為它表現得顯而易見且令人嚮往。近幾十年來的新自由主義的反革命，不該單單視為對工人階級和工資的攻擊，其實也是慾望的反撲。
在20世紀60年代，是社會運動首先感覺到了慾望的漂移，並且藉此得到力量，它追逐並且把很多年輕人帶到它那裡。今天恰恰相反。讓我們來看看Airbnb（這只是成千上萬例子中的一個）：新自由主義引領主動權，左翼政治無能為力，（在最好的情況下）試圖「調節」。資本讀取深層社會潮流，它捕獲慾望，它知道如何把慾望轉換成金錢，為此它不斷發明和創造。與此同時，左派只希望對市場徵收這種或那種稅。
如果今天解放的力量如此虛弱，那正是因為他們失去了與五月風暴的直覺的聯繫。他們不再對生活形式提出徹底異議。他們僅限於批判性意見，溝通的政治，一種事實上不抵抗任何事物的「抵抗」。
要想再次取得主動，我們只能再次在慾望的層面上發起挑戰：我們想成為什麼樣的人類？但我們必須考慮新的環境，因為今天這個慾望的經濟，與20世紀60年代截然不同。
2018：一個捕食能量的政權
今天主導的慾望定位是什麼？ 1974年，利奧塔很有遠見的談到了一種「掠奪性」的能量制度。
「捕食者」不僅僅是吸血的吸血鬼。它的形象很獨特，顯得很複雜也很有趣：捕食者提升能量（從而可以搶奪它們），他們捕食過度激發的能量。[3]
今天這種邏輯強有力的呈現在金融資本主義，掠奪性發展主義政策，不受監管的投機之中。資本滲透到所有層面的生命（人類和非人類）。這些掠奪者安然無恙，繼續掠奪，並使用性暴力作為征服的形式。這就是所謂的新自由主義。
新自由主義對慾望的看法？它不僅不壓抑或規訓，反而還加強了能量：它動員，煽動，鼓勵慾望。
它產生和再現的「人類形態」不再是「經濟理性人」，我們應該稱這種人為「最大化者」，其動機源於對「更多」的渴望。最大化者不尋求儲蓄，節制，清醒或嚴肅，而是無限期地展會戰勝自己：持續創造，保持最大靈活性，持續評估，永久的競爭狀態……
「最大化者」的典型就是「華爾街之狼」：瘋狂，總是嗑藥，鋪張浪費，性關係方面的「掠食者」，加速再加速，過度，不耐煩，無禮，無恥。永遠處於高潮：新自由主義向我們提出的強度類型是高強度。
從無聊到不堪重負
新自由主義不再告訴我們不（「你不能」），而是肯定（「你可以而且你應該」）。它不再通過外在的壓力，而是一種培養內在和自願的力量。它不會壓抑享受（或者它不會讓人享受壓抑），但它會引起人的興趣。這是一種慾望的調製，似乎更難逃脫。
但是新自由主義在掌控慾望的同時也製造了巨大的苦難。我們必須從那種痛苦中開始思考——這是什麼意思？
舊的那種管理制度通過壓制和規訓，嚴格地把身體固定在某個地方並限定它的功能，產生了巨大的無聊。
對無聊（沒有激情的生命，難以找到快樂）的不滿，是20世紀60年代革命性爭論的主要動力。情境主義者Raoul Vaneigem的一句話成為流行的口號：「打倒那個承諾不會讓我們陷入飢餓，卻同時要我們無聊致死的世界！」
今天，「掠奪性」制度通過不斷的動員，強迫，要求，產生了我們俗稱為「不堪重負」的狀態。這種狀態混合了焦慮和壓力，原因是「任務過載」，心理能量被不斷煽動，注意力被不斷刺激，以及與生活混淆的、看起來永無止境的工作時間。
從無聊到不堪重負，從生活的壓迫（教育，統治，壓抑）到動員生活（超負荷，過度興奮，過度刺激）。從不知所措到「疲倦」，在成千上萬的日常談話中所說的「疲憊」和工人階級的疲憊（變成了「猩猩和機器人」），變成是因為壓力，痛苦和內疚導致的精神疲憊，以及不能「永遠保持精力」的挫敗感。 疲倦和沮喪產生了能量的急劇下降，人的生活失去動力。這就是掠奪性制度的另一面。
今天，慾望被「電擊」和「分解」。電擊，是指外部的壓力。分解，則是不斷的擾亂和斷裂、碎片化，任何穩定性的狀態都被腐蝕。
2018年的慾望漂移
馬爾庫塞在《單向度的人》的結尾（這部作品批評了20世紀60年代的社會），引用了本雅明的名言：「只有在絕望的人身上我們才找到了希望。」
今天依然如此。希望就在那些說「我再也不能」，「我不再想要了」的人所表現出來的不滿。
痛苦的，令人窒息的，疲憊的，沮喪的，不堪重負的，飽和的，沉重的，燒盡的，「被電刑的」[3]……他們揭穿了處於主導地位的那種慾望的本質：永遠更多。
但是，今天是什麼阻礙了鬥爭？我們如何擺脫那種不斷要求表演的狀態？我們如何拋棄「最大化者」的形象？我們需要的是對新自由主義的「力比多經濟」的新一輪攻擊——針對其慾望的組織結構。一種對我們慾望能量的「停電」。
這種「鬥爭」不一定是史詩性的，英雄的和集體行動的。我們不應該低估個人性的「停電」和「遺棄」的力量。例如，David Le Breton研究了一種對抗所謂「自我實現」的微妙手段，以便始終為之奮鬥。他談到「沉默」和「行走」。他建議把它們視為政治抵抗的形式。那是對永久連接著生命的喧囂積極逃離，從而製造新的連接的可能。新的連接不是與自我的連接，而是與自己的慾望——作為關注自己的力量（節奏，身體，呼吸）的一種練習，例如作為非商品化的享受，拒絕最大化（那不是人生的目的）。
還有「集體停電」的情況，社會的一些部分便開始共振。有時他們要求某些東西，有時他們卻沒有，有時候他們有一個發展良好的話語，有時則沒有：重要的是他們的組織方式使新自由主義的生活形式受到質疑。以不同的方式生活，感受到另一種生活方式的魅力。在一段時間內，那痛苦，焦慮，瘋狂的「倉鼠輪」結束了。能量從工作和消費轉移到維持集體生活的一刻。我們不再想要在我們所處的位置以外的任何其他地方生活。我們是時間的主人。那是能量的最大濃度。那時我們疲憊，但那將是快樂的疲憊。日常生活的許多病態消失，慾望得以復甦。
在68年巴黎的一面牆上，有人寫道：「拒絕行屍走肉的生活，盡情的享受！」[4]。這是一個反對無聊的口號。但是今天我們再也不能簡單地談論生與死，解放與壓抑，新與舊，激情與無聊，外在與內心的話語。「停電」正好是我們重新奪回自己的慾望的時機。這不是「打破」社會關係（例如父母、工作、周圍環境……），而是打破與一切關係的掠奪性邏輯。這不是為了離開社會進入「解放區」，而是在我們所處的地方推動轉型。它不是生活在一個永久的高強度，而是肯定其他強度的慾望（那與我們有更微妙的關係，這強度有高有低）和與這些慾望的其他關係。
即使今天的形勢和挑戰發生了變化，唯一可以改變世界的方法仍是開始以不同的方式生活。而這就是五月風暴的直覺。
[1] Amador Fernández-Savater是西班牙「憤怒者」運動（15-M Movement）的理論家之一
[2]指利奧塔的著作《力比多經濟學》(libidinal economy)，該書出版於1974年，是他對德勒茲和瓜塔里《反俄狄浦斯》一書的回應。
[3]指徹底麻木的狀態。
[4]法語原文：Vivre sans temps mort et jouir sans entraves，英文翻譯為Live without dead time and enjoy without restraints。
本文原標題為：Politics of Desire:Returning to the Intuition of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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