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充滿焦慮的社會，白領們的焦慮就像韭菜一樣茂盛地生長，以至於焦慮都變成了商機，讓知識付費和碎片學習的收割機開心地馳騁。所以大家嚮往自由和逃離，自以爲眼不見心不煩，逃開了便是自由。

　　但是弗洛姆警告我們，這是虛假的自由。問題的關鍵不是焦慮和約束，而是我們個人自身，是我們的身心解放。我們真正需要學習的，是存在的藝術。

　　艾裏希·弗洛姆

　　像艾裏希·弗洛姆那樣，

　　習得“存在的藝術”

　　文 | 俞耕耘

　　美國著名社會心理學家、哲學家、精神分析學家，法蘭克福學派代表人物——艾裏希·弗洛姆，真正實現了諸多層面的融合。他將社會批判和個體心理，學術性和普及性，精神分析學說和馬克思主義哲學高度統一，寫出了《愛的藝術》《存在的藝術》《逃避自由》《健全的社會》《論不服從》等系列著作。晚年弗洛姆撰寫了《佔有還是存在？》一書，但在出版前，他去掉了個人如何習得“存在的藝術”的章節。這些章節後被收錄進《存在的藝術》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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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洛姆把人的生存模式劃分爲“兩大集合”，它們表徵了人們對待自我和世界的兩種選擇傾向性，決定了如何思考感知，怎樣行動。“一個人最終的生活傾向不是佔有，就是存在，兩者必居其一”。這種分類方法，無疑是種冒險，因爲它就類似把世界分成陰陽，聲稱陰陽之外，沒有其他。弗洛姆用近乎“二進制”的思維，試圖以極度的概括性，窮盡人們千殊萬別的生存狀態。先不論其是否科學謹嚴，單是這種“論斷”的見識氣魄，就令人欽佩。

　　其實，他的分類很容易激發好奇和逆反心。我們偏偏想要駁倒他的論斷，找出第三種“生存模式”，抑或更多“可供選擇的傾向性”。然而，令人沮喪的是，你會發現弗洛姆所言非常精準。你找出的其餘模式，都可以歸併在“佔有還是存在”兩大生存類型裏。這正是弗洛姆立論的高明地方：佔有和存在，本質上就是“外部”和“內部”的問題。在我看來，這種“內和外”，又可以表述爲“我和非我”的劃分。

　　弗洛姆把心理學很輕易就轉換爲哲學問題，那就是選擇“自明”還是“他證”。“傾向佔有的人總是善於利用支撐物，而不善於利用自己的雙腳。這種人使用外部物體才能存在……只有當他們擁有時，才真正成爲他們自己。這些個體覺得存在也像擁有物品”。他們也被物品佔有。柺杖和雙腳就是兩類人的隱喻，如果一個人明明有獨立行走，卻非要靠外在支撐物來實現，無疑沒有“自證自明”。在我看來，可以把其稱爲“外位性生存”。

　　反之，傾向存在的人，“往往意味着其生活是圍繞自己的心理力量”，時刻具有“自我生產”的能力，本質是種自在自爲。所謂的心理力量集中體現爲：愛的能力、理性的能力和生產的能力。如果揣摩一下，這三種能力正好對應我們時代的三種精神症：那就是愛無力、氾濫的非理性和消費主義。弗洛姆發現出了佔有與存在之間的某種守恆，一個人心理能量，自我生產能力的不足與消退，勢必會用佔有傾向來“代償”。存在性的生存模式，是自內而外，通過自身去聯結世界，建立聯繫。在我看來，完全可以稱其爲“內源性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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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人意識到、慢慢熟悉並認同自己未知而陌生的一面，相應地認識外部世界。通過學習這一點，人可以建立一種與自我和外部環境更廣泛、更全面的關係”。反觀佔有性生存，只能根據他所擁有、能擁有、想擁有的東西來定位自己，確立生命意義，宣示生存價值。囤積、佔有和收藏成爲他們的核心行爲。你會發現，他們建立了一種物品和人之間的“同形同構”關係。如果說得更直白，這就是人被物奴役的“物化”過程。一個人如果只能靠外部世界永遠“做加法”，才能證明生存意義。那麼，他本身不過是物品累加的象徵物、觀念物而已。一旦物品不存，他們甚至找不到存在的理由和根據。

　　更嚴重的是，佔有型生存可以把人和人的關係轉換成人和物品的關係。當然，現代性社會並不會像奴隸制語境下聲稱可以佔有、使用一個人，就像對待財產一樣。如今，佔有型人格會常常使用一些變體，諸如“負責”“關切”來對他人實現“綁縛”。男女之間強烈的佔有慾，父母對子女的“處置”和“管理”，都可視爲佔有性生存的典型。事實上，我們很難區分哪些是負責關心，哪些是純粹的支配慾望，或許藉口和“本質”本來就纏繞在一起。“因此，兒童、殘疾人、老人、病人以及那些需要照顧的人被接管後被認爲是別人的一部分，當病人恢復健康，孩子希望自己做決定時，這種佔有模式帶來的矛盾就會凸顯”。

　　當我們日常談論“你要知道你想要什麼”時，就已經說明佔有常常是預設的前提，佔有傾向纔是更爲普遍的現象。存在的藝術是難得的，也是需要長久修煉方能“習得的”。存在傾向並不意味着禁慾和苦修主義，而是在觀念上確立一種“首要性”，明白自我存在是第一性的，而物品是第二性的。弗洛姆認爲，從佔有向存在傾向的轉變，之所以是有意義且必要的，原因在於兩者隱含的“雙重曲線”。存在傾向蘊含的三種能力（愛、理性和生產）是不會被消耗、買賣或讓渡的，它們在實踐中是會強化、增加的（上升曲線）。佔有物品就顯然相反：不僅物品會被持續損耗折舊，而且失去和“易主”更是最大的不確定性（下降曲線）。曉以利害，成了弗洛姆論述的最大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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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在的藝術》原本就是《佔有還是存在？》一書的重要組成部分。兩者構成了原理加方法論的完整結構。“存在的藝術”之所以會被作者特意撤掉，在我看來，是與弗洛姆思想體系的“慣性”分不開。這種慣性，就是作者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再接受”，他的社會批判維度超越了封閉化的個體自我意識研究。在他看來，“習得存在的步驟”這部分提法，不免給人造成誤解，彷彿佔有型傾向憑藉個人修煉就能克服，“以爲通過培養自我意識、發展自我意識以及進行自我分析就可以精神健康”。弗洛姆更想探究佔有型文化的根源——廣泛深刻的社會經濟基礎。他要在勞動組織和生產模式，政治基礎裏發掘個體轉變、自我決定的可能性。

　　然而，存在的藝術提供的修煉方法對個體仍舊是有意義。換用福柯的觀念看，這完全也可被視爲“自我的技術”，關切自身的生存美學。弗洛姆重申瞭解放的概念，把解放從狹隘的“外部勢力”施加的政治層面，拓展爲身體和心靈的雙重解放。前者如精神分析法、物理按摩法，後者則主要從東方思維裏汲取營養：如瑜伽、禪宗、冥想以及坐禪。作者敏銳覺察到，這種貌似通往存在的練習活動，其實也有弔詭的一面。比如支持偶像崇拜，神祕主義變相削弱了自我意識，心靈獨立性。另一面，這些練習不過是“”短暫淺層”的放鬆活動，停留在緩解疲勞的層面，對實現內心自由，通往存在還差得遠。

　　弗洛姆列舉了真正“習得存在”的途徑：不渝、清醒、覺悟、專注和思定。然而，這一過程還需克服許多障礙。“八卦閒聊”代表了瑣碎、膚淺和單調，它缺乏內在深度，成了主要干擾項。“它源於缺乏生機、反應遲鈍、死寂沉默，或者說源於對人的核心任務——充分實現自我——毫不關心”。其次，是不勞而獲的信條，學習無需付出努力就能完成。遺憾的是，習得存在的步驟，必須不急不躁，心甘情願接受這些痛苦（肉體疲倦，精神厭煩）。最大的障礙則是一種“抗拒專制”的僞自由觀。

　　爲何稱爲虛假的渴望自由？因爲它只不過是給無限的慾望提供了藉口——“抗拒專制”。一個人“無力感越強，越缺乏真實的意願，越趨於服從或強迫性滿足心血來潮的慾望，越發恣意”。這種論述也成爲《逃避自由》一書的核心關切。在《逃避自由》裏，弗洛姆描述了現代權威主義吸引了大批渴望“逃避自由”的人，形成了特定的心理機制和性格類型。那就是施虐——受虐症人格。逃避機制的一種明確形式在於渴望臣服或主宰，即我們所說的受虐和施虐衝動。然而，它們又僞裝成理性化形式：受虐被視爲愛與忠誠，極端把自己貶低爲物品，歸屬於他人。施虐的邏輯又更加隱蔽，表面看它是統治主宰的一方，其實它反而是依賴性更強的一方。

　　“施虐者需要他所統治的人，而且是非常需要，因爲他的力量感是植根於統治他人這個事實的。這種依賴有可能完全是潛意識的”。從而，《逃避自由》與《存在的藝術》在深層上是融貫的，存在和自由是統一的，而佔有性生存和施虐－受虐的“物化邏輯”又是一體的。因爲只有依賴外在，從屬或主宰才能獲得價值意義。戀物癖、戀屍症人格就是對無生命物的迷戀，要想永恆佔有，就會讓對方成爲物品，或是死亡之物。佔有型人格恐懼失去與被剝奪，他們只能以極端形式獲得這種滿足。法西斯主義和希特勒的人格，就表象了這種症候。弗洛姆寫道：“現代人獲得了自由，然而在內心深處卻渴望逃避自由。現代人擺脫了中世紀的束縛，卻沒有能夠自由地在理性與愛的基礎之上建立起一種有意義的生活”。

　　《深港書評》編輯 ｜ 伍嶺

　　來源 ｜ 晶報《深港書評》